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自由主義如此強勢。裹挾著圍繞它的左右翼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新自由主義、文化上的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政治體系在所謂的傳統資本主義世界穩定運行，內生變革力量趨向衰竭。依賴經濟全球化和文化滲透乃至顏色革命，它不斷將發展中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事實上，以自由主義為思想核心，一個全球性的精英系統正在不斷發展壯大。這樣的意識形態視角觀察的結果與一般的國際政治觀察迥然不同。在流行的基于地緣政治的理論中，國家或民族是其分析的基礎要素。它看到新興國家的實力增長，但是，國家內部的不穩定因素被嚴重忽略了。這種思想模式無法防范類似蘇聯那樣的突然崩潰；無法去解釋或根本不關心那些更重要的變化：不但國家解體，左翼政黨幾乎被拋棄。

　　國族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等）的政治思維范式常常表現出一廂情愿的樂觀態度，低估政治風險，甚至本身就是西方布下的迷魂藥。實際上，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在他的著名《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中就建議，自由主義應從追求價值共識和普遍主義政治的形態轉為面對當下多樣性的現實政治，以實現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制度政體的和平共存。后者被作者明確定義為“權宜之計”的自由主義。這表明，最早由俄羅斯葉利欽政府的幕僚提出的“多極秩序理論”早就在自由主義理論家的考量中并納入了自由體系。這從右的方向暗示純粹的國族主義完全不足以成為自由主義的真正對手，甚至它就是自由軍團的狩獵計謀。或者說，國族主義不構成當代政治沖突的獨立形態，它要么從屬于右邊，要么從屬于左邊。

　　另一方面，正統左翼理論既無法解釋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積極因素（國族主義者則以偏概全，夸大了東方大國崛起的含義和作用），也不能正視自由主義大進擊造成的意識形態危機。囿于它的教條主義歷史學說，正統左翼竟然與狹隘的國族主義者一樣，陷入盲目的樂觀。顯然，我們處于一場普遍的意識危機。

　　一、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

　　因此，我們需要知己知彼，深入研究和分析自由主義這個對手。筆者認為，自由主義除了在策略上存在約翰·格雷所言的兩張面孔，從政治哲學維度看，它同樣有兩張面孔。一是作為政治理論的自由主義（現象），二是作為政治實踐的自由主義（實質）。理論上，自由主義可以是寬容的，不僅對內部，也可以將這一原則落實到外部，即，以自由主義的方式看待自由主義，或者如約翰·格雷指出的，寬容作為自由體制的前提，以彌補人類理性的局限。不僅如此，自由主義也是開放的，甚至理論上民主系統擁有“退出機制”，能夠像熊彼特所宣稱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不僅如此，鑒于自由主義意識更為深入地削弱資產階級的團結，使得無論在任何技術條件下，革命博弈都有利于廣大人民，從而保證了這一體制的開放性。

　　實踐中的自由主義很可能是另一回事。最積極推行自由主義的那群人并不相信這套理念也不可能用它約束自身行為。對于國際壟斷集團而言，自由主義只是它的政治工具之一。為了實現其目的，國際壟斷集團不會顧忌利用任何思想工具，宗教、政治意識形態等等。（這里解釋了看似與哲學的“現象-本質”觀相反的問題。哲學上，外在的具象視為現象，對其的抽象或理論視為本質。在這里，問題則很簡單，凸顯理論為政治服務的事實。）歷史上，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曾操縱、利用德國民族主義攻擊其死敵蘇聯。當前，它繼續利用烏克蘭民族主義試圖牽制俄羅斯政治，實現最終征服之目的。更為神奇的是，它甚至能在左派內部扶植自己的勢力，瓦解社會主義運動，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奇怪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很多自稱具有堅定信仰的左派寧愿追隨西方的論調，或持曖昧的態度，他們將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等的斗爭僅僅當做權力斗爭。這里，我們不得不稍稍展開討論。

　　實際上，蘇聯解體的關鍵一環是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最高法院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平反，此舉等于在政治上徹底殺死了斯大林。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應明白，敵人的誹謗往往是最大的功勛。斯大林是無私、真誠的社會主義者，他也是政治現實主義者。只有同時具備這兩種品質，才能在風云詭譎、極其困難的狀況下領導蘇聯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并推動社會主義火遍大半個世界。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統治者或政治家達到斯大林的高度，而這一成就恰恰是與教條主義斗爭的結果。可以這么說，斯大林無疑是社會主義運動真正的靈魂。

