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古代中國長期重農抑商，細致規范商業、資本的發展，今人多認為這是見識短淺、愚頑不化，導致保守落后，于是乎急改前非，將商業、資本推到甚高甚或至高的地位。在國民經濟迎來一時繁榮之后，人們在獲得個人、眼前、局部利益之時，發覺集體、長遠、整體利益越發難以保障，發展腳步越發沉重，問題積累越來越多，由不當發展帶來的風險越來越突出。
大眾關注“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是，利益有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之分，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人們，為著各自的利益而勞苦奔波。對于那些明天早餐都不知道在哪里的人們，小家私家都顧不過來，哪有力量顧大家國家？對于那些只關心自己安樂窩、活在當下的人們，何曾羞于“吃祖宗飯”，更無愧于“斷子孫路”！
然而，民族團結、國家治理更加側重長遠利益、集體利益與整體利益，需要決策者領導者、社會精英立足實際，一方面照顧大眾眼前利益和個體利益，另一方面要高瞻遠矚，風物長宜放眼量，引導大眾關注重視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在急難險重關頭，為了長遠利益、子孫后代利益或集體利益、國家利益，要不惜犧牲眼前與個體利益。近代以來，由于封建統治昏聵以及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積貧積弱；積貧積弱的中國反過來又更易于遭受帝國主義的入侵，加劇封建統治的昏聵。由此，國家民族發展陷入死循環，乃至出現亡國危機。但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1]優秀的中華兒女當中很多家庭出身優渥，但為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之長遠利益、整體利益，他們甘愿拋棄安逸生活，舍棄家庭溫暖，拋舍一切眼前利益個人利益，甚至拋頭顱灑熱血，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新中國滌蕩一切污泥濁水，醫治療養好一切創傷，使文明古國重獲新生。四大文明古國中，三個早已作古，唯有中國生生不息，主要原因很可能就在這里。
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現代化建設，一方面努力照顧廣大群眾眼前利益，“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2]。與此同時，黨還積極引導教育廣大群眾，為長遠利益、后人利益、更大利益、整體利益而奮斗，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發表講話：“去年、前年收的農業稅重了一點，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說話了。他們要求‘施仁政’，好像他們代表農民利益似的。說到‘施仁政’，我們是要施仁政的。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么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3]照顧小仁政，重在大仁政，領導者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毛澤東曾經反復告誡全黨，領導即是預見，不能預見就不能領導，領導就是要率領群眾前進，不能跟在群眾后邊，不能作群眾的尾巴，不能搞尾巴主義。
違背自然規律引致的不當發展
規律是事物運動過程中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穩定的聯系，是決定事物性質和功能的、內在的、長遠的、趨勢性的因素。事物從產生到消亡整個過程都遵循著一定的規律，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也有一定的規律。遵循事物規律的發展，就是科學發展，就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違背事物規律的發展，就是不當發展，就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風險；如若違背自然或社會的基本規律，則會出現根本性或顛覆性風險。規律是真理，規律總是與具體事物（運動）相聯系，不能泛用濫用，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故而，真理只是存在一定的范圍之內，跨越真理，有時哪怕只有半步，也會成為謬誤。
中國是個文明古國，之所以能夠一騎絕塵，生生不息，關鍵在于我們的先人早就深刻領會并切實做到可持續發展。“先王之法，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4]道理很簡單，“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5]；森林燒毀了，野生動物沒有藏身棲息之地，來年當然也就沒有獵物了。所以，必須依照自然規律來安排經濟活動。“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6]國家依照自然規律來有序地安排經濟活動，最終使得老百姓基本上不愁日常生活，那么這個國家實現太平、大治就有希望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國家、所有王朝、所有統治者都能明白與自然和諧相處共生的深刻而長遠的意義。四大文明古國都曾燦爛輝煌，但在很久以前，就只剩下了中國，古埃及、古巴比倫與古印度都消失了。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歷史學家給出的解釋是，因為沒有善待自然，而最終被大自然懲罰了，除名了。這個解釋也很適合中華大地上的“樓蘭”“高昌”等古西域綠洲王國，這些榮耀一時甚或稱雄一方的王國，很可能是因為擴張無度、發展無序，最終因沙進人退而消失，留下的只是考古學家們感興趣的遺址。
