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國外學界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用“田園風格的案例”描述的共產主義與建立在發達生產力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相矛盾，前者是“原始共產主義”，是對傅立葉共產主義思想的直接繼承。事實上，有充分的根據表明，“田園詩式共產主義”不完全是“原始共產主義”。相反，它具有明確的規定性——以“消滅分工”為首要前提、以“物質力量”為根本條件、以“個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旨趣。用“田園風格案例”描繪的共產主義與傅立葉用“作息時間表”展現的共產主義圖景實質上“貌合神離”。馬克思恩格斯的未來社會觀立足于實際歷史進程和無產階級人道主義，實現了對傅立葉的根本超越，《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田園詩式共產主義”是經過嚴肅思考的成熟觀點。
一、引言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在馬克思主義未來社會理論發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馬克思主義未來社會理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究竟如何實現對未來社會的構建，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未來社會觀的關鍵所在，也是學界爭論的熱點和焦點。在《形態》的諸多關于未來社會的闡述中，有一段文字最為經典：“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圍繞上述文本，有不少國外學者發現了文字中“固有的模糊性以及其所引發的困境”，并提出：這里描述的共產主義的田園生活特點是否與馬克思著作中的一貫主張，即共產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機械化技術的基礎上相一致？
針對這個問題，大致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其一，《形態》中這段話是馬克思恩格斯早期嚴肅但不成熟的看法，馬克思在中后期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斯拉文、埃文斯等。俄羅斯學者斯拉文認為，馬克思的這種說法并不恰當。如果不對馬克思所講的“打獵”等專有名詞挑刺，那么馬克思沒有講任何新的東西。一方面，傅立葉和其他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之前就有過類似表述。另一方面，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已經有很多執政階級的代表在一周或一天時間內從事各種活動，這些活動從來都不是空想，而是實際存在的。在他看來，問題應當被這樣表述：在以分工和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里，在工人從早到晚被迫在工廠里勞動的條件下，能夠讓所有人都自由變換活動嗎？其二，《形態》中這段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諷刺說法。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亞瑟、馬茲里施、卡弗等。亞瑟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說明就是傅立葉在構想其烏托邦時對工作日的描述。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對傅立葉那種視農業生產為典范的觀念提出了批判，亞瑟據此推測：《形態》“對于共產主義田園風格式的描述很有可能是諷刺性的”。馬茲里施也持類似的看法，他通過比較傅立葉的“烏托邦”與“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的相似性，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這段話所要諷刺的對象就是傅立葉。其三，《形態》中這段話是馬克思恩格斯嚴肅且成熟的看法。比如，阿維內、卡列尼考斯等學者都認為，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采取“田園風格的案例”，是因為他們感覺到了工業社會的內部矛盾，暗喻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可以把人從“經濟機器的齒輪”這一固定的角色中解放出來，使人在其他職業中獲得快樂和滿足。美國學者塔克也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用“田園案例”描述未來社會的做法是合理的。他認為，這里所表達的意思其實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民終生都不再被需要和貪婪的命令驅使著去從事某種形式的生產活動，人類將成為普遍的人，也就是說，先前為了生活而從事特殊專業化工種的專業工人將成為“全面發展的個人”。
在筆者看來，前兩種立場并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實際，后一種立場則值得肯定。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一方面，盛行于國外學界的文本研究大多通向前兩種觀點；另一方面，在“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的真實蘊意以及它同“原始共產主義”、傅立葉共產主義思想的實際關聯等問題上，還有較大的討論空間。問題的關鍵在于，馬克思恩格斯的“田園詩式共產主義”是否排斥發達的生產力和先進的工業技術，是否意味著向“漁獵和畜牧世界的技術不發達狀態”，即“原始共產主義”的回歸，是否直接借鑒了傅立葉對其烏托邦的典型生活的描述。筆者認為，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未來社會理論的價值基礎，“田園詩式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主張，這種共產主義不完全是“原始共產主義”，它與傅立葉通過“作息時間表”所展現的共產主義貌合神離。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現實的歷史，秉持人道主義價值觀實現了對傅立葉的根本超越，《形態》中“田園風格案例”所揭示的未來社會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經過嚴肅思考而得出的成熟看法。
