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的話】

　　最近，又見有人打著“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斷章取義而極具誘惑地引用恩格斯1895年2-3月所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的話，說什么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觀察思考寫作長達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中全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即便是對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的態度變化非常大，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坦率說的那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所以我們談起對資本主義、對私有制，不能僅僅去引用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一些論述，更要看他們晚期論述，這些思考更成熟，也跟當下的生產關系更接近”，等等。他們企圖以此說明恩格斯晚年已經改變了他和馬克思早期的理論觀點，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對私有制以及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結論。

　　其實，玩這種手法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當年社會民主黨的個別領袖就干過這種篡改恩格斯原意的蠢事。他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發表社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從他的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了幾處，企圖把恩格斯說成是已經放棄革命理論的改良主義者。對此，恩格斯非常憤懣而提出堅決抗議，要求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導言全文，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由此可見，修正主義者力圖以虛假引用恩格斯的話來掩蓋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背棄和對革命原則的攻擊，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一以貫之的。

　　盡管后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的導言，是他們迫使恩格斯在校樣上作出某些刪節才肯發表的，但即使在這篇被刪節的導言中，也可以看出：這篇導言是恩格斯結合客觀形勢發展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情況而撰寫的論述無產階級政黨革命斗爭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恩格斯的原意，主要是針對性地說明1848年至1850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條件還不成熟，“還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既然連這支強大的無產階級軍隊也還沒有達到目的，既然它沒有能夠以一次決定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斗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那末這就徹底證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851年的恢復帝國，又一次證明那時無產階級的意圖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國本身必定要造成使無產階級的意圖臻于成熟的條件。”“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遺囑執行者。而在他們旁邊則已有1848年革命的繼承者威嚴地站立起來，這就是以國際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恩格斯還強調，“凡是問題在于要把社會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應該參加進去，自己就應該明白為什么進行斗爭，他們為什么流血犧牲。”至于“普選權在法國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濫用而獲得了一種惡劣的名聲。公社之后，就沒有工人政黨能去利用它了。......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一切嚴肅的反對黨派的通例。瑞士試行普選權的結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于把選舉權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就不是這樣。《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斗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而拉薩爾重又提出了這個要求。”而在德國，“由于這樣有成效地利用普選權，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并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但恩格斯同時又進一步強調，“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決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稍為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人應該可以看出，導言中恩格斯的這些關于無產階級斗爭策略的主要論述，與他和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結論是完全一致的。馬克思主義歷來主張把革命原則的堅定性與革命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但絕不允許用后者否定和取代前者。想用恩格斯晚年的這篇著作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理論，顯然是可笑之極的。

　　為了幫助讀者認清真相、正本清源，我們特地編發了“TakySafu”發表在“知乎”上的對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的“注釋補充版”一文，以供研究參考。

　　《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注釋補充版）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頁）的導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間為在柏林出版的該書單行本寫的。

　　從1895年3月6日費舍給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發表這個導言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曾堅決要求恩格斯把這部著作中在執行委員會看來是“過分革命”的調子沖淡，并使它具有更為謹慎的形式；當時費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國國會討論新的《反社會黨人法（草案）》，國內又形成了緊張局勢（所謂“防止政變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間向帝國國會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間進行了討論；同年5月該草案被否決）。

　　恩格斯在給費舍的復信中（復信尚未找到，但根據1895年3月14日費舍給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斷出它的內容），對黨的領導的不堅定立場和它力求“僅僅在合法范圍內進行活動”作了批評。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慮執行委員會的意見而同意在校樣中刪去一些地方和改變一些提法，結果，在他看來，導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損害”。（在本版中，這些刪改都在腳注中注出。由于做過這些修改的條樣以及導言手稿保存了下來，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復原稿的本來面目。）

　　那時社會民主黨的個別領袖企圖根據這一著作把恩格斯說成是工人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通過和平途徑取得政權的擁護者。1895年3月3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發表了一篇題目是《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的社論。社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從他的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了幾處，因而造成一種印象，仿佛恩格斯是“無論如何要守法”的保衛者。感到非常憤懣的恩格斯向“前進報”編輯李卜克內西提出堅決抗議，反對這種歪曲他的觀點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強調了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導言全文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給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進報》在發表導言上的這種不光彩做法告訴了他。

　　在馬克思的著作出版單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堅持，1895年的《新時代》雜志第27期和第28期專門登載了恩格斯的導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單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刪節。在德國不再存在頒布新的《反社會黨人法》的危險之后，導言的全文也還是沒有被發表。

　　可是，即使經刪節后發表的導言，還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質。要用改良主義精神來解釋這個文件，就必須粗暴地偽造恩格斯的觀點，就像愛·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以及其他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思想家們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那樣。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義者雖然掌握著導言的手稿，但不讓讀者看到導言的全文，他們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樣上作某些刪節的客觀情況，并對導言公開發表的文本進行歪曲。他們通過這一切辦法做出誹謗性的斷言，說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導言（他們把導言說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遺囑”）中重新審查了自己過去的觀點，幾乎站到了改良主義的立場上。修正主義者力圖以虛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話來掩蓋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背棄和對革命原則的攻擊。

　　恩格斯的導言曾經根據《新時代》雜志的文本以刪節的形式登載在1895年《社會評論》雜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亞《事業》雜志第1冊上。

　　1930年，恩格斯導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蘇聯出版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中發表。

