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涉及到某想，項立剛就表現得比較清醒。
這一次他作為一個民營企業(yè)家，反對馬光遠“最好的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是所有政策不分民營國有，一體對待，國有能干的，民營也能干”的主張，并點名炮轟馬光遠是大資本代言人，是想把國家搞壞的人，難能可貴，而且很有說服力。
民營企業(yè)家出面反擊，打著為民營企業(yè)爭利的名義否定公有制的馬光遠就不好回擊和辯解，陷入尷尬和被動。
這跟2016年劉強東說共產主義可以實現對經濟學家產生沖擊的效果有些相似。
馬光遠現在唯有保持沉默，否則他說得越多，他們?yōu)槊駹I企業(yè)利益代言的人設就越立不住，就越被動。他們的那套理論，只有得到話語權的充分掩護，能夠建立起信息繭房，才能完成精神PUA。一旦話語權沒有絕對的優(yōu)勢，他們就表現最慫、最怕論戰(zhàn)。
看項立剛對馬光遠的輸出，“我自己也做一個民營企業(yè)，我相信我們沒有和國有企業(yè)一樣承擔責任，我們也不應該和國有企業(yè)一樣去爭同樣的待遇。擁有自然壟斷地位的行業(yè)、金融系統就不應該讓民營企業(yè)去干。”
有這樣的認識才配得上稱呼民營企業(yè)家和民族企業(yè)家。
中國為什么需要國企，不僅僅因為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體制，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且事實一再證明，國企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整體上顯然比民（私）營企業(yè)更有優(yōu)勢。
中國的快遞公司有那么多，除了中國郵政，還有幾家可以保證郵件送達到最偏遠的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如果中國的電力企業(yè)不是國企，中國的偏遠山區(qū)誰給通電，誰給通網？因為在這些地方投資建設很難收回投資，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資本的獲利原則。在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遠離大城市的鄉(xiāng)下網絡信號跟中國的農村沒法比。這就是國企和私企、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不同。
如果沒有四通八達的交通和網絡基礎設施，中國建立在網絡和快遞通達性之上的電商如何跟現在這樣發(fā)達？我們又如何跟美國競爭新經濟？如何競爭新的科技革命和工業(yè)革命的主導權？
如果中國的國計民生交給私企，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大漲價？中國的水廠有不少合資的，看看合資之后的水廠有幾個不漲價的？漲價也就罷了，有的為了節(jié)省成本，連必要的維修費用都降，這就有了蘭州威立雅水務公司“飲用水苯超標”事件。為了利潤，安全隱患變成了重大安全事故，危及了市民的健康。這樣的事情還不止一起。
國外也一樣。東京電力公司為了一己之私，向海洋排核污水，可以置人類利益于不顧。
英國政府以“鐵路專營權”模式為代表的鐵路私有化改革難以為繼。私有化初期，自1997-2002的短短5年間，英國發(fā)生了13起嚴重鐵路事故，共導致59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這令人想起山西私營小煤礦在被國有化收購之前，無論怎么換領導都無法把重特大責任事故數量降下來的事情。
英國政府本來期望通過鐵路私有化來甩掉包袱，但25年多的實際情況是政府為這些運營商所付出的補貼資金，比國鐵時代的投資還要多，而且私有化之后，英國鐵路的管理在整體上更加混亂。有盈利的地方還好，那些不產生盈利的線路直接被甩鍋不干。
美國的鐵路私營化，更是一大笑話。俄亥俄州“毒列車”事故發(fā)生后，為了回應社會的不滿，美國交通部長布蒂吉格表示，美國每年會發(fā)生約1000起列車脫軌事故，意思是大家別少見多怪。
平均一天3起火車脫軌事故，人家跟玩似的。在私有鐵路公司的經營下，美國的鐵路有很多是這樣的狀態(tài)，不頻繁脫軌才怪。
這就是馬光遠這些人眼里優(yōu)越神圣的私有制創(chuàng)造的人間“神話”。如果在中國發(fā)生一起火車脫軌，那不知道微博要亡國幾次。
都2023年了，還有人說私有制企業(yè)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率一定高于國企，這已經不是缺智商的問題，而主要是缺良心。中國那些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在這方面尤其缺。他們的智力足以保證他們能夠看到私有制企業(yè)的種種問題，讓他們很清楚私有制企業(yè)的管理問題并不比國有企業(yè)少，但他們還是要妖魔化中國的國有企業(yè)。
