【摘要】馬克思將畢生精力投入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之中，消滅階級壓迫和消除貧困是馬克思一生的理想愿望。基于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貧困理論的批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的靜態特征和動態演化進行邏輯釋析，揭示了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的邏輯理路，闡明了貧困視角下政治國家、資本積累和意識形態三個維度的辯證關系，為無產階級擺脫貧困提供了理論指引。通過對馬克思貧困理論的邏輯整體性廓析，厘清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困積累的始源性致因，發掘貧困積累隱匿表象背后的真相，可以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界闡釋馬克思貧困理論潛在的邏輯理路和蘊含的辯證圖景。
【關鍵詞】馬克思貧困理論；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作者簡介】鄭繼承（1984—），男，湖北秭歸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員，云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云南遠景智庫特聘專家，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
長期以來，理論界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四重異化說、意識形態理論和自由人的聯合體思想等方面展開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層出迭見。然而，在貧困理論研究和治貧實踐創新如火如荼的今天，關于馬克思貧困理論以及與其生成存在著內在邏輯關聯的治貧策略的研究卻寥若晨星，更是鮮有學者將其置于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宏闊背景之下進行現實意義的考量和價值功能的發掘。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深刻研究馬克思貧困理論，既是對中國貧困理論發展的深切呼吁，又是對當代貧困治理的理論回應。基于此，本文試圖厘清馬克思貧困理論的“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二元維度的邏輯理路，嘗試構建闡釋馬克思貧困理論在政治國家、資本積累、意識形態三重機理的辯證圖景，以此鮮活地展現馬克思貧困理論系統縝密的整體架構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
一、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貧困理論的批判
貧困問題研究學術史源遠流長，貧困治理的經濟學理論根基深厚。早期，亞當·斯密、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都對貧困理論有所觸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貧困思想對馬克思貧困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也構成了當代解讀馬克思貧困理論的核心要件。
（一）古典政治經濟學貧困理論
1776年，世界正處于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端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深入闡述了“富國裕民”的思想。當時，斯密雖然沒有直接提出貧困研究的理論范式，但在撰寫《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過程中，針對“財富積累與貧困同現”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盡考察，基于財富三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分析財富積累過程中所產生的貧困問題。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資本所有者獲得利潤，勞動者獲得工資。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是國家富裕程度的集中表現，相對較低的勞動工資是勞動者進入貧困狀態的核心因素。斯密認為“勞動報酬優厚，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國民財富增進的自然征候。反之，貧窮勞動者生活維持費不足，是社會停滯不進的征候，而勞動者處于饑餓狀態，乃是社會急速退步的征候”。也就是說，一旦勞動者的工資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勞動者陷入貧困狀態的可能性也將大大提高，如果這一差距深度惡化，還將導致勞動者生命的終結。基于此，斯密將解決貧困問題途徑訴諸于國民財富的擴張和積累，并主張通過國民財富的增殖與積累來創造就業和勞動需求，進一步拉動勞動工資增長，改善勞動者的生產生活狀況，進而擺脫貧困的束縛。
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社會生產力大幅提高。然而，處于最底層的勞動群體的生活條件卻沒得到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改善，工人階級不僅沒有享受到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紅利，甚至還出現了貧困程度逐步深入的艱難態勢。1798年，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匿名發表《人口原理》，其核心論點認為人類的生存、繁衍與發展離不開諸多生活資料的保障，但是，由于人口按幾何級速度增長，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卻只以算術級的速度增加，這種人口數與食物數差額的直接后果，即是食物的短缺和過剩人口的貧困，根據這一“自然法則”，馬爾薩斯將貧困歸因于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生產資料的增長速度，盲目的人口增長必將導致更加嚴重的貧困問題，阻礙人類進步與發展。由此，馬爾薩斯基于控制人口增長的視角提出緩解貧困的核心策略是政府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或鼓勵個體節制生育。同時，馬爾薩斯還強烈抨擊在英國風靡一時的《濟貧法》，認為此法案的人道主義價值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會促使貧困家庭生育率迅速上升，在食物增長速度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貧困人口數量將急劇增加，貧困程度也將愈發深化。誠如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宣稱，如果沒有濟貧法，普通人要比現在幸福得多。
