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類社會發展至今，貧困作為一個世界性難題一直未得到徹底解決，各國政府和組織在克服貧困的道路上也從未停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對貧困現象進行研究和分析，形成了豐富多樣的貧困觀，為人類反貧困斗爭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撐。新時期中國的絕對貧困問題基本解決，但相對貧困呈現出更復雜多樣的特點。探尋中西方貧困觀的發展歷史，溯源相對貧困問題產生和發展的脈絡，認清相對貧困的本質，對后小康時代相對貧困的治理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貧困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如何與貧困作斗爭并最終消滅貧困是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人們在反貧困的理論和實踐中，對貧困的態度、認知和理解雖然有許多共同點，但也存在著歷史和地域的差異。探尋中西方貧困觀的歷史發展脈絡和規律，總結不同貧困觀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樹立正確的貧困觀，有助于為治理貧困的實踐提供理論和價值觀的指導。
一、相關概念闡釋
貧困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歷史現象，關于貧困的內涵，迄今為止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綜合國內外學者對貧困的不同定義，可以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加以界定。從定性上看，貧困是指人在價值方面的某種缺失或缺乏而導致的不足或窘迫的生活狀態。在經濟層面表現為一個人或家庭的物質生活資料水平達不到特定社會可接受的最低標準，以至于難以維持基本生存的狀態，屬于狹義貧困的范圍。在社會層面表現為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資源匱乏或遭受剝奪的貧乏困頓狀態，包括物質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精神貧困、發展貧困等，屬于廣義貧困的范圍。從定量上看，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對貧困的量化標準的確定也有差異，但量化的依據有其共同性，無非是以下兩個因素:一是人的基本需求即基本的生存需求和發展需求，二是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水平。
立足不同的角度，可以將貧困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如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生存型貧困和發展型貧困、整體性貧困和地域性貧困、城市貧困和鄉村貧困，等等。其中，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是從貧困的不同層次和程度所作的劃分。傳統社會由于生產力比較低下，社會發展比較緩慢，物質生活資料總體匱乏，貧困主要表現為絕對貧困。到了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水平和勞動效率的不斷提高，物質生活資料的匱乏得到了很大改善，絕對貧困隨之減少，相對貧困越來越凸顯。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劃分為我們認識貧困提供了多維視角，也為我們制定政策解決貧困提供了目標和方向。
絕對貧困無疑屬于生存性貧困，指物質生活資料的極度匱乏導致的生活貧乏和困窘狀態。一旦所獲物質生活資料無法滿足最低的生存需要就屬于絕對貧困，“絕對貧困者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個人和家庭依靠勞動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生活不得溫飽，勞動力再生產難于維持，這樣的個人(或家庭)稱之為貧困人口(或家庭)”。在人類很長的歷史時期，雖然也存在比較意義上的相對貧困，但絕對貧困無疑是占主導的貧困類型。
相對貧困是一種更加復雜的貧困類型。首先，從貧困的表現看，相對貧困不僅指物質貧困還包括精神貧困，不僅指生存型貧困更包括發展型貧困。其次，從貧困的程度看，相對貧困是在物質生活資料得到最低限度滿足的基礎上呈現的一種相對不足或匱乏的狀態，即是說，社會中的一部分成員所獲得的生活資料跟其他成員相比明顯少一些或者低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狀態，它體現了社會各階層之間或各階層內部成員的收入差異。正如英國的彼特·阿爾柯克在《認識貧困》一書中所說:“一個相對貧困的定義是建立在將窮人的生活水平與其他較為不貧困的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相比較的基礎上的，通常這要包括對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的總體平均水平的測度。”再次，相對貧困的衡量標準既有可量化的一面，也有難以量化的一面，尤其是在精神生活維度上包括主觀心意的認定因素。最后，相對貧困的成因更加復雜，既有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機會不平等的因素，也可能是部分成員自身能力不足，更有人們物質文化需求的不斷提高與社會發展不充分的矛盾等原因。可見，解決相對貧困與解決社會的不平等或社會公正的實現在目標和方向上是一致的。總之，相對貧困是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物質財富的持續增長，絕對貧困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之后呈現的一種多元、復雜的貧困類型。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打贏脫貧攻堅戰目標的實現，到2020年我國絕對貧困基本消滅，相對貧困作為主要的貧困形態成為貧困治理的重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和可持續脫貧政策機制”，這是后脫貧時代我國貧困治理新的目標導向。
