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為根，綜合創(chuàng)新 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

　　內容摘要：要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就必須突破舊的話語體系，首先要突破認識論范式的束縛，然后還必須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束縛。要突破這兩個束縛，中華民族具有獨到的優(yōu)勢，一是我們有一個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對“聞道”的追求，二是在追求大道的過程中，發(fā)展出一門獨特的學問，那就是“心性之學”，其核心的內容就是 “大學之道”，它為人類突破認識論范式和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控制提供了方向與路徑。“大學之道”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之道，也即文化建設之道、人類解放之道。要構建一個超越了以往各種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新體系，構建者自身就必須率先走上“大學之道”。在構建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必須注意解決兩個問題，一要為人類提供科學合理的信仰，二要找到一個新的“第一原理”，推導出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這兩個問題都可以在對“大學之道”的深入闡發(fā)和堅守中找到解答。

　　關 鍵 詞：話語體系　哲學范式　大學之道

　　在當今世界流行的話語體系中，中國是備受指責的丑小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各項成就一直被妖魔化，不僅受到國際敵對勢力的懷疑、攻擊，還受到國內“公知”的無端指責，無論這個體制的表現(xiàn)如何優(yōu)越，他們都不會滿意。究其原因，并不是因為我們做得不好，而是因為西方社會和國內“公知”的話語體系狹隘片面，它既不能指導人類合理行動以應對各種挑戰(zhàn)，也容不下我們共產黨人的社會治理實踐，與其在他們的話語體系內辯解，不如構建一個新的話語體系。就像蝴蝶要想飛翔就必須突破蛹殼的限制一樣，我們要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也必須突破舊的話語體系的限制。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怎樣才能實現(xiàn)這個突破呢？程恩富老師所說的“國學為根，綜合創(chuàng)新”開拓了我們的思路，根據(jù)這個思路，我們就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談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話語體系建設的關鍵在于突破“兩個束縛”

　　為什么要構建新的話語體系，這是因為現(xiàn)有的話語體系狹隘片面，不能容納也無法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更不能指導人類合理行動，制造了大量的災難，使人類無法繼續(xù)生存下去，哀鴻遍野。要保障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就必須突破這個話語體系的狹隘片面。但我們看到，舊的話語體系是一個像空氣一樣包圍著我們的存在物，蒙蔽了人們的眼睛和頭腦，受蒙蔽者并不認為自己被蒙蔽了，他們堅信自己所追求的目標和所看到的現(xiàn)實就是真理，儼然就像上帝進行末日審判一樣地斷言，站在他們一邊，就是站在“人”這一邊，否則就不是人，這種武斷與自信，用康德的話來說就是獨斷論。見不賢而內自省，我們要進行話語體系建設，首先要突破這種獨斷論。考察人們受蒙蔽的原因，要想突破舊的話語體系，有兩個障礙需要突破，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突破“兩個束縛”。

　　（一） 突破第三級哲學范式的束縛。

　　要想構建新的話語體系，首先要找到一個穩(wěn)妥可靠的大前提。馬克思當年也是這樣做的，他說：“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xiàn)實前提。這是一些現(xiàn)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現(xiàn)在我們已經進入新時代，在改造舊世界的過程中，我們不斷深挖舊世界的地基，發(fā)現(xiàn)了價值體系問題，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方略，它不僅是我們構建話語體系的大前提，而且也是必須達到的目的地，代表了哲學發(fā)展的新高度。所以我們就可以立足于這個新高度，回首人類哲學發(fā)展的歷程，重新梳理哲學發(fā)展史，把它概括為四個哲學范式，它們依次出現(xiàn)，提出以下四個問題：

　　1、本原論范式研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2、善惡論范式研究人性的善惡問題；

　　3、認識論范式研究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

　　4、知行論范式研究人們所堅持的價值體系的優(yōu)劣問題，要求人們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有了這個哲學發(fā)展路線圖，我們就可以知道當下話語體系建設的任務是什么了，那就是突破認識論范式，進入知行論范式。認識論范式之所以需要突破，這是因為它關注的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恩格斯稱之為“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雖然很重大，但如果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就會忽略更為重大的“哲學根本問題”，那就是人所踐行的價值體系的優(yōu)劣問題，于是就導致了兩個缺陷。

　　首先是把一個完整的過程分析為彼此對立的各個要素，在其中作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例如唯物與唯心、物質與精神、客體與主體、自由與必然、民主與專制、英雄與人民、個人與集體，如此等等。在這種對立中，不管在其中選擇哪一個，人們都擺脫不了片面性。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人們就不能合理行動。

　　比如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觀點，“我不在乎大國崛起，只在乎小民尊嚴”，其根源就在于第三級范式的這種缺陷，大國崛起與小民尊嚴本來就是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整體，這個觀點把這個整體分裂成彼此對立的兩極，只要其中的一極而否定另一極，結果就使兩者都無法實現(xiàn)。在抗擊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有人用“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來否定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戰(zhàn)勝疫情的偉大勝利，其根源也在于這種哲學范式的缺陷。

　　再比如民主與專制的對立問題，也是第三級范式制造出來的問題，在這種兩極對立中，人們預設了民主的正確性，只要是一人一票，那就天然正確。雖然西方民主模式已經百孔千瘡，但如果人們中跳不出兩極對立的思維范式，就仍然找不到正確的解答。

　　其次是遮蔽了哲學根本的問題——價值體系問題。人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物，他必然有一個價值體系，而且還必須在價值體系不斷成長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地成長為人；用中國哲學的話來說，人必須聞道，也就是突破私有制價值體系的狹隘片面，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才能合理行動。但處于第三級范式中的人們一方面堅決地否認價值體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堅持著那種低水平的價值體系，這個東西潛藏在他們的無意識的深處，由于他們意識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就更深地處在它的控制之下而不自知。這種潛伏在無意識深處的價值體系往往就是那種最糟糕的價值體系，雖然有的人也標榜某種道德法則，但那只是掛在嘴上，在實際上主導其行動的仍然是隱藏在其無意識深處的那種價值體系。它以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以叢林法則為行為法則，馬克思稱之為“拜物教”，堅持這種價值體系的結果是使人類社會真的成了一個動物世界。