　　本文其實是很重要的馬恩原著著作，包括《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和其導言，其實都很重要。而其重要性則不是我一言兩語可以解釋的，之所以把恩格斯的這個導言搬運過來，就是為了讓大家認識到這本著作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易讀性。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本導言的內容很簡單粗暴地適合初學者，且其中的思想對于現在社會很有指導意義，其中還有好幾句金句名言可以拿來用。同時本文其實可以解答很多朋友都會有的疑惑。

　　全集的注釋不如200周年紀念版單行本的注釋全面，所以關于原著購買的方面，我一般都是推薦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版本，就是那個淡黃色的封面的系列書籍，注釋全面紙質很好印刷也很好，還有幾張手稿以及當年印刷版的插圖過過眼癮，很不錯。

　　其他的我就不啰嗦了，大家自己看吧。至于注釋原版，馬恩全集有，我就搬運過來直接用，因為本文沒有講什么原理，所以說也不需要我的拓展注釋了。基本還是老樣子，【】括號內就是我所增添的內容，不多。

　　以下為原文。

　　作者：弗·恩

　　目前再版的這部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歷史的初次嘗試。在《共產黨宣言》中，這個理論曾被大體地應用于全部近代歷史；在馬克思和我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這個理論曾被經常用來解釋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可是，這里的問題是要把一個對全歐洲都很緊要同時又很典型的多年歷史發展時期中的內在因果聯系揭示出來，從而按照作者的觀點，把政治事件歸結于終究是經濟原因的作用。

　　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個別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時，總是不能探索出終極的經濟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當的專門報刊提供這樣豐富的材料的時候，即使在英國都還沒有可能這樣逐日地考察工業和世界市場貿易的發展進程以及生產方法中發生的變化，以致能夠隨時對這些十分復雜和不斷變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總結，況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還沒有突然猛烈暴露出來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長時期內處于潛在活動狀態的。對于某一個時期的經濟史的明確觀念，決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時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鑒別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這里，統計是必要的輔助手段，而統計總是落在事件后頭的。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帶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關時期開始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看做是在整個時期內一成不變的，或者只考慮這個狀況中那些從現有的明顯事件中產生出來因而同樣是十分明顯的變化。所以，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沖突歸結于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斗爭，而把各個政黨看做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多少確切的政治表現。

　　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所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為產生錯誤的源泉。但是，概括敘述當前事變的一切條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產生錯誤的源泉，然而這并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當前事變的歷史。

　　當馬克思著手寫這部著作時，要避免上面所說的那種產生錯誤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議。在1848—1849年的革命時期，要考察同時發生的那些經濟變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們保持在視野中，也簡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倫敦的最初幾個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這同樣是不可能的。然而馬克思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寫這部著作的。雖有這些不利的情況，但是，由于馬克思精確了解法國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經濟狀況以及這個國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歷史，所以能對當時的事變作出了這樣一個敘述，這個敘述對當時事變的內在聯系的揭示達到了至今還無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輝地經受住了后來由馬克思自己進行的兩度考驗。

　　第一次考驗是這樣來的，即從1850年春天起，馬克思又有工夫從事經濟研究，并且首先著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經濟史。結果，他從事實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驗地根據遠不完備的材料所推出的結論，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貿易危機產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從1848年年中起開始逐漸重新到來而在1849年和1350年達到全盛的工業繁榮，是新近加強了的歐洲反動派的振奮力量。這是有決定意義的。如果說在頭三篇文章中（載于1850年漢堡出版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1月號、2月號和3月號），還存有期待不久就會有革命力量新高漲到來的心理，那末由馬克思和我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號所寫的那篇歷史述評（5—10月），就已永遠拋棄了這種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來臨，像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1] 然而這是我們所必須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幾篇文章中對于事變所作的解釋，那里所確定的種種因果關系，都絕對沒有什么需要改動的地方，這是從上述那篇述評中對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實續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這篇續述文字當做第四篇文章編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驗還要更為嚴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舉行政變之后，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討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這次暫時結束了革命時期的事變止的法國歷史（《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85年漢堡邁斯納出版社第3版）。在這本小冊子里，對我們現在重版的這部著作中所考察過的時期又作了分析，不過較為簡略一些。如果把這個參照一年多以后發生的決定性事變做出的第二次記述與第一次記述比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動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這部著作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在第二章中，講到那里稱作“初次概括無產階級各種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勞動權”時說道：“但是勞動權實際上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是表示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這樣，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個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形形色色封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和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說馬克思后來把這個公式也推廣到交換手段的占有上，那末這種由“共產主義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來的推廣，不過是從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罷了。最近英國有些聰明人對此還提出了一個補充，說“分配手段”也應該轉歸社會。這些先生未必能說明這些不同于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經濟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東西吧；他們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稅、包括薩克森森林[2] 及其他補貼在內的貧民救濟嗎？但是，首先，這些分配手段現今已經歸社會所有，屬于國家或市鎮；其次，這些手段正是我們所想要廢除的。

　　※　　※　　※

　　當二月革命爆發時，我們大家關于革命運動的條件和進程的觀念，都受過去歷史經驗，特別是法國經驗的影響。須知正是法國在1789年以來的全部歐洲歷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現在重又發出了普遍變革的信號。因此，我們關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會”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和進程的觀念，帶有回憶1789—1830年榜樣的濃厚色彩，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當巴黎起義在維也納、米蘭和柏林的勝利起義中獲得響應時；當整個歐洲直至俄國邊境都被卷入運動時；當后來6月間在巴黎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彼此爭奪統治的第一次偉大搏斗時；當甚至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如此震撼各國資產階級，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剛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動勢力的懷抱時，——在當時的情勢下，我們不可能有絲毫懷疑：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這個決戰定將在一個很長的和充滿變遷的革命時期中進行到底，然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獲得最終勝利。