偉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當時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7]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引用恩格斯的上述告誡后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這個道理要銘記于心、落實于行”[8]。在黨的十九大上，他又深刻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9]。大自然胸懷廣大，對于遵規守律的人們，通常只有給予沒有索取；大自然也會錙銖必較，對于貪婪無度的愚氓，通常也會給予嚴厲懲罰。
近代以來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大自然似乎越發脆弱，人類一邊竭盡攫取破壞，一邊努力修復改善，然而修復改善的速度趕不上攫取破壞的速度。世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階段人類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安全問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人類努力且有所成效的只能是把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生態系統的熵值（系統的紊亂程度）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努力控制乃至減少不當發展的危害。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僅是掠奪勞動者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10]當今，日趨嚴重的世界生態危機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正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等同于物質財富增長，物質財富增長等同于資本積累、利潤創造。勞動是財富之父，自然是財富之母。資本積累就是資本雇傭勞動，把自然資源這一人類公有財物轉化為私人財物，把有限的自然資源無限量地加工成經濟財富，并以數字符號的形式將其放置在金融體系之中。資本積累的規律，一端是少數人財富的積累，另一端是多數人貧困的積累。人與自然的矛盾積累正是資本積累規律下的貧困積累與財富積累，人與自然的矛盾激化正是人與人的矛盾激化的映射。
違背社會規律引致的不當發展
有“第一位現代保守主義者”稱謂的英國哲學家埃德蒙·伯克在《反思法國大革命》一書中寫道：“社會是一個契約，一種伙伴關系，這種伙伴關系不僅存在于那些在世者之間，也存在于那些已經逝世、正在世間和即將問世的不同世代之間。”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弗格森由此引申，民主制度有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地方，那就是它是幾代人之間建立的一種“社會契約”。只有當一種相對公平的“社會契約”建立起來后，才能保證穩定、長期的經濟增長。[11]“小市民的太陽就是戈比”，當與生俱來的短視得到市場經濟的加持，“活在當下”就不是一般人生哲學，而是整個社會風氣。
市場機制的普遍運用加劇了大眾的短視。以價值規律為核心內容的市場機制發揮著調節商品交換進而調節國民經濟的重要職能。資本主義之前的市場長期受到政府的抑制，規模大小與活躍程度等多半由政府來決定。到資本主義社會，由資本主導的市場逐漸取得了對政府的優勢，不斷通過錢權交易、收買政客的方式操控政府，通過雇傭勞動、控制輿論而掌控社會，試圖將一切產品與生產要素都變為商品，即商品化一切，進而資本化一切。在壟斷或寡頭條件下，市場基本上就是資本的代名詞。市場愈是擴張拓展，其二重性也愈發突出，即一面是“財富的魔法師”，積極像天使樣可愛；另一面便是“撒旦的磨坊”，消極如魔鬼般可憎。作為“財富的魔法師”，市場將財富近乎無窮無盡“從地底下呼喚出來”。資本主義經由市場機制在百余年間所創造的財富，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財富還要多、還要大。而作為“撒旦的磨坊”，市場機制則會把優質資源、優美環境、道德良知等一切美好，卷入磨坊里碾個粉碎。有鑒于此，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市場，單純讓市場調節機制起基礎性乃至決定性作用，很自然會出現不當發展風險。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一類短視的經濟制度，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因為不適合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被嚴重抑制。資產階級革命后，商品交換買賣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權力、道德、靈魂、信仰等一切都可以交易，市場（實際是資本）主導一切，市場經濟登峰造極。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人們合理合法地追求眼前利益、個體利益、局部利益，甚至為了達成極端的眼前利益、個體利益、局部利益，不惜犧牲長遠利益、集體利益和整體利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歷史清晰地表明，沒有整體利益最終不可能有局部利益，沒有長遠利益也就沒有眼前利益，沒有國就沒有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與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12]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主要是自由主義，市場主體即是理性經濟人，自由主義者、理性經濟人總是把個人私利挺在前頭，認定個體組成整體，單個個體利益構成整體利益，有了一個個一次次一輪輪眼前利益，就有了長遠利益，爭取個人私利最終能夠增進社會公利，主觀利己，客觀利他。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這樣強調，經濟學家不會關心長期，因為長期我們都死了。然而，這種活在當下，不念過往，不懼將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世界觀、價值觀，在先賢看來，全然是一種末日心態，都是在王朝沒落時鵲起盛行。當初，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大言不慚“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天行有常，后代子孫路易十六終上斷頭臺而回應了太陽王。