1817年，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圍繞工資制度和人口之間的潛在關系來研究貧困問題。在李嘉圖看來，表征勞動者的市場價值的價格具有雙重性，不僅受勞動者生活必需品自然價格的影響，還受勞動力市場價格的影響。只要自然價格高于市場價格，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將會大幅縮減，工資的實際購買力也將大幅下降，甚至工資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費，致使勞動者很容易陷入正常生存資源匱乏境地。面對快速增長的人口對相對穩定增長的生活資料所產生的潛在壓力，李嘉圖認為緩解這一壓力的唯一途徑就是降低人口增長的速度。只有當人口減少到足以減輕人口對生活資料產生的壓力時，勞動者才有可能擺脫貧困。正如李嘉圖所說“工資正象所有其他契約一樣，應當由市場上公平而自由的競爭決定，而決不應當用立法機關的干涉加以統制”。
1819年，西斯蒙第立足于“人本主義”理論來考究貧困的本源問題。西斯蒙第將貧困的本源歸咎于國家財富分配的不均衡。由于國家過分關注財富增長和保有資本，任由資本家不斷壯大，社會財富的分配超出了社會的調節能力，造成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從而加劇了貧困、饑餓、饑荒等不公現象。基于此，西斯蒙第倡導國家政府在解決貧困問題中應該發揮兩重作用，一方面，國家政府以人道主義價值中立的姿態參與社會事務中；另一方面，國家政府以仲裁者的身份參與到社會資源的調配中。西斯蒙第并不主張完全消滅貧困，而是容忍社會貧富共存，強調貧困治理只需實現“窮人的享受包括豐富、多樣化和衛生的食品；與氣候相適應、數量足夠的干凈衣服；同時考慮到氣候和取暖需要的衛生的、舒適的住宅。最后，通過同樣的勞動，窮人至少將得到同樣的享受，確信未來的生活決不低于現在”。
綜合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貧困的論述，可以看出所談論的貧困在嚴格意義上講都屬于絕對貧困的范疇，所關注的對象主要是生活需求難以得到滿足的赤貧者和完全依賴勞動而獲得工資收入的階層。顯然，沒有從現代社會視角來分析普遍貧困現象，也沒有涉及由于生產關系所導致的相對貧困問題。
（二）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貧困理論的批判
馬克思貧困理論源于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貧困思想的深刻批判，從現代性場域和理想性愿景的互動張力出發，構筑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貧困話語體系的理論框架，實現了對傳統貧困理論的顛覆性革新。具體而言，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貧困闡釋的不合理性和政治國家治貧策略的無效性，通過剖析貧困生成的始源、貧困積累的本質，進而揭示資本主義社會貧困的內在機理。
第一，馬克思基于現代社會視角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英國社會赤貧現象解釋的不合理性。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貧困理論，貧困是市場經濟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處在市場體系中的原子式個人，只能通過個人的勤勞努力成為有財者，否則就只能被競爭所淘汰淪入赤貧境地。馬克思立足于社會生產的視角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批判，認為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導致大量勞動者無處就業、一無所有。英國社會的普遍性赤貧現象是現代工業的必然后果，工人階級整體性貧困與英國的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有直接的關聯性，具體表現為“多么好的新鮮的空氣，那是英國地下室住所充滿瘟疫菌的空氣！多么壯麗的大自然的美景，那是英國貧民穿的破爛不堪的衣衫；是婦女們飽受勞動和貧困折磨的憔悴面容和干癟肌膚；是在垃圾堆里打滾的孩子們；是工廠里單調的機器的過度勞動造成的畸形人”。無產階級的貧困不僅表現為物質資料的嚴重匱乏、勞動者收入的低下，還應該表現為從勞動條件、居住環境到個人身心的全方位的非人化狀態。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從勞動者個人身上去探尋社會普遍貧困的范式有失偏頗，簡單地將貧困產生的根源歸因于窮人的愚昧無知也不盡合理，應該從現代社會視角來分析普遍貧困現象。