眾所周知，觀念往往是行動的先導，它影響并制約著人們的價值判斷以及行動的目標和方式。同樣，人們對貧困的態度和認知，既制約著人們對貧困現象的價值判斷，也影響人們對待貧困主體(窮人)的態度、情感及道德評價，還左右著人們面對貧困和貧困者的行為方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貧困問題的認知即貧困觀各有不同。概言之，貧困觀就是人們對貧困現象的某種態度、立場和觀點，既包含對什么是貧困、何以貧困、貧困認定的標準、貧困的演變規律、貧困的社會影響以及如何治理貧困等的感性或理性認識，也包括人們對待貧困者的情感和態度，并體現在人們對待貧困和貧困者的行為方式之中，是人們對貧困的認識、情感和行為的統一體。由于社會歷史背景不同，中西方的貧困觀具有歷史性和地域性的差異，但并不影響不同的貧困觀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演變的規律性，比如貧困與道德的關系由強變弱就是中西方貧困觀演變中帶有共性的問題。貧困與道德的關系實際就是對貧困做道德上的評價，即對貧困主體的行為和品質的善惡、榮辱或正當與否等等進行評價。由此，當我們說“以窮為善”或者“以窮為惡”時，就是對貧困者的行為和品質做善的或惡的評價，這種對貧困者的道德評價觀在中西方歷史上具有典型性。這是因為傳統社會是以德治為主的社會，倫理道德在協調人際關系、維持社會秩序以及統治者的統治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人們也容易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已有道德標準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或品質做道德評價。隨著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的治理也由“德治”為主轉向“法治”為主的模式，在這一背景下，人們的道德評價活動也呈現弱化的傾向，比如不再把貧困與否與窮人的德行之善惡直接相關聯，而是更多地認識到了產生貧困的各種復雜的社會原因。
二、中西方貧困觀的歷史考查——基于絕對貧困的研究
對中西方貧困觀作歷史梳理，是為了解中西方貧困問題變遷的內在邏輯，認識不同貧困觀念的演化思路，以便為我國后脫貧攻堅時代和后小康時代相對貧困問題的思考和解決尋找歷史依據和理論參考。
1．中國社會:多樣化貧困觀——對貧困的道德評價由強變弱——反貧困思想
中國傳統社會十分注重倫理道德生活，因而傳統社會的貧困觀或多或少與道德評價相關。到了晚清及民國時期，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實的影響，社會發展緩慢，人民普遍貧窮的事實使得一些有志之士開始清醒地認識到貧窮落后必然挨打、只有強國富民才能救中國的道理，于是不再停留在道德層面來評判貧困而是積極尋求強國裕民之道來擺脫貧困，“反貧困”越來越成為貧困觀的核心思想。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把經濟建設和改善貧窮落后的社會面貌提到了日程上，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第一，先秦至隋唐時期的貧困觀。先秦時期，社會動蕩，國家分裂，戰亂頻繁，這種現實生活反映在思想文化方面便形成了諸子思想并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因此，諸子各家的貧困觀也是多樣化的。儒家注重德治，十分強調倫理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孔子始終把“仁”放在第一位，從道義、道德出發衡量和評價一切社會現象，因此，儒家對貧窮與富貴的態度上并沒有直接表達哪個好哪個壞，而是具體情況具體看待，即符合道義的就是善，違背道義的就是惡，主張富貴有度甚至“安貧樂道”。“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就是說，國家政治符合道的時候要以貧窮與卑微為可恥，國家政治不符合道的時候要以富有與高位為可恥。孔子還強調人們脫貧致富的手段和方法也要符合道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即是說，富與貴雖是人們都想得到的，但如果不用正當的方法得到它，就寧可不去享受它;貧與賤雖然是人們所厭惡的，假如不用正當的方法來擺脫它，那寧可不擺脫它。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同樣是把社會的公平和安穩放在首位，而不在乎財富的多與少。孔子又認為“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就是說貧困還會引起社會動亂，對統治者來說，如果天下的百姓陷于困窮，也不利于他們的統治。在如何治理貧困的問題上，儒家也提出了相關思想，例如孔子希望“庶富教”，使百姓“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孟子則主張實行王道政治來解決貧困問題，以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通過“易其田疇，薄其稅斂”使民富裕。除了儒家之外，道家和法家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貧困觀。老子提出“絕圣棄智，民利百倍”“民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思想，就是希望百姓沒有智慧和技術，不要有過多欲望，保持老百姓貧窮愚昧的生活狀態，社會就安穩無事。商鞅公開宣揚“國弱民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制造貧困的思想。盡管諸子百家的貧困觀各不相同，但其最終目的是共同的: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都旨在尋找國家穩定、社會安定的治國之道，歸根到底都服務于統治者的長治久安。
