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商品概念不僅作為批判對象支撐起了其早期的人本主義批判理論，而且還以起始性概念的身份在《資本論》的理論框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學界始終對它投入很大的關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近幾年來，國外一些學者在理解和運用馬克思的商品概念時出現了一些邏輯上的混亂，他們要么把它只是放在交換價值的層面上來理解，并致力于從中引申出物化批判的思路; 要么把它與資本概念混同起來，并從資本再生產邏輯中推導出商品關系的單純客體性。筆者以為，這在深層的理論邏輯上是由于對馬克思的兩種商品概念未做區分的結果。在馬克思那里，存在著作為資本關系的前提的商品和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的商品這兩種商品概念。準確地理解這兩種商品概念的內涵及關系，對于我們深刻地解讀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以及整個馬克思哲學的深層內涵都是很有幫助的。
一
必須承認，馬克思對這兩種商品概念尤其是對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的商品概念的論述不是太多。由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撤下了原先在《1863 －1865 年經濟學手稿》中為《資本論》第一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寫的第六章“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這使得我們如果不熟悉《資本論》的三大手稿的話，就很容易得出馬克思并沒有對后者作出論述的結論; 但事實并非如此。馬克思就是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這個文本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多次清晰的論述。他指出，“一定范圍的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從而商業的一定發展程度，是資本形成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起點。我們把商品看做這樣的前提，從商品這個資本主義生產的最簡單的元素出發。但另一方面，商品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產物，結果。起初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元素的東西，以后又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產物。”。
我們首先來對馬克思關于前者的論述進行分析。在他看來，作為資本前提的商品的最根本特性是交換價值。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是貨幣必須能夠在市場上買到它所需要的勞動條件，也就是說，生產要素必須是商品，必須以交換價值的形式進入生產過程。生產要素越具有交換價值特性，生產過程就越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當一切產品和活動都轉化為交換價值的時候，這個生產過程也就實現了它的資本主義形式。當然，盡管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的表面上，商品才表現為財富的一般元素形式，但并非只有在這一階段上才有商品關系的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卻決不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如我過去已經闡述過的，不如說屬于‘資產階級以前的社會形式’。它們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顯然，馬克思是從歷史發生學的角度來界定這種商品概念的。正因為如此，這一概念的最基本形式只能是交換價值，而不可能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才出現的那些具體形式，如剩余價值等。
當我們從這種商品概念即第一種商品概念的角度來審視馬克思研究商品關系的相關文本時，不難發現，《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人本主義異化觀的角度所批判的那種“商品”，恰恰正是這種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之前提的“商品”，而并非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結果的“商品”，正像他在“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一節的開頭所說的: “我們是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的。我們采用了它的語言和它的規律。”由于商品交換的前提是交換者必須擁有這種商品的占有權和所有權，因而，此時的馬克思對勞動者是否占有勞動產品、是否占有生產這種勞動產品的勞動過程等問題非常關心，他的異化勞動理論事實上就是建立在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之基礎上的。
在同時期所寫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馬克思所批判的也是這種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之前提的商品交換關系，“為什么私有財產必然發展到貨幣呢? 這是因為人作為喜愛交往的存在物必然發展到交換，因為交換———在存在著私有財產的前提下———必然發展到價值。其實，進行交換活動的人的中介運動，不是社會的、人的運動，不是人的關系，它是私有財產對私有財產的抽象的關系，而這種抽象的關系是價值”。
