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方旭老師《豪斯霍弗與“地緣政治學的世界” 》一文。在本文中，方旭老師對豪斯霍弗的地緣政治學進行理論溯源，指出其不僅天然承接了瑞典-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的學統，也明顯受到英國麥金德的政治地理學影響；不過，在西方主流學術界的理解中，豪斯霍弗不能納入麥金德、馬漢、斯皮克曼等人文地理學的序列，卻長久被視為支撐德國法西斯擴張的“侵略性學科”而“臭名昭著”。方旭老師從豪斯霍弗所處二十世紀初的具體時代背景出發，一戰德國戰敗、魏瑪共和國的迷茫、日本的崛起、太平洋成為世界局勢的重心，前所未有的大變動讓豪斯霍弗的地理學有著鮮明的行動指向性。不可否認，豪斯霍弗與為德意志第三帝國服務的“生存空間理論”之間存在負面聯系，然而，二戰后美國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塑造者之時，卻將豪斯霍弗為代表的德國地緣政治學引為自身依據設計國際軍事戰略規劃。時至今日，重審德國地緣政治學的洞見與幽暗，可以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的世界。
本文原載于《讀書》2019年第6期，感謝“讀書雜志”授權保馬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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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是二十世紀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按如今西方主流學界的說法，“二戰”期間豪斯霍弗的地緣政治學為希特勒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擴張政策提供服務，故這門學科被認定為“法西斯學說”。蘇聯學者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將地緣政治學視為“資產階級偽科學”，即便時下我們的國內學界，對地緣政治學的譯介也諱莫如深，它長期被束之高閣。
英美主流地理學的扛鼎人物麥金德（Halfdord John Mackinder）亦對地緣政治學避之唯恐不及。一九四一年美國著名雜志《生活》將其稱為“納粹的幫兇”，他立即發表聲明撇清與地緣政治學之間的關系，稱它是“德國人統治世界的政治理論”，自己的政治地理學與此“納粹學說”風馬牛不相及。
麥金德的這個澄清并非狡辯：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是十九世紀孕育在瑞典—德國地理學傳統中的新興學科，與英語—法語傳統的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確實存在本質區別，這門學問的源頭起碼要追溯至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
拉采爾明確提出其考察的“地理學”對象不僅包括陸地（Land）這一因素，還應囊括海洋（Sea）和人（Humanity）。在他的研究看來，眼下翻譯的地理學（Geography）應是個誤譯，至少在希臘學者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ofCyrene）那里，“地理學”指的是地球（γ?）的呈現（γρ?φειν）。按照古人的觀點，我們現在學習的“地理學”應該稱為“地球學”。這個判斷在拉丁詞匯中得到印證，地球（Orbisterrarum）指的便是古羅馬帝國所轄幅員，并且是地球上所有政治權力角逐的場地。
到了十九世紀，經里特爾（CarlRitter）與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地理學科，他們用地理的專業化研究淡化了古典“地理學”的政治學術品質。直到二十世紀初契倫（Rudolf Kjellén）撰寫的《國家為一有機體》（一九一六年）才正式將地緣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單獨提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地緣政治學的學術品格在于“返回古典”：通過喚醒“陸地”“海洋”與“人類”的關系，綜合了史學、地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使得古老的“地球學”不再以現代性的“土地學”面貌出現，重新恢復人類地理學的生機與活力。