值得注意的是，與道家、法家保留貧困和制造貧困的觀點相比，儒家樸素的反貧困思想更有積極意義，這一思想也影響了后世濟貧政策的實施。直至兩漢時期，隨著地主制經濟的形成和確立，貧富差距拉大，貧困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性越來越突出，不少人從穩定社會秩序和統治者統治的需要出發，提出了“調均貧富”、賑施貧民的思想。賈誼說“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董仲舒也認為“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易安，故易治也”。在社會輿論的影響和推動下，國家采取了一些賑困扶貧的政策措施，民間也有不同程度的賑施舉動。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期，這個時期統治者進一步加大了濟貧的力度，建立了三福田、悲天院、養病坊等官方和民間特別是宗教團體的濟貧機構，均意在治理貧困問題，以期穩定社會秩序和統治者的統治。
第二，兩宋至晚清時期的貧困觀。隋唐之后，隨著科舉制度的進一步完備，士族與庶族的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南宋的庶族中有不少出身清貧，這些出身貧寒的仕宦往往以貧士自居，“自命貧窮的士人，對貧窮這個狀況已經沒有子貢式的質疑，甚至中舉當官的，也往往以貧窮來形容及表示自己的清廉與氣節”。這些貧士往往以貧窮標榜個人道德，形成了兩宋時期獨特的“以貧為善”的貧困觀。宋代“許多士人因而甘心安于清貧，甚至有一股風氣讓一些中了科舉的士人寧愿放棄入仕所帶來的名利而以高士自居”。雖然仕宦以貧困標榜個人的清廉，但貧困終究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社會出現的都市貧民階層使政府開始正視貧困問題并制定濟貧政策，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慈幼局等濟貧機構應運而生，標志著貧困問題越來越成為統治者重視和希冀解決的社會問題。到了明朝時期，天災人禍、官府腐敗加劇了人們的貧困，人民的普遍貧窮在明朝后期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貧無所依的農民不斷爆發的起義已經危及了統治者的統治。面對這一現狀，知識分子呼吁解決社會貧困問題。有人認為解決貧困問題首先要修正對貧困的態度，如明末理學家陳龍正就反對兩宋時期“以窮為善”的態度，提出“貧非盡賢”，對之前貧窮與貧困者的人格清廉具有必然關系的觀點持懷疑態度。由此他還區分了兩類貧人，一類為有德行而貧困者，一類為德行有虧“宜助而不助”者，意味著貧窮與否與窮人的德行善惡并無必然關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十余年，統治者出于維持封建社會秩序和統治的需要，越來越重視貧困帶來的社會問題，建立了育嬰堂、藥局、普濟堂、施棺養老等各種綜合性善堂，以期緩解貧困問題，但清朝末期統治者越來越腐敗無能，造成了此時老百姓生活貧困不堪的狀態。
第三，中華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貧困觀。“從近代中國總體來看，國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是趨于擴大的，這主要體現為城鄉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各地區之間差距的擴大……工廠工人消費的平均恩格爾系數約為5%，而農村底層的恩格爾系數則高達67%，屬于絕對貧困。”可見，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人們的普遍貧困已經極大影響了社會進步和國計民生。民國時期，由于國民黨政府的日益腐敗無能，自然無力改變普遍的社會貧困。但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對社會貧困問題進行批判并期冀尋找解決方案。作為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就寫了《可憐之人力車夫》《學生問題》《廢娼問題》《北京貧民之一瞥》等系列文章，揭露和批判當時大量存在的貧困問題，對社會底層人員給予了高度關注，并提出了如何解決貧困問題的方案。新中國成立之后，新生政權力圖使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一文中寫道:“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面對社會百廢待興的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進行經濟文化建設，盡最大力量恢復戰后民生，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經過共產黨的領導和廣大人民艱苦卓絕的奮斗，社會生產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與新中國成立前相比有了很大改善。