項立剛說他們想把國家搞壞，并非無的放矢，在立場上，他們確實和美國保持高度的一致。美國一直想辦法說服中國，進一步降低國企數量，減少公有制比重。2012年的佐利克世行報告建議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比重降低到10%左右。
為了進一步減少中國的國企數量，降低公有制比重，中國這些信仰西方經濟學的專家學者最近已經有好幾個人在鼓吹不分民營和國有。
他們的真實目的，我認為許小年十年前就已經說得很直白了。
許小年對國有企業(yè)的排斥說得也更為露骨，在一次演講中，他說過這么一段話：“從理論上講，到目前為止，我所看過的文獻講得非常清楚：市場經濟中沒有必要存在國有部門，沒有必要存在國有資本。從理論上講，如果市場經濟需要國有資本，那一定是市場失靈了。”
你看，這些人的意識形態(tài)多么濃厚，他們主張的完全市場或自由市場，根本就沒有國有企業(yè)和公有制的空間。
按照一些西方經濟學學者和專家的說法，中國不賺錢的事情才能交給國有企業(yè)去做，賺錢的都交給民（私）營企業(yè)，要求國企從所有競爭性行業(yè)退出。
比如，在房地產行業(yè)，像華潤這樣的國企存在，就讓他們特別不能接受，中國房地產全部是恒大這樣的私營企業(yè)，才是他們心中的理想。但現在中國的房地產行業(yè)大多數民（私）營企業(yè)都已暴雷或面臨著暴雷的風險，中國的那些國有房地產企業(yè)，相對要穩(wěn)健很多。現實又一次打了這些經濟學家的臉。
但他們因此就改變了私有化主張了嗎？當然不會，他們把房地產私營企業(yè)集體遇到的困境，說成是中國的三條紅線造成的問題。要不就說成是銀行差別對待的問題。事實上，銀行給恒大和碧桂園貸款的數額并不比哪家國有企業(yè)少。
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國企出了問題，那就是體制問題。中國的民（私）企出了問題，那就是監(jiān)管和政府的問題。多少年來，他們就是用這種的雙重標準，面對一次次打臉，還能立于不敗之地毫不臉紅的秘訣。
今年，有些人已經不滿足把私有制企業(yè)說成是“民營企業(yè)”，他們還要進一步把民營企業(yè)說成是“人民企業(yè)”，這讓人想起前幾年把中國的一些富豪說成是“人民富豪”。
通過這樣的概念處理，先拿到“民營”的名義，再拿到“人民”的名義，然后他們就可以炒作國企與“民”爭利的議題，繼續(xù)要求國退“民”進，一直達到他們想要的徹底私有化狀目標。
以后再聽到他們說要“藏富于民”，你如果只是一個打工人，也不要跟著瞎激動。他們的“民”指的不是你。
有人看到這里，估計會條件反射一樣，又要拿出反對民營企業(yè)的帽子。我們平時支持華為、比亞迪這樣的民營企業(yè)，在他們眼里非但不算支持民營企業(yè)，反而讓他們更加不滿和憎恨。
其實很容易發(fā)現一個規(guī)律性的現象，在網上鼓吹私有化一私就靈的，和那些攻擊華為的，重合度沒有90%也有80%。
華為可是最正宗的民營企業(yè)，他們因恨中國而恨華為，說明他們只是愛美國認可的中國民營企業(yè)。只要是民族企業(yè)，不管是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都在他們敵視之列。這才是那些花言巧語背后真實的邏輯。
從公有制變?yōu)閲兄疲恍﹪箅m然還沒有在股權層面完全私有化，但在管理層面引入了很多西方私有制企業(yè)的管理機制，比如拉大管理層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虛化黨委的政治領導作用，淡化職工通過代表大會參與企業(yè)管理的功能，導致國企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國企腐敗現象（私企腐敗一度被忽略）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但國企的問題再多，也很難做到收益?zhèn)€人化、債務公司化、風險社會化。在這方面，一個恒大集團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像恒大這樣通過做假賬的方式多確認收入和利潤，分走900億（許家印就分走500億），把兩萬多億的債務留給中國社會承擔的事情，國企真的做不出來。因為國企管理者偽造這么多利潤也不會分到他們的口袋里，所以他們沒有這樣的動機。倒是早些年有一些國企管理者，故意把國企做成虧損，目的是這樣就容易改制為自己的企業(yè)。
總有一些人不允許批評民（私）營企業(yè)的不良現象，他們認為這是在否定民營企業(yè)民營經濟，他們要樹立一種“公有制和國有企業(yè)有成績也要徹底否定，私有制和民營企業(yè)有問題也不容質疑”的雙重標準讓大家接受，他們只強調私有資產神圣不可侵犯，卻拒絕承認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樣的雙標本身就隱含著一個禍心：哪怕是搶劫公有制財產得到的私有財產，也同樣神圣。
不是什么樣的民（私）營企業(yè)都值得我們去支持去尊重，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yè)，把大部分經營成果都拿來與職工共享，在民營企業(yè)中最像集體企業(yè)，用這種機制優(yōu)勢同時跟美國多家高科技巨頭競爭，想不尊重都難，恒大那樣的私營企業(yè)如何尊重得起來？