　　【Taky注：這里全集沒有注釋，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解釋一下恩格斯說的是什么事情。倒不會影響理解，但是我們知道更多的歷史故事不也挺好的嘛。維也納起義是維也納人民在維也納的游行以及一系列行動，旨在反對奧地利的梅特涅政府，梅特涅是誰我在共產黨宣言解讀（上）也提到過了，這段時間的梅特涅政府不作為導致物價上漲民不聊生，再加上奧地利的獨裁政策，終于燃起了奧地利人民的怒火，起義獲得初步勝利，奧地利開始制憲。后來發現制憲制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糊弄人的玩意，第二次維也納的斗爭就更猛了，工人農民學生的聯盟把奧地利政府的駐軍趕出了維也納。最后龐大的奧地利帝國向工農學生妥協，這是人民的偉大勝利，不過在末期的聯盟卻出現了裂痕，而反動勢力未消散，恩格斯后面就要總結出原理了，準備劃重點。至于米蘭起義也是反對奧地利的統治的，當時米蘭在奧地利的統治之下，后來米蘭起義算是成功了，建立了臨時政府，最后歸順了意大利。也就有了現在我們說的意大利的米蘭。還有老恩所說的柏林起義，和上述差不多，也都是反抗暴政，甚至把軍隊趕出了柏林等等。】

　　在1849年失敗以后，我們并沒有與那些in partibus〔在國外〕（注：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譯是：“在異教的國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為非基督教國家的純粹有名無實的主教時，在其頭銜上添有這種字樣。——編者注）聚集在未來臨時政府周圍的庸俗民主派抱著相同的幻想。他們指望“人民”很快就會徹底打敗“暴君”，我們卻估計到這個“人民”內部所隱藏著的對立成分在鏟除“暴君”后定會彼此進行長久的斗爭。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發；我們卻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稱，至少革命時期的第一階段已告結束，而在新的世界經濟危機尚未到來以前什么也不會發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當時曾被某些人當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門，可是這些人后來只要受到俾斯麥的光顧，就幾乎毫無例外地跟俾斯麥和解了。

　　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歸結于某一階級的統治由另一階級的統治所替換；但是，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人民群眾而言，都只是區區少數。這樣，一個統治的少數被推翻了，另一個少數又起而掌握國家政權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國家制度。每次這都是在一定的經濟發展狀態下能夠并且應該進行統治的少數集團，正因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為如此，所以在變革發生時，被統治的多數或者是站在這個少數集團方面參加變革，或者是安然容忍這個變革。但是，如果把每一個別場合的具體內容撇開不談，那末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態就在于：它們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即使參加了，他們也只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行動的；然而，正是由于這種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數人采取消極態度，沒有進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種假象，仿佛這個少數是代表全體人民的。

　　【Taky注：毛爺爺也講過和這段類似的話，但是他是針對中國狀況的，恩格斯說的是普遍規律。】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勝利的少數照例發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滿足于已經達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則想繼續前進，提出一些新的要求，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個別的場合，這些較激進的要求曾見諸實現，不過大部分都只是短時期的，因為較溫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風，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為烏有；于是戰勝者就高叫有人叛變，或者把失敗歸咎于偶然。而實際上情形多半是這樣：第一次勝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較激進的一派取得第二次勝利才會鞏固下來；當這點一經達到，從而使當時必須實現的事情獲得實現時，激進派及其成績就又重新從舞臺上消失了。

　　【Taky注：這一段的補充更為寶貴，把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進步歷程具象化了，這在當時是第一次。】

　　從十七世紀英國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顯示了這些似乎是與任何革命斗爭分不開的特征。看來，無產階級爭取自己解放的斗爭也具有這些特征，何況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應該循哪個方向去求得這一解放的人還是屈指可數。甚至連巴黎的無產階級群眾本身，在獲得勝利后也還完全不明了應該走哪一條路。然而運動終究是已經有了，這是本能的、自發的和不可抑止的運動。難道這不正是革命——雖然是由少數人所領導，但這一次已不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多數人的真正利益進行的革命，——一定要獲得成功的形勢嗎？既然在一切稍微長久的革命時期中，廣大的人民群眾這樣容易被那些拚命擠到前面來的少數人用騙人的花言巧語所誘惑，那末他們對于那些最確切地反映他們經濟狀況的思想，對于那些不外是明確而合理地表達他們自己雖還未理解到、但已經模糊感覺到的要求的思想，難道會更難接受嗎？

　　誠然，當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襲來的時候，人民群眾的這種革命情緒就幾乎總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轉為厭倦，或者甚至轉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這里，問題不是在騙人的花言巧語，而是在實現絕大多數人本身的真正利益；

　　【Taky注：“人們所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就是宏觀的所謂的人的概念，而不是說的是個人。“離開了物質利益原則，黨的教育就可能流為空談”，所以說最能團結的是利益。所以還是那句話，建設共產主義不是為了建設而建設，不要犯了太“左”的錯誤。】

