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公社實行三級所有（生產隊、生產大隊、公社）、隊為基礎，生產隊主要負責農業生產、生產大隊負責對各個生產隊的管理，公社負責政治上的大規模民主、軍事上的全民皆兵戰略實施、農業上的完整產業鏈（加工、種子管理、流通）維持、工業上的公社工業企業創辦、社會保障方面的就業和醫療教育住房養育保障等等。隨著工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從低級到高級，從生產隊所有到大隊所有，從大隊所共有到社所有，從社所有到全民所有，逐漸解決社會主義兩種所有制的矛盾，從不發達社會主義過渡到發達社會主義。這是蘇聯所沒有的。
第二：鞏固工農聯盟的重要手段。在革命戰爭時期，我們的土地改革就和別的國家不同。土地問題方面，中國革命有著更比蘇俄革命豐富的斗爭策略。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按照教科書的說法，在武裝干涉和長期戰爭的條件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不對的。我們國內戰爭的時間比他們長得多，沒有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又取得了勝利，主要是我們對農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在戰爭中緊緊依靠了農民。”我們的中國革命處理農民問題和其他國家處理農民問題是不同的，我們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引導農民群眾自主開展階級斗爭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而不是其他國家土地改革那樣搞“恩賜論”。正如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所說：“我們的辦法是依靠貧農，聯合大多數中農(下中農)向地主階級奪取土地，黨起引導作用，反對包辦代替，并且有一套具體的作法，那就是訪貧問苦，物色積極分子，扎根串聯，團結核心，進行訴苦，組織階級隊伍，展開階級斗爭。” 社會主義革命具體執行方面，對農業合作化改造，我們選擇的是從低級到高級、社會震動比較小的引導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辦合作社的改造道路，這跟蘇聯全盤集體化一次完成的道路是不同的。我們的公社制度的建立，是和合作化也是不同的。合作化是以農民土地自己所有前提下“入股”實現的半社會主義模式。而集體公社制度屬于土地歸集體所有的制度而不是農民入股合作的制度。如果不實行集體社，社會主義制度也是會有變質危險的。毛主席重上井岡山的時候對張平化說：“你(張平化)是沒有忘記專列上我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第三：公社不僅是維持農業產業鏈的條件，也是農村集中資金和其他各種資源實現農村工業化的必要條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之后，如何解決城鄉差距、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差距呢？毛主席創造性的提出了鄉村自主工業化的思想——通過鄉村的集體經濟組織，統一集中鄉村的人力物力財力，擴大鄉村的工業化再生產，發展鄉村自主工業，發展鄉村生產力，解決城鄉差距問題，從而逐漸解決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差距。這也是克服農民小資產階級局限、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重要措施。毛主席說：“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這也是蘇聯所沒有的。
第四：公社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單位，實行工農學兵合一、政治掛帥前提下的政經軍合一。公社不僅負責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而且是社會主義社會基層大規模民主保障的基本單位，也是實行全民皆兵戰略、發展民兵力量的基本單位。公社實行大規模的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管理，可以隨時批判和撤換公社的不良作風干部，不讓形成職業官僚集團，反對特殊化。“九評”提到：“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堅持軍官當兵的制度。實行軍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時，普遍組織和訓練民兵，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槍桿子要永遠掌握在黨和人民手里，絕不能讓它成為個人野心家的工具。”實行無產階級大規模的民主、發展民兵，保障群眾的管理權、保障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力，這些都是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重要措施，而公社就是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和難以實現從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重要基層單位。
第五：發展整個社會生產力，聯系兩大所有者制的重要條件。公社實行初期，一線的經濟工作者們盲目的想取消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實行“一平二調”、亂刮“五風”。退居二線的毛主席不到幾個月就迅速發現了一線工作者的問題，在1958年先后召開鄭州會議等等多次會議，迅速用不到兩年的時間糾正了“五風”，并明確提到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聯系兩大所有制的科學論斷。毛主席提到：“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只愿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于消失……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實現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是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重要物質前提。
第六：公社也是社會服務的重要基本保障單位，成員的醫療、住房、教育、就業、養娃、養老保障，都是公社負責的。公社還是社會文化發展、無產階級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重要保障。保障人民的生活以及加強思想文化的無產階級領導一切，都是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重要內容。
第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知識分子深入農民群眾、知識和實踐緊密結合，對于推動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推動科技創新，都是必要的。解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矛盾、推定知識分子的革命化群眾化和農民群眾的知識化，也是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推動不發達社會主義向發達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要條件。在《關于正確處理人們內部矛盾問題》，毛主席也深刻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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