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審辯式思維（criticalthinking）發展是國際教育領域中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審辯”是使用頻率最高的教育詞匯之一。人們今天已經形成廣泛共識：教育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發展學生的審辯式思維，審辯式思維是最值得期許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是創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幾乎所有對世界各國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今日中國學校中最缺乏的就是審辯式思維。
為了創造一個有利于青少年發展審辯式思維的環境，需要轉變傳統的“知識灌輸”的教育觀念，需要轉變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觀念。在“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活動中，學生不再是“管理”的對象，而是“支持”的對象；助學者的責任不再是“灌輸知識”，而是支持學生們“積極探索”；助學者不再是領著學生跑，而是陪著學生跑，在陪著學生跑的過程中為學生提供支持。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一直在倡導“以學生為中心”的民主教育思想。毛澤東的民主教育思想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美國民主教育思想的開山人杜威及其學生胡適，一個是中國的書院傳統。
根據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記載，毛澤東在延安回憶自己的經歷的時候曾經對斯諾講：“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 一時成了我的楷模。”顯然，他曾經深受胡適的影響。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曾多次旁聽當時在北大任教的胡適的課。經過他的岳父、北大教授楊懷中的推薦，他曾專程拜訪過胡適，向胡適請教與新思潮有關的各種問題, 并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 請胡適作過報告, 解答問題。后來，毛澤東也曾自稱是胡適的學生。
從1920年3月14日毛給周世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準備了大半年之后最終決定放棄赴法勤工儉學也與胡適的影響有關。
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也曾得到胡適的支持。1919年他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雜志，在該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胡適在自己主持的《每周評論》（1919年8 月24 日出版的第36 號）雜志的“新書評介”一欄中撰文說：“《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很遠大, 議論也很痛快, 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胡適的推介促成《民眾的大聯合》先后被《新青年》、《星期日》、《晨報》、《新潮》、《時事新報》、《星期評論》等多種報刊推薦轉載?？梢韵胂螅敃r胡適的贊揚曾經給初露身手的毛澤東以很大的鼓勵。
胡適支持毛澤東回湖南辦自修大學的想法。“自修大學”的名字是出于胡適。根據胡適《日記》的記載和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中的記載，1920年1月15日毛曾經專門就創立自修大學一事登門向胡適求教，并留下學校章程的草稿。幾天后，又再次登門取回了胡適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
胡適則是杜威先生的學生。杜威是美國現代民主教育的開山人。所謂民主教育，就是尊重學生的教育。在民主教育中，學生被視為有尊嚴的人，而不是經過精心訓練就可以形成一些條件反射的馬戲團中的動物。胡適之外，杜威先生的學生還包括陶行知、張伯苓（南開大學創建人、西南聯大創建人之一）、蔣夢麟（曾任民國教育部長）、郭秉文（曾任東南大學校長）、鄭曉滄（曾代理浙江大學校長）、陳鶴琴（曾任南京師范學院院長）、李建勛（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等。
通過胡適，毛澤東也曾經間接地受到杜威的影響。毛澤東曾在湖南長沙組織過一個“問題研究會”,研究會的名稱體現了胡適“多研究問題”的主張。毛澤東親自為研究會擬定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其中，就包括“杜威教育學說如何實施問題”。毛澤東在長沙所創辦的“文化書社”所經銷的圖書中，包括多種杜威的著作，如《杜威五大講演》、《實驗主義》、《現代教育的趨勢》、《美國政治的發展》等。
1964年7月5日，在與毛遠新談話時，毛講到：“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影響毛澤東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古代的書院傳統。毛澤東曾經在私塾中接受過中國傳統教育。在長沙讀書的時候，岳麓書院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曾幾次短期借住在岳麓書院。在毛澤東撰寫的《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他在批評現代學校的三個“壞處”的同時，也列舉了傳統書院的長處，認為“故從研究的一點說，書院比學校實在優勝很多。”
毛澤東民主教育思想最突出的特點是強調尊重學生的人格。毛曾經尖銳地批評所謂“現代學校”：“學校的第二種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人的資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究這些，只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性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余威，藐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自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的最大缺點，為辦新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同時，毛肯定了傳統書院“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的學習方式。
毛認為，師生應該是一種平等的關系。他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講：“自古以來，創新學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種新東西，就抓住向老古董開戰。而有學問的老古董，總是反對他們的。”
他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學問少的人打倒學問多的人，這種例子多得很。……舉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說明年輕人要勝過老年人的，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被權威、名人嚇倒，不要被大學問家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這種束手束腳的現象不好，要從這種現象里解放出來。”
他在1965年說：“學校的校長、教員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是學生為校長、教員服務的。”
毛澤東曾強烈批評的現代學校不尊重學生、不鼓勵學生自動自發的學習和研究。這種灌輸式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并不是中國本土的東西，而是上世紀從歐美和前蘇聯先后引進的。毛澤東曾經列舉傳統書院勝于現代學校的三個長處：“一來，師生感情甚篤。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三來，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游暇豫，玩索有得。”這確實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民主教育傳統?？鬃诱f“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在他所說的“三人”中，包含著自己的學生們。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他所“患”者，包含對學生人格之忽視。正是由于受到中國古代民主教育傳統的影響，毛澤東與倡導民主教育的杜威一拍即合，成為杜威最早的“中國知音”之一。
作為民主教育的倡導者，杜威與這種陳舊的、僵化的教育方式戰斗了一生。在杜威于1952年去世以后，他的民主教育思想才逐漸在歐美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才逐漸被校長和教師們所接受。不久前去世的羅賓·威廉姆斯主演的電影《死亡詩社》于1989年上映，故事則發生在50年代末的美國中學里。從電影《死亡詩社》可以看出，在杜威去世之后，在美國踐行他的民主教育思想仍然舉步維艱。
發展能力比傳授特定知識更重要，教育的意義在于點燃“思想之火”而不是灌滿“知識之桶”。在今天的歐美教育領域，人們對此已經形成了高度的共識。
教育應該“以學生為中心”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學生是一個有尊嚴的人，而不是一個經過訓練就可以形成一系列條件反射的“巴甫洛夫的狗”。在今天的歐美教育領域，人們對此正在逐漸形成共識。
不幸的是，上世紀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一道被引入中國的一套非民主的教育模式卻在中國生根發芽，枝繁葉茂。在今天中國的學校中，還有許多校長和教師熱衷于傳授知識而不是發展學生的能力，還有許多校長和教師將學生視為“管理”的對象，尚未能學會尊重學生的人格。
今天，重溫毛澤東關于教育的這些言論，我們感到，關于教育問題，毛澤東確實有過人的洞見。今天，教育改革正在逐漸步入“深水區”，教育改革中一些長期被“繞道走”的難題已經很難回避。這時，重溫毛澤東這些關于教育的洞見，可以給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人們一些鼓舞和啟發。
毛澤東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倡導“自學”。對此，我們明天將繼續予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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