二、“田園詩式共產主義”不完全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四重論證
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指出，在由社會調節生產的未來社會中，社會成員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他們可以在任意部門活動，既能從事“打獵”“捕魚”“畜牧”等物質生產活動，也能從事“批判”等精神性活動。筆者并不否認國外學者將上述論斷命名為“田園風格式的案例”“田園風格式的描述”的做法，但他們直接將“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理解為貧窮、落后的“原始共產主義”的做法則是值得商榷、有失公允的。筆者將列出四個證據加以充分闡釋和說明，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二者的聯系。
（一）意蘊指向：“田園式案例”符合馬克思對勞動的哲學闡釋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馬克思從哲學和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了勞動的目的、類型以及衡量標準等問題。具體地說，《手稿》圍繞勞動的哲學內涵強調了三個觀點：其一，“正常勞動”是人的需要。與亞當·斯密將勞動看作詛咒和約束，以及將安逸視為自由和幸福的觀點不同，馬克思指出，一個人在各種狀況下，“有從事一份正常的勞動和停止安逸的需要”。其二，“自由的實現”是衡量“正常勞動”的尺度。馬克思認為，勞動的尺度由其目的以及被勞動克服的障礙所提供，而克服障礙本身就意味著自由的實現，“這種自由見之于活動恰恰就是勞動”。馬克思還將勞動劃分為“對立的勞動”和“吸引人的勞動”兩種類型。其中，前者是以奴隸勞動、徭役勞動、雇傭勞動等歷史形式為代表的“令人厭惡的事情”；后者則是個人的自我實現，是真正自由的勞動。其三，物質生產活動在未來社會也是自由的活動。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具有社會性、科學性，即勞動不是“作為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的人的緊張活動，而是作為一個主體的人的緊張活動”的特性，是物質生產成為“自由勞動”的基本條件。事實上，《形態》的“田園活動”完全符合《手稿》對勞動的哲學闡釋：在未來社會中，社會成員并未拋棄勞動而是重新從事任意部門的活動，這就意味著勞動（正常勞動）是人的根本需要；人們告別了異己、對立和壓迫人的力量，“隨著自己的興趣”進行生產，這就意味著“正常勞動”以“自由的實現”為尺度；共產主義社會也會有打獵、捕魚等集“社會性”“科學性”為一體的生產活動，這就意味著物質生產活動在未來社會中也能成為自由活動。總而言之，《形態》主要從哲學而非經濟學意義出發使用“打獵”“捕魚”等概念，我們不能據此判斷馬克思恩格斯對工業生產、機械技術持排斥態度，也不能得出他們希望回歸“原始共產主義”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目的是揭示未來社會的勞動特征：在未來社會中，勞動不再是令人厭惡的強制性手段而是人的自主需要，是吸引人的、實現個人自由的活動。
（二）文本互證：“田園式案例”與“藝術式案例”是根本一致的
《形態》中還有一段關于未來社會職業特征的重要論述：“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沒有單純的畫家，只有把繪畫作為自己多種活動中的一項活動的人們。”除了案例不同，以上論斷與“田園詩式的共產主義”的描述具有高度一致性，主要表現為：其一，語境的類似性，它們的上下文都批判了分工對個人職業的限制。就藝術而言，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分工導致藝術在個別人身上的集中以及對廣大群眾藝術才能的壓抑，它不僅使藝術家受到地域和民族的局限，還使個人屈從于特定的藝術門類，使他們“僅僅當一個畫家、雕刻家”。就“獵人”“漁夫”的案例來說，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一出現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他始終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應該始終是這樣的人。其二，文本主旨的相似性，即它們都強調個人在未來社會走向自由、全面發展的可能性。以藝術為案例，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個人不再受職業發展的限制，不再依賴于分工，他既能以繪畫為業又能從事其他工作；以“獵人”“漁夫”“牧人”“批判者”為例，馬克思恩格斯同樣提出，人們將不再受到特殊活動范圍的限制，因而能在任何部門內自由發展。可見，這兩段論述除了運用的案例不同，它們在核心要點、論證方式方面均具有極大的相似性，這再次佐證了筆者的推斷。如果依照某些國外學者的解讀，即夸大“案例”本身的實際內涵，忽略其哲學意蘊和象征意義，將“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純粹看作以農業、畜牧等生產活動為主要類型的“原始共產主義”，那么《形態》中關于未來社會中藝術職業的論述指向的便是重視精神活動、忽略物質生產活動的“藝術共產主義”。顯然，這種邏輯是十分荒謬的。
（三）語境篩選：“漁夫”“獵人”“牧人”指代從事固定活動的勞動者
