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資本主義數據權力的統治關系批判及其啟示

　　來源：《內蒙古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作者張楊、劉江彬、盧鑫

　　張楊：男，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劉江彬：男，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盧   鑫：男，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摘  要：大數據時代，“數據”作為核心生產資料參與數字化生產，是數字化社會運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數據即占有權力。在當代資本主義范式下，數據被融入資本邏輯展開增殖，傳統意義上的“掠奪、剝削、滲透”和“馴化、新殖民、新壟斷”被賦予了新的形式與內涵，主要體現為數據權力被私人資本、國家資本乃至國際資本所壟斷。而且，數字資本通過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實化、固化和強化了數字統治關系。由此，需要基于企業、國家、國際三個層面，對控制數據流動、獲取超額利潤、聯合金融資本投機、改造大眾認知、影響社會輿論、干涉他國政治文化、攫取他國剩余價值等數據權力的統治關系展開研究。隨著數字全球化的演進，數據權力正在深刻重塑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其資本主義壟斷也日益產生了數據霸權、數字鴻溝、發展失衡、脫實向虛、治理困境、公平赤字、兩極分化等世界性問題。直面問題，汲取經驗，新時代亟須發揮政府引導數字資本健康發展的作用，支持國有企業、創新型企業參與數據權力分配，倡導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破解數據霸權。

　　關鍵詞：數字統治關系；數據權力；數字資本壟斷；金融化；政治經濟學理論

　　“數據即權力”。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指出，權力作為社會表現形式是掌權者對客體行為實施的控制。在大數據時代，占有數據所衍生的力量使占有者在與他人的社會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而數據的集中和壟斷更是使占有者具有支配性權力，這集中體現在數據的三大特性上。一是數據的科技性。數據作為數字技術的交互中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領域與傳統要素深度融合，顛覆了人們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從這個意義來講，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先進生產力。二是數據的資源性。從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科技事業的研究工作到數字化的生產和服務工作，海量數據的持續輸入是必要環節。數據已經成為支撐數字化現代社會運行的核心戰略資源，“如果說石油是工業的血液，那么同樣可以說數據是數字經濟的血液”。三是數據的資本性。程恩富認為，“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其實質是以平臺經濟生產資料形式存在的資本”。簡而言之，由于數據在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個經濟主體能夠憑借對數據的占有，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取得優于其他經濟主體的地位和支配社會勞動關系的權力，即數據權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數據作為生產資料以資本形式參與循環增殖的過程中，數據權力尋得了擴張的現實途徑，以此構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資本邏輯和統治框架。

　　在當代資本主義運行過程中，數據這一生產資料被以平臺企業為代表的少數私人資本所竊取和壟斷，并鏈接了技術、流量和市場等方面的優勢，推動數字資本擴張規模日益膨脹。丹·希勒（Dan Schiller）以將數據作為“比特”載體的信息為線索，批判信息的占有不公和享受不公，揭露了“數字鴻溝”，指出資本主義進入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資本主義金融化演進迅速。謝富勝認為，大型數據平臺掌握了龐大的用戶規模和精細化的生活消費數據，進而切入移動支付市場，實現從大型平臺復合體向平臺—金融復合體的轉化。“金融資本以數據金融的形式加以呈現并與數字資本相結合，形成數字金融資本”，此即以數據權力壟斷為核心操縱數字工具和金融工具獲利的私人壟斷資本復合體。尼克·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為平臺資本所主導，其運行的關鍵在于對數據的控制并通過數據尋租攫取利潤。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空前惡化，并且，數字金融資本與資本主義國家相結合，使得數字帝國主義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張。尼克·庫爾德利（Nick Couldry）提出了“數據殖民”和“數據殖民主義”的概念，他指出，數字資本將萬事萬物數字化與量化，并將這些成就轉化為利潤獲取的工具。由此可見，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的土地，它正在被以數據權力壟斷為核心的數字帝國主義國家所瓜分和爭奪。

　　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里引用克斯特納的表述時，將統治關系一詞著重標記。他認為：“統治關系和由此產生的強制，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的典型現象，正是勢力極大的經濟壟斷組織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經引起的結果。”此后，經過資本主義統計關系的百年演進，數據權力愈發成為資本想要壟斷的新對象。數據權力的壟斷表現為一種數字統治關系。

