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恩格斯與列寧究竟是何種“原理派”
——紀念列寧逝世100周年
【作者按】該文選自“恩格斯與列寧：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策略問題研究”（載《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第一部分，是為全文的引論。在紀念列寧逝世100周年之際，重新整理貼出來，期待引發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國家理論的關注和重視，從中提出對“社會主義階級者”的理論思考。階級者不是別的，而是對于馬克思范疇學的方法論提煉。資本正是“階級者”。同樣，社會主義社會仍然繼承和揚棄著這一規定。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提供一把鑰匙。只有階級者，才能建立起唯物辯證法的總范疇。應基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結合的層面，并著眼于生產方式的歷史運動，全面準確地把握國家對象的全體規定。
（一）
在歷史道路選擇上，馬克思是高度的歷史論者；在向“未來社會”進軍問題上，馬克思是“科學的唯物史觀”論者。二重意蘊的統一則構成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考和予以堅守的原則。具體而言，馬克思早年持有“革命的社會主義”觀，以抵制和糾正烏托邦的“空想社會主義”，這可看成針對資本歷史本位的“國家過渡本位論”（在規定上稱為“國家本位II” ）；晚年根據對東方社會的觀察，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命題，實則是肯定了和土地歷史本位對應的作為揚棄意義的“國家本位I”。相比“國家本位II”，其不獨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而首要是“建設的社會主義”。這些系統性思想為恩格斯和列寧在其活動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所驗證，留下寶貴的理論財富。
本文系為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暨列寧誕辰150周年專稿，現在結合當下的形勢，重新整理文章的各部分內容，以恰當的成果形態發表。期待藉由這個專題，深入闡述恩格斯與列寧基于“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性質及其對當代社會主義所發揮的巨大指導作用。
（二）
象者，恒也易也。馬克思“向未來社會進軍的道路”在其身后似乎出現了“分岔”，恩格斯和列寧仿佛又分別代表著不同道路方向上的“理論解說”。
是道路分殊，還是原理統一？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恩格斯與列寧究竟是怎樣的“思想共同體”？等等，這些問題，既是社會主義運動本身的基本問題，也同時是社會主義經濟學不可回避的重大原理和策略問題。蓋因它深入涉及到了社會主義歷史道路生成的基本走向和過渡、轉化的策略：如歷史本位論為何“分殊”，唯物史觀工作路徑基于東方語境如何得以澄明化，獲得意義的“新詮釋”；再如對革命與建設的辯證關系的處理——這涉及到正確理解“無產階級專政”。
實踐的尷尬說到底是理論的尷尬，由于堅持以彼此割裂的“馬克思學”“恩格斯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就正好顛倒了理論事實。于是，圍繞“各式各樣的分裂之論”的議論殊可驚人。其往往顯得言各有當，義匪一端，又往往排闥直入，對社會主義道路充滿疑慮。
懷疑與獨斷性并存。一個顯著的例子莫過于在探索如何跨越“卡夫丁大峽谷”問題上，不恰當地割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沒有看到它們是社會主義一般原理這一思想共同體的不同意義側面，并且無視歷史對象在道路生成運動方向上的內在規律性。由于分別持有“單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解讀傾向性，并且將由通過割裂得到的認識片段同實踐中的具體社會主義策略問題直接掛鉤，從而得到不正確的認識。如以恩格斯對“跨越卡夫丁峽谷”未付諸實踐，且可能有微詞甚至異議為由，試圖引出不適當的結論：恩格斯斷言俄國作為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不可能先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恩格斯否定俄國革命。
——這里，首先有一個用語問題。和馬克思相比較，恩格斯往往不嚴格區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術語，恩格斯傾向于用“多階段的接續的社會主義革命”表征共產主義革命這個整體對象。
顯然，恩格斯的一個失誤是，在革命策略這個問題上，較少關注“國家本位I”的道路規定性。就“國家本位II”而言，恩格斯無疑是正確的。即恩格斯肯定一個命題：向共產主義本身進行過渡，作為對資本進行“歷史消滅”的前提性工作規定——國家本位，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這其實就是馬克思聲明的，“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462．）
（三）
在執行社會主義辯證法這一點上，列寧并非越過了恩格斯。因此，事實真相只能是：
第一，“馬克思明確表明了自己對俄國民粹派和俄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即支持他們為俄國公社探索走一條不同于西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全新道路。這是一條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全新的道路，既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又繼承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成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丁堡駿．《資本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上) ——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J］．當代經濟研究，2018(4) :5-15．）
第二，“恩格斯全面地研究了俄國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指出俄國社會發展選擇何種途徑——究竟是一般途徑還是特殊途徑，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俞良早．恩格斯關于俄國社會發展一般途徑和特殊途徑的理論——研讀《＜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J］．江漢論壇，2012(11) : 31-37．）
或者毋寧說，恩格斯基于西歐社會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實際是傾向于把俄國公社跨越發展的時間起點，定位在歐洲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從而生產資料公有制具有現實的生長力之后。
這樣，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即是引入了“恩格斯所考察的因素”的一場特殊的“《資本論》革命”，“意在強調布爾什維克‘革命者自己將創造為全面達到他們的目標所需要的條件’，走完全有別于西歐的另一種道路。”同時，須知“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道路，是指依據科學社會主義的特殊文明形態，列寧認為東方社會的經濟形態是一個統一的經濟社會類型。” （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 : 36-57．）
（四）
我們來看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怎樣的思想共同體。總的來說，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作為“馬恩”，不是因為“差異分析法”而走到一起，是因為一致才走到一起，而因為走到了一起，才需要策略的“許多不一致”。
其一，“恩格斯與馬克思親密合作40年，基于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方面的共同見解，他們在廣泛領域具有高度一致的認識。”（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的認識過程與“偏差”——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一［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1) : 12-18．）
其二，“這種研究過程決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依靠單純的邏輯推理推出來的，而是馬克思恩格斯深入到社會實踐特別是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反對資產階級和剝削者斗爭的實踐中掌握了極其豐富的感性材料運用辯證的方法和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和論證的結果。這是馬克思恩格斯作為一個理論家、思想家區別于歷史上的所有理論家、思想家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二人都是理論家，但他們首先是一個實踐家、革命者。所以才創立了唯物史觀。”（郝貴生，李俊赴．究竟應該怎樣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關系？——兼評俞吾金先生的差異分析法［J］．哲學動態，2005(5) : 15-20．）