如果我們聯系馬克思后來在《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的“剩余價值理論”部分對穆勒這一著作的再次閱讀，就可以看出當他在批判對象上突破了作為資本前提的商品這一層面后，其思想也會隨之獲得較大的推進。“穆勒最大的特點是: 在他看來，貨幣只是為了方便而發明的一種手段，同樣，資本主義關系本身也是為了方便而想出來的。這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關系，是為了‘方便’而發明出來的。商品和貨幣轉化為資本，是由于工人不再以商品生產者和商品所有者的身份參加交換，相反，他們被迫不是出賣商品，而是把自己的勞動本身( 直接把自己的勞動能力) 當做商品賣給客觀的勞動條件的所有者。”這顯然是只有在看出了雇傭勞動與資本的交換關系與勞動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之間的普通交換關系之不同后才可能說的話。
1845 年之后，馬克思獲得了解讀商品關系的正確方法論即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但并不意味著在對商品概念的理解上自然而然地獲得推進，這實際上還有賴于他自身不懈的理論努力。這一點我們可以從《1857 －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清晰地看出來。以下兩個原因使馬克思在這一手稿中是從“貨幣章”或者說商品的交換價值開始論述的: (1)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所說的分篇計劃中，馬克思就是準備從或多或少屬于一切社會形式的“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出發的，而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雇傭勞動等范疇是被放在第二篇中加以論述了。而如果我們看《資本論》第一卷的開頭部分，情況則有所不同。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馬克思在這里是從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一般元素形式的商品，而不再是從作為一般的抽象的規定的商品出發的。這種區別顯然不是無關緊要的。(2)在寫作《1857 －1858 年經濟學手稿》的“貨幣章”及“資本章”的開頭部分時，馬克思的解讀對象只是作為資本前提的商品。由于這種商品的最基本形式是交換價值，馬克思在這些文本群中只抓住交換價值的線索來構建批判理論框架，從邏輯上說也是很正常的。
事實上，馬克思只是在寫作“資本章”的過程中才發現和提出了是否應把價值理解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的問題，并明確地意識到了簡單交換關系中的使用價值與被交換價值決定的使用價值這兩者之間的不同，“不能說交換價值在簡單流通中實現自己。所以有這種情形，是因為使用價值不是作為使用價值，不是作為由交換價值本身決定的使用價值而同交換價值相對立; 相反，使用價值本身不是同交換價值發生關系，而只是由于各種使用價值都用它們的共同性——都是勞動時間———作為外在的尺度來計量，所以才成為一定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的真正的關系還不曾出現”。既然如此，在這之前所論述的商品當然也就只能是作為資本前提的商品了。
于是，我們便在“貨幣章”中看到了如下的論述: “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系。這種社會聯系表現在交換價值上，因為對于每個個人來說，只有通過交換價值，他自己的活動或產品才成為他的活動或產品; 他必須生產一般產品———交換價值，或本身孤立化的，個體化的交換價值，即貨幣。”“在交換價值上，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 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
在此，我們首先要承認馬克思的這種基于交換價值視角的拜物教批判理論的確是其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這是否是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的核心內容? 他此處所解讀的交換價值在何種意義上只是指稱在資本主義社會得以普遍化了的那種交換價值，而不是在封建社會的集市上半個月出現一次的那種交換價值? 馬克思在“貨幣章”的最后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明確指出，此章所論及的交換價值只是簡單流通關系中的交換價值，“在交換價值進一步的發展中，這種情況就會發生變化”。
雖然在“資本章”開始沒多久，馬克思的確認識到了商品價值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在論述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問題時也的確認識到了這種交換過程中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即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一般交換關系和資本同作為資本的使用價值的勞動之間的關系，但客觀地說，在整個“資本的生產過程”篇中，馬克思對呈現在資本主義經濟過程表面的商品概念的理解還不是太深刻，他還不能全面地把握住這種商品關系與一般流通過程的商品關系之間的根本區別。譬如，在“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一節中，馬克思是把這一交換過程中的兩個方面分開來加以考慮的。這種作法雖然體現了他已經把勞資交換與一般的商品交換區別了開來，但由此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它不容易使馬克思更清晰地看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條件下勞資交換關系在形式上的發展，尤其是勞動價值向勞動力價值的發展。如果用《1861 － 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的觀點來看馬克思在這一小節中的相關論述，我們不難發現這其中還是有一些不足的。
