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贊同1月26日昆侖策研究院王立華發表的《我國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變化狀況及建議》觀點，“公有制為主體”是《憲法》和《黨章》確定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在我國工業領域，公有制經濟占比水平，本世紀初就失去了主體地位”需要引起高度重視，需要“對公有制經濟現狀進行調查評估”，需要“堅決用新發展理念改變發展方式”，需要“探索建立新型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更需要“從經濟體制上準備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重歸公有制主體地位，已經成為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基礎、全體人民共同利益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必由之路。為此，跟進提出以下建議。
一、破除“私有經濟效率論”，確保公有制主體地位制度自信
自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長期以“私有經濟效率論”唱衰國有經濟，沖擊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自信，甚至“到2006年，整個工業產值里，國有企業生產僅占9.7%，非國有企業占到90.3%”之時，新自由主義繼續叫囂“我們不僅完成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而且已經找到了剩下的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即繼續在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道路上前進！”（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第238、240頁。）去年下半年以來，一股要求進行反馬克思主義“理論突破”的勢力，更是國內外遙相呼應、體制內外緊密配合，打出徹底消滅國企、實現私有化的黑旗，目的在于掠奪瓜分國家和人民的巨額財富，同時摧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必須以數據事實破除“私有經濟效率論”的險惡用心，確保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制度自信。
通過對2017-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發布的“私營工業企業主要指標”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主要指標”進行逐年數據整理分析，明顯呈現出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率和“利潤總額”增長率相對于私營工業企業的過倍與數倍效率（見表1）。
表1 2016-2021年“私營工業企業主要指標”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主要指標”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7-2022】
數據呈現：
1. “營業收入”增長率，國有控股是私營近2倍。私營企業的“營業收入”，由2016年的410188.1億元增至2021年的517444.3億元，總增長率為26.15%。國有控股企業的“營業收入”由2016年的238990.2億元增至2021年的350557.9億元，總增長率為46.68%。國有控股企業的“營業收入”總增長率高出私營企業20.53%，是私營企業總增長率的1.79倍。這說明國有控股企業較私營企業具有更為突出的高效率。
2. “利潤總額”增長率國有控股是私營4倍。私營企業“利潤總額”，由2016年的25494.9億元增至2021年的31774.1億元，總增長率為24.63%；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由2016年的12324.3億元增至2021年的24435.2億元，總增長率為98.27%。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總額”總增長率高出私營73.64%，是私營企業總增長率的3.99倍。這進一步說明國有控股企業較私營企業突出的高效率。
1月13日昆侖策研究院發表顧凌英《透過“56789”看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公有制經濟的真相》，對“56789”數據呈現的民營企業和公有企業效率問題予以辯證分析：
（1）我國僅占10%的公有制企業，卻承擔著50%的稅收；而90%以上的民營企業，卻也只承擔著50%的稅收。從這里可見，公有制企業比民營企業對國家和人民的貢獻要大得多。
（2）我國80%的勞動者是在民營企業就業，這就說明了目前我國80%的工農勞動者已經淪為了雇傭勞動；只有20%的工農勞動者在公有制企業中就業，不被剝削。
（3）90%以上的民營企業只提供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而10%的公有制企業，卻提供了其余40%的國內生產總值。
（4）90%以上的民營企業，只提供了70%的技術創新成果；而10%的公有制企業卻提供了其余30%的創新成果。
如上數據的客觀辯證分析，同樣非常清晰地呈現出公有制經濟的突出效率優勢。公有制企業所呈現的“效率優勢”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的具體體現。
二、發展“集體主義企業”，破解中小微民營企業注銷倒閉
據“企查查”數據，2020-2022年，這三年企業注銷分別為45.87萬、63.59萬、61.06萬戶，2023年截止12月7日注銷85.31萬戶。如上企業80%屬于被動注銷倒閉，20%屬于主動注銷倒閉。4年時間255.83萬企業注銷倒閉，這說明不僅三年疫情對世界經濟沖擊，而且面對人工智能與新質生產力的到來，中小微民營企業由于創新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等難以跟進發達生產力，如果以私有制為發展理念，必然面對著熊彼特所謂“創造性毀滅”淘汰的資本主義本質事實。但是，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必須遵循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本質規律。
中小微民營企業難以應對發達生產力沖擊的同時，新自由主義將市場經濟歸結為“市場=價格+企業家”，“私有產權、自由價格、企業、企業家、利潤”的市場基本制度安排，使私有企業將發展動力局限于企業家精神與私有財產保護，嚴重背離社會主義“人民主體論”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私有企業基于西方經濟學設計花樣百出的制度、流程，也根本違背“人民主體論”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使勞動者不再成為創新創造的主體，必然出現職員工作不再努力、人員流動比例過大、整體績效下滑等狀況。