　　在這種低水平價值體系主導下，人們舍本逐末，無法正確應對現(xiàn)實問題。比如中國人民眾志成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美國《紐約時報》的報道認為中國在武漢“封城”的做法是“侵犯人權”“反應過度”“這種做法在美國是違憲的”，這就把西方話語體系的狹隘片面徹底暴露了出來，讓人們看到了究竟哪一種政治體制才是有效的體制。從各國抗疫的情況來看，西方世界所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在病毒面前不堪一擊，他們政客們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撒謊、瞞報、欺騙民眾、轉移矛盾、炒股發(fā)國難財上，在中國已經把疫情控制住的時候，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確診人數(shù)的曲線一路向上。

　　如果人們沒有能力反思自己潛意識深處的價值體系問題，也就無法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的束縛，也就不能合理行動，既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也不可能代表社會利益。美國人在國際事務中的雙重標準，中國貪官的“兩面人”現(xiàn)象，還有頑固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等諸多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個人品格上的缺陷，其根源都在于價值體系的狹隘片面。這些人雖然來自不同的種族和國度，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頑固地堅持低水平價值體系，把它視為“普世價值”，卻沒有思考過為什么要堅持它。正是由于這種對低水平價值體系的非理性信仰，使他們不能合理行動。我們要解決歷史虛無主義，要根除黨內腐敗現(xiàn)象，就必須摧毀“公知”和黨內腐敗分子對這種價值體系的迷信；我們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樣要揭露國外敵對勢力所堅持的價值體系的狹隘片面。理解便是克服，價值體系的轉變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根本轉變。

　　（二）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束縛。

　　要構建新的話語體系，首先要擺脫第三級范式的束縛，認識到價值體系問題的存在，并接受新的價值體系。但這還不能算是完成任務，還有一個更艱巨的任務，那就是跳出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控制，就像紅軍長征要突破蔣介石布置的層層封鎖線一樣，這個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就是第二道封鎖線，它隱藏得更深，因而更難突破。

　　處于第三級范式的控制之下，人們雖然意識不到價值體系的存在，但仍然在實際上堅持著某種價值體系，就像魚生活在水中卻沒有意識到水的存在一樣。而在這種無意識狀態(tài)下所堅持的價值體系往往是那種低水平的價值體系，同時也正是這種在無意識狀態(tài)下的堅持才是最頑強的堅持。考察這種低水平價值體系對人的控制過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個體價值體系與社會價值體系之間，有一個互相制約又互相促進的“超循環(huán)”過程。就像核酸(RNA和DNA)與蛋白質的關系一樣，這是一種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關系，或者說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閉合圈。人們的價值觀的狹隘片面是由社會環(huán)境造成的。在這種狹隘片面的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人們就認為這種狹隘片面是正常的，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的行動又進一步強化環(huán)境的狹隘片面，于是就形成了一種互為因果、互相強化的“超循環(huán)”。

　　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雖然看不見也摸不著，卻是一個很堅固的東西，正是這個“超循環(huán)”把個體與社會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由于這個“超循環(huán)”的存在，個體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并非僅僅發(fā)生于個體身體上，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它在社會價值體系的大環(huán)境中形成，受其制約。社會價值體系形成于無數(shù)個體的價值體系的相互作用，并在它們之上獲得了獨立的生命，反過來又控制著個體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如果低水平價值體系形成了“超循環(huán)”，就會控制每個人的頭腦，把社會運行鎖定在低水平軌道上。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xiàn)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現(xiàn)象”。處于這種“超循環(huán)”過程之中，人們就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行為顛倒混亂，例如美國人可以拿出幾萬億美元去國外發(fā)動戰(zhàn)爭，卻沒有錢搞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再比如說那些貪官，費盡心機地以權謀錢，藏在家中不敢花，成天提心吊膽，其唯一的用處就是為法院提供給自己量刑的依據(jù)。

　　知道了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存在，我們也就抓住了文化的本質，揭示各種文化現(xiàn)象下面最基本的規(guī)律。所謂文化，也就是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過程，它的形成是一個自組織過程。各種目標與規(guī)則在人類有意識行為的互相作用中形成，最后形成的結果卻不受人類自覺意識的控制，因而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就好像地球引力一樣，人們通常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在人們想要起飛的時候，就會感覺到它的存在。它像一面巨網，籠罩著所有的人，誰也無法擺脫它的控制。當人們對現(xiàn)有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適應良好、如魚得水的時候，人們就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但當人們對現(xiàn)實不滿意并想換一種活法的時候，就會感覺到它的存在。各種宗教與哲學社會科學理論所團團圍繞并力圖解決的其實也就是這個問題，但由于它們沒有明確地提出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問題，所以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如古代的隱士和佛教徒，在不改變這個“超循環(huán)”的前提下，為了追求心靈的解脫而躲進深山老林，最后都會發(fā)現(xiàn)，這種解脫是一種幻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個體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xiàn)，即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xiàn)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xiàn)和確證。”

　　馬克思還說過：“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時代精神是什么呢？現(xiàn)在我們知道了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也知道它有一個進化過程，就可以發(fā)現(xiàn)，時代精神也即是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在進化過程中所達到的高度。每個人都生活在這個超循環(huán)之中，誰也不能跳出這個超循環(huán)，因而每個人都是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也即時代精神的產物，因而葛蘭西就可以斷言：“所有的人都是哲學家。”雖然有很多人并不像專業(yè)哲學家那樣知道許多哲學術語，但他們確實都處于價值體系進化也即哲學發(fā)展的某個階段上。理解便是克服，知道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可以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對自己頭腦的束縛，克服那種認為自己是站在價值體系演變進程之外的獨斷論，用儒家“大學之道”的術語來說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聞道”，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就是：“批判自己的世界觀，就是使它具有一致性和一貫性，把它提到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界已經達到的那個高度。”

