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對物質上的解放感到絕望以后，就容易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來代替，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試圖擺脫完全的絕望處境。
很多心靈班，禪修班，瑜伽班，冥想社，國學社應著這種社會需求，雨后春筍般的出現。然而這種帶著強烈宗教意識和觀念的麻醉劑，不但不可能幫助他們擺脫絕望處境，反而會把他們推向更加絕望的境地。
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在階級社會里，現實社會中的階級矛盾，才是宗教最為深刻的根源。
在階級社會以前，宗教的起源對原始人來說，絕對算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是人類開始認識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起點。盡管這種認識是對客觀世界，對自然界，對自然規律的虛幻、歪曲的反映，但它畢竟是認識和思考主客觀世界的開始。就像小孩子學走路一樣，雖然第一步摔倒了，但畢竟是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起初，人們還認識不到自然力背后的規律，于是被這種自然力所支配，就如恩格斯說的那樣：“人們同它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它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服從它的權力，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
由于生產力低下，自然環境惡劣，人們為了生存下去，就必須要共同勞動，共同消費，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沒有等級之分。因而以自然崇拜或自然恐懼為主要成分的原始宗教，自然宗教等等，各種神靈的“神格”看起來都是平等的，他們各司其職，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在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社會中，各個氏族成員與宗教崇拜對象的關系是同等的，也沒有專職祭司與一般信徒之分，宗教活動由全體成員一起參加，而宗教禁忌、律令和各種道德義務也必須由全體氏族成員共同遵守，這種宗教的圖景不過是階級社會以前人與人平等關系的社會反映。
到了階級社會里，宗教更多地反映的已經不是自然力量對人的奴役，而是人對人的奴役，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奴役。就像列寧說的那樣：“被剝削階級由于沒有力量同剝削者進行斗爭，必然會產生對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而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使其合法化、神圣化，也大力支持和利用他們所認可的宗教觀念來麻醉人民，尤其喜歡宣揚忍耐，向善的思想，人的貧窮和富有，尊貴和高低，是命中注定的，如果想要改變這種命運，就必須要努力修行，如果無法改變，那就是修行還不夠。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規律出現的各種危機，使得工人面臨失業、貧困的危險，有時候更是直接地陷入這種危險之中。他們按照社會教給他們的那一套去嘗試改變，但是發現根本不管用，很多人被外界的、自己所無法掌控的力量支配和控制著走向絕望，這個時候就往往寄希望于“超自然、超社會”的某種神靈、觀念、修行方法來幫助自己獲得解脫。因而宗教便常常帶著一副神秘的面孔產生了。
所以恩格斯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
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以“神”、“鬼”、“圣”、“靈”等面貌出現的宗教形式越來越減少了。但是，以詐騙、冒險、消費、修行、凈化等面貌而出現的宗教意識，則繼續泛濫著。然而不管其形式如何變化，在階級社會里，宗教的目的就如列寧所說：“是一生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窮困和孤獨之苦的人民群眾所普遍遭受的種種精神壓迫之一。”
對于即使已經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和辛勞，仍然不可避免的遭受著生活的貧困和生命的危險的人，宗教意識總是教導他們要學會順從和忍耐，勸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天國的恩賜或個人的救贖上。而對于那些依靠勞動者的勞動而過活的人，對于剝削階級，宗教則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教導他們要樂善好施，要心懷憐憫，廉價的包裝著他們虛偽的同情，以便掩蓋剝削的實質。
這種教導不過是一種精神的劣質酒，人們飲了這杯酒，就可以不再要求過一點人樣的生活。而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宣傳文化里，就連這種劣質酒，也被包裝成了一種“幫你找回自己”的商品，在你療愈、釋放、逃離、試圖自我救贖的過程中，被榨干最后的價值。
所以，宗教意識的根源從來就不在這種意識本身，而在于產生這種意識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中，在于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合理之中，在于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和奴役之中。而在人們還無法認識到這種不合理的關系，從而無法認識到遭受苦難的真正原因的時候，宗教的根源就永遠存在著。因此，馬克思主義者的宗教觀認為，只有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明白而合理的時候，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也如毛主席所說：“當人民擺脫了剝削和奴役，能夠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宗教產生和發展的根源才會消失。這不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將是一個伴隨著革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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