　　誠然，這些利益當時還并沒有為這絕大多數人所認識，但是在其實際實現的過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顯性，一定很快就會為這絕大多數人所充分認識的。并且，正如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證明的，1848年“社會”革命中所產生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發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實際統治集中于大資產階級——而且是具有保皇主義傾向的大資產階級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會階級，農民和小資產者，則已團結到無產階級周圍，因而在共同勝利時和在共同勝利后，應該成為決定因素的不是他們，而是已經有經驗教訓的無產階級。難道在這些條件下，還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嗎？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并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然而，正是這個工業革命到處都使各階級之間的關系明朗化起來；它排除了從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而在東歐甚至是從行會手工業中遺留下來的許多過渡形態，產生了真正的資產階級和真正的大工業無產階級，并把它們推到了社會發展的前臺。因此，在1848年除英國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業中心發生的這兩大階級之間的斗爭，現在已遍布全歐洲，并且達到了在1848年還難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個時候是各種宗派的許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萬應靈丹；現在卻是馬克思的一個大家公認的透徹明了的理論，明確地規定了斗爭的最終目標。在那個時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點而分散隔離的群眾，他們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聯結起來，還不成熟，往往一籌莫展地搖擺于熱情與絕望之間；現在卻是一支統一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軍，它所向披靡地前進，它的人數、組織性、紀律性、覺悟程度和勝利信心都在與日俱增。既然連這支強大的無產階級軍隊也還沒有達到目的，既然它沒有能夠以一次決定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斗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那末這就徹底證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Taky注：很不錯的總結和反思，我再引進一句話“不管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全部發揮出來之前，是絕對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從舊社會的胎胞中成熟之前，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資產階級分裂成兩個王朝保皇集團[3]，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動所需的平靜和安全；與之相對抗的，是雖被打敗、但仍然威嚴可畏的無產階級，小資產者和農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圍；經常存在有暴力爆發的威脅，而這種爆發又不能提供任何徹底解決問題的希望，——這就是好像專為第三個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義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舉行政變造成的形勢。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軍隊結束了緊張局勢，保障了歐洲各國的內部安寧，同時又賜給了它一個新的戰爭時代。自下而上進行革命的時期暫告結束了；跟著來的是自上而下進行革命的時期。

　　1851年的恢復帝國，又一次證明那時無產階級的意圖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國本身必定要造成使無產階級的意圖臻于成熟的條件。內部安寧為新的工業繁榮提供了充分保證；由于需要使軍隊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對外政策問題轉移革命意向，結果就產生了戰爭，而波拿巴就利用這些戰爭，借口維護“民族原則”[4]，千方百計為法國兼并領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麥，也為普魯士采取了同樣的政策；在1866年，他舉行了他的政變，即對德意志聯邦和奧地利，并對那跟政府發生沖突的普魯士議會，實行了一個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歐洲太小，容不下兩個波拿巴，于是按照歷史的諷刺，俾斯麥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魯士國王威廉則不僅建立了一個小德意志帝國[5]，而且還建立了一個法蘭西共和國[6]。然而總的結果則是，歐洲除波蘭而外的所有各個大民族的獨立自主和內部統一都成了現實；誠然，其疆界是比較狹小的，但是畢竟已寬廣到足以使工人階級的發展進程不再受民族紛爭的阻礙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遺囑執行者。而在他們旁邊則已有1848年革命的繼承者威嚴地站立起來，這就是以國際為代表的無產階級。

　　在1870—1871年的戰爭以后，波拿巴從舞臺上消失了，而俾斯麥的使命也已經完成，因此他又可以變成一個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結束這個時期的卻是巴黎公社。梯也爾想竊取巴黎國民自衛軍大炮的背信棄義的企圖，引起了一次勝利的起義。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勝利后，統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爭辯地落到了工人階級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時，即在本書所考察的那個時期后已經過了二十年的時候，工人階級的這種統治還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國讓巴黎聽天由命，無動于衷地觀望著它在麥克馬洪[7]的炮彈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數）和蒲魯東派（少數），無論哪一派都不知道應該干什么，彼此進行著無謂的斗爭，致使公社精力疲憊。1871年的輕易勝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襲擊一樣，都是沒有什么成果的。

　　人們以為戰斗的無產階級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徹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無產階級最強有力的進展，是從公社和普法戰爭的時候開始的。所有適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編入軍隊，人數達數百萬之眾的軍隊，以及效力空前強大的火器、炮彈和炸藥的采用，——這一切在全部軍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變革，這種變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殘酷而結局完全無法逆料的世界戰爭以外的任何別種戰爭都成為不可能，因而立刻結束了波拿巴的戰爭時期并且保證了和平的工業發展。另一方面，這個變革使得軍費按照幾何級數增長，必然引起捐稅的激增，從而迫使人口中較貧苦的階級投入社會主義的懷抱。阿爾薩斯—洛林[8]的兼并，這個引起瘋狂軍備競爭的最近原因，能夠煽起法德兩國資產階級互相敵對的沙文主義思想，但它對于這兩國的工人只是成了一個新的聯系環節。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紀念日，則成了全體無產階級的第一個共同節日。