　　認識了這個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我們也就抓住了人類社會各種現(xiàn)象的根本，一通百通，綱舉目張，很好地解釋各種社會歷史現(xiàn)象。比如說，為什么是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落后的國家發(fā)生了社會主義革命并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而那些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很高的國家卻沒有產生社會主義革命。如果用經濟基礎決定論來解釋，就很難自圓其說，所以就有人辯解說歷史規(guī)律也會有例外。如果發(fā)現(xiàn)了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作用，這些現(xiàn)象就很容易解釋了，這是因為在那些生產力水平落后的國家里，人民群眾的生存難以為繼，支撐舊制度的價值體系難無法繼續(xù)控制民眾的頭腦，先進價值體系就有可能乘虛而入，奪取政權，占據(jù)主導地位。而在那些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較高的國家里，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形成了“超循環(huán)”，牢固地掌控著社會運行過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無隙可乘，無法撼動和取代其地位。

　　再比如說，為什么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在生產力水平很高的情況下，反而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復辟？那是因為蘇聯(lián)東歐的共產黨領導人不能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沒有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穩(wěn)定的“超循環(huán)”，而是率先垂范地倡導低水平價值體系，使之形成了“超循環(huán)”，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政權就是沙上之塔，注定要崩塌。同樣的危險也存在于我們身邊，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鐵腕反腐，打老虎拍蒼蠅，做了大量工作，為什么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其原因就在于低水平價值體系在官場形成了“超循環(huán)”，形成了孳生腐敗分子的溫床，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控制著干部的頭腦與行動，如果沒有強大的定力，他們就難于抗拒這個環(huán)境的控制力。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大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tài)”，這是根除腐敗現(xiàn)象，扭轉被動局面的治本之策。要做好這件事情，各級黨員領導干部就必須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使之形成穩(wěn)定的“超循環(huán)”。

　　再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為例，我們這些年來高度重視，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為什么不見成效，甚至形成種種“頑瘴痼疾”呢？這是因為，這些年來的高校乃至整個教育事業(yè)舍本逐末，偏離或背離了黨的教育方針，忽略了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中心學追逐升學率，高校追逐的是規(guī)模與排名，盲目照搬西方教育模式，鼓吹所謂的“校長治校”、“專家治校”、“教授治校”，在各種借口與幌子之下，抵制黨的領導，放縱了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擴張，使學術圈也變成了名利圈，“專家”“教授”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結黨營私、貪污腐敗，有的甚至甘愿充當?shù)蹏髁x意識形態(tài)滲透和進攻的傳聲筒，這樣的人招搖過市，使利己主義價值體系形成了自我強化的超循環(huán)，控制了高校的運行過程，所以便會出現(xiàn)種種“頑瘴痼疾”。在這種“超循環(huán)”越來越強化的過程中，那些承擔思想政治教育職責者的價值體系就存在問題，又怎么可能做好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呢？如果我們不能控制和改變這個“超循環(huán)”，要想加強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只能是緣木求魚，投入越多，問題越大。

　　再以互聯(lián)網為例，在這個信息自由傳播的虛擬世界中，高雅嚴肅的內容步履維艱，粗俗下流的內容無孔不入，這是因為后者訴諸人的低層次欲望，能夠吸引“眼球”，帶來“流量”，然后又進一步強化人的低層次欲望，人們沉溺在各種短視頻、游戲和娛樂節(jié)目，看到的都是各種荒唐和妄想，于是在信息源與受眾之間就形成了低水平價值體系的“超循環(huán)”，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信息越來越發(fā)達，人的心智卻越來越退化。

　　知道了這個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存在，我們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當今世界一片混亂，那是因為低水平價值體系越來越強化，形成了穩(wěn)定的“超循環(huán)”，控制著人們的行為。它毫不憐惜地碾壓人的生命，不僅束縛人的眼睛與心靈，使人們狹隘片面、顛倒迷亂，而且踐踏人的尊嚴，使人們焦慮孤獨，深陷虛無主義的迷茫之中，并以無數(shù)個體的痛苦生命來強化自身，維護自身的統(tǒng)治，即使人們發(fā)現(xiàn)了危險，也無法掙脫，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在時代潮流的裹脅下走向毀滅。

　　個性的充分發(fā)展必須借助于充分發(fā)展了的社會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托舉，因而人們只有在自覺推進社會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進化的過程中，才能實現(xiàn)個性的自由全面發(fā)展，人類才能最終進入自由王國。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也就突破了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精神控制，自然也就知道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之所在：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一個神秘的力量——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那種自發(fā)形成的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總是推動人類社會走向自我毀滅，人類要想繼續(xù)生存下去，就必須駕馭這個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所以就必須發(fā)展出一種新的能夠駕馭這個“超循環(huán)”的政治制度，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駕馭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自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使之形成“超循環(huán)”，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之所在。知道了社會主義的這個優(yōu)越性，人們自然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所應承擔的一個重大任務：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投身到共產黨人改造舊世界的偉大事業(yè)奮斗中去，自覺推動那個能夠保證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和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形成。只有當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超循環(huán)”穩(wěn)定地運行起來之后，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最終穩(wěn)定下來，個體也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二、儒家“大學之道”是突破“兩個束縛”之道

　　就像紅軍長征要突破蔣介石布置的層層封鎖線一樣，我們要建設新的話語體系，首先要突破第三級范式的束縛，然后還要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的“超循環(huán)”的控制。怎樣突破這兩道封鎖線呢？只有這樣來提出問題，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儒家君子文化的重要價值。我們中華民族具有歷史悠久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還有一個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對君子人格的追求，也即是對“聞道”的追求。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中國人發(fā)展出了一門叫做“心性之學”的大學問，其中最核心的精髓就是“大學之道”，它為人類突破認識論范式和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控制提供了方向與路徑，這是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獨到優(yōu)勢。