麥金德的“澄清”使得這門學問有了意識形態上的分野：一種是人文地理學（政治地理學）傳統，在這個傳統下——地緣政治學與地理科學、地理政治學沒有太大區別，考察的是人類社會政治現象與地理之間的關系。另一種則是被認作與納粹密切相關的地緣擴張理論，由之而粗略區分：前者以英美地理學家，如麥金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為代表，后者以瑞典—德國的拉采爾、魯道夫·契倫、豪斯霍弗和施米特（Carl Schmitt）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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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美裔德國人多那帕倫（Andreas Dorpalen）出版的《豪斯霍弗將軍的地緣世界》可謂是一次了不起的思想冒險，該書以德國地緣政治學派思想原文典籍為基礎，描摹了整個地緣政治思想史的發展全貌。考慮時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全美反法西斯思潮鼎盛期，該書竟敢引介“納粹知識分子”豪斯霍弗思想，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然而，該書卻在美國軍事教育界內部備受推崇，美國西點陸軍軍事學院陸軍上校、歷史學教授貝克馬（Herman Beukema）親自作序，并把該書列為軍事學校科班學生的教科書。
美國軍事院校為何要選擇一個“納粹知識分子”的書作為教材呢？拋開政治因素不說，從學術史來看，恐怕豪斯霍弗天然地承接了瑞典—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的學統，也明顯受到麥金德的政治地理學的影響。豪斯霍弗曾在他主編的《地緣政治學》雜志上四次刊發麥金德的文章，公開贊許其在“地理學世界觀中最為偉大”，足見豪斯霍弗處于地緣政治學意識形態分類的“十字交叉路口”。
豪斯霍弗的地緣政治學雖然在瑞典—德國政治地理傳統中形成，但我們注意到《豪斯霍弗將軍的地緣世界》一書的副標題是“行動中的地緣政治學”，說明他的學問并非純粹書齋之物，而是自由往來于政治、學術兩界之間。而豪斯霍弗地緣政治學的萌芽，則是從一次漫長旅途開始的。
一九○八年，德國巴伐利亞作戰總參謀部委派豪斯霍弗赴日本做特別軍事訪問，負責研究日本軍隊的訓練和組織工作。從十一月到次年二月，他攜帶妻子穿越地中海、紅海和印度洋，最終抵達日本，與之同行的還有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夫婦。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中記載了這段旅程，在書中對豪斯霍弗的軍事素養和文學功底稱贊有加，據說日后當茨威格知曉其與希特勒的關系時，連稱后背發涼，恐怖如斯。
對于豪斯霍弗而言，長達四個月的遠航并非是徜徉在海上的浪漫之旅，無論在塞浦路斯、亞歷山大里亞、亞丁、印度還是新加坡，隨處可見英國的“米”字國旗在客船上空飄揚。豪斯霍弗意識到，雖然亞洲諸強國（中國、印度、奧斯曼）國土面積幅員遼闊，但思想仍舊故步自封，無力形成國際空間秩序聯盟。英國憑借著大航海時代積攢下的地緣紅利，早已摸清楚全球地理樞紐的開關命門，并借此關鍵節點控制全球。豪斯霍弗打開地圖，稍稍用紅色鉛筆描線便可以看到：不列顛群島與直布羅陀、馬耳他、蘇伊士運河等海洋地理樞紐構建成堅不可摧的海洋堡壘，若英日兩個海洋國家能實現同盟，他們就可能會在歐洲大陸和亞洲各地焊接上一個堅不可破的鋼圈，此戰略布局會讓在歐洲腹地守成不變的德國，成為一只被海洋包圍的困獸——這幅戰略地圖就像是麥金德親手繪制的一樣。
駐日一年期間，豪斯霍弗認清了地緣政治上海洋與陸地之間的沖突。一九〇九年秋，日本向清政府施壓，要求將吉林與朝鮮會寧的鐵路連通，豪斯霍弗與他的妻子趁著鐵路交通線開通之際，奔赴此地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游歷。這一趟行程讓豪斯霍弗意猶未盡，他主動申請取道俄國返德，親自考察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地緣意義。
在旅途中他開始意識到近代鐵路的發展吹響了陸權復興的號角。俄國耗費二十五年時間修建跨越西伯利亞的近萬公里的鐵路，規劃了廣袤歐亞大陸的一條直徑，將中歐與東亞的邊緣地帶結成連貫的“空間”。如果可以延伸至從朝鮮到中國東北的鐵路線，那么破壞大英帝國遍布世界的海上航道、空中航線、輸油管道，簡直是件摧枯拉朽的事。但豪斯霍弗的野心遠非如此，恰巧在十年前（一八九九），連接印度次大陸的“柏林—巴格達”鐵路計劃已進入實質階段，而這十年間，決心維持歐洲權力平衡的英國，運用各種伎倆阻撓鐵路進展。因為英國人知曉，如果歐印交通動脈被打通，就能勾連起一個巨大的地緣政治空間，由之發展出包含德國、俄羅斯、日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巨型歐亞聯盟，歐亞大陸會再一次成為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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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日本入侵中國的軍事行動打破了豪斯霍弗組建歐亞聯盟的構想，他幾次勸說日本放棄侵占中國領土的野心，在他看來：日本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帝國，其最理想的空間擴張對象是澳大利亞，而不是擁有超強戰略縱深的中國。倘若日本選擇占領澳大利亞，這不僅可以解決人口增長的空間危機，對德國也具有莫大的現實利益——此舉能夠阻斷英國海上交通補給線，讓英日同盟變成空中樓閣。