馬克思把勞資交換理解為兩個相互對立的過程，“(1)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勞動，即作為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樣也有價格的使用價值，同資本出讓給他的一定數額的交換價值，即一定數額的貨幣相交換。(2)資本家換來勞動本身，這種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活動，是生產勞動; 也就是說，資本家換來這樣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使資本得以保存和倍增，從而變成了資本的生產力和再生產力，一種屬于資本本身的力。”這種把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理解為勞動這種商品與貨幣之間的交換關系的觀點，明顯地具有從一般商品關系來審視勞資交換關系的痕跡，因為它沒有把握住如下的特點: 當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條件下得以普遍化的時候，雇傭勞動者所出賣的不是勞動商品，而是勞動力商品。購買勞動力商品的也不是簡單的貨幣，而是貨幣的發展形式即資本。
這一小小的不足也給馬克思關于資本生產過程的解讀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他在“資本的生產過程”篇中盡管的確已經看到了作為資本的使用價值的勞動在保存和增大資本價值方面所起的作用，但由于在對勞資交換關系解讀上的簡單化傾向，馬克思此時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理解，實質上是停留在工人的活勞動使作為資本而存在的勞動資料及勞動材料的價值得以保存和增殖的層面上。他還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重要特征是: 勞動過程中的所有要素都不是貨幣所有者已經占有的使用價值，而都是作為商品被買來的使用價值。他還沒有把解讀思路提升到資本的自我再生產的層面，“資本主義生產不僅要求投入勞動過程的商品得到增殖，通過追加勞動( 產業消費無非是追加新的勞動) 獲得新價值，而且也要求投入產業消費的價值……作為價值增殖本身，靠它們本來是價值而生產新的價值。如果問題只涉及到前一種情況，那我們就還沒有超出簡單商品的范疇。”。
馬克思的這個論斷下得好。他在此篇中論及資本和勞動的交換時居然沒有對勞動能力的價值展開論述，恐怕就是跟他此時只是把勞動和資本當作簡單商品范疇來看待有關，雖然他看出了活勞動這種簡單商品的特殊功能。實際上，如果馬克思真的已經把商品概念的解讀置放在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層面上，那他就不難看出勞動力價值的客觀存在、作為商品之發展形式的資本的特殊內涵等。也正因為如此，我不認為馬克思是由于只是處在闡述邏輯的“抽象”階段，所以才會出現觀點上的上述問題的。
二
在《1857 －1858 年經濟學手稿》第二篇即“資本的流通過程”篇的前半部分，馬克思通過對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等的分析繼續推進自己的解讀思路。他此時把重點放在了再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使與活勞動相對立的異己權力越來越大的問題上。“勞動本身越是客體化，作為他人的世界，———作為他人的財產———而同勞動相對立的客觀的價值世界就越是增大。勞動本身通過創造剩余資本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一再地去創造新的剩余資本，等等，等等。”
馬克思的那個著名論斷，即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首先表現為資本和勞動關系本身的生產與再生產的觀點，就是在這一意義上提出來的。這一觀點在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標志了馬克思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社會關系理論的理解上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這事實上對于他下一步深化對資本自我再生產邏輯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僅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商品關系的理解來說，他此時的觀點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具體表現在他即使是在談論資本流通的問題時，也仍然只是站在單個資本的層面上把資本理解為與活勞動相對立的死勞動，“每一個資本就其本身來考察，都可歸結為同活勞動相對立的作為價值而獨立存在的死勞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他在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層面上推進對這一問題的解讀。馬克思此時在對勞動能力這種商品的價值問題的理解上只停留在使用價值的層面而沒有深入到交換價值的層面上，其實也是跟上述局限性相關的。
如果我們站在這一角度來看第二篇的后半部分即“固定資本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節的內容，就不難發現它在馬克思對商品概念的理解上所起到的重要推進作用。馬克思在這一部分的論述中通過研究作為固定資本的自動化機器體系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清晰地認識到了直接的勞資交換關系或直接的生產過程的解讀視域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勞動的解讀視域之間的區別。“在直接的交換中，單個的直接勞動實現在某個特殊的產品或產品的一部分中，而它［單個的直接勞動］ 的共同的、社會的性質……只有通過交換才被肯定。相反，在大工業的生產過程中，一方面，發展為自動化過程的勞動資料的生產力要以自然力服從于社會智力為前提，另一方面，單個人的勞動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為被揚棄的個別勞動，即成為社會勞動。于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另一個基礎也消失了。”