其三，“從原則上看，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義、辯證法、歷史觀、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批判態度、對未來社會的理想等方面都具有高度一致性。”（羅雄飛．恩格斯對馬克思轉化理論出現認識“偏差”的根源——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之二［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2) : 9-18．）
其四，最為關切的一點，“恩格斯對馬克思的關系決不僅僅是闡發和解釋者的作用，而參與和共同創立、共同發展則是他們的本質關系。”（郝貴生，李俊赴．究竟應該怎樣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關系？——兼評俞吾金先生的差異分析法［J］．哲學動態，2005(5) : 15-20．）
（五）
我們的看法是，列寧之作為“原理派”正是“馬恩思想共同體”意義上的。
“1894年，年僅24歲的青年列寧在其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有關哲學的論文《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將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唯物辯證法說成是對‘社會學的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否定’，是一種從客觀現實出發的方法。”（張一兵．回到列寧——關于“哲學筆記”的一種后文本學解讀［M］．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77．）
正是在這篇論文中，青年列寧系統指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從批評以前的社會主義者的主觀方法開始的……所以他們不能不得出結論說，他們所遇見的是必然使大眾遭受剝奪和壓迫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組織。這一信念直接決定了他們的實踐綱領……這個斗爭是俄國從最偏僻的鄉村到最新式完善的工廠的經濟現實的主要內容……資本主義已使主要工業部門達到大機器工業的階段;它從而使生產社會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質條件，同時造成了新的社會力量——工廠工人階級，即城市無產階級。雖然這個階級遭受的資產階級剝削，按經濟實質來說，和俄國全體勞動群眾遭受的剝削是同樣的，但是這個階級在謀求自身解放這個方面卻具有特別有利的條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剝削上面的舊社會已經沒有絲毫聯系；它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本身就把它組織起來，迫使它開動腦筋，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爭的舞臺。社會民主黨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這個階級身上，把自己的綱領歸結為發展這個階級的階級自覺，把自己的全部活動都用來幫助這個階級起來進行反對現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爭，并吸引俄國全體無產階級投入這個斗爭。”（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210-211．）
（六）
與此同時，“不難發現，列寧此處對社會的觀察，是直接從生產方式特別是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著手的，而不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從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起步。后來的毛澤東顯然依循了列寧的思路。”（張一兵．回到列寧——關于“哲學筆記”的一種后文本學解讀［M］．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82．）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19．）
受啟發于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聲稱: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但同時，指認“馬克思主義者信奉抽象歷史公式的不可變易性”，“這完全是撒謊和捏造！”其實，“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必須普遍遵守的歷史哲學公式，是一種超出了對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的東西。”“總之，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最陳腐最庸俗的責難，這種責難是所有那些絲毫不能從實質上反駁馬克思主義者觀點的人早已用過了的。”（列寧選集: 第 1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P58）
（七）
正是基于這個語境，列寧進而深刻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別注意的是修蓋好唯物主義哲學的上層，也就是說，他們所特別注意的不是唯物主義認識論，而是唯物主義歷史觀。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115-116．）
列寧突出說明：“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的一點，就是闡明了無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世界歷史作用。”（列寧專題文集: 論馬克思主義［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61．）
“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是最先提出不僅必須分析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而且必須分析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問題的社會主義者。”（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182．）
于是在列寧看來，歸根結底，“生產力全面轉向生產關系研究，這才有了堅實的歷史唯物主義，凸顯了存在者的發展規定。”（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M］．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115．）
（八）
所謂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策略——
關于向未來社會進軍的道路選擇，馬克思依據“二重意蘊歷史觀”進行了考察，其卓越的理論思想啟發了“恩格斯—列寧道路”與“列寧—恩格斯道路”，引導人們認識把握指導東方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本著對思想共同體“唯物”“唯實踐”的原則，對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原理發掘應遵循“統一辯證法”；沿著“共同體→國家”路徑，藉由對“人（本位）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交互作用”與“物（本位）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交互作用”結構交融的歷史系統機理的全面展示，清理出“國家本位I→國家本位II”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道路理論特質。據之可以發現，恩格斯與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的論述“道路分殊而原理統一”。然則基于思想共同體的研究視角可探究到和歷史道路生成運動方向有關的唯物辯證法總原理：“歷史總體的個別”對“歷史總體的一般”的一般性關系；由于經濟形態社會類型依存于所有制這一內在因素的具體歷史中介（屬性），遂達成“所有制形式本位論”意義的歷史世界的復雜性工作異同關系；應以此為指導進一步處理好共同體與國家、民族與世界、計劃與市場、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辯證認識關系，以 “唯物史觀實踐規定（國家本位論）”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定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內在”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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