　　一、數據權力的私人資本壟斷批判

　　縱觀資本主義世界的數據歸屬，數據為少數資本所壟斷并成為其私權力。這些資本多以“平臺企業”的形式存在，并通過“雙邊市場”短期積累大量用戶及數據。資本主義法律賦予巨頭壟斷數據權力以合法性。資本的逐利本質決定了資本家將利用合法的數據權力為自身攫取利益服務。馬克思形容：“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數字技術提升了人類控制、改造物質世界的能力，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卻成為一個階級（或集團）壓迫另一階級（或集團）的工具。數據權力壟斷所展現的統治關系不斷惡化著被控制一方的絕對生存境遇，加劇著雙方生存環境的兩極分化。它既表現在虛擬數字空間，也體現在現實的生產過程。

　　（一）“掠奪”：數據權力的形成積累

　　在資本主義數據積累早期，大型私人資本既隱蔽又強制地奪取數據。私人資本剝奪數據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一是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無協議竊取數據；二是以不平等地位和不等價協議強迫用戶提供數據。20世紀后半期，網絡時代來臨，數據的傳播與記錄走向便捷，但此時數據的價值尚未被社會廣泛認識，相關法律法規也不完善。新興互聯網企業先一步開始收集數據，在不付出成本的情況下對數據進行直接采集。從1970年德國黑森州制定世界第一部《數據保護法》開始，隨后各國逐漸完善數據立法。到了21世紀，數據價值及其被竊取的風險已經被社會普遍認識。此時，雖然私人資本無法再輕而易舉地無償竊取數據，但一些率先成為行業頭部的平臺企業憑借流量、技術和市場優勢采取了更多手段來獲取數據。一般形式是私人資本提供免費的內容和服務，但相應地要求用戶簽訂同意被采集數據和推薦廣告的協議。數據資本的積累特征比其他資本類型的集聚與占有更明顯，大量數據也會向大資本平臺快速聚集。

　　在數據權力壟斷時期，數字資本利用圍繞數據權力展開的流量、數據、技術和市場的“循環壟斷”掠奪數據。以數據壟斷為核心，數字資本的流量壟斷、數據壟斷、技術壟斷和市場壟斷相互促進（如圖1所示）。基于流量壟斷，再加上社交關系鏈、網絡效應機制的作用，平臺用戶數量得以保持龐大規模。平臺在龐大的用戶流中擁有了大量的潛在數據財富，為數據剝削創造了可能性。基于數據壟斷，現實世界的階級不平等在虛擬世界表現為數據富人和數據窮人的數據鴻溝。資本的剝削形態也被移植到數字世界，用戶的數據成果被數字資本支配。以平臺企業為例，勞動者屈服于平臺的不平等規則，甚至被要求提供符合平臺意志的數據，否則用戶就會面臨懲罰，可能會被限制使用平臺的部分功能，甚至會被剝奪在該平臺的數字使用權。此外，平臺企業還依托數據壟斷人為構建生態“割據”，形成“圍墻花園”“信息孤島”和“數據煙囪”以綁架用戶，從而限制流量、數據和市場的外流。2022年12月，歐洲出臺的《數字市場法案》專門要求蘋果公司開放第三方應用商店。更重要的是，創造新一代顛覆性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的技術必然依賴大數據的持續支撐，例如，微軟旗下OpenAI創造的ChatGPT智能對話機器人。平臺企業和現象級產品的出現使得數據的市場價值被指數級放大。　　

　　圖1 圍繞數據權力展開的流量、數據、技術和市場的“循環壟斷”

　　說明：虛線箭頭代表相互作用，實線箭頭代表物質發展，虛線邊界代表擴張趨勢

　　這些事實表明，基于數據壟斷，私人壟斷資本進一步加強數據剝削以維護流量、數據、技術和市場壟斷的地位。基于技術壟斷，數字資本掌握了數據應用的可能性，因為大數據的巨量性對數據的擷取、管理、處理和加工都提出了新要求。而基于市場壟斷產生的規模效應，無論是數據的持有成本，還是數據的應用價值，相較于個人和中小資本，壟斷資本更具優勢。在西方自由市場條件下，政府對于數據壟斷的監管并不作為，SSNIP（基于相對價格上升的假定壟斷者測試法）工具和SSNDQ（基于質量下降的假定壟斷者測試法）工具都不適用于平臺提供的名義價格上的免費產品和服務。綜上所述，數字資本對于流量、數據、技術和市場的“循環壟斷”產生了數據平臺的現狀。