可以想象，這一新解讀視域的獲得使馬克思向全面解讀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實質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從此會更加看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社會性維度及歷史過程性維度上的全面性和復雜性，這顯然有利于他對作為資本關系之結果的商品概念的準確理解。
事實也是如此，在這一小節論述的最后，馬克思由衷地感到: “我們現在研究的還是直接的生產過程。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來考察資產階級社會，那么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總是表現為社會生產過程的最終結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東西，例如產品等等，在這個運動中只是作為要素，作為轉瞬即逝的要素出現。直接的生產過程本身在這里只是作為要素出現。”。
在論述“資本作為結果的東西”的第三篇中，馬克思站在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相統一的角度，不再只是把資本的生產過程理解為活勞動使資本發酵的過程，而是立足于資本本身的再生產來挖掘其中所包含的豐富內容。“資本現在不僅實現為自行再生產，因而自行長久保存的價值，而且實現為設定價值的價值”。
緊接著《1857 －1858 年經濟學手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 因只涉及對商品和貨幣的論述，因此，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自動化機器體系的研究而產生的一些新思想還尚未詳細地展現出來。下面，我們就直接進入對《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的解讀。
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在對商品概念的理解上一開始就體現出來與《1857 －1858 年經濟學手稿》的不同。他在對什么是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的“商品”，或者說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表面上出現的“商品”的理解上已經有了比以前更為豐富的思想。這盡管跟這一手稿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一般”有關，但主要原因還是馬克思對商品關系的理解水平有了提升。
我們具體來看一看。同樣是對“資本和勞動的交換”的闡述， 《1857 －1858 年經濟學手稿》著重闡明這一交換過程是由兩個互相對立的過程所構成的，一個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簡單交換過程，一個是活勞動使資本價值發酵的過程。可在《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強調的是這種交換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作為我們出發點的，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表面上出現的商品，它表現為最簡單的經濟關系，資產階級財富的要素。對商品的分析也說明了它的存在包含著一定的歷史條件。……但是這樣的考察就超出了對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圍，因為我們在以前分析商品時所研究的只是以商品形式出現的產品，使用價值，而不是關于每一個產品必須在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基礎上才表現為商品的問題”。顯然，這已經不再是簡單交換關系中的商品，而是呈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表面上并濃縮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內涵的商品了。這種“商品”就是馬克思所要強調的第二種商品概念。
由于馬克思堅信資本是必須要由商品來表現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是由商品所組成的，因此，他能獲得第二種商品概念對于他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解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在《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中，緊接著上述論述的，是馬克思對勞動能力的價值( 而不是使用價值) 的分析。這在《1857 －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是沒有的。馬克思在這里不僅指出了“勞動能力的價值歸結為工人為了維持作為工人的自身，作為工人生活并且繁殖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且進一步對這種勞動能力價值的計量進行了說明，“為維持勞動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會發生變化的，但是，它總是由維持和再生產勞動能力所需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來準確地計量的，或者說是由維持或再生產勞動能力本身所必需的勞動量來準確地計量的。”如果沒有對第二種商品概念的獲得，馬克思要想得出這種思想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只有在意識到處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勞動”的價值只能是勞動能力本身的內在價值時，才可能獲得上述思想。