　　（一） 聞道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要突破第三級范式的束縛，單個人就可以獨自完成，比如說馬克思這樣的偉大思想家就可以完成這個突破并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話語體系。但要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的超循環(huán)，則無法由單個人獨自完成，這個突破過程是一個社會集體過程，必須以民族和國家為單位來完成。哪個國家或民族能夠做好這件事情呢？環(huán)顧全球，也只有中國能夠擔當這項責任，其原因就在于我們手中有兩件珍寶，一是有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二是有老祖宗留下來的“大學之道”。

　　前面介紹過哲學發(fā)展的四個范式，我們中國哲學是早熟的，很早就進入了第四級范式。與西方哲學發(fā)展道路不同，中國哲學一直在知行論范式的高位運行，中國人也研究本原論問題、善惡論問題和認識論問題，但中國哲學的主旋律是知行論問題，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孔子說“君子遵道而行”，所研究的都是價值體系問題，人們常說中國文化早熟，其原因就在這里。我們現(xiàn)在之所以能夠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方略，其原因也在于歷代圣賢對大道的漫長追尋過程所留下的深厚的文化積淀。正如十九大報告所說的那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縱觀中國哲學的發(fā)展過程，中國人對道的研究也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從老子孔子所說的“道”，演變到《中庸》所說的“天命”，再演變到程朱理學所說的“天理”，再演變到王陽明所說的“良知”，就像蝴蝶的成長必須經歷一系列形態(tài)變化一樣，最后演變?yōu)槲覀儸F(xiàn)在所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是一個一脈相承的過程。我們現(xiàn)在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其實就是古人所說的遵道而行。我們可以把這個從道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演變過程概括為“道即價值體系論”。依據(jù)上述分析，我們就可以梳理出中華文化發(fā)展的大致脈絡，于是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圣賢所說的“道”就是中國哲學的根，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這個根上長出來的新芽。知道了這個傳承關系，我們也就可以深入理解十九大報告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我們現(xiàn)在的“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就是對“中華民族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自覺傳承與發(fā)展。

　　我們還必須看到，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就在于它與中華民族的這個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內在契合，他們都力圖突破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束縛。正是由于這種內在的深刻契合，馬克思主義才能在共產黨人的偉大實踐中，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融為一體，融入中華民族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而在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地，馬克思主義仍然是飄蕩在空中的“幽靈”，無法進入社會運行過程。由此也可看出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優(yōu)勢。我們現(xiàn)在所要做的則是進一步推動這個聞道過程，不僅是個體的聞道，而且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聞道。

　　（二）儒家“大學之道”即是低水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突破之道。

　　正是由于中國人長期追求大道，所以就能夠發(fā)展出一門獨特的學問，那就是“心性之學”，其核心的內容就是儒家“大學之道”。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漫長發(fā)展過程，也就是對道的深入理解過程。君子的生命歷程，就是體道、悟道、得道的過程。這個體道悟道、遵道而行的過程，也就是沿著“大學之道”向上走的過程。

　　《大學》第一章對“大學之道”進行了概述。關于這一章的內容，古人有很好的概括，那就是“三綱領”“八條目”。“三綱領”就是“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八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們說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想構建一個理想社會，那就必須培育完美的個體，而這個培育工作首先要從個體的覺悟開始，在“三綱領”中就是“明明德”，在“八條目”就是“格物致知”，然后才能“誠意正心”，進而“修身齊家”，由近及遠，由家而國，直至達到“止于至善”和“治國平天下”的境界。在這一系列環(huán)節(jié)中，“修身”是“本”，“治國平天下”是“末”，如果在“修身”這個環(huán)節(jié)沒有做好，要想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結果，那就根本不可能。

　　“大學之道”的道理并不復雜，人們所長期爭論不休的是關于“格物”的理解，要理清這個問題需要大量的篇幅，這里只能簡要地做個解釋。古人用詞文約義豐，考察古代典籍中關于“物”的含義，有大量的例證表明，它本來就包含了“道”或者說是社會價值體系的含義，如《易經》中的“厚德載物”“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楚簡《民之父母》中的“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這幾個例證中的“物”都可以解釋為價值體系。還有莊子的《齊物論》，實際上就是一部深入研究價值體系問題的專著。因而《大學》所說的“格物”，即是對自己的價值體系進行辨析或反思，進而對與之相聯(lián)系的整個社會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過程的反思，所謂“致知”，也就是“聞道”，認識科學合理的價值體系，然后就可以進一步地把它確立為自己的信仰，“誠意正心”，沿著“八條目”的順序一路走下去，達到“治國平天下”的高度。這樣來解釋，不論在儒學義理上，還是在文本上，都可以融會貫通了。

　　“大學之道”的道理并不復雜，為了更直觀地表示它，我們可以設計一個坐標圖（圖l）。其中的橫坐標標示人的年齡，縱坐標標示人在自我實現(xiàn)上達到的高度，原點以上分別是“生理成長”“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原點以下標示的是人們墮落的程度，分別是“危害自身”“危害社會”。

　　我們可以把這個圖分為三個區(qū)，“光明區(qū)”“混沌區(qū)”和“黑暗區(qū)”，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這上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光明區(qū)”是一個客觀存在，但“混沌區(qū)”里的人都戴著一頂無形的大草帽，他們看不見上面的區(qū)域，只看見自己眼前與腳下的區(qū)域，以為那就是人生的全

圖 1：“大學之道”圖

　　部內容，所以便處于獨斷主義的迷霧之中。他們深陷在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旋渦之中，暈頭轉向，其之所以對私有制價值體系抱有絕對的信仰，是因為根本就沒有思考過它，這個信仰潛藏于其潛意識深處。所有的庸人，無論是美國的政客，還是中國的貪官，他們都處于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控制之下，都沒有經歷過“格物致知”環(huán)節(jié)，所以他們就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都對自己的價值體系高度自信。還有那些歷史虛無主義者，網上所謂的“恨國黨”“帶路黨”，雖然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缺少自信，但在堅持私有制價值體系時卻高度自信，認為它是普世價值，不容置疑，這就是康德所說的獨斷主義。