歸國之后，豪斯霍弗患了場大病，總參謀部批準他休假三年。正是在這段時間，豪斯霍弗據東京的游歷寫出博士論文《對大日本國防力量及其世界排名和未來的考察》（一九一三年），在此之后，豪斯霍弗又專門撰寫兩部討論日本話題的專著《日本帝國在其地緣中的發展》（一九二一年）、《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一九二五年），從理論角度總結了他對日本地緣經驗的長期研究。對于豪斯霍弗而言，日本是德國地緣政治最好的老師。
豪斯霍弗撰寫以上作品之時，正處于魏瑪共和時期。這個“英、法、美等國憲政制度的舶來品拼湊之物”引入的民主空氣，一時間讓各種黨派政團紛紛涌現，出現了黨派林立、黨爭迭起的局面。國會的不穩定導致聯邦政府局勢動蕩，頻繁更替，無力形成凝聚統一的政治決斷。他對魏瑪時期軟弱、吵鬧的議會沒有任何好感。反而日本國民對天皇的絕對忠誠，給豪斯霍弗留下深刻印象。明治維新之后，“絕對效忠天皇和國家”“強調自我犧牲”“忠貞不渝的武士理想”成為日本國民的基本道德觀。豪斯霍弗認為這會形成空前一致的政治團結。
共同的政治意識是領土擴張的前提，領土擴張的根本在于人口。旅日期間，豪斯霍弗讀到了三年前（一九〇六）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的“新大陸計劃”。文章極力渲染日本危險的處境：日本處在四億中國人、一億六千萬俄羅斯人和一億美國人的地網天羅之中，若不主動革新，日本終將被這些強大的國家逼向絕路。小村壽太郎給出的方案是：日本國民人口要增加到一個億——唯有如此，日本才能夠在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三個大國的夾縫中求生。
東京幾乎所有的文宣機構（政治家、出版商、作家和教師）都呼吁配合“新大陸計劃”，他們不斷強調以下事實：在自己的土地上，日本沒有足夠空間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大量預測“缺乏糧食供應導致民眾大饑荒”的文稿甚囂塵上，全國幾乎發出同一個聲音：“日本需要生存空間！”
早在一八八五年始，日本就鼓勵國民移民至美國本土及太平洋島嶼，直到一九〇六年，種族主義盛行的加利福尼亞州開始抵制日本移民，加州要求日裔兒童必須集中就讀于“東方人學校”。為了獲得美國對日本東擴計劃的支持，一九〇七年日本和美國達成了“日美紳士協議”，禁止日本國民移民美國。此后三年內，日本開始大規模組織移民往西和往北進駐朝鮮和中國東北。一九〇九年伊藤博文在哈爾濱火車站被朝鮮義士安重根刺殺身亡，徹底點燃了日本西擴帝國主義的野心。在民主時代，沒有什么比以民眾生存的名義發動戰爭更具天然正當性。
雖然這一套宣傳方案演繹得天花亂墜，可根據豪斯霍弗推算：一九一四年日本實際人口是六千六百萬，按照日本商務大臣大浦兼武提供的數據，若以每平方公里為供養人口單位，日本本土還可以再多養活四千二百萬人（最大人口峰值是一億零八百萬），這個算法還沒有包括中國東北、朝鮮等部分土地。這使豪斯霍弗相信：就算不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也完全有能力為國民提供生存空間，日本對朝鮮的吞并行動讓他更為清楚—日本的殖民擴張并非缺乏“生存空間”，而是要實現“亞洲帝國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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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霍弗博士畢業后一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進入西線部隊指揮過一個炮兵旅與敵軍作戰。一九一八年底德軍投降，他以少將軍銜退役，隨后在慕尼黑大學謀得一席教職，此時年過半百的他，才算真正踏入學界。在大學中，他講授地緣政治學，并創立地緣政治學研究所和創辦《地緣政治學》雜志。他開始意識到，德國戰敗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德國的政治領袖和民眾太缺乏地緣政治知識，對國家處于何等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一無所知。
豪斯霍弗教授地緣政治學的目的是要培養懂得閱讀地圖、正確解讀世界事務的政治領袖。除此之外，他還經常到廣播電臺做節目，向國民普及地緣政治學知識。在他的推動之下，地緣政治學在思想繁雜的魏瑪共和國迅速發展，卻未受到任何政治高層的青睞。