　　（二）“剝削”：數據權力的鞏固發展

　　當代資本主義數據權力的壟斷性特別突出，關鍵在于數據充當生產資料以資本的形式實現價值增殖，即“數據資本化—剝削以數據形式存在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資本化擴大再生產”。與此同時，這也是權力鞏固增強的過程，即“數據權力現實化—利用數據權力進行剝削—鞏固和擴大數據權力”的過程。數據權力的“循環壟斷”本身并不創造新價值，因為新價值的創造離不開對剩余勞動的占有，但是“循環壟斷”能夠不斷抬升壟斷資本的擴張能力。與工業時代豐富的“高額的利潤”相比，以數據為載體的資本循環能夠“激起對更多利潤的貪欲”。在“循環壟斷”下，資本對勞動的占有展現出新的特征。

　　一方面，數據權力壟斷強化了資本對于剩余勞動占有的控制力。首先，數據權力壟斷為資本強迫勞動者提高勞動強度提供了豐富的手段。數字化的生產設施和生產環境為資本提供了監控勞動者工作全過程的可能。勞動強度被量化后，出現了“算法裁員”的全新控制手段，勞動者的勞動技能、身體狀況及精神狀態等天然差異被資本無視。勞動力商品好像也成了BI（商業智能）優化計算的對象。“由于私有制的作用”，數據“這些理應屬于全人類的力量便成為少數富有的資本家的壟斷物”，“成為他們奴役群眾的工具”。其次，基于數據權力創造的智能生產工具和生產服務優化使得資本的技術構成和資本的有機構成大幅提高。勞動力需求的相對減少使得勞動力供求關系失衡，更多勞動者競爭一個崗位，資本得以要求更加苛刻的條件，勞動者要么選擇接受，要么被迫失業。馬克思指出：“勞動資料一旦作為機器出現，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如今，數據連接了遠在千里之外的機器，機器跨越時空與工人競爭工作。多Agent（艾真體）的智能信息控制系統使得工人在同一時間可以對多條流水線進行更加復雜的生產操作。基于數據權力，資本捕捉勞動者行為特征，使人工智能利用GA（遺傳算法）和ANN（人工神經網絡）學習數據，進一步推動著工作的智能化，相對延長著剩余勞動時間。馬克思批判道：“資本的不變趨勢的一方面是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最后，數據權力主導下的數字化生產超越了時空界限。越來越多的數字零工被納入到數字化的生產網絡架構中，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工作于白晝黑夜。而平臺并未對這些數字零工給予完善的制度保護，“優步化”特征明顯，實際上平臺企業在勞動彈性化的過程中雖然擴大了收益，但卻將風險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

　　另一方面，數據權力壟斷擴展了資本雇傭勞動的邊界。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alker Smythe）提出“受眾商品”理論，認為受眾的注意力是可以被消費的。在當代，用戶對平臺的使用、關注和忠誠等均被資本量化為數據，通過廣告、轉賣或用以改進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等方式變現。游戲玩家同樣在游玩過程中為游戲公司創造游戲數據，而且還為游戲公司提供了曝光和流量等可以被數據化的商業價值，成就了“玩勞動”。另外，數字社交媒體上免費提供的內容，本質上絕大多數都是用戶創作的，且內容的流動和傳播也依賴于用戶群體本身，然而，這些工作的成果卻被數字社交媒體平臺所支配。數字活動的成果無時無刻不在被數據化并在未來的某一時間為資本所利用，如“大數據殺熟”。傳統商業通過記錄并利用消費者偏好信息獲利，這種形式在大數據時代通過數據中介全面拓展。但不論剝削形式多么復雜和隱蔽，唯一不變的是數據離不開勞動者的實踐，總歸是直接或間接勞動的成果，用戶的數據總在不經意間就被他者儲存，被創造的數據并不由用戶自身掌控。