市場不僅時常“失靈”，而且不時“作惡”。計劃經濟下的供給存在諸多不足，政府使出渾身解數，也難以改變普遍存在的“短缺經濟”，大眾生活由此受到制約，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增長也難以獲得足夠動力。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很好地彌補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不足，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毋庸多言。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過分夸大了價值規律的作用，將市場調節機制吹捧到天上。實際上，諸多在WTO框架下被稱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市場機制、商品交易被嚴格限制在一般可交易的普通商品范圍內，至于公共產品、戰略物資，還有權利、靈魂、道德、信仰等廣泛的非經濟、社會政治文化領域，必須排斥在市場之外。例如，法國就對電影藝術等文化產品保持高度警覺，設置了諸多流通障礙。濫用市場機制與等價交換原則，便會出現一系列社會乃至國家安全問題。
市場原教旨主義認定“市場總是正確的”，認為市場通過競爭機制、價格機制與供求機制在資源配置上扮演積極而重要角色。實際上，在不完善市場（如很多發展中國家市場）、信息不對稱市場（典型的如二手車市場）、競爭不充分市場（如壟斷或寡頭市場）、投機盛行的市場（如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二級市場）、供求缺口過大的市場（如非常時期的物資管制）、被政治嚴重干預的市場（如中美貿易摩擦下的芯片等市場），每每而不是偶爾會出現“市場失靈”。例如：大宗商品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很容易被操縱，追漲殺跌，供求曲線難以相交，難以形成均衡點—出現均衡價格—以實現市場結清，從而導致市場調節失效、市場機制失靈。
卡爾·波蘭尼等著名經濟史學家早就發現，世界發展史證明了，市場不僅每每“失靈”，而且還不時“作惡”，將大自然人世間很多美好卷入“撒旦的磨坊”碾個粉碎。近幾十年來，一個接一個而且頻率越來越快、影響越來越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粉碎了“市場總是正確的”或“市場為善”的神話。今天，倘若我們能開啟理智，通古今之變，很容易判斷“市場是正確的”“市場可以為善”越來越多的只是特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過：“在今天，任何有聲望的知識分子都不會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即市場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慮它在公平上產生的后果。”[13]
市場與政府皆生長于社會機體，為社會服務。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荀子曰：“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馬，而牛馬為之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即群體，即社會，社會中包含著象征文明進步的分工。近代歐洲向新大陸殖民，在北美13個殖民地政府出現之前，在規模市場生成之前，殖民者無論是在東部定居還是向西部進發，基本上都是通過社會而生存而發展。人類社會長期并不依賴于政府與市場而存在，在時間上，沒有政府與市場的社會，遠遠超過有政府與市場的社會。經濟史學家考證，為了保證氏族部落每一個成員的生存，在原始社會長期存在的是互惠性物資分配方式。隨著社會發展尤其是社會分工的不斷推進，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逐漸有了剩余產品，氏族部落之間的偶然性交換逐漸發展成為經常性交換，商品經濟逐漸成為一類重要的經濟形態。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化不斷加劇，氏族部落上層逐漸演化為少數貴族階層，與一般平民階層不斷走向對立，如此階級出現了。有了階級，就有了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當一個階級長期無償占有另一個階級的勞動并成為制度性安排的時候，國家、政府便應運而生，政府代表著國家對各類社會和市場等進行協調管理。資本主義誕生以來，政府越來越深地被資本主導的市場所操控，越來越多地為市場亦即為資本的擴張服務，包括盡可能的自我約束—扮演一個“守夜人”的角色，以及抑制社會對市場擴張的反彈。社會對市場（資本）反彈力量之強大，令市場（資本）本身無法承受。因此，市場（資本）若沒有政府的援手，寸步難行。歷史上，一個個規模市場，無不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得以建立。今天，“政府搭臺，經濟唱戲”還在演繹著這一歷史。所謂的市場秩序，無不是通過政府的力量才得以維護，政府的介入自始至終都是保證市場運行（資本積累）的關鍵。在資源配置上，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是減少不當發展的必要條件。