　　一般人很難想象，資本國際壟斷集團為了擊潰競爭對手，他們十分愿意策動戰爭，包括投資左翼政治，發動革命，進而操縱革命并破壞革命。他們是人類歷史的超級賭徒，有著普通人難以企及的戰略視野和長期策略。每次豪賭一旦成功，經濟和政治的回報都是巨大的。事實是，斯大林懷著對人民的忠誠，堅決擺脫教條主義，化解了內部陰謀集團試圖以革命口號蒙蔽群眾并奪權、以激進方式毀滅蘇聯的陰謀，從而挽救了社會主義。在此，筆者僅給出一個基本結論：斯大林是左派真誠度的試金石。理論分析與歷史經驗高度吻合，否定斯大林越多，其社會主義衰敗的越多。只有承認斯大林獨一無二的領袖地位，社會主義才能復興。

　　有人大概會質疑說，對于自由主義的壟斷性質的指控并未被證實，它充其量只是懷疑。對此，我們的回答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明白，政治的公共責任決定了它奉行謹慎原則。在這種原則下，合理懷疑將構成決策依據。換句話說，證明的責任在對方。其次，社會有機體足夠強大時它自然表現是懈怠。意識形態天然具有擴張性，但它同樣會隨著自身壯大而懈怠其擴張。當自由體系越來越強烈顯示出“不自然”，這反證它被特殊勢力和特殊目的操縱。這樣的反例隨處可見，例如烏克蘭戰爭。

　　對于國際壟斷集團來說，所有其它思想理論都可以是且僅是針對他人的破壞性工具，自由主義則是它的“建設性”工具。這便是自由主義的政治本質。所謂的“建設性”意指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集團達成并維持其永久統治的最合宜的體系。在自由的叢林，每一個個體很容易訓練成溫順的羔羊，剩余的野性也不過是用于相互傾軋，遠遠威脅不到統治者。技術發展極大地增強了少數人暴力統治能力。統治成本也在下降，對精英的收買從征服時期的“風險投資”變成征服終結后的競爭性工資。人類距離這個現代奴隸制有多遠？如果人們繼續放松警惕，那么它就很近了。當“占領華爾街”喊出“我們是99%！”，它如曇花一現，又如風吹湖面，波瀾不驚。壟斷資本駕馭著這個帝國，沒有半點收斂，反而在征服道路上更加瘋狂。我們一再指出歷史終結之癥候，哪怕僅僅是很小的可能性，其數學期望值也到了絕對可怕的地步。但對于教條主義而言，科學態度是多余的，重要的是把教條當做信仰，當成苦難生存的心理按摩。

　　二、精英與自由

　　我們進一步研究自由主義顯著影響的一個方面。通常，自由主義被認為符合精英的價值觀，它給予精英自我實現的更多可能。精英再通過自己的成功范本和影響力引導大眾。這里我們采納主流的定義，如帕累托的觀點。在他看來，任何社會都是由精英統治著。精英就是那些最強有力、最生機勃勃、最精明能干的人，而不管他是好人或壞人。帕累托采用了他認為客觀的研究方法，似乎也確實看到了現代性的重要特點——普遍的世俗化和虛無主義。他明顯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相信代表大眾的精英能夠獲得成功。他這個觀點被證明是錯誤的。他顯然也陷入自由主義理論的迷局，忽略了壟斷勢力的潛在和實際影響，因而夸大了自由體制的政治空間。此外，他對精英的看法也是矛盾的。低估了精英的人性弱點及其被利用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眾所周知，在西方顛覆社會主義陣營和民族國家過程中，腐蝕對方的精英是其主要的手段。人們能夠通過觀察看到的此類現象僅僅是冰山一角。筆者展開想象也無法企及這種恢弘的下注氣勢，只能呼吁要絕對“尊重”西方壟斷集團的能力，畢竟在我們的一些重要行業幾乎都被西方代理人把持。在民主體系內部，籠絡精英是一個最重要但很少被研究的課題。它涉及選舉、宣傳和學術研究、政治游說、司法、金融乃至創業投資幾乎所有方面。對民選代表的收買大多屬于暗箱操作或默契，很多人認為賄賂這種長期行為成本過高因而是不現實的，但他們卻忽視了一旦此類行為普遍化，其邊際成本實際上是下降的。民主體制下政客背叛選民早已是普遍狀況，像北溪天然氣管道被炸，德國政客是怎樣的嘴臉？加上不擇手段欺騙操縱暗殺等等，自由民主已淪為純粹的虛榮。這是大資本壟斷的情況下必然結果。如我們上面說論及的，一旦國際壟斷集團消滅其全球對手，它支付給精英代理人集團的價格將大幅下降。歷史上，這種跨領域、超長期、高度靈活和隱秘的風險投機幾乎是金融壟斷集團獨家運作，沒人能真正理解個中秘密。