　　（三）“滲透”：數據權力的無序擴張

　　當代資本主義數據權力的擴張趨向與數字資本從職能部門向非職能部門的延展方向是一致的。數字資本并不滿足于通過實業獲取剩余價值，其數據權力的進一步擴張主要通過金融化擴張來完成。金融資本也需要數字資本賦能，從而提高其在金融市場的獲利能力。利益的一致性使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數字金融資本。數字金融資本所壟斷的數據權力通過金融手段搭建了通往現實生活的快車道。

　　首先，以平臺企業為主的科技巨頭利用資本市場的規則套現。傳統金融資本在平臺企業發展的過程中投入大量資本，并將平臺企業上市后的股價浮盈作為投資目標。平臺企業上市后，利用掌握的數字化媒體借助數據權力壟斷來宣傳鼓吹自身的泡沫，傳統金融資本由于利益的趨同也為其出具有利的分析報告，平臺企業從而取得了超高股價，如微軟、蘋果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常年占據資本市場的市值前列。通過資本市場，圍繞數據權力壟斷所展開的經營優勢在金融資本構建的估價模型中可以被計量，數字資本就從廣大投資者手中融資了大量財富，事實上是將數據權力實化了。

　　其次，數字資本利用所獲得的巨量資金發起惡性競爭。它們通過價格戰、補貼戰，結合多重壟斷優勢打壓競爭對手，迫使其退出競爭，或采取并購手段予以吞并。因此，平臺經濟領域往往呈現“贏者通吃”的局面。數字資本完成本賽道的高度壟斷后，還通過金融手段控制上下游產業鏈，并逐漸向其他行業滲透。首選進入零售業等商業領域。萊拉·戴維斯（Leila Davis）等人的研究表明，從1997年到2012年，美國各行業集中度不斷提高，主要是由信息服務業和零售業推動的。最后，數字資本進軍金融行業，與金融資本深度融合，形成了數字金融資本。這一復合體將數據權力壟斷與金融壟斷相結合，進行金融工具創新，尋求資本空轉套利。量化金融的出現為資本提供了新的財富收割機器，而這主要依托大數據和算法。不可否認，數字金融的融合與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資金的利用效率，但是難以制約權力擴張和脫實向虛的食利趨勢，造成了諸多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數據權力以金融統治輔助工具的形式滲入社會關系，生產企業淪為食利經濟的附庸，勞動者淪為貸款的奴隸。數據權力在數字金融資本的掌控下，成為玩弄投機游戲的工具。數字金融資本的無序擴張阻礙著競爭，對全社會的創新、創造和生產活力造成了負面影響，其過度金融化給資本主義國家的國計民生帶來了嚴重危害，出現生產離岸化現象，企業可能將一些生產活動外包給外國企業，進而導致產業空心化、勞動者收入水平下降等問題。

　　二、數據權力的國家資本及國際資本壟斷批判

　　數字金融資本不僅謀求自身在國內的統治，而且積極地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擴張，這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訴求具有趨同性，于是二者天然地站在同一陣營。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國際統治需要數據權力為其提供新型的強有力手段，其全球殖民和擴張也需要數字金融資本締造的具有強大競爭力的跨國公司作為中介組織進行權力滲透和資源掠奪。數字金融資本與帝國主義國家的結合創造了數字帝國主義。“數字帝國主義意味著一種數字霸權的興起，它通過各種平臺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戶的日常數據，并將這些數據變成了龐大的數據體系。”華為提出了基于40個指標（ICT投資、電信投資和ICT相關的法律法規等）的GCI（全球聯接指數）以對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現狀進行量化評估，展現了國家之間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平等狀況。從資本的運行規律和趨勢來看，數據權力在宏觀上被代表私人大資本利益的數字帝國主義國家資本和國際資本所壟斷。