我們要真相信這些經濟學家是真心為民（私）營企業(yè)的利益而奔走，那我們就太善良了。他們的民營企業(yè)是有特定標準的，不是什么樣的民營企業(yè)都在他們的維護之列。在華為因為受到美國的全力制裁打壓，而陷入困境的時候，沒有看他們哪一個經濟學家呼吁說要給華為支持。但是這個馬光遠，卻在前段時間，還呼吁要救恒大，主要理由是“大而不能倒”。還有一些經濟學家也有這種建議，還把救助恒大，上升到“守護社會經濟穩(wěn)定”的高度。
像華為、比亞迪、大疆這些上了美國制裁黑名單的中國民營企業(yè)，見過他們?yōu)檫@些民營企業(yè)遭受到不公待遇而譴責過美國一句嗎？
他們不但在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和民（私）營企業(yè)之間習慣運用雙標，就是在民營企業(yè)之間，也存在著清晰的雙重標準。
他們像依賴毒品一樣依賴雙重標準，是因為他們都自覺堅持一個目標：以美國的標準為標準。
我們也應該建立我們的支持與反對的標準，那就是以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標準。這個標準是與那些經濟學家的標準截然相反的，所以，我們支持的企業(yè)是他們反對的，我們反對的企業(yè)是他們支持的。
把問題看透說透了，就簡單了，無非一個立場問題而已。
他們既不愛美國制裁的那些中國民營企業(yè)，更不愛中國的勞動者。
像王福重那樣，看不起農民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的這個圈（juan）里比比皆是。他們只愛資本，不愛勞動者，他們當中可是有不少人對中國的《勞動合同法》意見很大，認為對中國的勞動者提供了過度保護。對民營企業(yè)并非偶然存在的996和007現象，他們有幾個發(fā)聲譴責過？
他們也不是真的要民營企業(yè)和國有企業(yè)的公平競爭待遇。如果你說要求民（私）營企業(yè)都和國有企業(yè)同等遵守勞動法，按同樣的標準倒查三十年的納稅情況，你看他們是否還支持？
他們打著民營企業(yè)的名義，要的是要的民（私）營企業(yè)的特權，目的只是私有化，只是“想要把這個國家搞壞”。
有問題的也不只是我們提到的這幾個人，中國的經濟學家語錄，那真是創(chuàng)造了人類社會自古以來之奇觀：
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厲
國有企業(yè)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 ——樊綱
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yè)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張維迎
他們這個群體類似的奇葩言論太多了。
中國的這些崇拜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早就是公眾心目中的馬戶和又雞，但很多經濟學家似乎并不覺其觀點和主張的淺陋，還在習慣于居高臨下指點中國。連美國現任的總統安全顧問沙利文都在反思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認為這是美國衰退的重要原因。那些中國的自由市場經濟狂徒，還在向中國推廣這一虎狼藥，要求中國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其中最積極的還是那個叫張維迎的人。此人，是最狂熱的自由市場經濟信徒，連中國卓有成效的產業(yè)政策都反對。
他最近剛發(fā)表的高論是：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來自于市場化、企業(yè)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而不是所謂的“中國模式”。
他的這番話真是反映了他們這個群體的共同心聲，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是拜西方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積累技術所賜，要對西方心存感激。所以他們的同類，把美國制裁遏制中國導致中美關系緊張說成是中國的原因，實際就是在責怪中國對美國不知感恩，主張中國對美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他們可能不是真間諜，但他們發(fā)揮的作用比一般的戰(zhàn)術性間諜要害處更大。一旦他們的主張被采納上升為政策，那中國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中國的這批經濟學家這么多年其實主要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向中國兜售自由市場經濟，一是反對公有制，二是既反計劃經濟，又反國家調控。
基本是美西方說啥對，他們就認為什么對。他們的獨立思考就這么多，實際就是西方經濟學的搬運工，西方對華思想戰(zhàn)的帶路黨。