與此相關，這一時期的貧困觀主要體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消滅貧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標上。只是由于之后的“左傾”路線以及十年“文革”的影響，貧困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扭轉，這一現狀直至改革開放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1984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鄧小平明確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消滅貧窮，不斷縮小貧富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
2．西方社會:道德評價強化的貧困觀——工具性貧困觀——反貧困思想
在重視倫理道德和宗教的文化背景下，西方傳統社會貧困觀的內容也總是與道德和宗教相關。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以窮為惡”的貧困觀、中世紀以基督教為依托的“以窮為善”的貧困觀就是典型。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為了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古典經濟學家提出了“工具性貧困觀”。面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導致的貧富分化日益加劇的事實，一些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士提出了反貧困的思想。
第一，“以窮為惡”的貧困觀。蘇格拉底認為正義國度里的人們會因為貧窮和富貴而退化，所以希臘哲人也非常重視節制人的需求和欲望以持存人們的德性。蘇格拉底說:“貧窮是鄙陋低賤的根源，富貴是奢侈的本原，但它們都能使人退化。”柏拉圖也認為貧困之所以會在城邦之中產生，是由于“增長的貪婪超過減少的財富”。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也探討了貧困產生的原因，他說:“有些人認為人間的爭端以至釀成內亂常起因于貧富的不均，所以適當的節制財產應是當務之急!”就是說，貧困的產生主要不是由于物質匱乏，而是根源于人們無節制的欲求。如果失去了節制的德性，可能會導致貧困和奢侈兩種不同的結果，甚至孕育騷動和犯罪，威脅城邦的和諧。伊壁鳩魯也告誡人們:“如果一個人不知限度，那么財富也意味著赤貧。”可見，古希臘哲學家所講的貧困不單指生活資料的匱乏而導致的物質貧困，還包括不節制或貪婪導致的精神和道德上的貧困。他們視乞討者和窮人為城邦制社會穩定和諧的威脅者，仇視貧困亦鄙薄窮人，因此，這一時期主要是一種“以窮為惡”的貧困觀。這一貧困觀影響下的城邦政治雖然對窮人不甚友好，但這種“反貧困”的態度有助于形成一種以窮為恥的社會風氣。當然也并非所有人都持“以窮為惡”的態度，比如古希臘的犬儒派就主張遵循自然和美德生活，提倡節制和禁欲，對財富權勢嗤之以鼻，甚至甘當乞丐，這顯然是一種“以窮為榮”的生活態度。
第二，“以窮為榮”的貧困觀。西歐中世紀時期，基督教為窮苦之人所創，加之當時的希伯來民族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故而從道義上推崇生活的窮苦，常以道德意義賦予貧窮來對應耶穌的貧困形象。貧困被視為基督徒們由世俗之城進入上帝之城必須體驗的生活狀態，貧困成為塵世中人們獲得救贖的籌碼，財富卻是阻礙人們救贖的障礙。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告知基督徒們:“人又在現世的享受快樂中尋找安慰，以補救現世之困苦。因此主許給哭泣的人安慰。”這種獨特的宗教文化氛圍不僅使窮人以自身的窮苦來追隨耶穌的形象，同時貧困被賦予了道德上的崇高感并寫在了基督教的信條之中，成為中世紀人們的心靈枷鎖。但事實上，“崇高”的貧困并沒有給人們帶來實質上的心靈救贖，反而成了社會進步的威脅:人民的生存得不到保障，普遍食不果腹，而社會的發展也近乎停滯。普遍的貧困無助于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和社會文明的進步，所滋生的窮人心態更為后期貧困問題的解決營造了根深蒂固的貧困文化場域，自然不利于貧困問題的解決。
第三，“工具性貧困觀”。16世紀之后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產生和發展，經濟實力和水平逐漸成為衡量貧富的標準，貧窮一改中世紀崇高的形象，人們對貧困的道德評價趨于弱化，貧困主要被當作一種刺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工具。這種將貧困視為市場經濟自由發展之條件或工具的觀點，被我國學者寧亞芳稱之為“工具性貧困觀”。西歐大航海時代以來，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逐漸取代落后的手工業生產。為了得到更多利潤，資本家需要擁有更多的工廠和勞動力，“圈地運動”不斷發生，“羊吃人”的現象屢見不鮮，貧窮得一無所有的農民也只有選擇進入工廠勞動才能維持其基本生存。這一時期“貧民的貧困和勞動力的商品化成為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產最基本的途徑，一切問題都歸結為怎樣使工人階級的饑餓永久化”。正如17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曼德維爾在其著作《蜜蜂的寓言》中所說:“一國人口愈多，其最底層者的人數亦愈多，他們是養活一切人的基礎，是廣大的貧窮勞動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家創造相對過剩人口的事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相對過剩人口“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于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可見，雖然這些相對過剩的人口創造了社會財富，自己卻永遠是貧窮之人。工具性貧困觀雖然在一定時期和程度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暴露了資本的貪婪本性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弊端。