　　如果打不破這種獨斷論，他們就只能是井底之蛙，一直在“混沌區(qū)”里折騰下去。

　　人們要想跳出“混沌區(qū)”，那就必須走上“大學之道”，它為人類跳出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控制提供了向上攀登的“梯子”。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唯有人們內心深處的價值體系的轉換提升，才能給個性成長與社會運行帶來新東西。中國古代圣賢所說的“聞道”，也即是突破“格物致知線”，通過反思自己的價值體系，認識到自己在無意識狀態(tài)下從環(huán)境中接受過來的價值體系是有缺陷的，進而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精神控制，為自己找到科學合理的價值體系。所有的人都必須走上“大學之道”，才能跳出“混沌區(qū)”，這是唯一的解脫之道。人們通常把生活在“混沌區(qū)”與“黑暗區(qū)”的人稱為“經濟人”或者“庸人”，為了與這種人有所區(qū)別，我們可以把生活在“光明區(qū)”的人稱為“光明人”。人們一旦走上“大學之道”，完成了從“經濟人”到“光明人”人格提升，其文化自信才有了可靠依據(jù)。

　　（三）“光明人”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聯(lián)系

　　“大學之道”即是突破第三級范式之道，同時也是突破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之道，因而我們說“大學之道”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之道，也即文化建設之道、人類解放之道。從歷史發(fā)展的實際情況來看，在以往的時代，人類有些特別優(yōu)秀的個體完全有可能特立獨行，獨自突破“格物致知線”，進入“光明區(qū)”，也有可能突破“誠意正心線”“修身齊家線”，卻不可能獨自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達到“治國平天下”的高度。要想完成這個任務，聞道君子必須聯(lián)合起來，建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于是我們便可發(fā)現(xiàn)，“大學之道”中所說“治國平天下”，其終極目標也就是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超循環(huán)”。要實現(xiàn)這個目標，需要經過漫長的醞釀發(fā)展過程，必須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才能最終把這個任務提上社會政治日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xù)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7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fā)展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得到這個成果極不容易。”必須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方略之后，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老祖宗留下“大學之道”的重要價值，才能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yōu)勢是什么，那就是我們中國人站在人類文明進化的最前列，抓住了最根本的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問題。當它形成穩(wěn)定的“超循環(huán)”之后，主導了社會運行過程，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可以進入“無為而治”的高級階段，最終穩(wěn)定下來了。

　　因而我們必須珍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如果要想知道珍惜，我們就必須對這個歷史傳承過程有一個全面了解，就必須實際地進入“光明區(qū)”，在精神上成長到應有的高度。德國科學家海克爾提出了一個名為重演律的學說，它認為個體發(fā)育就是系統(tǒng)發(fā)育的短暫而又迅速的重演，按照同樣的邏輯，人類精神進化過程同樣要在個體精神成長過程中“重演”一遍，我們要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必須把中華文明的傳承發(fā)展過程“重演”一遍。踏上這條人類精神向上成長之路，我們就必須從“格物致知”做起，沿著“大學之道”向上攀登，認識人的“天命”，認識“天理”與“良知”，然后才能接受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最終到達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經由這個成長過程，我們才能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于個體成長的意義，那就是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才能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控制，實現(xiàn)自身的“天命”。我們之所以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無非是要實現(xiàn)自己的“天命”。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來說，“大學之道”即是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道，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大學之道”即是民族復興之道；對于個體來說，“大學之道”即是實現(xiàn)“天命”之道，以往的人們必須走上“大學之道”，才能成為君子；對于新時代的人們來說，同樣也必須走上“大學之道”，才能從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控制下脫穎而出，這樣的人自然就是君子，同時也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當我們走上“大學之道”，就可以進一步發(fā)現(xiàn)，“光明人”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存在著一種有機的聯(lián)系。列寧說，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建不成共產主義，套用過來，我們也可以說，在一個充斥著“混沌人”的國家也建不成共產主義。以往的政治學對人性成長與社會制度進步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視而不見，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所說的話也完全適用于這種庸俗政治學：“粗率和無知之處正在于把有機地聯(lián)系著的東西看成是彼此偶然發(fā)生聯(lián)系的、純粹反思聯(lián)系中的東西。”通過揭示這種有機聯(lián)系，我們也就可以找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路徑，那就是引導人們走上“大學之道”，突破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由“混沌人”成長為“光明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樣的人越多，就越是能夠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穩(wěn)定運行的“超循環(huán)”。人們一旦走上“大學之道”，進入了“光明區(qū)”，就會自然而然地認同社會主義制度，這種認同是在最深層的人格上的認同。對于“光明人”來說，不管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有多少缺陷，他都對其寄予厚望，就像父母之于幼兒，不管幼兒學步時走得多么歪歪扭扭，他們都不會放棄期待。

　　有了上述認識，我們也就找到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就在于哲學反思的不到位，缺少了對自身價值體系的反思，結果就跳不出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控制，在兩種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競爭中，不能自覺地有意識地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自命為“公知”而不能“自知”，所以就只能認同西方的那一套淺薄狹隘的價值體系，難以認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樣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不能合理行動，不管是在家里，還是在社會上都是問題人物，他們本身就是異化現(xiàn)象的根源，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會制造出對立、沖突、兩極分化與動亂、災難。在“大學之道圖”上，他們沒有進入“光明區(qū)”，深陷在“混沌區(qū)”或“黑暗區(qū)”里。這種人之所以不知珍惜社會主義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沒有踏上“大學之道”，缺少對自身價值體系的反思，缺少了遵循中華精神成長過程的復演，缺少了對“天理”“良知”的體認，從一開始就進入了思想成長的歧途，在“混沌區(qū)”里折騰，所能認同的只能是西方的那一套淺薄狹隘的價值體系，難以認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但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不足，自信地認為自己所知道的就是絕對真理，自己的價值體系就是“普世價值”，狂熱地要用自己的那個狹隘片面的價值體系來改造社會。由于價值體系的狹隘片面，他們就把西方社會當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所以他們就身在中國心在西。以應對新冠病毒為例，美國政客不管怎樣折騰與失敗，他們都認同擁護，中國的抗疫無論做得多么好，他們都不會滿意。