第二，馬克思基于政治國家與社會內在關系的視角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應對貧困問題策略的無效性。在馬克思看來，英國政府全盤接受了馬爾薩斯等古典經濟學家的貧困治理思想，通過修訂法律制度、改進行政機關執政方式和發展慈善事業來治理貧困，將必然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1834年，英國政府頒布新的《濟貧法》，名義上是救濟處于貧困狀態的人群，實際上卻損害了貧困人群的尊嚴，迫使貧困人群完全依賴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被社會貼上恥辱、卑賤、低微的弱勢標簽，強制赤貧者從事勞動以示懲戒，致使赤貧“紀律化”和“永久化”。英國這一做法，完全符合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倡導“自發調節市場體系”的要求，推動市場體系的確立。于是，政治國家的作用在市場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發揮。政治國家作為資產階級意志的踐行者不可能不顧自身利益而實施徹底消滅貧困的政策舉措，政治國家的統治者作為資產階級利益的共享群體更不會絕對主張消滅剝削，如果政治國家要消滅貧困，那它就應該消滅無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從而消滅這個社會和作為它的產物的政治國家自身。資產階級正是借助于政治國家這一強有力的中介對無產階級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現代社會貧困現象愈演愈烈，并成為市場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針對這種內在矛盾的剖析，一直延續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并開辟出一種本質上不同于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理論構架。
二、馬克思貧困理論二元維度的邏輯理路
一般而言，貧困是由于生產力的落后導致財富生產能力的低水平循環，或者是由于意外的突發情況致使勞動者暫時失去勞動生產能力，從而形成勞動者生活處于十分拮據的狀態。通過對馬克思理論著作的梳理，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通過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的二元維度來釋析資本主義社會下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
（一）“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
“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這組概念，在馬克思分析貧困問題的經典著述中一直具有強烈的辯證色彩，一度成為理論界叩開馬克思貧困理論大門的總鑰匙。
關于絕對貧困，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進行了系統闡述，馬克思指出“勞動能力表現為絕對的貧困，因為整個物質財富世界以及物質財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換價值，都作為別人的商品和別人的貨幣與它相對立，而勞動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機體中存在的和具有的從事勞動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卻與實現勞動能力的一切物的條件，即同它本身的現實性完全分離了，失去了這些條件而獨立地存在著”。從這一段論述來看，絕對貧困的內涵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全部的物質財富被剝奪，只剩下自身的勞動力，一無所有的狀態。絕對貧困即生存性貧困，是剩余價值規律與資本積累共同作用下的具體體現，表現為收入難以滿足基本生活、失業可能性提高等。資本主義社會下大規模的絕對貧困主要出現在戰亂期間、經濟危機時期、資本主義社會萌芽時期。
關于相對貧困，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評價李嘉圖時指出“他更應該理解，僅僅以剩余價值為目的即以生產者群眾的相對貧困為基礎的生產形式，決不能像他一再說明的那樣，是財富生產的絕對形式”。從這段論述來看，馬克思相對貧困的內涵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勞動工人不得不將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價值的一部分無償地貢獻給資本家。可以看出，馬克思的相對貧困概念是基于“以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所決定的分配關系”視角所進行的闡釋。馬克思在闡述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利潤的增長對勞動者的影響中指出“雖然工人生活的絕對水平依然照舊；但他的相對工資以及他的相對社會地位，也就是與資本家相比較的地位，卻會下降”。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相對貧困問題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貧瘠和財富上的匱乏，還隱藏著社會地位低下和身份的卑微。
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作為馬克思貧困理論的兩個基礎要件，兩者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一方面，無論“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都具有絕對性。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過程中，勞動者除自身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狀況和勞動者必須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價值的狀況都不會發生變化，也就導致勞動者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狀況也不會發生變化。另一方面，“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勞動者地位和物質生活狀況的靜態反映，而不具有動態特征。無論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是否惡化，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就會持續的存在下去。
