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建立什么樣的敘事邏輯，我們要傳播哪些文化故事，這是構筑“文化自信”的首要問題。在現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陣地，我們不去占領，敵人便會去占領。回望一味追求經濟發展的歲月，公知美分層出不窮，抹黑污蔑盛行一時，磚家叫獸大行其道，污泥濁水登堂入室，我們已然丟失了許多陣地。世事如此，不少人拋棄了階級敘事，用消費主義、拜金主義、民族主義等種種資產階級思想重新武裝自己，與共產主義的初心漸行漸遠。雖然目前整體環境較之前好些，但流毒仍有存在，散布于人民群眾之中的資本主義思潮蔚然可觀。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先進的共產黨人、工人、青年學生和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在思想文化領域奪取并鞏固陣地，將廣大的勞動群眾爭取過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本文將從人物評價、文藝內涵、事件精神等角度敘述不同階級所采用的不同的敘事邏輯，揭示出哪種邏輯是為今日人民群眾服務，以及什么樣的文化故事值得人民群眾繼承發揚。我們先從一位詩人講起。
一、陶淵明
陶淵明無疑是中國詩歌文化中繞不開的人物，關于他，想必大家都可以說出一些詞來形容：淡迫名利、率性真誠、質樸純厚、自由獨立、厭惡俗世……這些詞語基本符合古往今來對于陶淵明的認知，對于陶淵明性格特點、精神追求的描述也足夠吻合，不少人也頗為推崇陶淵明的思想境界。然則我們也要知道，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精神世界是在物質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人們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識和反映。物質生活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我們的思想精神，對于陶淵明也是這樣，想要知道陶淵明的境界是不是普通人可以效法的，不妨先看看陶淵明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個人經歷吧！
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別是東晉，政治形態突出表現為“門閥政治”，世家大族凌駕于皇權之上，攫取了大量的經濟政治利益，正所謂“王與馬共天下”“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外有強敵虎視眈眈，內有各大族爭權奪利，階層上升渠道幾乎完全關閉，社會極為動蕩，矛盾異常激化，恐怖氣氛籠罩整個時代。
陶淵明一生，歷經三朝十帝。
陶淵明18歲那年，就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
以后，王恭、桓玄起兵反對帝室；
桓玄殺晉朝當權者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及許多文臣武將；
孫恩農民起義，殺許多王公大臣及世家大族；
桓玄稱帝；
劉裕起兵殺桓玄，建立了劉宋王朝。
陶淵明很早就處于入世與出世的矛盾之中，而這兩種思想則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曾祖與外祖父的影響。
“（陶淵明）曾祖侃，晉大司馬”，大司馬，魏晉為上公之一，位在三公之上，第一品。陶侃從戎四十一年，多次立下赫赫戰功，雖則陶侃這個“大司馬”是死后追增，也足見其功勛卓著，后世更是將其列入了武廟。有一個當世英雄般的曾祖，陶淵明自然也憧憬著建功立業。“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然而在世家門閥之中，陶家顯然并沒有占得有利地位，陶侃去世以后，便再無人有過位高權重之職。到了陶淵明，只得擔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后“不為五斗米折腰”便走入田園生活之中。
而陶淵明的田園思想的產生離不開他的外祖父孟嘉。孟嘉，出身吳地士族，才華橫溢，“廣坐人中便識真，德容言貌每相因。龍山落帽相嘲論，引得文章壓世人”。雖然得蒙器重，然孟嘉更縱情山水，“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這同樣給陶淵明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陶淵明最后在功名與田園的沖突中選擇了后者，很可能是“求仕而不得”后的妥協，發現門閥統治之下的東晉王朝并不會為自己建功立業提供機會。與其接著在官場之中耗磨光陰，卑躬屈膝，倒不如歸隱田園，玩樂山水。
歸隱，有的人歸隱是擺脫了原本的政治與經濟關系，勞作于山水田園之中，自食其力；有的人歸隱則只是不問政事，然而是經濟上仍然是地主富農的模式，坐地收租，盤剝貧下中農；還有人歸隱僅僅是迫于形勢壓力，暫時退卻，以待東山再起。
