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今經濟問題的根源，應當從經濟本身的內部去找，而不是從它的外部去尋找；應當從四十多年，尤其是近三十年來的歷史中去尋找，而不是從當前的現實中去尋找。如同一個人，到底有沒有病，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一定會檢查他身體本身，看他的病歷，而不是看他住的病房是大還是小，病房的窗戶是開著還是關著這個道理一樣。
目前國內的一些經濟界的頭面人物卻非如此，對于目前得的病，要么怪病人投錯了娘胎，要么怪病人按他過去開的藥方吃藥還不夠。總而言之，他們怪東怪西，但有一條，就是從來不去反思自己開的藥方對不對，是否是對癥下藥。
經濟界的一些頭面人物一直告訴我們，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在于消費不足，所以要刺激消費；在于民企發展有顧慮，所以要取消國企；在于營商環境不好，所以要優化營商環境。等等。然而稍微動點腦筋就不難發現，他們所謂的這些問題，都是表面現象，而非問題的本質。說消費不足，那么為什么會消費不足？說民企發展有顧慮，那么三十多年來，民營企業由不占經濟總量的20%發展到現在的90%以上，它們是怎么發展起來的？這在邏輯上講不通。說營商環境不好，然而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在優化，再優化，為何一直不見起色？
我們說從經濟本身內部去找，就是要看經濟本身有什么問題，而不是繞著經濟說經濟，而不鉆到經濟的“肚子里”去分析；從歷史中去尋找，就是要看看在歷史上做了什么，那些東西影響到現在的經濟。只有如此分析，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現在所缺的，正是這種態度，也是那些經濟界頭面人物所竭力回避的態度。
經濟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呢？多少年來，一說到經濟，就是“三駕馬車”，不是投資、出口就是消費，如同他們看一個人的內臟一樣，只看到心臟、脾胃、肺，而看不到神經，看不到血管，看不到人的內臟是一個有機循環的整體。心臟有問題，他們只管看心臟，開藥方，而不管這個藥方對人的其他器官產生什么影響；脾胃有問題，只管看脾胃，以此類推。這就是西方經濟學的中國教條主義者的慣常做法。在他們眼里只有物，只有生產力，看不到正是這種強大的生產力所導致的僅僅使少數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現實。他們這種做法，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死板的三分法”。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經濟的“肚子里”不僅有肝臟，有脾胃、有肺，還看到人的體內器官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既看到生產力，又看到生產關系；既看到物，更看到人，看到“物”與“人”的關系。正如恩格斯所說：“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即是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他們眼里的經濟，是“物與人”的結合，既看到物，也看到“物中的人”，看到在生產“物”的過程中，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壓迫和剝削，看到這種壓迫和剝削所帶來的勞動者的貧困以及勞動者創造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里的兩極分化。
我們說從近三十多年的歷史上去尋找，就要看這三十多年里做了什么，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三十多年來在中國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破新中國成立后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為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占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是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
《共產黨宣言》說的很明白：“資產階級生產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少數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值；資本的生產條件是雇傭勞動”。三十多年來，為了滿足這個條件，為了“與國際接軌”，不打破公有制條件下建立起來的“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不行，不去“制造”出大量過剩的用以雇傭的廉價勞動力不行，因此，從1986年開始，開始有了新中國成立后有了第一批合同制工人，有了固定工的國家職工身份被偷換成企業身份，有了“打破大鍋飯”“打破鐵飯碗”，有了連西方都感到不可思議的大規模國企職工下崗失業。所有這一切，最終目的就是要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制造出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三十多年中國的資本主義實踐證明了馬克思的論斷：“資本愈增長，雇傭勞動量就愈增長，雇傭工人人數就愈增加，一句話，受資本支配的人數就愈增多。”
與此同時，為了與“國際接軌”，讓私人資本、金融資本在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三十多年來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用盡一切辦法，發展私營經濟，也就是所謂的民營經濟。一是通過讓國營企業破產的辦法，賤賣國有資產，扶持起一批私營企業；另一方面是通過限制國有企業經營領域的辦法，扶持起一批私營企業。如打著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的旗號，通過限制國有企業辦醫院、辦學校，辦幼兒園，為私營資本進入這些領域讓出空間。一句話，就是通過限制、破壞國有企業發展的辦法，把絕大多數領域讓渡給私營企業。今天的中國私營企業，已經進入中國經濟的絕大多數領域，現在仍然在打著“取消行政不當干預”的旗號，讓私營企業進入剩下的領域。
可以說，今天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發展不夠的問題，而是想怎么發展就怎么發展的問題。然而，說起改革開放的成就，歸功于民營經濟的發展；說起今天經濟遇到的困難，則歸咎于國有企業，把罪過推給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則一點罪過都沒有，如同演戲的一樣，主角演砸了，去怪別人，這是一種什么邏輯？由此足見，中國那些西方自由主義的教條者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有推卸責任之嫌。他們遠沒有曹德旺坦誠，曹德旺大意是說，今天這個局面，不能怨天尤人，我們都參與其中，都有責任。
在國人的印象中，三十多年來，國家幾乎每年都出臺鼓勵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然而，在巨大的政策加持下，還走到現在這個地步，這說明什么？說明中國的資本主義并不比西方的資本主義高明。西方早期實行資本主義所產生各種問題，也就是經濟危機，不因為中國而有例外，經濟蕭條、企業破產、大規模失業等，一個也跑不掉。這是由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決定的，更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吃了資本主義“飯”，不想得資本主義的“病”，那是一廂情愿，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沒有那么好的美事。
西方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曾經有過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時期，也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同樣的道理，中國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后，也會帶來巨大的生產力，這不是因為什么“改革開放”的“功勞”，而是照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必然結果。但應當看到，中國的這種資本主義，比西方早期的資本主義更具有掠奪性，對中國老百姓的掠奪和壓榨程度更深、更重。因為西方早期的資本主義是在對外掠奪中完成資本積累的，而中國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對內掠奪。
掠奪到什么程度？100萬的房貸，要還170到180萬的本息，其剝削程度超過舊社會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這么多年，一個A股從廣大股民身上割了多少韭菜，傳銷、校園貸、電信詐騙等，又從老百姓身上掠奪了多少財富？這還不算醫療、教育以及各種各樣的罰款和收費。如果加在一起，從老百姓身上掠奪的財富恐怕是個天文數字。正因為如此，社會上才有了躺平、有了絕望，才有了不結婚、不要孩子、不消費的無聲抵制和抗議。這種現象，在人類文明史上恐怕絕無僅有。
然而造成這一歷史悲劇的那些人——中國的那些西方自由主義的信徒，今天仍然在兜售連美國都正在拋棄的那些東西，仍然嫌中國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程度不夠，恨不得像今天阿根廷總統米萊搞得那樣，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才解渴，甚至叫囂“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必須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羈絆，為保護私有財產，發展壯大私營經濟提供真正的理論依據”，赤裸裸暴露了他們想顛覆馬克思主義、顛覆社會主義的野心。也就是說，他們鼓吹發展私營經濟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過不流血手段，把中國由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可悲的是，黨內那些竭力在中國搞新自由主義的人，從來沒有給出一個令廣大黨員和群眾信服的理由，來說明搞新自由主義不會導致資本主義，不會導致貧富懸殊，以解除他們擔心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憂慮和擔心，相反，越來越多的黨員和人民群眾擔心黨內的資產階級勢力越來越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
“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他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說，他的存在不再同社會相容了”。這是176年前《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所下的結論，也是今天中國經濟問題的本質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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