　　（一）“馴化”：數據權力的政治統治

　　在傳統的帝國主義形態中，帝國主義國家的合作對象是以金融寡頭為代表的私人壟斷資本。列寧指出，帝國主義國家即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本質上服務于私人壟斷資本，金融寡頭主導的壟斷資本集團控制了帝國的經濟命脈，通過“參與制”“個人聯合”和建立政策咨詢機構等方式操縱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是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在數字帝國主義形態中，國家的實際統治者轉變為數字金融資本集團，它擁有超越金融資本的權力。在其意志主導下創造和規制的數字世界里，數據就是權力，代碼也即法律。在數字統治下，數據權力壟斷可以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種渠道干涉政治，為政治統治創造了嶄新的想象空間。

　　數字帝國主義國家在國家內部借助數據權力的壟斷對人進行馴化。其一，數字金融資本馴化政客成為資本的附庸。由于數據權力的壟斷，資本能夠引導輿論走向。“Facebook決定了我們是誰，Amazon決定了我們想要什么，Google決定了我們怎么想。”在大數據時代，壟斷資本除了為選舉提供資金支持之外，還能利用數據權力提供輿情分析、選情實時反饋以及政治形象宣傳等方面的支持，乃至于數據操縱也并非不可能，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曾指責對方操縱選舉。著名美劇《紙牌屋》中描述的威廉利用選民數據分析進行“科學競選”的場景正成為現實。除了“合作”，資本圍獵政客的手段也更加豐富，虛擬資產賄賂、竊取隱私要挾和政治形象抹黑等新型的伎倆層出不窮。自互聯網時代以來，美國政界的各類攻擊更加頻繁、猛烈。美國國會警察局于2021年受理了9625項關于涉及對議員發表聲明和威脅的案件。這一數字比2017年增加了約144%。其二，數字金融資本馴化民眾成為資本的附庸。資本在數據媒介的作用下，將自身所主張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逐步轉化為社會一般觀點。平臺資本能夠根據大數據分析來制定引導個體執行預設劇本的誘導策略，個體自主性被侵害而被困于“電子牢籠”。思想偏差形成后，平臺資本根據個體偏好信息的大數據繼續進行個性化推送，創造“數據繭房”。人的思想越發固化和封閉，而不能開放包容地接受其他意見，導致社會對立日益嚴重。數字金融資本在數字帝國內部開辟了以馴化為主要特征的數據統治，實施“數據獨裁”。數據是資本意志的載體，隨著數據的“去中心化”又“再中心化”，資本意志也隨之擴散傳播并使社會思想被規制。

　　數字帝國主義國家在國際上借助數據權力的壟斷對信息進行“馴化”。一方面，數字帝國謀求對國際信息系統的“馴化”，企圖使國際間的信息流通符合其國家意志。具體而言，數字帝國組建數據權力同盟，將傳統的帝國主義國際同盟統治移植至大數據時代，人為構造數據權力循環屏障，以集團的形式對其他國家進行數據孤立。早在冷戰時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就組建了“五眼聯盟”，互相分享情報數據，這種合作關系一直延續至今。近年來，西方數據權力合作日益深化，例如，2016年歐盟通過了針對美國的“隱私盾”數據傳輸協議，2017年美日簽署了網絡數據和情報共享協議，2018年日本和歐盟互相承認彼此數據保護系統。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非西方陣營核心的國家卻始終被排除在外。數據權力還能隨時被應用于軍事領域。帝國主義集團對數據權力的濫用，嚴重危害了他國的軍事和數據安全，增加了全球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數字帝國謀求對全球意識形態的“馴化”。基于數據權力的集團壟斷和排外，數字帝國利用數據權力壟斷向全球輸出國家意志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算法通過數據引導，在差異化的“私人定制”下，完成對個體全方位的“調節”。算法和數據本質上都攜帶有意志因素，為實現意志目的的算法通過滿足意志需要的數據來對個體進行引導，從而實現操縱。在數字帝國主義壟斷數據權力的條件下，即使算法能夠中立客觀，在帶有歧視的大數據的作用下得到的結論仍然會有偏見。葛蘭西指出，“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市民社會代表文化霸權，換言之，資本主義不斷發展，除暴力手段外，還豐富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以使人民甘愿接受階級統治。

　　總的來講，數據權力壟斷拓展了數字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的霸權，更重要的是在輿論統治和資本意志的傳播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數據權力改變了數據壟斷者與人民之間的權力關系，創造了許多脫離于法律的新的社會控制方式。數據權力借助新媒體工具，使數字統治關系從經濟關系延伸到思想政治關系。