鑒于陶淵明詩中不乏對勞動場景的描寫，“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可知是陶淵明親身參與了農業生產，不再是坐地收租的地主了，至于有沒有收取其他農民的租稅尚不可知，考慮到陶淵明歸隱以后，時常需要朋友們的救濟，歷來多認為他是躬耕自資。不過陶淵明有個朋友是江州刺史，想必是沒人向他收租的。
倘若陶淵明完全是自食其力自給自足，還落得“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真不敢想象廣大的貧下中農是如何過活的。文人士大夫們兩天喝不上酒就叫窮了，但真正底層人民物質的匱乏恰恰是他們懶于看到的。
陶淵明雖不能拜將入相，但是求些地方小職并不困難，歸隱之后還有王弘、顏延之、檀道濟等太守刺史與之結交。“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恐怕這般愜意的田園生活在當時只屬于陶淵明，廣大的貧下中農是無緣消受的。有些東西對別人來說是興趣愛好，對自己來說卻是生存底線，今日又有多少人可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呢？
在人物評價上，忽視客觀經濟社會上的階級差異，追求超階級的美好精神，與不同階級的人共情，這是唯心史觀的一種表現。共情陶淵明、杜甫倒還能理解，畢竟他們見證過勞動人民生活的困頓，去跟曾國藩、李鴻章這種劊子手賣國賊共情，實在是吃飽了撐的。在現實的階級社會中，去考察其思想、行為，不脫離實際，方才能對于人物給出公正的評價。
二、白蛇傳
1958年，上海干部禮堂，白蛇傳正在演出。底下坐有一位65歲的老人，他的目光時而明媚照人，時而熱情洋溢，時而情思悠悠。隨著劇情的展開，許仙與白娘子開始了曲折痛苦的生離死別，老人臉色立刻陰沉下來，呼吸逐漸急促，鼻腔呼呼有聲，淚水慢慢從眼眶流了出來，終于忘乎所以，旁若無人的哭了出聲，并且毫不顧忌的擦眼淚、擤鼻涕。就在法海將白娘子鎮壓在雷峰塔下的一刻，他止住眼淚突然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手拍在沙發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大聲喊道：“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
許仙游湖借傘，白娘子盜靈芝仙草，在這位老人的心目中，許仙與白娘子代表著打破傳統束縛，追求美好自由的愛情，理解他們，欣賞他們，對于熱情勇敢聰明的小青也懷著極大的敬意和贊譽。
法海則是封建傳統的衛道士，否定對于自由愛情的向往，不分善惡地排斥異類，想方設法地分離兩情相悅，自己不革命還不許別人革命。
白蛇傳的流傳，表達了人民對男女自由戀愛的贊美向往和對封建勢力無理束縛的憎恨，這是進步的方面。但是，這個故事不可避免的也帶有封建時代的局限性，這點在最終矛盾解決的方法中可見一斑。
在白蛇傳故事的最后，白娘子與許仙的兒子許仕林祭塔，從而出了白娘子，眾人修成正果。許仕林是何人也，文曲星轉世，狀元郎及第。非得是此等人物方才能打開雷峰塔的封印，而這恰恰是合乎封建統治者胃口的。想要自由戀愛嗎？來參加我的科舉考試吧，只要你金榜題名，就可以得到很多超乎常人的權利。
在白蛇傳的故事中，白娘子是幸運的，她的兒子滿足了統治者的要求，自己得以重獲自由。但是在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中，在數以億計受封建壓迫的男男女女中，能夠如此幸運的人又會占幾何呢？狀元及第或許可以打開一座雷峰塔，但絕不可能掀翻壓在廣大勞動人民身上的數不清的雷峰塔。畢竟我們絕大多數人不是文曲星，也考不上狀元。
雷峰塔常有，而許仕林不常有，因此，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中，永遠逃不出的白娘子才是常態。
那么，想要打開千千萬萬的雷峰塔有辦法嗎？有，那就需要把大多數被壓迫被剝削的白娘子們與許仙們團結起來，拿起武器，奮勇抗爭，殺掉法海，砸開雷峰塔。
白蛇傳的故事在中國大地上演了幾百年，感動了數代人，可是并沒有在現實中救出“白娘子”。反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勞動人民，在幾十年的時間中便完成了翻身，當起了國家的主人，涌現出了一個又一個優秀人物。新中國第一位女性拖拉機手——梁軍，致力于“男女同工同酬”的申紀蘭、自力更生埋頭苦干的“農民總理”陳永貴、做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的雷鋒，都在新中國的光輝歷史中留下了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在舊中國，統治者多是不屑關注底層人民生計的，更不會提供機會讓勞動人民去施展才能。
中國的優秀傳統故事，其中蘊含著勞動人民的智慧，表達著對于真善美的向往，對于社會丑惡現象的諷刺，無疑是我們民族的文化瑰寶。但是，這些誕生于封建時代的故事，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
《王寶釧》劇作看似鞭笞了“嫌貧愛富”，將王寶釧刻畫為反抗封建禮數的形象，實則是宣揚了反動的天命觀、宿命論。王寶釧信誓旦旦“此乃姻緣前定”，“這也是女兒命該如此”，皆因“夢見斗大紅星，墜落臥房”，看到薛仁貴“兩耳垂肩貴相品，龍眉虎目帝王尊”。