　　有了上述認識，我們也就可以理解毛主席為什么說“所有的人都要改造”了。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說：“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此后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又說：“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現(xiàn)在看來，他說得很對，為了與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個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都應當走上“大學之道”，進入“光明區(qū)”。只有在“光明人”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才會越來越穩(wěn)定。基于這個原因，我們也就可以說，“大學之道”即是社會主義穩(wěn)定發(fā)展之道，也即是擺脫歷史虛無主義之道。

　　基于同樣原因，我們也還可以說，共產黨人是“大學之道”的最終實現(xiàn)者。儒學即是人學，“大學之道”即是價值體系成長之道。人類為什么需要共產主義，那是因為它是與人的健全天性最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共產黨人致力于建設這一社會制度，因而就是“大學之道”的真正實現(xiàn)者。共產黨人現(xiàn)在已經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方略，要想承擔這一歷史使命，就必須率先走上“大學之道”，才能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修之于身”，才能從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泥坑中脫穎而出，才能擁有值得堅持的價值體系。“大學之道”即是共產黨人自我革命之道，黨性鍛煉之道。當人們實際地走上“大學之道”以后，就可以發(fā)現(xiàn)，真正的共產黨人必然是真正的君子，他們都生活在“光明區(qū)”，兩者在這里融為一體，他們都是“光明人”。在這樣的人格基礎上，人們自然也就實現(xiàn)了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有機融合。假如有人自稱為君子而不認同共產黨人，或者反過來自稱共產黨人而不認同君子人格，那就說明他的價值體系都還沒有成長到能夠把儒學與馬克思主義有機融合起來的高度，所以就仍然處于片面性之中，仍然重復著“盲人摸象”的故事。

　　三、堅守“大學之道”，構建新的話語體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也就找到了構建新的話語體系的思路，那就是“國學為根，綜合創(chuàng)新”。所謂國學為根，也就是說，要構建一個超越了以往各種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新體系，構建者自身就必須率先走上“大學之道”。當我們沿著“大學之道”進入“光明區(qū)”之后，一個“光明人”也就誕生了。莊子說：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按照同樣的邏輯，有了這樣的“光明人”，自然也就有了新的話語體系。一旦人們走上“大學之道”，就可以在價值體系上成長起來，突破了第三級范式和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束縛，新的話語體系不過就是這個精神成長過程的副產品罷了。在這條路上攀登得越高，人們的眼界就越寬廣，所構建的話語體系就越全面，越深刻。

　　個體的解放與人類的解放是一個整體，“光明人”要實現(xiàn)自己的“天命”，就必須關注人類解放事業(yè)，推進人類“天命”的實現(xiàn)，所以就必須對當今人類面臨的重大現(xiàn)實問題提出解答，就必須研究其他文明話語體系，研究他們所解決不了的問題，拿出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哲學，一個兼收并蓄同時又超越了以往各種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話語體系，包括對馬克思主義，也要創(chuàng)造性繼承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過程中開辟理論發(fā)展新境界，此即所謂綜合創(chuàng)新。

　　話語體系的構建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雖然我們有“國學為根，綜合創(chuàng)新”的思路，但從儒學傳承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來看，仍然存在許多誤入歧途的風險。為避免這種風險，我們在構建新的話語體系時，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要為人們提供科學合理的信仰，二是要注意構建方法。

　　（一）新的話語體系要為人們提供科學合理的信仰。

　　任何一個話語體系，都必須包含有關于生命意義的解答。我們所構建的話語體系，要想改變“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局面，就必須針對生命意義問題提出一個對所有的人都有說服力的答案，一個任何國家與民族都可以接受的答案。否則的話，我們所構建的話語體系就無法進入人們的生命過程，這樣的話語體系就是一個飄蕩在虛空中的“幽靈”，沒有生命力。

　　西方人喜歡批評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因此而在中國人面前產生出一種文化優(yōu)越感。有些中國人也對這個問題迷惑不解，對于這種迷惑，我們必須澄清，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宗教信仰只是種種信仰中的一種，而且是狹隘片面的信仰。費爾巴哈早已發(fā)現(xiàn)：“我們的宗教幻想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們自己的本質的虛幻反映。”現(xiàn)在我們站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立場上來考察一下宗教信仰問題，就會發(fā)現(xiàn)，所謂信仰，也無非是人們的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價值。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其中都有核心價值，因而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因為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其中都有一個被其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核心價值，區(qū)別就在于它能否引導人們超越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束縛，能否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能否引導人們實現(xiàn)自己的天命，能否保證人們行為的合理性。正如拉茲洛所說的那樣：“人類的進化已經不是生物的而是社會文化的進化。成功的準則不是簡單的再生產，而是合乎理性地思維與行動。”

　　所有的人都有信仰，但信仰有優(yōu)劣。如果用能否引導人類合理行動作為信仰的標準，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人不僅有信仰，而且還是真正科學合理的信仰，那就是“大學之道”。

　　首先，“大學之道”為人類提供了科學合理的人生目標。“大學之道”擺脫了人格神的糾纏，這是中華文化的優(yōu)勢之所在。中國人之所以不需要“神”，那是因為我們自己就是自己的“神”。在我們看來，在每個人的生命之中，本來就有一個令人敬畏的東西，那就是人的“天命”，一個可以在現(xiàn)世中實現(xiàn)的目標。由于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扭曲、遮蔽，許多人意識不到自己的“天命”，追逐那些狹隘片面的目標，所以就需要有“大學之道”來引導人們走出這種困境。其他各種宗教也想承擔這一職能，但它們不是訴諸人的理性，不是引導人們實現(xiàn)自己的“天命”，而是借助于虛構的上帝，用死后的天國與地獄來引導和恫嚇人們，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宗教活動儀式上，引導人們節(jié)欲苦行，逃避社會責任，這就把人類引入了歧途，無益于社會與人生，等而下之的則把宗教變成斂財工具，變成了禍害。