　　（二）“新殖民”：數據權力的國際資本統治

　　數字帝國主義國家將數據權力的壟斷作用于帶有新特點的“殖民擴張”，實施更加不公的“數據殖民”。

　　一方面，數據為國際資本提供了新的掠奪載體。壟斷數據權力的數字帝國與發展中國家在數據占有方面呈現兩極分化趨勢，加劇了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平等。數字帝國借以數據權力優勢將元宇宙、云計算和量子技術等高科技與資本力量進行結合，轉化為資本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西方國家的金融大鱷和科技巨頭，已經在布局元宇宙產業體系，打造金融資本的元宇宙帝國”。數字帝國所擁有的國家資本和國際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進行降維打擊，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及其企業的發展利益，在此過程中又壟斷他國的數據權力。更為重要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有限，人口數量不足，數字設施的鋪設更是匱乏，因而本土企業沒有足夠的數據積累以開發能夠參與同國際數字資本相競爭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

　　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TU）的報告《衡量數字化發展：2022年事實和數字》指出，目前，全球約有53億人可以上網，但仍有27億人不能上網，歐洲和北美有80%至90%的人口使用互聯網，阿拉伯和亞太約有2/3的人口使用互聯網，而非洲僅有約40%的人口使用互聯網，最不發達國家和內陸發展中國家的互聯網覆蓋率僅為36%。于是，市場被國際數字資本所壟斷，具有本土特征的數據也被國際資本所掌控。以印度市場為例，Google旗下的Google Classroom、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YouTube以及亞馬遜都是印度的流行軟件。不似資本主義早期殖民，在堅船利炮開道之下，資本輸出、資源掠奪和奴隸貿易跨越漫長的時間和廣闊的地理空間才能夠完成，數據殖民在數字空間中能夠隱蔽、自由并即時地完成。

　　另一方面，數據權力締造了具有強大支配能力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在帝國主義國家政權的保護下進行全球擴張和不平等競爭。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同盟對華為進行惡意制裁后，美國再次以數據安全為由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對Tiktok實施封禁，蒙大拿州率先簽署了法案。與數據權力私人資本的國內壟斷一致，跨國公司數據權力壟斷的鞏固也需要占有剩余價值來為資本無序擴張提供現實的物質基礎。因此，跨國公司對于全球的數據殖民并不只是單純的數據占有，而同時也是對勞動的占有。而在勞動剝削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法律法規具有滯后性，如印度至今未正式出臺專門針對數據的法律。由于一些發展中國家數據法的缺失以及勞動法的不完善，跨國公司又一次得以在不經監管和不經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就迅速地竊取數據和實現集中，并使用數據權力對勞動者實施更加嚴苛的數據掌控。此外，跨國經營的形式還為國際資本對跨時空生產網絡進行資源配置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在國際分工下，數字金融資本憑借以數據權力為核心的壟斷優勢掌控了收益分配的主動權。

　　（三）“新壟斷”：數據權力的金融統治

　　雖然金融統治是當代經濟統治的一部分，但是數據權力的現實化與金融權力化的結合使數字金融統治的新壟斷表現出比一般經濟統治更具有霸權性的特征。與私人資本數據權力金融擴張的本質相同，數字帝國主義同樣依托金融市場進行全球性擴張。

　　一方面，國際資本利用數據權力借助金融手段控制他國企業。國際資本利用基于數據權力在本土賺得的剩余價值和融取巨量資金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股權投資、并購重組和設立分公司等，形成輻射全球的“金融帝國”。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容易在全球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鏈上失去控制產權、控制技術、控制品牌、控制產業鏈的自主性。由此，國際資本在數字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下，以金融化的方式與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共同確立了在“數據殖民地”上的數據霸權和金融霸權。數字金融資本在數字帝國內部所操縱展現的“循環壟斷”模式又在“數據殖民地”復刻。新形成的數據權力壟斷成為支配他國的現實的經濟社會權力，從而數據霸權以此為基礎走向了世界，完成了數據權力增殖的“國際循環”。