在接下來關于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闡述中，馬克思此時也有不同的表述。《1857 －1858 年經濟學手稿》側重于把這兩個勞動分開來闡述，并強調資本生產過程首先是一般物質生產過程，然后，從形式規定性上看，它還是一種價值自行增殖過程。盡管就具體內容來說，好像都講到了，但正因為把這兩者分開來闡述，使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的理解還沒有到達最深刻之處。而《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則不同。馬克思并沒有從內容規定與形式規定的角度來界定這兩種過程，而是從抽象形式與具體形式的角度來展開論述，并明確地把一般勞動過程界定為只是勞動的抽象形式。“勞動過程本身從它的一般形式來看，還不具有特殊的經濟規定性。從中顯示出的不是人類在其社會生活的生產中發生的一定的歷史的( 社會的) 生產關系，而是勞動為了作為勞動起作用在一切社會生產方式中都必須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這里考察的勞動過程的形式，只是它的抽象形式。”。
那么，什么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具體形式呢? 馬克思在這里也揚棄了單一的價值增殖的解讀線索，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相統一的角度來展開論述。“商品在活動中，在它的產生過程中當然也是一個具有兩方面的過程，［一方面］ 商品的生產表現為使用價值的生產，表現為有用勞動的產品的生產; 另一方面表現為交換價值的生產，并且這兩個過程必須只表現為同一過程的兩種不同的形式，正如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體一樣”。應該看到，這種從“統一體”的角度來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闡釋，對馬克思關于勞動對資本的從屬、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本質等問題的探討都是有促進作用的。
三
馬克思在《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的“相對剩余價值”一節中對協作、分工、機器體系等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形式進行了解讀。這種解讀的意義在于使馬克思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當勞動實質上從屬于資本時，即在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資本的生產過程其實是以資本的自我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形式，而不是以活勞動使資本發酵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最重要的東西仍然是: 勞動的社會性質向資本的社會性質的最初轉換，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向資本的生產力的最初轉換;最后， ［勞動］ 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向生產方式本身的實際改變的最初轉化。”對馬克思來說，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才可能既回答資本怎樣生產的問題，又回答資本本身怎樣被生產出來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正是全面解讀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或者說第二種商品概念之深層內涵的前提條件。我們在理解上述這段引文時，切不可把其中的“轉換”和“轉化”理解為徹底的變更，而應把它們理解為“表現為”的意思，正像他在此節的另一處所說的，“資本創造相對剩余價值、提高生產力和增加產品數量的各種手段，都是勞動的社會形式，但是它們相反表現為資本的社會形式，表現為資本本身在生產內部的存在形式。”
這里的奧妙就在于: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方面勞動的生產力必然以資本的生產力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必須要對資本生產力的實現過程進行深刻的解讀，而不能只是停留在勞動生產力的層面; 另一方面，這種資本的生產力又不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形式，它只是勞動生產力的表現形式，因此，我們在理解資本生產力的展開過程時，必須從勞動過程的內部矛盾的角度來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危機問題。
在接下來的文本中，馬克思對資本的生產力這種表現形式進行了多角度的解讀。在第三章即“資本和利潤”章中，他通過對一般利潤率構成機制的剖析揭示了這種表現形式的狡計。在“剩余價值理論”部分，他在充分展開思想史研究的基礎上，對資本生產過程在表現形式層面的豐富內涵做了深刻的挖掘。譬如，在談到作為資本生產過程的結果的商品時，他說: “從資本主義生產中出來的商品，與我們據以出發的、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元素的商品不同。在我們面前的已經不是個別的商品，個別的產品。個別的商品，個別的產品，不僅實在地作為產品，而且作為商品，表現為總產品的一個不僅是實在的、而且是觀念的部分。每個個別的商品都表現為一定部分的資本和資本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承擔者。”
可見，此時馬克思對資本生產力實現過程中的社會性及歷史性維度的理解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深度。工人創造的每個個別商品，必須被看成它已經表現成了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一部分，當然，它同時也是資本所占有的剩余價值的真正創造者。