　　1870—1871年的戰爭和公社的失敗，如馬克思所預言的，暫時把歐洲工人運動的重心從法國移到了德國。在法國，要從1871年5月的流血犧牲中復元過來，自然需要多年的時間。在德國則恰恰相反，工業因獲得法國數十億滋潤補助[9]，簡直像處在溫室條件下一樣愈益迅速發展起來，因而社會民主黨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長起來。由于德國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實行的普選權，黨的驚人的成長就以無可爭辯的數字展現在全世界面前：社會民主黨所得的選票在1871年為102000，1874年為352000，1877年為493000。接著就是當局以反社會黨人法的方式來承認了這些成就；黨暫時被擊敗了，所得選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但是黨很快就克服了這種情況，正是在受非常法壓迫、沒有報刊、沒有合法組織、沒有結社集會權利的情形下，才真正開始了迅速的增長：1884年為550000票，1887年為763000票，1890年為1427000票。這時，國家的手也就變得軟弱無力了。反社會黨人法消失不見了，社會黨人的選票增到了1787000張，即占總票數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統治階級使盡了一切手段，可是毫無用處，毫無成效，毫無結果。當局，從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從可惡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無能為力的明顯證據，而這種證據計達數百萬之多。國家已經走入絕境，工人卻剛才起程。

　　【Taky注：現在社民黨還是德國的大黨，說實話它的輩分可是比什么共產國際高出不知多少了，老馬老恩倆人和李撲克內西等人看著它（社民黨）長大的。】

　　但是，德國工人除了單以自己作為一個最強有力、最有紀律并且最迅速增長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存在，就已對工人階級事業作出這頭一個貢獻以外，還對它作出了第二個重大貢獻。他們給予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們向這些同志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

　　普選權在法國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濫用而獲得了一種惡劣的名聲。公社之后，就沒有工人政黨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選權也是自共和國成立時起就已施行了的[10]，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一切嚴肅的反對黨派的通例。瑞士試行普選權的結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于把選舉權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就不是這樣。《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斗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而拉薩爾重又提出了這個要求。當俾斯麥不得不實施普選權作為使人民群眾對他的計劃發生興趣的唯一手段時，我們的工人立刻就很認真地對待了這件事情，把奧古斯特·倍倍爾選進了第一屆制憲帝國國會。從此以后，他們就一直這樣使用選舉權，以致使他們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國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話來說，選舉權已經被他們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11] 并且，即使普選權再沒有提供什么別的好處，只是使我們能夠每三年計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過定期標志出的選票數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長，同樣地既加強工人的勝利信心，又加強敵人的恐懼，因而成了我們最好的宣傳手段；只是給我們提供了關于我們自身力量和各個敵對黨派力量的精確情報，從而給予了我們一根能估計我們行動的比例尺，使我們既可避免不合時宜的畏縮，又可避免不合時宜的蠻勇，——即使這是選舉權所給予我們的唯一的好處，那也就很夠了。

　　但是它給我們的好處還要多得多。當進行競選鼓動時，它給了我們最好的手段到民眾還遠離我們的地方去接觸人民群眾，并迫使一切政黨在全體人民面前回答我們的進攻，維護自己的觀點和行動；此外，它在帝國國會中給我們的代表提供了講壇，我們的代表在這講壇上可以比在報刊上和集會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議會中的敵人和議會外的群眾講話。既然競選的鼓動和帝國國會中的社會主義演說不斷地突破反社會黨人法，那末這項法律對于政府和資產階級究竟有什么用處呢？

　　但是由于這樣有成效地利用普選權，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并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斗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

　　因為這里斗爭的條件也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我們在這一點上不應抱什么幻想，因為在巷戰中起義者方面對軍隊的真正勝利，像兩支軍隊交戰中那樣的勝利，是極其罕見的。而且，起義者指望獲得這樣的勝利，也是同樣罕見的。起義者方面的全部問題，在于用在兩個交戰國軍隊之間不發生任何作用、或無論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義影響，來動搖軍隊的士氣。如果這一點做成功了，那末軍隊就會拒絕開槍，或者指揮官就會弄得驚慌失措，而起義就會獲得勝利。如果這一點做不成功，那末軍隊方面即使人數較少，也會顯出武裝和訓練較好、指揮統一、戰斗力量有計劃運用和遵守紀律等優點的作用。起義在純粹戰術意義上所能達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確地建造和防衛個別街壘。至于互相援助、后備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隊的行動協調和協同動作，雖然甚至在防衛一個市區時——更不用說在防衛整個大城市時——也是必要的條件，但在起義的場合卻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戰斗力于決定勝負的一點，在這里自然是根本談不到。所以，這里主要的斗爭方式是消極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進攻，那只是例外，只是為了進行偶然的出擊和翼側攻擊；通常進攻只限于占領退卻軍隊所放棄的陣地。并且，軍隊擁有大炮以及設備優良和訓練有素的工程兵部隊，而起義者則差不多總是完全缺乏這些斗爭手段。所以無怪乎甚至那些表現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壘戰，——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維也納，1849年5月在德勒斯頓，——也是只要進攻部隊的指揮官拋開任何政治上的考慮而開始根據純粹軍事觀點行動起來，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時候，就都以起義遭受失敗告終。

　　1848年以前許多次起義獲得成功，是有各種各樣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戰中，都是在軍隊與起義者之間站有國民自衛軍，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義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極猶疑的態度而使得軍隊也發生動搖，并且還為起義者提供武器。凡是在這支國民自衛軍一開始就表示反對起義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樣，起義就總是遭受失敗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獲得了勝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間和19日早晨有許多新的戰斗力量歸附了他們，一部分是由于軍隊的疲憊和供應惡劣，還有一部分是由于軍隊的行動受到了各種命令的束縛。但是在一切場合，起義者獲得勝利總是由于軍隊拒絕開槍，由于指揮官喪失了果斷精神，或是由于指揮官的行動受到了束縛。