筆者在中共中央編譯局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以“漁夫”“獵人”“牧人”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時發現，馬克思恩格斯不只在《形態》中，還在其他著作中高頻使用此類概念和案例。根據不同的語言背景，它們所表達的意思有所差別，筆者將其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其一，作為原始社會的生產個人。譬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在蒙昧時代的高級階段，“打獵也成了常規的勞動部門之一”。在考察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特征時，他指出，部落成員有廣闊的地區以供打獵和捕魚。在總結野蠻時代男子活動的情形時，他提出，隨著兩性分工的出現，男子作戰、打獵、捕魚，獲取食物。這里的“打獵”“捕魚”表達了其本來的經濟學意蘊，體現著原始人類的生活常態，它們是物質生產活動的低級形式，也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客觀事實。其二，作為抽象、孤立的個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通常用“獵人”“漁夫”指代孤立的生產者，馬克思恩格斯一般以批判的口吻提到這些“案例”。譬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于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在這里，馬克思用“獵人”“漁夫”指代的是脫離社會關系、游離于社會之外、孤立地進行生產的個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抽象的人“在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家那里扮演著主要角色；可是在那里他們各操不同的行業——大多是獵人和漁夫”。可見，“獵人和漁夫”在這里具有了實際的經濟學內容，被用來指代抽象、孤立的個人，它們是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立足點。其三，作為從事固定活動的勞動者。在《手稿》中，馬克思通過“獵人”“漁夫”的案例考察了商品的流通費用。他指出，作為互相進行交換的勞動者的“漁夫”和“獵人”，他們在交換中損失的時間是對他們二人創造價值的時間的扣除，損失對他們來說是共同的，即便他們選擇委托第三者進行交換，他們仍然會有損失。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在他們“作為共同的所有者從事勞動，那就不會發生交換了，而是共同消費了”，流通費用“是不以財產公有而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發分工的費用”。這里，“獵人”“漁夫”也不是指從事落后生產的原始社會成員，而是指在私有制社會中從事固定活動的勞動者。
對比《形態》與上述三處關于“漁夫”“獵人”的文本，我們可以發現，《形態》與第三種情況最為貼近：它們都指以分工為前提、從事固定的特殊活動的勞動者；它們的實際案例都具有可替代性（如果將兩處文本中的“漁夫”“獵人”換成其他案例，兩處文本的核心主題、基本思想并不會受到根本影響）；它們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揭示未來社會成員的全面自由發展。事實上，國外部分學者完全忽視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真實用法，形而上、機械地從第一種用法即經濟學意義出發理解“獵人”“漁夫”等概念。
（四）原意甄別：馬克思明確反對向“原始共產主義”的全面復歸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針對德國歷史法學派在史前的條頓森林中尋找自由的歷史、杜撰德國歷史的做法，馬克思指出：“如果我們的自由歷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們的自由歷史和野豬的自由歷史又有什么區別呢？”馬克思以反問、諷刺的語氣表明，個人的自由不應在原始社會中探求，而應依靠無產階級向德國制度開火。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合乎人性的復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這里，馬克思雖未提出復歸的內容和途徑，但他明確指出，共產主義絕非“復歸”至以往社會（尤其是原始社會）的物質財富水平。由此可見，馬克思并沒有將共產主義完全等同于“原始共產主義”。他還正面肯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生產和工業成就，認為“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這里，工業生產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工人在生產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到物質世界，展現了人的能動性和主體性；另一方面，心理學要成為內容豐富的科學，必須要同工業聯系在一起，工業是人的本質理想的現實性，承載著人的本質力量。此外，馬克思還通過研究自然科學間接肯定私有制社會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相比于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短暫結合，馬克思認為自然科學與工業的結合對人產生的影響更為持久、深遠。譬如，自然科學能被運用于工業生產，私有制社會的巨大的工業成就得益于自然科學的指導，只有受自然科學影響的工業所造就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自然界。以上諸多證據足以表明：馬克思明確反對向貧窮、落后的“原始共產主義”的全面復歸。
三、“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的內在規定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將未來社會構想為“田園詩式共產主義”，其真實目的是強調未來社會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狀態。他們還在《形態》中論證了這種共產主義的首要前提、基本條件以及核心旨趣，豐富和完善了“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的內在規定性。
（一）以“消滅分工”為首要前提