然而，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歷史階段，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生產方式和生活條件相繼得到大幅提高，于是就簡單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貧困“已經消失”或“基本消失”、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不復存在”，以此宣稱馬克思貧困理論“不再成立”、馬克思貧困理論失去對當代世界貧困問題的解釋力，這種結論有失公允，也很難讓人信服，必須予以正清。
（二）“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
相比較于“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只多了一個“化”字，所謂的“化”是從英文“-ize”這個詞尾轉譯過來。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對“-ize”的解釋，后綴“-ize”表示“使之成為”。由此推演，“貧困化”的涵義可譯為“使之成為貧困”，具有階段性的特征，表示一種動態過程。馬克思經典著述貧困論域中，雖然沒有明確地使用過“貧困化”這一概念，但論述的邏輯范式和語境結構都隱匿著“貧困化”的蘊意。特別是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學說，就是對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的完整闡述。直到后來，列寧對馬克思貧困理論進行系統總結和整理之后，才正式使用“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的概念。可以這樣理解，“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是馬克思貧困思想的理論精髓，“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的概念是列寧對馬克思貧困理論動態范疇的總結凝煉。
關于絕對貧困化，最早出現在列寧《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化》一文中，“工人的貧困化是絕對的，就是說，他們確實愈來愈窮，不得不生活得更壞，吃得更差，更吃不飽，更多的人棲身在地窖里和閣樓上”。絕對貧困化的內涵表現為：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勞動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勞動者物質生活水平絕對地下降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現役軍”和“后備軍”的分析范式來分析無產階級勞動者赤貧的動態變化情況，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中用“剪息票”來分析由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對無產階級更深層次、更為隱形的剝削帶給無產階級勞動者生活水平的動態變化。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確實存在，這種狀態不過是相對地、有條件地存在。諸如，機器替代手工勞動時期產業后備軍增加導致雇傭工人實際工資的下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和發展停滯時期的雇傭勞動高度依賴資本導致勞動者物質生活水平絕對地下降，戰亂致使勞動者生活更加艱難。
關于相對貧困化，列寧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化》中討論完“絕對貧困化”之后，繼續指出“工人的相對貧困化，即他們在社會收入中所得份額的減少更為明顯。工人在財富迅速增長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比重愈來愈小，因為百萬富翁的財富增加得愈來愈快了”。相對貧困化的內涵表現為：勞動者的收入在社會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在無產階級總人口增加的情況下，無產階級總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可以提高，且前者增長的速度（即人口的增速）遠高于后者提高的速度（勞動者的收入在社會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速），就個體而言，每個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在其所創造的價值中的比重是降低的，此時即無產階級勞動者相對貧困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勞動力價值和勞動力使用價值這兩大工具，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勞動者平均收入在其所創造的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的變化趨勢，進而揭示出相對貧困化的深層次內涵。
貧困化具有絕對與相對兩種樣態，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發展，意味著無產階級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下降，資產階級所占有的剩余價值份額的上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貧富差距的擴大，兩者之間的鴻溝逐步加深，必然導致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日益尖銳化。而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又使這種矛盾和斗爭更加激烈。一旦矛盾和斗爭激化到一定程度，必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一方面，由勞動者在國民收入所占的份額有著不斷下降的總趨勢，資產階級所占有的剩余價值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上升的總趨勢，可以認為絕對貧困化是相對的。另一方面，由于勞動者物質生活水平沒有不斷下降的總趨勢，但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機器替代手工勞動、經濟危機、戰亂時期）必然下降，可以認為絕對貧困化是相對的。再一方面，勞動者物質生活水平的下降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下降，絕對貧困化必然引起相對貧困化。反之，則不成立，由于勞動者實際工資的提高可以同它在所創造的價值中所占份額的下降同時并存，所以相對貧困化未必引起絕對貧困化。