　　這樣，即使在巷戰的典型時代，街壘也與其說是在物質上，不如說是在道義上起作用。街壘是一種動搖軍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堅持到這個目的實現的時候，斗爭就獲得勝利；如果堅持不到，斗爭就遭受失敗。這就是在考察將來可能發生的巷戰的勝利機會時也應該注意的一個主要點[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這句話被刪去。——編者注]。

　　在1849年，這種勝利機會就已經相當少了。資產階級到處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財產”的代表人物歡迎和犒賞了鎮壓起義的軍隊。街壘已喪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壘后面的人們看做“人民”，而是把他們看做叛逆者、暴動者、搶掠者、均產分子、社會的渣滓；軍官們漸漸掌握了巷戰的戰術：他們已不是毫無掩護地徑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墻，而是經由花園、庭院和房屋繞過這種胸墻。而這種辦法，現在只要稍微靈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時以來，又發生了許多其他的變化，并且都是對軍隊有利的變化。如果說大城市已經擴增了很多，那末軍隊數量就擴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來沒有增長三倍，而那里的駐軍卻增長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鐵路，這些駐軍的人數在二十四小時內就能擴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時內則能擴增為龐大的軍隊。這種大量增長了的軍隊，在武裝上也是無比地改進了。在1848年是從槍口裝彈的滑膛擊發槍，現在是后裝小口徑速發槍，它的射程比舊式槍遠三倍，準確性和射速則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較差的球形彈和霰彈發射的大炮，現在是爆炸式的榴彈，只要一顆這樣的炮彈，就足以毀壞最好的街壘。先前用以破壞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鎬，現在則是炸藥筒。

　　相反，在起義者方面，一切條件都變壞了。人民各階層都表同情的起義，恐怕不會再有了；在階級斗爭中，中等階層大概永遠不會這樣毫無例外地統統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致使那糾集在資產階級周圍的反動黨派幾乎完全消失。這樣，“人民”將總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會有一個在1848年那樣非常有效的強大杠桿了。如果起義者方面有較多服過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們武裝起來就將更為困難了。槍械商店中的獵槍和競技槍，即使不會按照警察命令預先把槍機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們甚至在短距離的射擊中也是遠比不上士兵的連發槍的。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藥和鉛制出必要的子彈，而現在每種槍都需要有特種子彈，其相同點只在于它們都是大工業的復雜產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沒有專門適合的作戰子彈，大部分槍枝就都要成為無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區中的街道，都是又長、又直、又寬，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槍炮能充分發揮其效力似的。一個革命者，如果自愿選擇柏林北部和東部的新建工人街區來進行街壘戰，那他一定是個瘋子了。

　　【Taky注：這不是悲觀，是事實，至于原因說得很清楚了。】

　　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將來就不會再起什么作用了呢？決不是。這只是說，自從1848年起，各種條件對于民間戰士已變得不利得多，而對于軍隊則已變得有利得多了。這樣，將來的巷戰，只有當這種不利的對比關系有其他的因素來抵銷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因此，巷戰在大革命初期將比在大革命繼續發展進程中發生得較少，并且必須要用更大的力量來進行。而這種力量，正如在整個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12][13] 那樣，自然是會寧愿采取公開進攻，而不采取消極的街壘戰術的。［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整個這一段被刪去。——編者注］

　　現在，讀者是否已明白了，為什么統治階級一定要把我們引到槍響劍鳴的地方去？為什么現在人家因為我們不愿立刻貿然走到我們預先知道必遭失敗的街頭上去，就指責我們怯懦？為什么他們這樣堅決懇求我們終于答應去當炮灰？

　　這些先生們完全是白白浪費他們的懇求和挑戰。我們并不是這么笨的。他們也同樣可以在下一次戰爭中向敵人要求，要敵人把軍隊排列成像在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編者注］時代那樣的陣式，或是排列成像在瓦格拉姆會戰和滑鐵盧會戰[14] 中那樣的整師構成的縱隊，并且手里持著燧發槍。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末階級斗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凡是問題在于要把社會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應該參加進去，自己就應該明白為什么進行斗爭，他們為什么流血犧牲［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斗爭》中，不是“他們為什么流血犧牲”，而是“他們應該擁護什么”。——編者注］。最近五十年來的歷史，已經使我們領會了這一點。但是，為了使群眾明白應該做什么，還必須進行長期而堅忍的工作，而我們現在正是在進行這種工作，并且進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敵人陷于絕望了。

　　在羅曼語[15] 國家里，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這句話被刪去。——編者注］。在法國，雖然在一百多年以來地基已被好幾次革命挖空，那里沒有一個政黨不曾干過密謀、起義和其他各種革命行動，因此政府絲毫也不能信賴軍隊，一般說來，情況對于突然起義要比在德國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國，社會主義者也日益認識到，他們只有預先把廣大人民群眾——在這里就是指農民——爭取過來，才可能取得持久的勝利。耐心的宣傳工作和議會活動，在那里也被認為是黨的當前任務。成績很快就做出來了。社會主義者不但奪得了許多市鎮委員會，而且已有五十個社會主義者在議院中占有議席，他們已推翻了共和國的三個內閣和一個總統。在比利時，工人去年爭得了選舉權，并在四分之一的選區中獲得了勝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麥，甚至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都有社會主義者參加議會，在奧地利，所有一切政黨都已一致認定再不能阻撓我們進入帝國議會了。我們是一定要進去的，現在爭論的問題只是從哪一個門進去。甚至在俄國，如果召開著名的國民代表會議［注：在原文中這個詞是用拉丁字母拼寫的俄文。——編者注］，即年輕的尼古拉現在徒然反對召開的那個國民議會，我們也能很有把握地預期那里也將有我們的代表參加。