分工的消滅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本條件。首先，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分工對個人活動和個人發展的阻礙。他們指出，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了分工的發展，在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之時，分工才真正誕生。它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體承擔，使富人、統治者承擔精神活動，使被統治階級從事繁重的物質性勞動。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只要分工不是自愿的，“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每個人被限制在特殊的、固定的活動范圍中。其次，他們提出消滅分工是消除個人壓抑狀態的現實途徑。從“個人關系”向“物的關系”的轉變是一個歷史過程，在不同階段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在資本主義社會，物的關系統治著個人，偶然性壓抑著個性。而要“消滅關系對個人的獨立化、個性對偶然性的屈從、個人的私人關系對共同的階級關系的屈從”，歸根到底還是要消滅分工。最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分工的消滅取決于生產力和交往的發展程度。以拉斐爾的繪畫勞動為例，他們認為，拉斐爾這樣的個人是否可以發揮其才能，“這就完全取決于需要，而這種需要又取決于分工以及由分工產生的人們所受教育的條件”。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不再屈從于特定的藝術現象，這里沒有畫家，至多存在著既作畫又從事其他工作的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此外，《形態》還強調了個人自由發展的根源，即個人之間的聯系，它表現為三個方面：經濟前提、團結一致的人際關系以及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個人的共同活動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分工構造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己聯系，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各個人的“聯合”將把自由發展的條件置于人們的控制之下。
（二）以“物質力量”為根本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深刻批判了分工對人的發展產生的影響，但是他們并不主張完全擯棄分工所創造的物質力量。在對共產主義進行“田園風格式”的描述之后，他們立足于分工的“創造性”作用指出，受分工制約的共同活動產生了“成倍增長的生產力”。這里，馬克思恩格斯同樣用辯證、歷史的眼光審視物質力量的影響。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生產力是統治個人的、異己的、在個人之外的強制力量，它“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于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另一方面，要消滅物質生產力對個人的控制，必須具備兩個實際前提，而它們又都是以生產力的大幅增長和高度發展為根本條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社會將會面臨“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人們又要為了必需品而展開斗爭。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注意到物質生產力統治個人的異化現象，但他們并未否定其在構建未來社會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們甚至毫不避諱地指出，共產主義運動的條件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私有制社會的“生產力總和”構筑了未來生活的基石。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需要人們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將這些前提交給聯合起來的個人支配，將現存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在對施蒂納進行批判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由并非如桑喬所言，由人們關于人的理想的看法所決定，事實上，它是人們在現有生產力所規定和容許的范圍內實現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定限度的生產力是自由的基礎，因此自由僅是少數人的自由。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如要實現“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的自由，實現全體成員在全部領域中的發展，就必須發展物質力量。
（三）以“個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旨趣
《形態》指出，“個人的全面發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對個人才能的實際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為個人本身所駕馭的時候，才不再是理想、職責等等，這也正是共產主義者所向往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關系被物的關系、物的力量所統治，“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被統治階級是沒有自由的。而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個人通過對物的重新駕馭走向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將共產主義社會稱為“真正的共同體”，指出它既是控制了個人和社會全體成員生存條件的共同體，又是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只有在“真正的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才能在聯合中獲得真正的自由。