西方經濟學越來越像神學，這些經濟學家也越來越像現代傳教士。
只有這么定位他們，才能理解為什么他們如此脫離現實，明明是中國在快速追趕西方，并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完成超越，而他們還是覺得中國這也不對那也不好，還是覺得西方那一套才是適用中國的良方。因為他們是活在新宗教里。
中國一天不完全變成西方希望的樣子，他們就一天不會滿意。
因為新中國走社會主義，他們對整個新中國的體制都充滿敵視。他們把資本滿意的體制稱為自由體制，他們主張的自由的全部就是資本感覺自由。
他們的真實水平和真實立場，看看他們當年如何反對中國的耕地紅線，反對中國的光伏產業(yè)政策，反對中國的新能源扶持政策，反對中國芯片半導體自主替代政策，就能看明白。
如果國家聽他們的，那我們的未來就是一個大號拉美。如果讓他們來制定國家經濟政策，那中國的未來就是一個大號烏克蘭。
這么說，真的一點都不夸張。因為這些人不僅僅是壞，而且還蠢。明知道美西方現在遏制中國已經不擇手段，還是美西方說什么就信什么，不是又蠢又壞是什么？
如果中國現在評出新“五蠹”，這些崇拜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應排第一。他們以及他們的自由市場理論，毒性太大。當年他們在俄羅斯的同行，就是一副自由市場經濟的藥方，把俄羅斯的工業(yè)體系基本搞廢了，普京搞了一波國有化，才勉強止住了俄羅斯快速下落的趨勢，但普京也因此成為他們心目中的獨裁者。他們在烏克蘭的同行，一直得意到現在，倒是真的讓烏克蘭符合西方的標準了，但烏克蘭也徹底廢了。
這些經濟學家一直咬著中國的公有制經濟不放。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比重都只有30%左右了，比北歐國家還低，他們依然盯著剩下的這點國企不放，還在以各種方式各種名義要求繼續(xù)國退“民”進。
他們的目的是什么？最合理的解釋就是項立剛說的，他們“想要把整個國家搞壞”。
這些經濟學家的很多主張經不起邏輯和事實的推敲，更經不起時間的驗證。比如，同為經濟學家的許小年十年前反對中國建設高鐵，就被現實證明他完全不具備現實經濟的分析能力。
這樣的經濟學家，我不是說他們當中的哪一個，而是集體基本不靠譜。
中國現在需要思想解放，要從西方經濟學理論和這些西方經濟學的所謂學家和學者的精神PUA當中解放出來。西方經濟學與科學無關，而是現代神學。
那些有名的假設，比如理性人假設，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那些有名的命題，比如“如果每個人都能理性的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會產生社會收益最大化”，已經被現實擊碎過不知道多少次。“當個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時，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會導致最佳經濟后果。”這種市場的烏托邦，現在竟然還有人信。西方經濟學“看不見的手”無非就是把上帝引入了經濟學。自由市場經濟能夠實現自動均衡，那更是經濟學家給大家描繪的經濟學天堂。
這些夢話一樣屈辱人的智商的癲狂之語，竟然成為中國很多經濟學家的信仰。你說他們的真實水平能有多高？
這倒也不奇怪，法律界剛造的圣人羅，為了廢除死刑，都把上帝的末日審判作為理由，呼吁中國越來越多的律師投身先知亞伯拉罕所開創(chuàng)的偉大事業(yè)，認為這樣“法治中國的夢想才能成為現實。’
歷史領域造的大神易某，把夏娃說成是女媧的前身，引入圣經的創(chuàng)世紀神話，要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中國人的文化尋根和身份認同問題。
北師大出版社的《世界上下五千年》，把中華文明開除出四大初始文明源頭之列。
毒教材的事都不想老重復說了。
中國信奉西方經濟學為圣經的經濟學家不是孤立的存在，不只是他們這一個群體在給中國人進行精神PUA。
這些人的存在給我們國家的的崛起和民族的復興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滲透太嚴重了，他們及背后的勢力實在太大了，到現在還具有設置議題、顛倒黑白的能量，而話語操控能力只是他們能量的一部分。
美國對中國最有威脅的科技戰(zhàn)已經基本失敗，次有威脅的金融戰(zhàn)沒有這些人的里應外合，也不可能成功。最后的決戰(zhàn)不是在中國與美國，而是在我們與這些精神美國人之間，這句話說了好幾次了，但我還想繼續(xù)重復，因為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我們最大的挑戰(zhàn)和威脅不是來自外部。當務之急就是打贏輿論戰(zhàn)認知戰(zhàn)，去掉這些人長期滲透刻在中國人頭腦中的“思想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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