三、馬克思貧困理論蘊含的辯證圖景闡釋
馬克思貧困理論內在辯證關系表象為社會人的轉變，即現實的人與自由的人之間的變換。一方面，由于人的異化致使現實的人轉向自由的人。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本質復歸致使自由的人轉向現實的人。在這封閉的循環場域內，由現象到本質映射出貧困始源、貧困積累與貧困衍生的內生條件。
（一）貧困始源：政治國家的存在
馬克思并沒有專門針對政治國家展開研究，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的、歷史的境域中對政治國家進行了一些探討。在馬克思看來，政治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即政治國家是“獨占權力的正式表現，看做對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認”。言外之意，政治國家是統治階級為了實行階級統治所用的工具。馬克思認為，政治國家是與私有制共同存在的組織，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政治國家很容易被資產階級所收買，成為“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更是義正言辭地宣稱“現代的國家政權只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者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將貧困產生的根源歸因于國家缺乏政治智慧，旗幟鮮明地指出貧困的始源只能從政治國家的本質中去探究。一方面，貧困是既往歷史發展的結果，無數次經濟變革的產物，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歷史現象。資本主義社會歷史進程中，只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政治國家才會出現。隨著歷史的演進，政治國家演變為奴隸制國家、封建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等形態，這只是政治國家社會形態的歷史演變，國家本質屬性并沒有隨之改變。一旦私有制被純粹的公有制所替代，國家也將隨私有制的消亡而退出歷史舞臺。另一方面，政治國家隨階級的出現而逐漸形成，并被居于統治地位的階級所掌控，國家行為準則的制定必然要利于統治階級。由此可見，國家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正如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所闡述“國家政權也就隨著愈益具有資本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的性質，具有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的性質，具有階級統治機器的性質”。
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馬克思將政治國家定義為“虛幻的共同體”，從勞動和分工角度論述了政治國家的產生機理，證明政治國家與私有制相互協同，成為“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立足于階級關系的視角，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國家內部的一切斗爭——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相互之間的斗爭，爭取選舉權的斗爭等等，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普遍的東西一般說來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個不同階級間的真正的斗爭（德國的理論家們對此一竅不通，盡管在《德法年鑒》和《神圣家族》中已經十分明確地向他們指出過這一點）”。因此，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貧窮的根源歸因于政治國家存在的不合理性，歸咎于維護代表所處階級來管理國家的統治者。基于此，馬克思認為消除貧困問題的唯一路徑就是從貧困始源入手，推翻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打破“虛幻的共同體”，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
（二）貧困積累：資本積累的深化
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表現為同生共存的關系。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力生產的剩余價值，通過擴大生產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來進行資本積累。隨著生產規模的越來越大，資本積累的數量也越來越大，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于少數資產階級，創造財富的多數無產階級則日益貧困，社會貧富差距和兩級分化也就越大。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表述的一樣“一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惡化。最后，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資本的本質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物，資本是“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基于資本邏輯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統轄，勞動資料由“直接生產者的財產”轉化為“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一方面，資本家對剩余價值貪婪的攫取意味著勞動者貧困程度的擴張。