馬克思恩格斯還批判了私有制社會對無產階級個性的奴役，指出未來社會將會保障無產者個性的充分發展。具體地說，分工使社會關系趨向獨立，“每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于某一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在等級社會中，個性由階級關系規定，有個性的人和作為階級一員的個人的差別是隱蔽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無產階級的出現，兩者的差別更為明顯。勞動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生存條件變成了偶然的東西，對于這些東西，“單個無產者是無法加以控制的（勞動和當代社會的生存條件——筆者注），而且也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夠使他們加以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因“屈從于物的力量”而變得更不自由。馬克思恩格斯還認為，不同于憑借潛在的動產和手藝掙脫階級枷鎖的逃亡農奴，無產者在本階級的范圍內沒有任何機會轉為另一個階級，其個性與勞動之間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逃亡農奴雖然獲得了個體的解放，但他們并沒有越出等級制度的范圍，僅僅是進一步利用了過去的勞動方式和已有的生存條件。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個人屈從于分工，“分工使他變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發展，使他受到限制”，對無產者來說，他們要實現自己的個性，就應當“消滅他們迄今面臨的生存條件，消滅這個同時也是整個迄今為止的社會的生存條件，即消滅勞動”，推翻資本主義的國家。
四、馬克思恩格斯“田園詩式共產主義”與傅立葉相關描述的關系
有學者將傅立葉對“烏托邦”典型生活的描述同馬克思恩格斯“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相比較，指出馬克思恩格斯不過是重復了傅立葉的看法，借此表明《形態》中對“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的描述是關于傅立葉的“諷刺之語”，無法反映他們的嚴肅看法。在筆者看來，上述論斷并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與傅立葉思想的實際關系。為弄清問題的真相，就要突破淺層次的話語形式，深入文本進行思想比較。首先，應還原傅立葉相關構想的原初語境。在對未來社會的幻想性描述中，傅立葉指出，與文明制度的、局限于非生產領域的快樂不同，在協作制度中，生產性領域的工作也是快樂、誘人的，為此他分別列出了窮人（以魯卡為例）和富人（以蒙多爾為例）在和諧制度下的作息表。
（一）形式相仿：馬克思恩格斯對傅立葉的繼承
根據上述比較，傅立葉在“作息表”中的設想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田園詩式共產主義”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他們都承認個人在理想社會中可以從事多種工作。傅立葉指出，在和諧制度中，由于一次活動的時間很短，每個人不僅每天可參加七到八種活動，還能在第二天參加與前一天不同的活動。傅立葉還在作息表中羅列了豐富而又具體的活動類型，比如喂馬、養花、造林、灌溉、養魚等。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個人將不再從事固定的社會活動，而是可以在任何部門內自由發展。其二，未來社會的工作都以滿足個人興趣為目的。在傅立葉看來，文明制度下的人們所享受的快樂與生產性勞動無關，但和諧制度卻把快樂投放于各種工作之中。雖然社會成員日常睡眠時間很少，但在多樣化的勞動中他們并不會感到疲倦，“其原因是樂趣無窮”，這似乎與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隨自己的興趣從事不同的事情”所要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其三，他們都列舉了“捕魚”“畜牧”“打獵”等活動形式。傅立葉在窮人、富人的作息表中不僅提到了各時段在馬廄小組、畜圈謝利葉、養雞小組的“畜牧”工作，還提到了早上在狩獵小組的“打獵”工作以及在捕魚小組的“捕魚”工作。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也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們“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其四，他們的論述都體現了其人道主義的價值訴求。傅立葉將捕魚、打獵等農業活動看作“天賦的權利”，據此構想了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馬克思恩格斯同樣立足于人道主義指出，在未來社會中，勞動者將實現自由全面的發展。從表面上看，傅立葉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未來社會觀確實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性，但通過仔細而深入的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二）內容迥異：馬克思恩格斯對傅立葉的超越
馬克思恩格斯在如下幾個方面實現了對傅立葉的超越。