人類社會發展史清晰地揭示，國家政府與經濟市場都是由社會派生的，根本上都得服從于社會。經濟學所表述的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其實都是生長在社會機體之上，為社會機體服務的。作為命運共同體，社會不以市場、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它決定著市場與政府、經濟與政治的存在。即便未來國家消亡、市場消亡，社會理應一如既往地存在并不斷發展。社會是一切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的根基。社會、市場與政府“三位一體”，市場以經濟效率為主導，政府以公平穩定為目標，（社會主義）社會以秩序和諧為依歸，三者之間有統一有對立，有矛盾有沖突。自由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者，刻意制造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鼓吹“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博弈，此消彼長，相互否定和替代，實際是拋棄了最為重要也最為關鍵的社會機體。
發展就是要處理好社會、市場和政府的三者關系，統籌好“三位一體”。發展最為重要、也最終是社會發展，良好健康的社會發展，抑或國家治理現代化，有效率的市場、有作為的政府與有秩序的社會，一個也不能少。13孔夫子曾經諄諄告誡，“執兩端而用其中，過猶不及”。經濟管理、國家治理實踐中，不恰當地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或市場的調節作用，強化“二元對立”，忽視社會應有的基礎性作用，混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由此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很可能就是不當發展。
違背經濟規律引致的不當發展
良莠不辨，濫用比較優勢。在西方經濟學中，在誘人迷人的系列詞匯中，肯定少不了“比較優勢”。當今國際貿易、世界經濟的理論基礎就是比較優勢。當一國（或某一經濟主體）進行一項生產時，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比另一國低，那么這一國就擁有了進行這項生產的比較優勢。首先由亞當·斯密提出絕對優勢理論，經由大衛·李嘉圖發展為相對優勢理論，再到赫克歇爾-俄林集成提出要素稟賦說，由此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也似乎很有說服力。中國的經濟學者一度近乎言必稱“比較優勢”。其實，由國際分工形成的經濟格局與經濟秩序不僅涉及比較優勢，更有競爭優勢和壟斷優勢。比較優勢是一種靜態的、外生的、潛在的競爭力，而競爭優勢是一種動態的、內生的、顯性的競爭力。決定一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話語權、定價權、利潤分配權的，不是比較優勢，而是競爭優勢。比較優勢立足于靜態競爭力，任由企業自發組織實施，確立一國在全球的產業分工；競爭優勢著眼于一國的國家綜合要素所塑造的競爭力，政府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壟斷優勢則以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作為出發點，強調一種更具體的綜合優勢。當代發達國家充分利用其在資金、技術、組織管理、知識產權以及國際規則等方面享有的優勢地位，擴大本國企業的壟斷優勢，確保在國際產業分工領域的高端（高利潤）地位。[14]
盡管西方經濟學不斷向世界極力兜售比較優勢理論，但是從荷蘭和英國，到歐洲大陸的法國和德國，以及新大陸的美國和加拿大，再到后來的日本和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在成長過程中，并沒有遵循甚至斷然摒棄比較優勢原則，實際奉行競爭優勢甚或壟斷優勢原則，亦即通過國家發展戰略，人為塑造出自己并不具有的發展優勢。拿破侖·波拿巴通過大陸封鎖禁運政策，隔絕英國制造，保護幼稚產業，使法國、德國（在普魯士統一德國全境后再度實現制造業升級）成為工業化國家。獨立戰爭之后，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杰斐遜暢想：使美國成為一個以農立國的、以小農為主體的、充滿人情味的、牧歌式的農業共和國，但是在聯邦黨人的積極干預下，一個“曾經連馬掌都不能生產”的殖民地，毅然走上工業化道路，而且為了確保工業化在全國范圍順利推進，決然訴諸國家內戰，統一市場，由此成為工業強國。韓國作為發達國家姍姍遲來者，沒有任何發展重化工業優勢，在沒有技術裝備、沒有礦石原料等近乎一無所有的情形下，通過類似軍事管理手段，硬生生造就出浦項鋼鐵，進而發展出汽車業、造船業，為韓國實現工業化進而成為發達國家奠定堅實基礎，演繹了通過競爭優勢實現國家富強的新例證。
西方發達國家在技術密集型產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是先前通過競爭優勢造成的，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是樸素的天然的，兩者的優勢具有本質的不同，即發達國家的優勢具有高附加值、難以替代，在國際貿易中占據主動有利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的所謂“優勢”體現在成本優勢上，附加值低、容易替代，處于貿易的不利地位。比較優勢所帶來的“效率”，存在一個國家或統一大市場之內，必須有強而有力的轉移支付作為“公平”的切實保障。但是，西方經濟學視比較優勢為經濟發展的普遍原則，要求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遵循比較優勢，如此就能合理利用資源，贏得積極發展成效。諸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人按圖索驥，將比較優勢僵化地套用在本國，以此參與國際分工。亞非拉等諸多國家實踐一再表明，遵循比較優勢而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會被限定在“微笑曲線”價值鏈底端，被鎖死在“中心—外圍”的不平等國際秩序牢籠，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乃至政治附庸。有鑒于此，“比較優勢”理論是“主人”送給“仆人”的“禮物”，是強者兜售給弱者的理論。中國若是要從根本上解決美西方“卡脖子”的困境，消除脫鉤斷鏈沖擊的憂慮，必須在國際分工中徹底拋棄比較優勢原則。