　　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決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連梅克倫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貴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繼承條約”這個至今還有效力的光榮的封建主義文書告終的。[16] 革命權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鮑古斯拉夫斯基將軍也只是根據這個人民權利才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舉行政變的權利。

　　但是，不管別國的情形如何，德國社會民主黨總是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將來——負有一個特殊的任務。由它派去參加投票的200萬選民，以及雖非選民而卻擁護他們的那些青年和婦女，共同構成為一個最廣大最密集的人群，構成為國際無產階級大軍的決定性的“突擊隊”。這個人群現在就已占總票數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時刻都在增長著，這可由帝國國會的補充選舉以及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和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證明。它的增長過程，是自發地發生的，經常不斷地發生的，不可抑制地發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發生的，正如自然界中發生的某種過程一樣。政府企圖阻止這種增長的一切努力，都毫無成效。我們在現在就已能指望擁有225萬選民。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在本世紀末就能奪得社會中等階層的大部分，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發展成為國內的一個決定力量，其他一切勢力不管愿意與否，都得向它低頭。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圍，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斗爭》中，“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被刪去。——編者注］。

　　只有一種手段才能把德國社會主義戰斗力量的不斷增長過程暫時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個時期內倒退——這就是使它跟軍隊發生大規模沖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樣流血。這終究也會被克服的。要把一個人數以數百萬計的政黨從地面上消滅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歐洲和美洲所有的連發槍都是做不到的。但是這會阻礙正常的發展進程，我們臨到危急關頭時也許就會沒有突擊隊，決定性的搏戰［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我們臨到危急關頭時也許就會沒有突擊隊”被刪去，而“決定性的搏戰”印成“解決”。——編者注］就會延遲、拖遠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犧牲。

　　世界歷史的諷刺把一切都顛倒過來了。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卻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稱為秩序黨的黨派，卻在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狀態下弄得無法生存。它們跟奧迪隆·巴羅一起絕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們，可是我們在這種合法性下卻長得肌肉結實，兩頰紅潤，好像是長生不老似地繁榮滋長。只要我們不糊涂到任憑這些黨派把我們騙入巷戰，那末它們最后只有一條出路：自己去破壞這個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們在制定新的法律來反對變革。又是一切都顛倒過來了。難道今天的變革的瘋狂敵人不正是昨天的顛覆者嗎？難道是我們引起了1866年內戰嗎？難道是我們把漢諾威國王、黑森選帝侯、拿騷公爵驅出了他們祖傳世襲的合法的領土，并且兼并了這些領土嗎？[17] 而這些推翻了德意志聯邦和三個奉天承運國王的人們，竟在那里埋怨變革！Quis　tulerit　Gracchos　de　seditione　querentes？〔誰能容許格拉古埋怨叛亂呢？〕［注：尤維納利斯的第二首諷刺詩。——編者注］誰能容許崇拜俾斯麥的人們咒罵變革呢？

　　可是讓他們去通過他們的反對變革的法案吧，讓他們把這些法案弄得更殘忍些吧，讓他們把全部刑法都變成橡膠式的東西吧，——他們所能達到的，只是再次證明自己無能為力罷了。要給社會民主黨以嚴重打擊，他們就還得采取完全是另一個樣子的辦法。現在遵守法律是對社會民主黨的變革有利的，為要反對社會民主黨的變革，他們就只能運用秩序黨方面的變革，即非破壞法律不可的變革。普魯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魯士的將軍鮑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給他們指明了可用來對付那些不愿被人驅入巷戰的工人們的唯一手段。破壞憲法，實行獨裁，恢復專制，regis voluntas supremalex！〔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膽干吧，先生們，這里閑談沒有用，這里需要實際行動！

　　但是請不要忘記，德意志帝國，也如一切小國家和一切現代國家一樣，乃是契約的產物：首先是君主之間的契約的產物，其次是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契約的產物。如果有一方破壞契約，契約就要全部作廢，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約義務的約束。這點已由俾斯麥在1866年給我們絕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們破壞帝國憲法，那末社會民主黨也就會不再受自己承擔的義務的約束，而能隨便對付你們了。但是它那時究竟會怎樣做，——這點它今天未必會告訴你們。［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這一段的最后三句話被刪去。——編者注］

　　在幾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羅馬帝國也曾有一個危險的變革黨活動過。這個變革黨曾經破壞了宗教和國家的一切基礎，它干脆不承認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沒有祖國的，它是國際性的；它蔓延于帝國各處，從高盧直到亞細亞，并且滲入帝國邊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長期進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已感覺到自己充分強大，能夠公開活動了。這個叫做基督徒的變革黨，在軍隊中也有許多信徒；整個軍團都是信奉基督教的。當這些軍團被派去參加占統治地位的異教教會的祭典而在那里行軍禮時，屬于變革黨的士兵們就大膽地在頭盔上插上了特別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議。連兵營里長官所慣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無動于衷地看著他軍隊中的秩序、服從和紀律敗壞下去。他趁著還不太遲的時候采取了堅決措施，他頒布了一道反對社會黨人的（請原諒，我該說反對基督徒的）法律。顛覆者被禁止舉行集會，他們的集會場所被封閉或者甚至被搗毀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薩克森禁止了紅手帕一樣。基督徒被剝奪了擔任國家職務的權利，他們甚至不能充當上等兵。既然當時還沒有在“講體面”方面訓練有素的法官，還沒有這種為克勒爾先生那個防止政變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尋求保護。但是連這項非常法也沒有奏效。基督徒輕蔑地把法律從墻上扯下來，并且據說他們甚至在尼科美迪亞放火燒毀了皇帝當時所在的宮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規模迫害報復了基督徒。這是這類迫害的最后一次。而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過了十七年之后，軍隊中絕大多數都成了基督徒，而繼任的全羅馬帝國君主，即教士們所稱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為國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倫敦