以華為為代表的“集體主義企業”，破解著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的重大課題（見筆者《大道華為：民營經濟的“公有制”實現典范》，昆侖策研究院 2023-09-13》）。“集體主義企業”使全體員工成為企業的主人：人人都在為企業做貢獻，人人都能分享企業的收益，人人都能同企業一起發展。全體成員都積極主動、不知疲倦的工作常態，只會出現在與己利益始終緊密相關的“集體主義企業”。《憲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集體主義企業”的本質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必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需要著力強化的所有制主體路徑。
為此，建議：
第一，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強化對華為為代表的集體主義企業的引導推動。
第二，新《公司法》實施過程中，重視對注銷企業的集體性整合的引導激勵。
第三，重視產業鏈的集體性布局，對現有中小微企業發展實現產業鏈引領。
三、推動“平臺經濟國有”，實現1.19億個體經濟重生
2022年11月1日《促進個體工商戶發展條例》實施，著力推動已達1.19億戶、占經營主體總量67.4%的個體經濟發展。第4條強調個體經濟的地位：“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工商戶是重要的市場主體，在繁榮經濟、增加就業、推動創業創新、方便群眾生活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第25條突出對平臺經營的規范：“國家引導和支持個體工商戶加快數字化發展、實現線上線下一體化經營。平臺經營者應當在入駐條件、服務規則、收費標準等方面，為個體工商戶線上經營提供支持，不得利用服務協議、平臺規則、數據算法、技術等手段，對平臺內個體工商戶進行不合理限制、附加不合理條件或者收取不合理費用”。
但是，“互聯網平臺的壟斷傾銷，沖垮無數實體個體工商戶”的同時，電商經濟的社會危害性日顯突出，劉強東直言不諱：“電商沒有給國家造就額外的就業，而是給國家造成大量的失業”。電商經濟如果繼續無序發展，中間商直接被消滅，工廠直接對接平臺，在平臺銷售的壓迫下，從制造商開始無底線低價銷售，大量工廠因無利潤而倒閉，平臺將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與頭部商家和壟斷性工廠形成經濟寡頭，造成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普通百姓不僅失去購買力，還將日益嚴重地面對失業，政府稅收失去稅源，經濟發展失去活力。平臺經濟到了必須理直氣壯收歸國有，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有序發展階段。
平臺經濟所有權理應屬于國有，平臺經濟形成的基礎設施無論硬件道路還是信息網絡均屬于國家，在中國之所以快速發展的原因在于14億人的數據強大和居住聚集優勢，尤其，是以對無數實體個體經濟的沖擊整合形成。“平臺企業大數據資源的初始產權應是由國家代表全民所有，平臺國企依法掌控和使用，其他企業依法有償使用”（侯曉東、程恩富《基于產權視角的平臺經濟反壟斷治理研究》，《管理學刊》2021-02）。少數壟斷平臺企業憑借對大數據、信息技術、金融資本私有占用權，長期維持“贏家通吃”地位，對良性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福利造成損害，對民生實體經濟構成嚴重沖擊，百姓就業無門，租個門面房試圖維持生計，一半以上經營不到半年賠上幾萬撤退，平臺經濟造成的經濟負溢出理應承擔負溢出補償性稅收。
為此，建議：
第一，對1.19億個體工商戶經營狀況予以調研，對閑置商業用房狀況予以調研。
第二，對平臺經濟收益與實體個體經濟沖擊的評估，經濟負溢出稅收額的確定。
第三，啟動平臺經濟所有權歸屬的論證，強化管理權、運營權與使用權的效能。
第四，平臺經濟國家所有權歸屬、優先運營權確定后，個體工商戶使用權推動。
四、重視“高校生公有制就業”，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2023年9月7-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12月11-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它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質變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志。
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為新質生產力奠定了堅實的新型勞動者基礎。1999年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到15%，處于精英教育階段。2002年，毛入學率超過15%，進入了大眾化階段。2012年，毛入學率為30%；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51.6%，超過50%，進入普及化階段；2022年達到59.6%，10年提高了近一倍。面對三年疫情以來，高校生就業面對的嚴峻形勢與就業期盼，成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與堪當民族復興重任一代崛起的嚴峻考驗。2021年以來26-24歲人口失業率一路走高（見圖1）。
【圖1 2021年以來16-24歲人口失業率走勢圖】
圖1呈現：2021年1月為16-24歲人口失業率為12.7%，7月16.2%；2022年7月19.9%；2023年1-6月分別為17.3%、18.1%、19.6%、20.4%、20.8%和21.3%。統計失業人口，指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有就業要求、處于無業狀態并在公共就業服務機構進行失業登記的城鎮常住人員。而4類人不計算到失業：在家啃老的，農民工回家務農的，一門心思考公考研考博的，懶得出去找工作，沒進行失業登記。最后一次統計數據2023年6月21.6%，意味著五個青年人中至少一人失業。
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社會不確定性，國有企業成為高校生就業期望占比第一的選擇且逐年增加，2021-2023年分別為42.5%、44.4%、46.7%，3-4倍于三資企業、民營企業、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等其他就業選項（見圖2）
【圖2 應屆高校畢業生就業期望】
不僅基于“人才是第一資源”，而且基于“民族復興脊梁”的定位，必須高度重視高校生更高質量就業。無論原始創新策源戰略，還是邁向全球產業鏈中高端戰略，都需要國有經濟做強做大做優，也必然成為釋放高校畢業生潛能潛質、實現更高質量就業的關鍵。我國眾多學科專業的發展還面臨一系列“卡脖子”問題，一些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急需在信息、工程、材料等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上取得突破，要求高校生能夠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增強學科專業服務國家戰略的能力。
為此，建議：
第一，對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評估，更大限度滿足高校生國有企業就業期盼。
第二，強化國有企業對高校生就業容納率提升，并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協同推動。
第三，重視國有資產投資導向，將“高校生就業、原始創新策源與產業鏈中高端鏈戰略”作為民族復興脊梁的地位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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