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他們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當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提供了理論指導。從此以后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處于主動進攻的地位，資產階級處于被動防守的地位。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但斗爭雙方的社會地位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處于執政地位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處于階級斗爭的被動地位，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及其精神繼承人，還有新生的資產階級和境外敵對勢力結成聯盟，時刻以主動的姿態向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還有支持人民主體地位的國家發起進攻。但這種進攻不可能是軍事的，而是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教育的，等等。也就是說，他們隱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用各種隱蔽的或公開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向黨、國家和人民發起進攻。例如，用經濟手段腐蝕黨政干部；用政治手段為自己謀取地位；用文化和教育手段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尤其是影響青少年一代為其所用，推行“和平演變”；他們還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話語權在立法過程和司法環節中塞入私貨；等等。
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也不可能熄滅，只是展現出新的特點而已。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并采取主動進攻的措施，防止敵對勢力的陰謀得逞，這就要繼續革命，包括以執政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應該被否定，否則就是自我麻痹、自我解除思想武裝，從而為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制造可乘之機。
有人可能會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已經居于統治地位，就不應該再講階級分析、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應該實行階級妥協、階級調和，應該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下淡化階級觀念，黨和國家也不要強調只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應該代表各個階級的共同利益，即不以階級分析為前提的“人民利益”。這本質上就是接受了蘇聯變修后“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理論。蘇聯不就是沿著這條修正主義路線走向失敗和解體的嗎？
還應該看到，我們黨內有一些人，本身就沒有真正樹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而是帶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想（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或建立一個由各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想參加革命的，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就不愿意繼續革命了，就時刻表現出保守主義和右傾主義，與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人拉開了距離，乃至分道揚鑣。在他們看來，誰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誰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誰就是“極左”，就應該被反對和防范。
所謂“社會和諧”論，其實就是階級調和論。當資產階級的力量還不足以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他們也會以擁護“社會和諧”論的面目出現，以麻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在不想進行激烈的階級斗爭的情況下，也會以妥協的姿態提出“社會和諧”論，其目的是為了暫時調和或緩和階級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即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主動放棄與敵對勢力的階級斗爭，也不會換來敵對勢力放棄主動進攻和破壞企圖，因為他們想要的不是你的妥協，而是你的滅亡。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抱著妥協、調和或息事寧人的態度放棄階級斗爭，并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必然會助長敵對勢力的囂張氣焰，他們會更加猖狂地向黨、國家和人民進攻，這就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的道理。
社會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其矛盾具有多維性。也就是說，有經濟維度的主要矛盾，有政治維度的主要矛盾，也有文化維度的主要矛盾。這些領域性的主要矛盾的排序，其實是可以因人而變的。偉大的政治家會把政治維度的主要矛盾，即階級矛盾擺在第一位，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重視解決經濟維度和文化維度的主要矛盾，相反，他們會在明確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更好地解決經濟維度和文化維度的主要矛盾。如果不管姓社姓資的政治方向問題，只講經濟文化發展，貌似務實，其實等于放棄了理想信念，尤其是只抓經濟，必然會導致政治上的盲目和危險。
只講“斗爭精神”而不講“階級斗爭”，只講“自我革命”而不講“繼續革命”，難免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邏輯存在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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