　　不可否認，在自由主義體系的正常運行中，那些能力出眾、勤于努力的精英群體能夠得到更多的市場認可。他們很容易將這種制度視為自然的、正義的。即便他們認識到體制背后的壟斷性質，短視和趨利避害的需要，促使他們支持這一選項。實際上，世俗社會的精英在某些人性弱點方面可能比普通人表現的更突出。因此，作為對立的陣營，僅僅向精英宣傳愛國是不夠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非分明。流行的多元主義價值觀只能當做外交辭令和國際策略，不能將它納入政治教育。你好我好大家好，這本身就意味著自由主義的勝利。揭露真實世界自由體制的壟斷性質，以及這種壟斷的封閉性、歧視性、侵略性和本質上的非正義，對于精英集體是非常必要的。

　　筆者少年時期浸淫于科學主義風氣，那是一種對智力產品的真誠態度，對真理的忠實與虔誠。理論的西文詞源是“觀察、思考、研究”，中文更是與“道理”相連。我們很難將這些高尚活動與欺騙聯系起來。同理，我相信，對于很多科學技術等專業精英來說，自由主義說教依然頗具魅力。自由主義理論看起來近乎完善：預設前提是低標準的、普適的，無數像亞當·斯密這樣的知識分子給出激動人心的雄辯（這類辯護正反映精英的自我認同與精英主義自我加強的趨勢，證明了自由主義與精英主義天然的親緣性。）形式上，權力相互制衡。上流社會流溢著人道精神——有同情心、有教堂的資本主義。甚至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或者帶著辯證法，或者虛情假意，欲拒還迎。現代理論家們為人們勾畫了這樣的場景，自由主義是一個你不管喜歡不喜歡都必須與之相處的對象。但我們必須強調，就像一個留著后門的完美的程序，只要自由主義背后有一只大手，那么，再動聽的說辭依然一錢不值。對精英或精英主義者來說，認清真實世界自由體制的壟斷性和自由主義的工具本質，是一個不可回避的挑戰性任務。

　　筆者一再警示自由主義歷史終結的可能性及其緊迫危機。在熱情高漲的振興呼聲中，這樣聲音似乎顯得不合時宜甚至孤寂。但是，就像災難來臨前恐怖的寧靜，不受歡迎的警告是真正可怕的危機前奏。對于政治災難，如果做足了預防，那么它將被控制并化解；如果沒有準備，那么它將如突然崩潰的大堤，洪流無可阻擋。對于很多經濟精英和優秀專業人士，他們有著敏銳的政治嗅覺，只是不像那些懂得政治技巧的人善于隱藏和偽裝。當俄烏戰爭打響，中美關系趨向冰凍，很多人迅速做出反應，選擇“潤run”了。他們的選擇真的是理性的嗎？

　　需要承認，“潤run”人們的政治意識和判斷要比熱衷于政治口號的人更加清醒和優越，他們感受到決戰的氛圍，實際上也以粗俗的方式將尷尬拋向另一方：搶先投奔勝利一方以避免伴隨失敗的損失。那么，留守的是因為相信東方大國將勝利或僅僅是沒有選擇？精致利己主義者不僅對待他人是粗俗的，他們對待自己同樣毫不留情。他們的唯一錯誤是相信了西方的名人名著和媒體宣傳，認為自由世界如同書上描寫的那般，若不是溫情脈脈起碼也是規規矩矩。但我們要給予嚴重警告：西方壟斷集團推動的單一規則全球化運動在東方的勝利將是決定性的，由此，歷史將終結于基于種姓的現代奴隸制。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精英之成為精英，很大程度上源于存在意識形態和大國競爭，一旦自由秩序一統天下，統治或系統維護成本將急劇下降。精英將成為雜役，中產消失，只有同質化的末人（自由奴）。注意，我們這里使用哲學和科學標準，我們當然不能用自由主義或被自由主義通體污染了的現代法律原則評判自由主義行為。那么，結論是空前的荒謬。精致利己的潤run人客觀上是助紂為虐，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心靈（良知），喪失了高貴的生命激情，甚至犧牲了自然欲望，為了讓自己的子孫后代成為奴隸！