　　其次，“大學之道”為人們提供了實現(xiàn)“天命”的路徑。其他各種宗教也都想突破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束縛，不管是“佛”還是“上帝”，也要給人提供一個超越性目標，佛教講“開悟”，基督教講“因信稱義”，都在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但它們沒有為人們提供精神解脫之道，自稱獲得解脫的人們也無法把自己的體驗傳達給其他人，所以就依靠一些神秘主義的話術來忽悠信徒，誰要按照他們提供的修行辦法，都不可能實現(xiàn)人的“天命”，最終都要歸于幻滅。“大學之道”與那些宗教信仰不同，它要求人們格物致知，通過反思自己的價值體系而認識大道，通過堅持遵道而行而正確履行各項倫理義務和社會責任，人們就可以實現(xiàn)自己的“天命”，這是一條由“混沌區(qū)”進入“光明區(qū)”的唯一通道，因而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所以我們說它是科學合理的信仰。

　　其三，“大學之道”具有與時俱進的潛能。在私有制剛問世的時候，與之相對立的價值體系如影隨形地產生了，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束縛，這是歷史發(fā)展的目標，當然也是各種哲學宗教學說所應當達到的目標。但由于私有制的產生與發(fā)展過程是一個漫長的發(fā)展過程，與之相對應的，各種哲學宗教理論由于各自的不同特征，就產生了一個能否與時俱進、堅持到底的問題。以基督教為例，它把解脫的希望寄托在末日審判上，寄托在死后進入的天堂，在現(xiàn)世生活中，人與天堂永遠無緣，所以它就不能指導人們合理行動，為了說服信徒，耗費大量的精力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后來就越錯越遠，不能與時俱進，不能深入反思價值體系，不能與馬克思主義有機融合，不僅無法突破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束縛，反而被用于反對馬克思主義，背離初心，必然走向末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儒家“大學之道”始終站在時代前列，解答現(xiàn)實問題，隨著歷史的進步而不斷成長，因而就具有強大的包容能力，能夠吸納和融會貫通各種哲學宗教理論的優(yōu)秀成果，包括馬克思主義，形成那種“集大成”的科學信仰。

　　由于上述原因，我們說“大學之道”是科學合理的信仰，兩千多年來，它為中國人指出了一條在現(xiàn)實生活中實現(xiàn)人的“天命”的安身立命之道，它相信“途之人可以為禹”，因而是任何天性健全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人生目標；它就在人們自身之內，無需尋求外在的證明，只要人們靜下心來，聆聽內心深處的呼聲，就可以發(fā)現(xiàn)它的存在。其他一切都可以虛無，都可以娛樂，但這僅有一次的生命卻無法虛無，也不能用來娛樂。為了實現(xiàn)人的“天命”，人類就需要突破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束縛，所以就需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就需要經歷“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奮斗過程。只要我們把這里的道理闡發(fā)出來，我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有的人都會擁護黨的領導，都會自覺投身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這個事業(yè)自然也就具有內在的成長動力，蓬勃發(fā)展、高歌猛進。在此偉大實踐的基礎上構建出來的話語體系就具有了強大的說服力、感召力、影響力，就可以解決“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問題，各國各民族就可以聯(lián)合起來，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在構建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必須注意方法。

　　儒家君子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明確新的生活目標，制定新的行為法則，并誠意正心地付諸實踐。但在表達上卻相當隨意，他們喜歡用一種語錄體來表達思想，無論是孔子、孟子，還是后來的王陽明，都是針對學生提出的問題，隨機地做出解答，用盡量淺顯的表達來闡發(fā)精深的道理，循循善誘地進行引導學生的覺悟。佛教里的禪宗甚至有一個明確的主張叫做“不立文字”，就是不憑借語言文字來解釋、傳授教義，其中最玄乎的是采用“棒喝”方法來啟發(fā)初學者開悟，這就更加無法見諸文字。于是西方哲學家就誤以為這里面缺少深刻的思辨，比如《論語》就被黑格爾很是嘲笑了一番，他說：“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jù)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

　　但在實際上，孔子對道的深入體悟是西方哲學所難以企及的，這種安身立命的哲學恰好正是那種最深刻的哲學。大道至簡，我們要構建一個能夠推廣到全世界的話語體系，扭轉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狀況，一方面要傳承中華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用最簡潔的話語傳達那種最深刻的人生智慧；另一方面也要借鑒西方哲學家的方法，遵守推理規(guī)則，構建一個嚴謹?shù)臎]有內部矛盾、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一個可以檢驗的有說服力的話語體系。

　　理論需要形成體系，正如黑格爾所說：“哲學若沒有體系，就不能成為科學。沒有體系的哲學理論，只能表示個人主觀的特殊心情，它的內容必定是帶偶然性的。哲學的內容，只有作為全體中的有機環(huán)節(jié)，才能得到正確的證明，否則便只能是無根據(jù)的假設或個人主觀的確信而已。”要避免這種困境，我們就要像笛卡爾曾經做過的那樣，“把我歷來信以為真的一切見解統(tǒng)統(tǒng)清除出去，再從根本上重新開始”，通過普遍懷疑，清除心靈中一切傳統(tǒng)的偏見和一切可疑的知識后，然后得出一條無法懷疑的“第一原理”，然后再按照推理的規(guī)則，一步步地推理，建立起一個新的話語體系。