在“資本的生產性。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一節中，馬克思一方面強調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有的資本都是由商品所構成的，這種觀點既凸顯了商品概念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容，又與把資本當作貨幣所有者事先占有的勞動資料的觀點區別了開來; 另一方面又對作為資本生產過程之結果的商品的神秘性進行了剖析。他指出，這種商品的交換價值一定是自行增殖的價值，而它的使用價值也與普通商品的使用價值不同，“正是在這里，資本不僅僅是勞動所歸屬的、把勞動并入自身的勞動材料和勞動資料; 資本還把勞動的社會結合以及與這些社會結合相適應的勞動資料的發展，連同勞動一起并入它自身。……這一切使資本變成一種非常神秘的東西”。可以看出，馬克思在寫完《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時對第二種商品概念的豐富內容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把握。
馬克思的《1863 －1865 年經濟學手稿》雖然因為其中第一冊大部分手稿的遺失而使對它的解讀面臨較多的困難，但通過對與我們的解讀線索相關的文本的分析，還是可以做出如下的界定: 它在對第二種商品概念的理解水平上又前進了一步。
在第一冊第六章即“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章中，馬克思不僅從剩余價值與商品價值的關系的角度再次強調了研究作為資本的產物的商品的重要性，“剩余價值只是作為商品價值的一部分被生產出來，它也表現為一定量商品或剩余產品。資本只有作為商品生產者才生產剩余價值和再生產自己本身。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再來研究作為資本的直接產物的商品。”
而且，他還在《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的理解水平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了對第二種商品概念之內涵的理解。馬克思指出，作為資本的結果的商品在以下三個方面具有進一步的規定性: 首先，對于簡單流通關系中的商品而言，它所包含的對象化勞動是不知道從誰那里來的，而作為資本產物的商品所包含的對象化勞動的來源卻是明確的，“在商品中對象化著一個勞動總額。這個對象化勞動的一部分……是用工資的等價來交換的，另一部分則被資本家不付等價而占有”。其次，作為資本的結果的商品“不是各單個的商品，而是一個再現著預付資本的價值加上剩余價值( 即被占有的剩余勞動) 的商品量，并且每一單個商品都是資本的價值和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承擔者”。這種說法顯然要比《1861 －1863 年經濟學手稿》的“剩余價值理論”部分的相關說法詳細得多。再次，這種商品還必然出現在為了保存和增殖資本價值所必然要發生的出售范圍及出售領域中。也就是說，它是不可能退出商品身份的，它只可能始終作為商品而再生產自身。
基于對商品概念的這種理解，馬克思在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本質問題上的理解水平也獲得了進一步的推進。他比以前更加清晰地把握住了工人的勞動與資本的再生產之間的歷史辯證法關系，“現在，工人所遇到的已轉化為資本的并與自己相對立的生產條件，是工人自己勞動的產物。作為前提的東西，現在是生產過程的結果。……但是，事情到這里并沒有結束。剩余價值又反過來轉化為追加資本，表現為形成新資本的東西或形成已經增大的資本的東西。所以，資本創造了資本，而不僅僅是作為資本來實現自己。”
至此，第二種商品概念得到了最清晰的闡釋。這種形式的商品濃縮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表現了資本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內涵，但實際上又只是工人自己的勞動過程及勞動產物的某種表現，只不過是異化式表現而已。
正是因為與一定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性，才導致了工人勞動的產物建構出了資本自我再生產的表現形式這種奇怪現象。這種闡釋不僅實現了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有機統一，而且還讓我們更加明確地意識到: 馬克思歷史辯證法視域中的物化和拜物教批判，其實并不止于在簡單流通關系層面上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轉化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批判性指認，而且還在于站在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的層面上深刻地剖析雇傭工人是如何用自己的勞動建構出了資本的自我增殖過程的。
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只能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可能是一般的人本主義理論。如果我們只盯住第一種商品概念而忽略了第二種商品概念的豐富內涵，那就很容易把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降格為一般性的物化批判理論; 反之，如果我們撇開第一種商品概念，即忽略對作為資本生產過程之前提的商品關系的研究，直接進入對第二種商品概念的理解，那事實上是無法把握住作為資本主義生產之結果的商品所包含的內在矛盾關系的。應該說，這兩種研究路徑在當代西方左翼學者對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的解讀中都是有所表現的。在我們自己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解讀模式時，如何基于深刻的文本解讀而避免出現當代歐美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中所出現的問題，這的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原載于《哲學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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