第四，反貧困思想。西方近代之后，古典經濟學家將貧困視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之一，但這種貧困觀只會加劇貧富分化并激化階級矛盾，于是一些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家開始正視資本主義的貧困問題及其社會后果。最早對資本主義社會貧困和貧富分化現象進行批判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空想社會主義者從建立一個理性和永恒正義的理想社會出發，揭露和抨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弊病，認為貧困是由一部分人的富裕產生的，是社會不公平的產物，并認為消除貧困的途徑在于消滅私有制。但由于受階級立場的局限，他們并未找到消除貧困的辦法，更找不到消滅私有制的現實途徑。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論述了私有制的形成并發現了貧困根源于私有制的事實，他認為:在法律和私有財產權形成的階段，催生的是貧富的差距，是私有制的確立產生了貧困和奴隸。盧梭雖然沒有勇氣反對私有制本身，但這一思想影響了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一直都關注資本主義社會最底層勞動人民的生存境遇和貧困問題，以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為基礎建立了其科學性和價值性相統一的貧困理論。在他們不同時期的文本中都有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問題的論述。他們以對貧困現象的感性認識為出發點，以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為邏輯主線，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的根源及必然性，并在此基礎上，以無產階級革命為現實途徑，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公有制的實現為目標追求，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旨歸，提出了消除貧困的科學路徑和方法，為徹底消滅貧富分化和無產階級貧困、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三、貧困觀的轉型:從絕對貧困理論到相對貧困理論
傳統社會由于生產力發展緩慢，社會整體生活資料匱乏，貧困主要表現為絕對貧困。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們的需要也在向多層次和高水平發展，復雜多維的相對貧困成為社會的主要貧困形態。自從19世紀初德國哲學家舒爾茨和列寧提出“相對貧困化”概念之后，學者們對貧困的研究從絕對貧困逐漸轉向相對貧困，其中，相對貧困的理論化、系統化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逐步趨于成熟。
1．相對貧困概念的提出
最早提出相對貧困概念的是19世紀德國的思想家和政論家舒爾茨，他在1843年發表的代表作《生產的運動》一書中在分析無產階級的貧困現象時提及了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這一對概念。舒爾茨站在同情工人階級的立場揭露了機器大工業對無產階級的消極影響，指出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雖然促進了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但也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對立，即“絕對貧困減少，相對貧困增加”。
馬克思不僅研究了無產階級的物質貧困和絕對貧困，也思考和論述了其精神貧困和相對貧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論及了舒爾茨《生產的運動》中對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區分:“正是由于生產總量的增長，并且隨著生產總量的增長，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絕對的貧困減少，而相對的貧困可能增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所以會出現“絕對的貧困”和“相對的貧困”，是由于社會群體收入增加的不平等。絕對貧困者雖然相對減少，但由于階級矛盾的分化，社會貧富差距十分巨大，相對貧困成了一種普遍現象。即使社會生活水準普遍提升，但由于窮人財富的增幅遠遠低于富人財富的增幅，貧富對立的深層問題仍然無法根除。在此基礎上，列寧在1912年《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化》一文中使用了“相對貧困化”這一概念，并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貧困的絕對性和相對貧困化:“工人的貧困化是絕對的，就是說，他們確實愈來愈窮，不得不生活得更壞……工人的相對貧困化，即他們在社會收入中所得的份額的減少更加明顯。列寧通過區分工人貧困的絕對化和相對化，進一步駁斥了機會主義者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貧困的謬論，也開啟了人們對相對貧困問題的進一步關注和研究。