　　如果與“大學之道”對比一下，我們便可發(fā)現(xiàn)，笛卡爾的這個普遍懷疑其實也就是“大學之道”中的格物致知。格物即是對價值體系進行辨析，包括反思自己潛意識深處的價值體系，也包括反思社會環(huán)境中的價值體系，這也是一個普遍懷疑的過程，必須打破那種把現(xiàn)在的價值體系視為天經地義的獨斷論，人們才能致知，認識到大道的存在，這在笛卡爾那里則是找到“第一原理”。在這兩個話語體系的起點上，哲學家們所要做的事情是一樣的。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笛卡爾雖然有正確方法，他所找到的“第一原理”卻有問題。他的“第一原理”是“我思故我在”，其問題就在于它的貧乏，把人的生命過程抽象為一個思考著的大腦，支撐著這個大腦活動的人的生命過程被抽象掉了，支撐著人的生命過程的社會進步過程也被抽象掉了。前提決定結論，由于其“第一原理”的貧乏，所以笛卡爾的理論體系是貧乏的。相比較于笛卡爾的貧乏，“大學之道”的“格物致知”則包含了豐富的內容，這里的“致知”所“致”的是什么“知”呢，那就是大道，后來的哲學家們不斷地對其進行深入闡發(fā)，依次演變出天命、天理、良知，到了社會主義新時代，則演變?yōu)樯鐣髁x核心價值體系。我們現(xiàn)在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格物致知”，也就是反思自己頭腦中的價值體系，把原有的價值體系清理出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迎接進來，然后還要“誠意正心”地付諸實踐，修齊治平，一直沿著“大學之道”向上走，由新的價值體系帶來新的實踐，由個體的新的實踐，帶動社會的新的實踐，在個體與社會之間形成“超循環(huán)”，當這個“超循環(huán)”穩(wěn)定地運行起來之后，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最終穩(wěn)定下來了。

　　與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相比較，“大學之道”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廣闊的視野，不僅可以解釋個體的生命過程與整個社會歷史過程，而且精確而簡潔，邏輯自洽；它不僅能夠為個體提供生命意義的科學合理的解答，而且能夠為各種社會現(xiàn)象提供合理的解釋，為各種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徹底的一攬子的解決方案。它不僅是人生的說明書，同時也是社會發(fā)展的路線圖，走在這條路上，我們才能越來越像一個人，實現(xiàn)人的“天命”；在每個人都沿著“大學之道”向上的過程中，社會集體才能不斷進步。它所概括的上述基本原理不僅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且具有與時俱進的巨大潛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中庸》）。這個“第一原理”堂堂正正，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和感召力，在它的面前，所有虛假狹隘的話語體系都相形見絀，無地自容，以它為“第一原理”，按照推理的規(guī)則，推導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不僅可以抓住中華文化精髓，而且可以包容馬克思主義理論，構建一個把儒學與馬克思主義有機融合起來的話語體系。顯而易見的是，要做好這件事情，理論上的推理是必要的，邏輯規(guī)則也是必須堅守的，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忽悠人的理論，專門把推理的大前提隱藏起來，用一套天花亂墜的話語把它包裝起來塞給人們。要識別他們的騙術，那就要找到它的“第一原理”，看它是否科學合理。但必須強調的是，話語體系不僅應當邏輯自洽，而且還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它必須能夠引導人們合理行動，實現(xiàn)人的天命。理論自洽標準與行為合理標準是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最終要統(tǒng)一于人們堅守“大學之道”的實踐，新的話語體系的建設過程實際上是人們沿著“大學之道”向上攀登的過程。一個生活在“混沌區(qū)”的庸人，從一開始就誤入了歧途，寫出來的東西永遠俗不可耐，指望這樣的人在哲學社會科學上進行創(chuàng)新，無異于緣木求魚。

　　新的話語體系的形成過程其實也就是新的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形成過程，不僅理論家要堅守“大學之道”，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乃至全體社會成員都應當堅守“大學之道”。構建新的話語體系不是書齋里的哲學家所能獨自完成的任務，這是一個社會集體的進步過程，所有的人都要參與。如果只有少數(shù)領導與專家攀登“大學之道”，而沒有社會大眾參與，少數(shù)領導與專家就只能是孤芳自賞，所構建出來的話語體系就沒有生命力。英雄與人民、領導與民眾的區(qū)別就在于人們在“大學之道”的攀登上所達到的高度的不同，所有的人都應當走上“大學之道”，這既是深藏在人性深處的內在沖動，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大趨勢，這也就是《大學》所說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所以就需要運用執(zhí)政權力來做好人民群眾的引導教育，執(zhí)政權就是教育權，只有在大多數(shù)中國人走上“大學之道”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才能形成穩(wěn)定運行的“超循環(huán)”，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充分地展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新的話語體系才能成長起來。這樣形成的話語體系，就可以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形成一種“勢”，具有影響世界的力量。

　　現(xiàn)在我們有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運用執(zhí)政權力來駕馭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還有老祖宗留下的“大學之道”，可以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因而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構建新的話語體系的最有利時機。歷史機遇稍縱即逝。社會歷史的發(fā)展進程并不是那種機械的自然必然性，這是因為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運行軌跡并不遵循那種機械的自然必然性，它的自然本性永遠是墮落下滑，人類要避開自我毀滅的悲劇命運，就必須把它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所以我們就應當抓住機遇，下決心擺脫研究思維與存在關系哲學范式的羈絆，勇敢地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超循環(huán)”的控制，立時代潮頭，通古今之變，對舊的話語體系來一次徹底的清理，進而以“大學之道”為第一原理，融會貫通，把“中西馬”都包括在內，發(fā)展出一個完善的話語體系。所謂“國學為根，綜合創(chuàng)新”，其中的“根”只能是中華文明成長過程的內在邏輯，必須發(fā)展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它才把那最重要的價值體系問題呈現(xiàn)出來，于是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儒家“大學之道”的重要價值。由于“大學之道”本來就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以它為“第一原理”所構建的話語體系，自然也就具有了繼承性、民族性、原創(chuàng)性、時代性、系統(tǒng)性和專業(yè)性。此即《論語》中所說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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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美]E.拉茲洛：《進化——廣義綜合理論》，閔家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基金項目]

　　2020年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年度項目：以儒家君子文化涵育新時代大學生道德人格研究，批準號2020BKS015。

　　[作者簡介]

　　岳德常,黃河科技學院中華文化傳承發(fā)展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此文為一稿專投。文章為原創(chuàng)，不存在學術不端，文責自負。本聲明的法律責任由本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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