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塑造了一批清官廉吏的形象，為民請命，不畏權貴。然而階級矛盾的解決決不是由幾個清官斷案可以做到的，“狀子一遞，清官大老爺做主”的背后是維持地主階級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
這些故老相傳的故事，我們應該怎樣去講述，是原封不動地按照傳統模式去講給后人，還是根據無產階級的思想去加以批判地傳承。對待傳統文化，到底是采用進步的世界觀還是采用退步的世界觀，這是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的。
可悲的是，今日社會主義的中國，本該剔除掉封建余毒與資產階級的習氣，但是不少的文藝工作者明里暗里透露出遠離群眾、趾高氣揚的“貴族感”：底層勞動人民是愚昧的、不開化的，窮山惡水出刁民；上層精英是善良的、高尚的，這些人才是社會的良心；故作高深，云里霧里，看不懂就是你土；什么都是可以被解構與摻雜的，哪怕是我們的立國之戰，哪怕是解放軍……
三、抗日
（抗日戰爭）這個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世界人民的勝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史冊上！永遠銘刻在人類正義事業史冊上！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20年9月3日）
抗日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中極大促進民族解放、民眾覺醒的重要事件，同時也標志著神州大地的沉重苦難與戰爭瘡痍，是值得每個中國人去銘記的。
在那場戰爭過去的七八十年間，中日兩國關系緩緩急急的變化，爭執或者友好，頗受大家關注。中國國內民眾對日本的態度，時而“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時而“鏡子不擦不明，日本不打不行”，不可謂不錯綜復雜。
近期日本公然排放核污水，又一次引發了全網范圍內對日本方面的譴責。日本當局面對核污水不作為，無擔當，將災禍加施于全球生態的行為，毫無疑問是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是讓每個有良知的人憤慨的。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與網絡之上，不時會聽到看到一些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的言論，與全體日本人對立，煽動種族歧視，大有不踏平東京，不核爆日本，便難得安寧之勢。
日本方面破壞和平、美化侵略、嫁禍全球，日本懦弱的、腐朽的政府當局是脫不了責任的，是必須要被正義人士聲討的，但是，日本的普通勞動者也是我們的敵人嗎？日本國內抗議政府做法的先進人士也是我們的敵人嗎？
歸根結底的一個問題，抗日抗的是什么，換句話說，我們的敵人是誰？
在中華民族抗戰的艱苦歲月中，曾經有過一所史無前例的敵軍戰俘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先后接受了900多名學員。這些學員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和優待俘虜政策的感召下，逐漸覺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反戰活動，和中國抗日軍民一起，譜寫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新的篇章。
1941 年 5 月，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正式開學，毛澤東親筆題詞 ：“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中國的民族敗類！”
此言燦燦，此論昭昭，放之于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亦為中日兩國人民指引著斗爭的方向。將全體日本人劃入對抗的范疇，對其中愛好和平的廣大日本人民與軍國主義分子不加區分地批判，只能將日本勞動人民送進軍國主義分子的懷抱，去幫助我們真正的敵人。
不知大家有沒有在網上看到過這一類新聞，在一些公共場合，有人誤認漢服為和服，從而引發了爭執，不少穿漢服的小姐姐因此挨罵。筆者有位朋友曾因此諷刺般表達過一個疑惑：
和服和JK可都與日本有關，那為啥一群人抵制和服而不抵制JK呢？有人抵制和服，讓穿漢服的小姐姐把衣服脫了，穿JK的可更多，萬一他們醒悟了，又會怎么樣呢？
前文已經指出，我們需要抵制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與此有關的服飾、器物是要嚴加批判的，但是和服與軍國主義壓根就沒什么關系，僅僅因為是日本的傳統服飾就應該被抵制嗎？如果和服不讓穿，那日本的優秀歌曲、動漫、電影、食物等等是不是也應該納入抵制的范疇呢？日本普通勞動人民的成果是不是也不能現于中國？一時間我竟分不清誰是法西斯。