牟獲更多的剩余價值是資本家擴大生產的唯一動因，這一行為并不會因為產生貧困而停滯不前，也不會因為貧困積累而放慢速度。資本家為了實現資本最大程度的增殖，必然會不遺余力地將剩余價值投入到擴大再生產的資本循環中去，于是就形成了大規模的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大規模的資本積累促使資本擴張的速度遠遠高于市場空間的增長速度，“資本積累”的動力轉化為與之相反的另一種動力，即“貧困積累”的動力，形成全社會購買力萎縮、勞動者貧困更加深化。換而言之，資本的積累意味著貧困的積累。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積累是貧困積累的直接原因，資本積累的過程也是農民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過程，資產階級通過資本積累讓勞動者失去生產資料，統治階級利用政治國家的權利讓無產階級和農民陷入貧困，資本積累越快，貧困程度就越深。
按照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隨著資本積累的逐步深化，整個無產階級物質生活狀況、勞動條件和精神生活日益變得惡劣，折射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必然性。
（三）貧困衍生：意識形態下的精神貧困
唯物史觀認為，物質決定意識。人類的精神世界是物質世界在意識形態上的集中反映，物質生活水平不只是給人類生存與發展提供生產條件和生活資料，也為人類精神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在馬克思看來，與外部世界物質貧困相對應的還有意識形態的精神貧困，具象為“勞動對工人說來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于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基于意識形態下的精神貧困，表現在人們特定經濟關系上的概念、范疇和思維，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中意識形態所具有的虛假性、控制性，構成了觸發貧困的內源條件。
意識形態是用社會意識的華麗外衣去維護階級社會的存在，并通過社會氛圍有組織地將統治階級的意識灌輸到個體的認知系統中，進而外化為個體對社會秩序和規制的遵從。一方面，意識形態的虛假性表象為意識形態對貧困人群的欺騙。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意識形態源于利益，意識形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利益的客觀反映。革命時期革命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奪取政權后居于領導地位的革命階級搖身一變成為國家的統治者，再次拋出諸如“自由、民主、博愛”“等量資本帶來等量利潤”“利潤是資本投資帶來的結果”“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商品拜物教”等觀念，實則掩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內部矛盾、運動、變化和發展，試圖從思想觀念上模糊勞動者對其自身貧困的認知，瓦解貧困人群的革命性，淡化無產階級的革命熱情。誠如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揭露資本主義的虛假性一樣“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的利益”。另一方面，意識形態的控制性表象為技術理性對無產階級的壓抑，使其走向單向度。馬克思認為，手工業階段的工人因擁有勞動技能而在生產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機器大工業階段的工人完全失去任何專業的性質由操縱機器的主體變成服侍機器的奴隸，分工使“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由“完整的、整體的人”異化為“殘缺的、局部的人”。統治階級借助于科學技術進步所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通過意識形態對無產階級實施社會控制，無產階級在強大的文化工業面前毫無反抗能力，人性最基本的好奇心、創造性、獨立思考均受到阻止，思維意識辨別事物的判別能力、超越能力、批判能力都被閹割和淹沒，被整齊劃一地固化了的思維意識走向單向度。
由此，馬克思認為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點在于從意識形態層面認識到資本主義剝削的內在本質，剝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枷鎖，撕開資本主義的華麗外衣，揭開統治階級虛假觀念，擺脫利益集團隱性控制。于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就成為了必然性。
四、余論
以上論述表明，馬克思貧困理論與其政治經濟學理論、唯物史觀存在緊密聯系，且蘊含著豐富而深邃的思想。馬克思貧困理論從現實社會生產活動出發，以生產關系為研究主線，科學地破解了貧困產生的本質根源和貧困深化的隱形因素，探尋到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貧困積累的規律和趨勢，為全世界重新認識貧困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貧困理論，從認識論的維度建構出人類消解貧困的理論基石。立足于當代，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奉行西方貧困理論來治理貧困，導致越治越貧、貧困問題愈演愈烈、貧困人口日積月累，西方貧困理論在現實問題面前解釋力顯得軟弱無力。與之相反，社會主義國家在馬克思貧困理論的指導下，結合現實情況對馬克思貧困理論與時俱進的創新，探索出一系列治理貧困切實有效的實踐途徑，推動了馬克思貧困理論時代化。有理由相信，在馬克思貧困理論的指導下，人類反貧困事業必將取得決定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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