　　三、自由主義的真正對手

　　很明顯，我們提出了一個致命的問題。人們可能正在努力地傷害自己。與亞當·斯密的結論截然相反，追逐自身利益的個體不僅沒有增進社會的利益，他們甚至在損害自己的利益。分歧的焦點在于“理性人”之假設。在我們的上述問題中，那些基礎性判斷需要穿透人的感知世界，運用理性去得出結論。潤run人們試圖表現他們的“理性”，他們分析、研判了21世紀大決戰，然后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或者以行動表明自己的價值立場。但可以相信，他們不會真正思考“歷史終結”的后果，他們盲目地信任自己的感覺或輿論，為了羊群一般的安全感故意無視“自由世界”的壟斷特征。問題來了。其一，理性不會支持那種在不了解后果的情況下就貿然做出選擇，這是輕率和不負責任的。其二，實際上這是以奴隸的心態證明奴役的合理性。令人感到恐懼和悲哀的是，這正是當今時代人們普遍的思想狀態。

　　當代人包括精英已很少思考一百年乃至幾百年以后的問題，但這正是理性重要性質之一，也是最簡明單純的判斷標準。自由主義最大的成果是以啟蒙的名義破壞維系理性的傳統機制及其社會基礎。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思維基礎顯而易見地不可能與理性相聯系。但理性如此崇高，它創造了科學技術奇跡，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生活。理性還是判斷是與非、好與壞的基礎和依據。于是，鼓吹自由、平等的新理性被拋出，它雖然經不起審查與辯論，但卻足夠具有煽動性、蠱惑性。更厲害的是，它讓現代人陷入你死我活的內部戰爭，這樣一來，人們反而忘了原初的疑問：新理性根本就是憑空制造的，它不可靠，甚至它就是個騙局。我們看到自由派與平等派開始了百年大戰，結果是維持經濟傳統和政治創新的自由主義明顯占據上風。但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研究。傳統政治因素在平等派中不約而同地得到更多保留。與左翼政治的激進印象相反，在文化的諸多實質性方面，左翼文化實際上也是保守的。進一步，傳統因素反而成了爭斗的焦點。這是最近五十年來的新變化。

　　長期以來，自由主義通過打民主牌試圖占據道德制高點，平等派或左翼政治則反唇相譏，他們指責民主是虛偽的。除了在早期，在解放的熱情烘托下強調制度的優越性并斷然拒絕資本主義民主，如今左翼和前左翼陣營越來越少地給出強有力的正面辯護，越來多地迎合與模仿對方。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模糊空間和風險點。政治哲學對此提供了足夠清晰的解釋。作為啟蒙理性的孿生子，它們均打出反專制反傳統的旗幟。左右爭端的一個作用便是掩蓋了最初的主題：作為啟蒙的新理性的自證其客觀或自洽。對右翼來說，如同資本家處理商品，民主不過是壟斷資本經營的政治商品，準確說，它是滿足消費者虛榮心的奢侈品。對于左翼政治來說，它很快發現傳統政治的很多機制是建立和維護理性、完成政治責任的必要和有效途徑。

　　權力集中不僅是政治效率的要求——效率常常決定政治的成敗。在相當程度上，它與理性活動內在地相一致。科學家以集中的專業方式發現自然真理，教育家以自身權威普及它們。同樣理想的方式應是，哲學家以集中、超然的專業方式發現社會真理，政治家以威權傳播和實施正確之策。傳統體制也許并非理想，但它顯然比民主政治更接近理性，更符合責任政治的標準。

　　正統左翼國家在實踐中看到了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它們都嘗試借助民族主義回歸傳統政治，但風險是，政治本能和經驗總是有局限的，如果不理解本質上的因緣，就容易過頭；若過頭了則掉入另一個陷阱。在此，我們看到哲學反思的緊迫性。通過傳統主義必須且能夠返回誠實而偉大的古典思想，由此，發現自由主義哲學上的對立物。古代思想沒有國界，這種文化共享非常重要。因為真正優秀的思想是稀缺的甚至獨一無二，也只有通過思想共享才能尋找共同的價值觀并形成普遍主義意識形態以對抗墮落的導向奴役的自由主義。但觀察表明，包括俄羅斯在內，主要國家均將國家意識的回歸和反思停留在傳統主義而無法深入。重要原因即是來自民族主義的反噬。民族主義不僅因為邏輯上傾向孤立主義，其政治的盲目性亦源自哲學上的虛無主義。文化方面，民族主義浮夸的自滿與極端狹隘的表現，并非完全出于蒙昧或虛榮，可能有著更為復雜的原因。例如，長期流行并似乎愈演愈烈的“古希臘文化偽造論”，不僅阻礙了文化共享與哲學反思，最吊詭的地方是它實際上與自由主義一起，掩蓋現代西方閹割并背離古代西方思想的事實。