好政策集中投放，出現“合成謬誤”。社會包羅萬象，社會規律復雜多樣，每類每個規律像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只是在它適用的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經濟規律只是眾多社會規律的一類，只能適用于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經濟領域，而且都有具體的適用場景，不可張冠李戴，不可泛用濫用。大國治理涉及方方面面，要綜合運用很多規律，經濟發展在不同領域不同階段涉及的具體問題要運用不同規律，不分青紅皂白地拿來就用是不行的；更有，規律的運用要講求先后次序，進行適當的排列組合，一股腦兒地將所有“好政策”“好建議”都端將出來，不分輕重緩急、不注意適當“配伍”地加以使用，很可能形成“合成謬誤”，出現不當發展。
在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眼中，經濟結構調整、宏觀經濟調控、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資本項目自由化等都是金玉良言，是經典的“好政策”，但是如何（根據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使用非常關鍵。20世紀90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總結諸多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發布報告指出，經濟改革必須遵循適當的次序，而“最優次序”應當是：（1）宏觀經濟自由化；（2）經濟結構調整；（3）貿易自由化與實際部門的調整；（4）國內金融市場自由化；（5）資本項目自由化。[15]五項改革如何使用，多大力度使用，要根據每個國家以及該國具體發展階段的國情，倘若急功近利將五項“好政策”同時祭出，畢其功于一役，以“人不可能分兩步跨過一道壕溝”的“休克療法”而“沖向市場”，結果肯定會像俄羅斯經濟改革那樣犯下“顛覆性錯誤”，國民經濟出現大震蕩、大衰退。IMF報告也強調，改革要有適當的次序，次序不當可能導致不穩定和效率提高緩慢，不穩定易于引發金融危機，效率提高緩慢勢必影響人們對改革的熱情。
學習西方，不能亦步亦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代以來，西方在科技管理等諸多領域率先實現發展與發達，中國理應向西方學習，問題是要有辨別有選擇地學，根據自己所需學。洋務運動旨在學習西方的器與術（近代工業），中日甲午戰爭慘敗，宣告洋務運動的失敗；戊戌變法旨在學習西方的術與道（君主立憲），然而，戊戌政變宣告改良主義失敗。一敗再敗，中國的發展理念從“中體西用”快速走向“全盤西化”。從康有為到袁世凱，從孫中山到蔣介石，近乎將西方所有能夠實現現代化、實現國家民族富強的方法手段、道術器用都拿將過來，諸如君主立憲、民主共和，諸如總統制、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在中華大地上認認真真依葫蘆畫瓢，理想愿望很豐滿很浪漫，結果現實很骨感很悲催，亦步亦趨的中國現代化最終都一一失敗了。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思想指導下，緊密聯系中國實際，進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運動，推翻了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16]今天，中國經濟盡管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長期向好、不斷走向繁榮的發展態勢已是十分明顯。然而，總有一些中國人覺得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17]。新時代的中國自我革命，必須打倒奴隸思想，埋葬自由主義，做自己的主人，走自己的路。
注釋:
[1]參見魯迅《且介亭雜文》。
[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0頁。
[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4頁。
[4]《淮南子·難一》。
[5]《呂氏春秋·義賞》。
[6]《孟子·梁惠王上》。
[7]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頁。
[8]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
[9]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1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580頁。
[11]轉引自丁一凡《民主悖論》，中國發展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頁。
[12]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7頁。(1)[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13]江涌：《政府、市場與社會，改革的三大抓手》，《環球時報》，2013年12月14日。
[14]阮建平、江涌、饒銀華：《比較優勢原則的發展與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的選擇》，《湖北文理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
[15] R.巴里·約翰斯頓、V.桑德拉拉加：《金融部門改革的次序——國別經驗與問題》，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第6頁。
[16]《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頁。
[17]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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