2．相對貧困的理論化、系統化研究
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類在治理絕對貧困的道路上取得了顯著成就，相對貧困作為更復雜的貧困類型日益凸顯，以往單一的貧困理論已經不足以應對社會中的多元貧困現象，標志著貧困理論也從絕對貧困理論向相對貧困理論轉化。相對貧困理論在對社會多元現象分析中不斷系統化、理論化并臻于成熟，為我們研究貧困問題提供了新的視域和方向。
第一，國外學者的相對貧困理論研究。1901年，英國學者朗特里在《貧困:關于鄉村生活的研究》中將貧困分為“初級貧困”與“次級貧困”。“如果一個人的‘全部收入不足以滿足僅夠維持生理機能的必需條件’，那么他/她處于初級貧困中;如果一個人的‘全部收入可以滿足僅夠維持生理機能的必需條件，但部分收入被挪作他用(有充足理由的)或被浪費’，那么他/她處于次級貧困中。”朗特里對貧困作出以上區分不僅豐富了貧困理論，也開啟了對貧困的多維研究方向。20世紀中期美國學者納克斯(1953)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納克斯(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萊賓斯坦(1957)的“臨界最小努力”理論、繆爾達爾(1958)的“循環積累因果關系”理論探討了更廣視域下的社會貧困問題。20世紀70年代，英國社會學家彼得·湯森在朗特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相對收入為切入點，針對個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開啟了對相對貧困的系統研究。1979年，湯森在《英國的貧困:一項基于家庭資源和生活水平的調查》一文中確定了貧困剝奪指標和指數，以此測量貧困群體的貧困程度和資源被剝奪的程度，通過個體資源被剝奪的程度來判斷其真實的貧困狀態，并用“區域相對剝奪”解釋區域相對貧困的原因，認為貧困群體之所以貧困是由于他們缺乏參與社會活動的資源而被相對剝奪掉維持社會生存的資源。由此，湯森的“可剝奪性致貧理論”為我們進一步明確相對貧困的內涵奠定了基礎。絕對貧困的判斷有一定數據指標，相對貧困在早期的研究中也有可量化的一面，如美國學者維克托·福克斯將全美人民收入分布中位數的50%作為美國的貧困線，為相對貧困的劃分確立了可參考的量化標準，并在貧困定義中增加了貧困的社會認可和主觀感受兩個維度，進一步擴充了貧困的多維分析領域。1981年，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提出了著名的“可行能力剝奪理論”，他在湯森所確定的剝奪標準的基礎上，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中以權利方法來探討貧困問題和饑餓問題，將“可行能力”作為衡量人類生存發展的標準。森認為能力的本質是一種自由，人們通過可行能力來實現各種功能性活動如衣食住行等基本活動并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森基于可行能力的視角，將貧困視為一種基本可行能力被剝奪之后的生活狀態，認為可行能力不足和收入低下是考察貧困問題的兩種視角，“把貧困看作是對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森的這一貧困理論對之后的學者產生了極大影響:經濟指標不再是分析貧困的唯一標準，權利、能力、幸福等多維角度成為新的分析視域———而這些都是分析相對貧困問題不可或缺的視角。1989年，美國學者魯德斯對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內涵作了明確的定義，他在《政策研究百科全書》中指出:“貧困可以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絕對貧困標準為明確維持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的物質條件;相對貧困標準則為明確相對中等社會生活水平而言的貧困。”
第二，國內學者的相對貧困理論探索。隨著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拉開帷幕，國外的相對貧困理論也進入了中國學者們的視野。早在1980年，李道平在提及“相對貧困化”問題時說;“當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問題的探討時，卻忽視了對‘相對貧困化’問題的研究。”但在整個80年代，絕大多數學者尚未真正重視相對貧困問題，也沒有認識到貧困的多維性質。例如季愛東認為，無產階級的貧困研究不必區分為“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還有人認為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區分是對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的一種曲解，是違反唯物辯證法的。20世紀90年代開始，阿馬蒂亞·森的相對貧困理論對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隨著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逐步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貧困問題的多樣形態開始顯現，以往單一的貧困理論已經不足以應對現實問題。