　　另一方面，美元霸權謀求在“石油美元”體系的基礎上結合“數據美元”體系來掌控世界經濟。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美國憑借擁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黃金儲備以及強大的軍事實力形成了確立美元霸權地位的“雙掛鉤一固定體系”。但由于世界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在經濟動蕩時，該體系弊端盡顯，最終難以為繼。美國為了維系自己的美元霸權，找到了美元的下一個錨定對象，形成“石油美元”體系。隨著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多極化發展趨向，“石油美元”體系也出現了動搖。近年來，伊朗石油交易放棄了美元結算，中國和俄羅斯的天然氣交易采用人民幣結算，中東各國與中國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此背景下，美元霸權正走向技術壟斷的美元體系，“芯片美元”成為新工具。事實上，美元霸權維系的核心邏輯是美國通過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手段將美元和世界市場不可或缺的商品予以強制錨定并壟斷交易份額，那么他國要進行該種商品的大宗交易就不得不將本國貨幣兌換成美元。因此，不僅“芯片美元”成立，而且“EDA設計軟件美元”“光刻機美元”以及“數據美元”也成立。而人工智能還處于弱人工智能時代，還沒有掙脫人設邏輯，遵循判斷、決策、執行的工作路徑，最底層的邏輯實際上是“大數據集”被算法轉譯為“規則集”，并無自主性。人工智能還沒有做到脫離對知識圖譜的依賴，數據偏見必然導致人工智能的結果偏見。在數字技術的應用中，數據起基礎性作用。在以“數據美元”統攝的高技術商品美元體系中，數據權力發揮著核心作用。

　　馬克思強調：“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在數據權力壟斷下，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表現出一種數字統治關系。財富和數據大量集中于數字帝國，其他國家不僅在全球生產鏈的分工中長期處于劣勢地位，而且還在金融體系中處于被食利的位置。處于劣勢地位的國家承擔了大量的物質生產活動卻無法有效享受技術紅利，迫切希望改變國際不平等的分工局面。

　　三、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數據權力壟斷以數字統治關系統攝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全面數字化的社會中，數字技術以數據為基本要素塑造了虛擬世界，數字孿生系統將物理世界完整地映射到數字化空間。數字空間的虛擬實踐經驗又以數據為載體反饋指導現實社會。數據成為核心生產資料，集中占有這一生產資料意味著擁有權力。馬克思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然而，資本主義數據權力被私人資本和帝國主義國家資本、國際資本所壟斷，其無序擴張以資本增殖的邏輯使數據嵌入資本循環過程。其中，勞動剝削為擴張提供價值源泉和物質基礎，金融化擴張加速其滲透速度。但是，數據權力的壟斷并不能解決資本主義世界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基本矛盾，反而加深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以及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民族矛盾。

　　當代世界已經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言明的“世界歷史”，數據不僅連接了數字技術，也連接了世界，特別是數據權力的金融化擴張使得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更加顯著。在世界矛盾和世界危機中，我國也不免受到沖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經濟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當然，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公平赤字等問題也客觀存在。這些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要正視并設法解決，但不能因噎廢食。”面對這些問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夠為我國應對數據權力壟斷等內、外部問題提供制度基礎和體制優勢。不可否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存在數字企業壟斷與不正當競爭問題，但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數據權利最終演化成統治權力相對比，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方式下數據權利歸根結底服務于人民，在制度完善、治理有效的情況下就不會演化為統治權力。不斷做強做大做優國有企業、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都能夠為我國參與世界市場競爭提供有效的組織形式和堅實的物質條件。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為我國治理資本、駕馭資本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實踐經驗。