第一，從主觀的情欲引力到客觀的生產力的超越。在傅立葉看來，個人在未來社會中之所以能從事有趣的、豐富多樣的活動，主要在于“輕浮情欲”。他把“情欲引力論”視為“第一種科學”，認為情欲引力是來源于上帝的物質引力規律，它以快樂為誘餌并出現在一切社會階段中。在和諧制度中，人們非但不需要克制情欲，反而需要熱烈、精細的多種情欲。傅立葉還細致劃分了人的情欲類型，指出第一級有三種情欲，即奢侈、小組和謝利葉制度（傅立葉將其構想的新制度稱為“進步謝利葉”“小組謝利葉”“情欲謝利葉”）。其中，謝利葉制度提供了十二種次要情欲，即五種肉體欲（感官欲）、四種愛戀欲和三種分配欲。傅立葉對烏托邦典型生活的設計和描述基于三種分配欲中的第一種，即“從快樂躍向快樂”的“輕浮情欲”。他指出，“輕浮情欲”是一種需要，它既是對周期性變化、形成對照的情況、景象改變的需要，也是對有趣事件、新鮮事物的需要，其特征是工作時間短、活動自由。如果這一需要得不到滿足，人們就會變得冷漠無情并陷入苦惱之中。與傅立葉不同，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生產力動力”指出，個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之所以能夠憑借自己的興趣從事豐富多樣的活動，是因為分工被消滅后，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而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分工的消滅，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有交往和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變成了它們的桎梏的時候，分工才會消滅”。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伴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的活動將從“自然形成”的分工走向“自愿形成”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貿易通過供求關系統治世界。這種關系用看不見的手把幸福和災難分配給人們，把一些王國、民族創造出來，又把它們毀掉。與“由市場調節生產”的經濟模式不同，未來社會將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調節，從而消滅人們同自己產品的異己關系，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供求關系。到那時，人們將重新支配自己的交換、生產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而發達的生產力是消滅“異化”、實現上述發展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障。可見，馬克思恩格斯不是從情欲引力的幻想中，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構建“田園詩式共產主義”。
第二，從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到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超越。傅立葉將未來社會中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異看作理所應當的事情。他在設計“和諧制度”的活動時分別列舉了窮人和富人的作息時間，并著重強調了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其一，富人比窮人更加強健，他們更有辦法變化工作，他們的作業“比窮人的作業更多樣化”，他們一天的工作多達三十種。其二，他們的胃口更好，所以傅立葉按照“五餐制”而不是“三餐制”規劃富人的用餐。其三，富人的勞動比窮人的勞動更有趣。在窮人的勞動方案中，傅立葉主要安排了照顧馬匹、耕種灌溉以及造林等工作；在富人的勞動方案中，他設計的活動主要包括狩獵、養雞、捕魚以及培植珍稀植物等。與前者相比，后者更具趣味性、更講究衛生。可見，“和諧制度”的價值觀基礎是抽象的人道主義，是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人道主義。與之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在用“田園風格案例”描繪共產主義時明確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這里，“任何”這一修飾詞足以展現馬克思恩格斯同傅立葉的本質區別。在他們看來，未來社會將充分保障每個人（而非某一部分人）從事自由活動的權利。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還立足于無產階級立場揭露了窮人與富人的不平等。譬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隨著城市的發展，城鄉對立的現象開始出現，即象征著資本、享受、需要的城市和象征著隔絕、分散的鄉村，只有消滅城鄉對立才能消滅不平等。他們還指出，在私有制社會中，一些人靠另一些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少數人得到了發展的壟斷權；而多數人仍在為滿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斷拼搏，被排除在一切發展之外。馬克思恩格斯指責這種做法是被統治階級用來滿足自己需要的“非人的”方式。
第三，馬克思恩格斯還實現了對“獵人”等案例的從生產維度闡釋到哲學維度闡釋的超越。在傅立葉看來，產業經濟違反上帝的意志，顛倒了自然秩序并造成持久性的災難，只有農業協會和農業勞動才是和諧制度的主要內容。基于此，傅立葉認為必須研究農業協會，并宣稱這一問題的解決能使一切政治問題迎刃而解。他還提出了七種“天賦的權利”，排在前四位的是“狩獵”“捕魚”“采集果實”“放牧”等農業勞動。在設計富人和窮人的“作息表”時，他羅列的活動內容也主要是農業勞動，并指出和諧制度的全年勞動量應大部分投入農業勞動中，小部分投入工業勞動中。與傅立葉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哲學意義上考察“獵人”“漁夫”等案例，案例本身不具有經濟學意義。
五、結語
至此，“田園詩式共產主義”謎題的謎底已經被徹底揭開了。通過對《形態》“田園風格案例”的深入闡釋，我們便會發現，將“田園詩式共產主義”與建立在發達生產力、技術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對立起來，將這種共產主義直接等同于“原始的共產主義”，或將它視為傅立葉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復刻的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有失公允的。馬克思恩格斯“田園風格案例”的共產主義是經過二人嚴肅思考的成熟觀點。
作者:楊雨帆
文章來源:《理論月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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