由此國內學者開始在相對貧困概念的明確、制度貧困的探究、相對貧困的群體劃分和區域劃分、社會比較下的相對貧困分析、相對貧困的動態性等方面展開研究，且成果斐然，“并依據相對貧困的概念，從制度貧困、社會資本、動態性、多維貧困以及權利貧困等多角度闡述相對貧困”。2015年以來，黨中央帶領下的脫貧攻堅戰基本消除了由于物質匱乏導致的貧困，隨著脫貧攻堅戰逐漸收尾以及絕對貧困的完全消除，學者們對相對貧困問題的研究逐漸增多，研究的內容也越來越深入。例如王錕從時間維度和地域維度宏觀地分析了貧困問題的分類，指出貧困具有時間相對性和空間相對性的特征，并認為“從理論上說:貧困皆為‘相對貧困’，所謂的‘絕對貧困’，只是相對貧困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李衛東對相對貧困進行了新的定義:“所謂相對貧困是指相對于社會上其他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處于社會最底層，因而，相對貧困是財富或收入在不同社會階層、社會群體之間的分配問題。”也有學者研究了后小康時代相對貧困中精神貧困的頑固性問題，例如唐任武認為后小康時代我國絕對貧困已經消除，“精神貧困”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宏大場域的重要存在，是比物質貧困更難治理的貧困。此時，國內學界基于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角度對權利貧困、能力貧困、精神貧困等多維貧困的研究逐漸深入，使得相對貧困問題逐漸明確，解決思路更加清晰，為我國后小康時代相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四、當代啟示:樹立積極合理的貧困觀，注重精神文化脫貧
貧困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是世界各國政府和組織致力于持續解決的重大問題。在如何解決貧困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脫貧攻堅戰已經為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做出了榜樣。通過中西方貧困觀的歷史考查，了解不同時期貧困觀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認清相對貧困的實質，對我國后脫貧時代相對貧困的持續治理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示。
第一，克服偏狹的貧困觀，樹立正確合理的貧困觀，物質脫貧和精神脫貧雙管齊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明確指出，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注重扶志扶智，引導貧困群眾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貧困”。所謂精神貧困是指社會群體或個人在思想道德、文化知識、思維方式、價值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匱乏、滯后或者不正確不合理，以致物質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滿足的生存狀態。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有著復雜的辯證關系:一方面，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有負向的相互作用，即物質貧困可能引發精神貧困，精神貧困也會導致物質貧困。另一方面，兩者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精神貧困的主體既可能是物質貧困者也可能是物質富裕的人，比如社會上也不乏物質生活富有但精神極度空虛或找不到生活價值和意義的人。精神貧困作為人的一種主觀精神狀態具有更復雜的特點，精神貧困的治理往往比物質貧困的治理更漫長更艱巨。就反貧困這一主題來看，精神貧困是后脫貧時代相對貧困的一個重要維度，也是我們治理相對貧困的重點和難點。如何剔除偏狹的貧困觀，樹立正確合理的貧困觀是精神貧困治理的題中之義。如前所述，中西方歷史上都有過“以窮為榮”的貧困觀，在這種貧困觀的影響下，人們往往不以貧窮為恥反以貧窮為榮，由這種貧困意識所塑造的窮人心態和窮人人格不僅使貧困之人容易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有甚者好逸惡勞，消極等待他人的救濟。因此，即使現有的脫貧政策幫助貧困地區解決了生存型的絕對貧困問題，但如果不徹底改變原生存場域根深蒂固的貧困意識，也會嚴重影響到脫貧工作的進展和成果的鞏固。這就需要我們通過文化扶貧的方式幫助人們樹立正確合理的貧困觀。比如，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禮義廉恥”的道德觀，發揮“恥感文化”的作用，調動和發揮貧困主體脫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形成恥于貧窮、勤勞致富的社會風氣，扭轉貧困主體的貧困心態和貧困思維。同時也要避免“以窮為惡”的貧困觀的消極影響，要謹慎地對貧困主體進行道德評價，比如不能簡單地認為貧困者必定是好逸惡勞之人，更不能歧視他們，相反要用善舉積極參與社會扶貧工作幫助貧困者脫貧，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尊重并幫助貧困群體的良好社會風尚。