豪斯霍弗恐怕沒想到，一條通向德國最高政壇的云梯早已架在大學課堂之內。當他在慕尼黑大學教授地緣政治學時，希特勒早年的秘書赫斯（Rudolf Hess）在教室角落旁聽。課堂上，豪斯霍弗大膽預測，未來世界局勢將受到五大政治勢力支配：泛陸權大國、泛海權大國、泛蘇維埃、泛伊斯蘭、泛東亞，其中整個歐洲、非洲和亞洲西部地區屬于德國核心勢力范圍的泛陸權區。如果德國不能占領這一生存空間，就會受到其他幾個勢力的擠壓而走向滅亡。為了佐證這一觀點，他不惜繪制大量普魯士人、巴伐利亞人、萊茵蘭人等人種遷徙圖，在課堂上他情緒激昂地號召這些民族團結起來為生存空間而戰。年輕的赫斯被這位有著深厚學識和豐富實踐閱歷的精神導師吸引，二人就此結下深厚的師生之誼。
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和赫斯發動啤酒館事件失敗之后，豪斯霍弗去蘭茨貝格監獄探訪赫斯，也結識了希特勒。在探訪的過程中豪斯霍弗給希特勒大談“生存空間”概念，并為希特勒捎上兩本書：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與拉采爾的《政治地理學》。希特勒第一次接觸到了地緣政治的奧秘，這讓他興奮不已，并將其融進《我的奮斗》的寫作，其中第十六章中關于外交政策的部分，幾乎都是豪斯霍弗思想的影子。
有一部分學者據此放大豪斯霍弗與希特勒的親密聯系，并將其稱為“希特勒諸多導師之一”。事實并非如此。納粹拒絕豪斯霍弗的理由很簡單：豪斯霍弗妻子不是純正“雅利安”，按照黨章規定，他不能加入納粹黨。但這似乎并不能剝離他與納粹的關系——赫斯如日中天之時，曾假手納粹《種族法》幫豪斯霍弗的妻子漂白過猶太人的身份。一九三二年希特勒上臺后，豪斯霍弗發表過反猶言論以示對領袖忠誠，但《地緣政治學》雜志偶爾會表達與納粹黨相左的“雜音”，甚至引發高層震怒，將豪斯霍弗短暫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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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判斷赫斯在一九四一年獨自駕機赴英談判是否與豪斯霍弗地緣計劃有關，但據赫斯之子沃爾夫（Wolf Rüdiger Hess）日后訪談可知，豪斯霍弗父子與英國漢密爾頓勛爵關系密切，在二人的斡旋之下，赫斯攜帶著和平計劃希望促成英德和解，目的在于德國與蘇聯交戰時避免遭受腹背受敵的境地。
可赫斯的計劃失敗——豪斯霍弗的大兒子阿爾布雷西特（Albrecht Haushofer）開始意識到，只有除掉希特勒才能避免整個德意志墮入軍事災難的深淵。一九四四年他謀劃了一次炸彈襲擊后被拘禁，在蘇聯紅軍進攻柏林前夕被執行死刑。隨后，紐倫堡審判中擔任首席顧問的瓦爾什神父（Father Edmund A. Walsh），受托審查豪斯霍弗是否因為鼓吹地緣政治學而負有戰爭罪責，經審查，豪斯霍弗被無罪釋放。可蹊蹺的是，半年后豪斯霍弗與夫人雙雙在寓所內服毒自殺，結束了自己傳奇的一生。
豪斯霍弗曾在私人日記的扉頁寫下：Fasest et ab hostedoceri（敵人是最好的老師）。或許指的是作為“敵人”與“老師”雙重身份的麥金德的教誨，孕育了整個德國地緣政治學派，同樣也先知般地預言美國國際政治研究者會反過來向“敵人”德國學習。近年來國內有研究表明，美國主流輿論成功地用“納粹”這個污名化的幌子“瞞天過海”。他們一方面厲聲警告，“地緣政治學是納粹學說，導致的是戰爭與征服”，而另一方面卻潛心鉆研這門“聲名狼藉”的學問，吸收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理論之精華。
正如貝克馬上校在《豪斯霍弗將軍的地緣世界》引言中挑明：早在一九三〇年，美國軍事院校就開始學習德國地緣政治學，當時苦于教材匱乏，課程開得“雖不完整，但也相對全面”。在美國各大軍事院校幾十年苦心培育下，諸多地緣政治學的門徒改頭換面為“國際戰略學”大師粉墨登場。這個觀點得到美國地緣政治研究者圖南德（Ola Tunander）的印證，在一篇引介魯道夫·契倫的文章中，他毫不掩飾地指出：
為美國設計國際軍事戰略規劃的斯皮克曼、摩根索、亨廷頓、布熱津斯基等人無不深受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的影響，契倫們設計的巨型政治軍事聯盟正是北約或者歐盟的理論直接來源——只不過主導者換成了美國，而非德國。
如果我們還對此渾然不知，迷信“勝利者”塑造出的意識形態圖景，恐怕不足汲取近代百年戰爭帶來的深刻教訓。《豪斯霍弗將軍的地緣世界》的出版給漢語學界提供了一次近距離觀察“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的契機，值得學人們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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