日本的土壤并不是只會長出軍國主義，千百年來，日本也創造了許多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欣賞與贊美的優秀文化，這是應當予以肯定的。對待本國的文化還知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咋有些人一聽到日本就認為會“全是糟粕”呢？
是任由部分民族主義者去書寫、論述“抗日”，還是由共產主義者去歸納、描繪“抗日”，即“抗日”的定義掌握在誰的手中，這是應當引起我們格外注意的問題。
其實又何止是抗日，解放戰爭到了某些人的口中只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戰，卻不提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理念、路線之別；拿新中國與封建王朝去相提并論，卻罔顧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本質不同；對前三十年的熱烈歲月，特別是那十年潑不盡的臟水，卻對鞍鋼憲法、大寨精神只字不提；將共產主義臆想為無法到達的烏托邦，卻根本不去了解什么是共產主義……
時代需要去定義，事件需要去定義，精神需要去定義，能否站在先進的無產階級立場上給出我們的定義，任重而道遠。
四、文化自信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首都機場迎接他的大字標語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不過出于禮貌，還是撤掉了后半句：“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次日，尼克松又被中國方面招待觀看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一切都如此自然而然，并無刻意造作之嫌。只是不知當《國際歌》的旋律響起的時候，尼克松會作何感想。
1974年11月1日，《杜鵑山》劇組赴阿爾及利亞進行訪問演出，以慶祝該國武裝革命二十周年。這個訪問為期三十三天，《杜鵑山》先后在三個城市演出九場，阿爾及利亞觀眾對演出報以熱烈掌聲。演出中，當黨代表柯湘在群眾會上大聲詢問：“凡是給地主老財干過活的把手舉起來！”臺上扮演貧苦農民的演員一個接一個舉起手來高聲回答：“我干過！”“我也干過！”這時在臺下觀眾席里，突然有一位阿爾及利亞觀眾站起來大聲說：“我也干過！”全場開始愕然，隨即鼓掌叫好。
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期間，大哲學家薩特和他的革命伴侶波伏娃，一起走上街頭散發報紙，支持學生和工人運動。可以看到，報紙上印有毛澤東主席的頭像。而不久之后，日本的左翼青年也爆發了全共斗運動，不少人也舉起了毛澤東的旗幟，雖然最后斗爭失敗了，但也給不少經歷過的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追憶，中島美雪、手冢治蟲、宮崎駿、藤子不二雄……中國的革命文化遠播各國，為世界共產主義事業凝聚了力量、提振了氣勢。
往夢依稀，我們對自身的革命文化曾是何等自信。
2012年10月，諾爾貝文學獎得主揭曉，中國作家莫言獲此殊榮，一時風頭無兩，名噪天下，贊美與頌揚壓過批評與質疑。而他筆下的作品，名為魔幻現實，實為歷史虛無，編造抹黑，顛倒污蔑，早就引起過魏巍、彭荊風、劉白羽、徐中夫等一眾老革命戰士的憤怒與聲討。
再來看看八九十年代中國送交參選歐洲三大電影節與奧斯卡的部分影片，《芙蓉鎮》《紅高粱》《活著》《霸王別姬》《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不乏對中國丑陋落后愚昧的描寫，貌似只有抹黑自己的祖國，才能得到西方老爺們的青睞。
輸出到國外的文化作品，從宣揚革命到否定革命，從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到跪倒在西方發達國家面前，為了融入資本的大潮之中，拋棄掉了建黨建國的初心使命，這能是文化自信嗎？崇洋媚外、俯首稱臣的文化只會越來越多地失掉骨氣，將勞動人民的辛勤成果出賣掉，只會迎來覆滅的結局。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剛上演時，娘子軍因光著腿跳舞曾引起很多爭論，“大腿滿臺跑，工農兵受不了”。當時主抓樣板戲工作的江青表示“穿短褲，我來設計……”最后設計出的下裝即符合海南地區實際環境又增加腿部美感，還符合了國人審美。
對比之前出現的什么“比基尼京劇”，無論藝術層面還是思想層面，高了何止百倍。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中國的戲劇舞臺上有出現過能夠超越《智取威虎山》《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的哪怕一個作品嗎？
2017年，《紅色娘子軍》在中央黨校上演，只不過戰士們演練時背后的標語由以前的“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變成了“組織紀律”，令人唏噓不已。
沒有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化，還會有文化自信嗎？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