　　摘要載于1894—1895年《新時代》雜志第2卷第27和28期，并載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該書1895年版條樣，并根據手稿校對過

　　來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注釋：

　　[1] 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單行本時，把《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志第1、2和3期發表的馬克思的“從1848到1849年”一組文章中的幾篇文章收入這個單行本作為頭三章（恩格斯這里提到的也就是這幾篇文章），并且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該雜志5、6兩期合刊編寫的“國際述評（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頁）中馬克思所寫的關于法國部分作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這兩句話取自述評中收入馬克思著作單行本中作為第四章的那部分。

　　[2] 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贈給俾斯麥的漢堡附近的地產薩克森森林。

　　[3] 指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個保皇黨——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正統派是法國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長系的擁護者。在1830年，該王朝第二次被顛覆以后，正統派就結成了政黨。奧爾良派是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保皇黨，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這段時期執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奧爾良公爵的擁護者。在第二共和國時期（1848—1851），兩個保皇集團組成為聯合起來的保守的“秩序黨”的核心。

　　[4] 就是一個借口，原則是什么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找資料，但是不重要。（Taky注）

　　[5] 這個小德意志帝國其實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在老恩看來這是小德，是因為它沒有統一整個德意志民族區。當然了在一戰二戰的雙輸后，這個當年恩格斯所稱的小德如今也成了“大德”，世事無常啊。（Taky注）

　　[6] 指的是普法戰爭。（Taky注）

　　[7] 要注意啊，這里的麥克馬洪是法國的安道爾公爵、元帥，還當過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可不是英國麥克馬洪線的那個麥克馬洪。（Taky注）

　　[8] 這塊地以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地盤，三十年戰爭割讓給了法國，法國消化了很久總算是消化掉了這片德語區。但是在恩格斯寫書的時候，阿爾薩斯洛林又回到了俾斯麥的手中。（Taky注）

　　[9] 指1870—1871年普法戰爭失敗后法國根據1871年法蘭克福和約（見注195）的條款付給德意志帝國的50億法郎賠款。

　　[10] 普選權在西班牙從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開始實施，并經1869年憲法批準。西班牙共和國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發動政變而被推翻。

　　[11] 恩格斯援引馬克思寫的法國工人黨綱領的理論部分導言；這個綱領是1880年在哈佛爾代表大會上通過的。

　　[12] 1870年9月4日，在得到關于法軍在色當潰敗的消息后，巴黎發生了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這次行動導致第二帝國制度的垮臺和以資產階級國防政府為首的共和國的成立。1870年10月31日，在得到關于麥茨投降、勒-布爾熱失敗和梯也爾根據國防政府的委托開始同普魯士人進行談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國民自衛軍舉行起義，占領市政廳后，成立了以布朗基為首的革命政權機關——社會拯救委員會。在工人的壓力下，國防政府被迫答應辭職和決定在11月1日進行公社選舉。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組織性差的情況和領導起義的布朗基派和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雅各賓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借助于國民自衛軍中站在政府一邊的幾個營，違背自己關于辭職的諾言，占據了市政廳，恢復了自己的政權。

　　[13] 戰斗的結果是普軍俘虜了法皇拿破侖三世及其麾下的軍隊，雖然普軍仍需要與新成立的法國政府作戰，但此戰實際上已經決定了在普法戰爭中普魯士及其盟軍的勝利。——百度百科

　　[14] 1809年法奧戰爭期間，拿破侖第一指揮下的法國軍隊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會戰中擊敗了卡爾大公的奧地利軍隊。在1815年6月18日滑鐵盧（比利時）會戰中，拿破侖的軍隊被威靈頓指揮下的英荷聯軍和布呂歇爾指揮下的普魯士軍隊擊潰。滑鐵盧會戰在1815年戰局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歐洲列強反拿破侖同盟的最終勝利和拿破侖第一帝國的垮臺。

　　[15] 就是拉丁語系。真搞不懂全集連滑鐵盧都要解釋卻不來解釋這個，我想應該是年代比較久遠了用語習慣都不一樣了。（Taky注）

　　[16] 恩格斯指梅克倫堡-施韋林公國和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公國中公爵政權和貴族階級之間的長期斗爭，以1755年在羅斯托克簽訂作為憲法基礎的關于繼承權的條約告終。根據這個條約，梅克倫堡的貴族獲得對自己過去的優惠和特權的確認，爭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業和手工業可以免稅，自己在國家開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來，并且鞏固了自己在等級議會及其常設機構中的領導地位。

　　[17] 暗指1866年普魯士對奧地利和幾個德意志小邦的戰爭取得勝利后，漢諾威王國、黑森·加塞爾選帝侯國和拿騷大公國在1866年歸并于普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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