　　我們討論了自由主義的政治本質，即實踐上的私人壟斷資本的統治。也簡短分析并指出了自由主義虛構了新理性，用以消解、對抗古典的、真正的理性哲學以及政治理念。由此，當代自由主義的對手就被清晰地刻畫出來。與眾多理論的解釋不同，我們明確提出，當代世界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的對立和競爭，是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私人壟斷資本主義與新時代社會主義的對抗。新時代社會主義成功打破所謂的正統左翼觀念與傳統機制和要素的不相容性，市場、私有制度以及傳統政治組織和運行機制被納入新意識形態中。這不應被視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斗爭策略的需要只是新思維的一部分動因，新意識形態的哲學基礎是通過傳統主義達成對古典思想的復蘇。它認為在現代思想存在內部和外部的系統性矛盾或問題，無法在自身框架內解決。

　　在“善變的民族主義與普里戈任的叛亂”等文章中，筆者分析指出西方政治理論誤導政治譜系關系。這些廣為傳播的理論故意使用線性模型描述各種政治派系，從而將民族主義甩到“極右”位置。此舉將民族主義天然帶有的人民性與左翼隔離，是典型的政治操縱。這種操縱在過去曾以陰謀和暴力方式完成，如希特勒暗殺民族社會主義派系的左翼活動家施特拉塞。這只是西方理論和媒體通過技術手段進行洗腦的一個例子。規范的描述很簡單，橫軸（X軸）是傳統的左右分立，只需要將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分別置于平面直角坐標系中的縱軸（Y軸）的兩端，即可較為合理地表示各自的關系。

　　新時代意識形態實際上建議了一個新的維度，它在三維空間增加了Z軸，兩端可表述為（文化與政治）傳統主義與所謂的進步主義。那么，新時代左翼可描述為在社會主義領導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傳統主義的聯盟。在坐標系則體現為Y軸及其帶動的原點的大幅右移，其含義之一是通過融入更多的經濟自由與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爭奪精英。經濟和科技精英能夠為社會帶來巨大的活力，同時他們也實際擁有著強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因此，在相當程度上他們是社會走向的標桿。新時代社會主義為精英的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提供有效、和諧的保障。政治精英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新意識形態融合了兩種功能，正統角色（人民公仆）與傳統角色（父母官），同樣體現了個人與社會價值的統一。更值得關注的是，新理論一改過去空洞的、形式主義的或高調說教式的教育，通過揭示西方“自由人”的工具與耗材本質，從自利的經濟理性角度證明加入“自由世界”是愚蠢行為。

　　很明顯，新社會主義與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等有根本的區別，實際上，后者應被視為壟斷資本在左翼的代理人。它們在廣大的中間區域將構成激烈的競爭關系。新社會主義一改過去數十年來“東方陣營”的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政治方面的消極防守姿態，主張在夯實價值和哲學基礎前提下，以進取的的方式向自由主義縱深地盤進軍。它也不同于曾在知識圈流行的“新左翼”思潮。筆者認為，新左翼在哲學上仍然囿于現代性之中，缺少更深刻的反思。鑒于其混雜和松散的關系，它在政治上則是危險的。因為這一思潮似乎與托洛茨基主義存在曖昧關系。與新左翼相反，新社會主義堅定地將斯大林視為杰出乃至至高的領袖。有人可能會提出質疑，認為傳統主義與正統左翼理論存在矛盾和對立。這種批評是合理的。但我們認為這是當前的次要矛盾，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自由主義征服運動形成的全球性政治危機。其次，正如前面所討論的，這是現代性與古典理性的矛盾。嚴格地說，問題主要源自現代理性的僭妄。最后，新時代社會主義并非主張復古，它強調古典理性的真實可靠與建設價值。一切人類的進步均須經過理性的檢視與約束。因此，未來的答案既不在“現代”，也不是“前現代”，甚至不在“后現代”，它應是“超現代”。這一概念的含義是，人們必須引入第四維度即思維創新，正義或永久和平將在新的維度下得到解決。

　　最后再次強調。西方統治集團正動員最大的財力、最高端的智力、最勤奮最瘋狂的人力，最廣泛的滲透組織（從極左到“極右”），以最不擇手段的陰謀和暴力將自由主義運動推到空前的高度。化解并消除當前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歷史一再被證明成功的策略——圍繞核心（當然只能是左翼）的最廣泛的團結與合作。而實現這一點的前提是，左翼必須徹底清除教條主義。不僅是基于理論分析，在另一個關鍵大國的政治實踐中，我們能夠明確地看到教條主義隱含的致命破壞性。本文的一項重要工作旨在證明，取代教條主義的新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是存在的、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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