第二，治理貧困必須采取正當合理有效的方法和途徑。首先是國家和政府扶貧政策的落實與民間扶貧機構的力量相結合。民間扶貧組織、社會公益機構和企業的慈善活動等可以利用自身資源為貧困地區輸送脫貧養料，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幫助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發掘該地區的優勢資源和產業，為貧困地區創造就業崗位，給貧困地區創造可持續脫貧的新渠道。其次，提升貧困主體的道德和法律意識，督促他們使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脫貧致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傳統社會“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觀已不再適用，追求物質利益成為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違背道德和法律去獲取不義之財。現實社會中總有極少數人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做一些違法亂紀和昧良心之事，這既不利于脫貧工作的積極推進更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因此，要使貧困者脫貧，國家和社會在對貧困地區進行人文幫扶的同時，必須注重培育并提高他們的道德素質和法律意識，引導他們用正當合法的方法脫貧致富。再次，通過技能培訓、教育培訓、文化知識培訓等方式實現貧困群體的能力脫貧。在這方面阿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剝奪理論”給了我們一定的啟示:導致貧困的原因雖然復雜多樣，但貧困者自身能力的不足無疑是原因之一。因此要注重“輸血式”和“造血式”相結合的方法，對貧困主體進行各種技能培訓，幫助他們學習和掌握最新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提高他們脫貧致富的能力，實現科學脫貧和持續脫貧。
第三，不斷改革和完善社會制度，注重公平正義的實現。習近平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2020年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我國將有一億左右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有19個省區市的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區域性的整體性貧困基本得到解決。這些豐碩的脫貧成果是舉世矚目的，也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充分證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強制度建設，不斷健全和完善制度，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和有效途徑。相對貧困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層次需要解決的復雜社會問題，相對貧困的治理與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即實現社會公正在目標和方向上是一致的。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首先要通過完善各種制度體系，有效保障社會成員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落到實處;其次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大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完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水平，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我黨始終踐行的初心。相反，資本主義私有制使得社會資源占有量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最終必然造成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的激化。2020年世界各國政府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態度和解決措施及效果上截然不同的事實，凸顯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無比的優勢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資本主義社會對于“生命至上”的原則尚且可以無視，更遑論要幫助人民過上美好的生活。可見，由于私有制的本質以及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本性，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問題注定是無法根除的。只有著眼于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追求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才有信心和決心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厲，一鼓作氣，確保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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