　　第一，發揮政府作用引導數字資本健康發展。數據權力壟斷的負效應不僅出現在西方，而且也在我國顯現。“伴隨頭部平臺企業數據壟斷優勢的自我強化，雙輪壟斷領域邊界不斷擴大，數據要素配置管理和監管工作難于統籌協調，社會競爭秩序遭受破壞，缺少數據綜合管理部門，社會福利損失、企業創新動力不足、收入分配不平等等經濟問題日益突出。”對此，我國政府要更好發揮作用，主動作為，及時干預掌握數據權力的數字資本擴張。其一，規范財富積累機制需包含規范數據積累機制。政府要從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兩個方面完善資本性所得管理，注意考察數據資本化的新情況，引導“勤勞致富”“依法致富”和“創新致富”，此“富”的內涵包括數據財富。針對此，要有相應的措施配合，以稅收減免和財政獎勵措施來鼓勵數據權力應用于實業發展、生產發展和創造發明，在考慮大數據時代勞資關系新變化的基礎上逐步完善法律法規，進而保障勞動者收入和權益，并加大處罰力度打擊數據侵權。其二，防止數字資本脫實向虛、無序擴張。數據權力具有自我強化機制。平臺企業的形成一般經歷三個階段，即“燒錢策略和鎖定戰略占領市場—綁定銷售、價格補貼等方式擴大消費者的交叉網絡外部性—實現業務整合、技術控制和行業標準控制并金融化”。數據權力既作用于第一、第二階段的惡性競爭，也作用于第三階段的金融化，它在作用于惡性競爭后使得循環加強，并在金融化的過程中加速現實化。監管部門要審慎對待平臺企業參與金融領域并重點打擊惡性競爭的行為。其三，充分發揮好國家數據局的作用。適應時代要求，我國已經組建國家數據局，但如何使其發揮好作用仍然是一個尚待探索的問題。大數據時代，數據權力的濫用是迅速而隱蔽的，且體現出強大的現實支配力。國家數據局需要具備對數據權力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鏈條管理”以及快速對濫用行為做出反應的足夠權力和強大能力，相應地要賦予其足夠的權限而不能束縛其手腳，并積極應用數字技術豐富管理手段。數據權力的監管與反監管是一場權力和技術的雙重競賽。總之，要通過政府干預，實現數據服務于生產。馬克思指出，資本的目的“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不能幻想唯市場化是萬能的“靈丹妙藥”。

　　第二，支持國有企業、創新型企業參與數據權力分配。截至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整體規模居世界第二；有3.55億5G手機用戶，約占全球3/4；大數據產業規模達1.3萬億元。數據表明，即使數字帝國主義集團對我國實施數據隔離、封鎖，我國依靠國內數據規模與質量也能夠滿足尖端技術的大數據需求，為我國數字經濟提供強大的發展動力。當前的主要問題在于科技領域“數據煙囪”林立，數據不能有效互通和整合，不利于協同創新。2018年國務院出臺的《科學數據管理辦法》就旨在拔掉“數據煙囪”，高新科技與優質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都需要數據匯集以大數據的形式發揮作用。從本質上看，數據作為大數據時代的關鍵生產資料，是關系國計民生、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資源，國有企業需要參與到數據權力的分配之中。列寧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集中的，有計算和監督的，社會化的。”通過國有企業參與數據權力分配，既能實現數據權力的集成化以發揮最大效用，又能實現對數據權力的有效監督和社會化利用，彰顯舉國體制優勢。現實的國際競爭也要求國有企業和民族企業承擔起推動大國崛起的使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表面上宣揚自由貿易，實際上卻在明顯地實施“雙重標準”。2019年5月美國就曾組織32個國家在捷克召開“布拉格5G安全大會”，發布“布拉格提案”，企圖排除中國5G技術產品。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顯然，我國支持國有企業和創新型企業掌握和運用數據權力至為關鍵。黨中央明確指出，要“以《全球數據安全倡議》為基礎，積極參與數據流動、數據安全、認證評估、數字貨幣等國際規則和數字技術標準制定”，要“反對數據霸權和數據保護主義，有效應對數據領域‘長臂管轄’”。第三，倡導通過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破解數據霸權。馬克思指明：“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所謂資本意志，實際上是圍繞無休止的逐利展開的，其崇尚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剝削和統治是必要手段。“數據是知識進步和治理改善的重要工具，而同時，它們也會成為那些希望維持現狀的人手中的有力工具。”資本通過數據權力擴張進行的意志宣揚，期望的是通過思想控制使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現實中的不平等。然而，全世界更多的是認同共同發展和共享發展的廣大人民群眾。數據這一資源相較于傳統資源具有超耐用性和可復制性的新特征，打破了非此即彼的占有關系，因而其本身就具備支持共享發展的得天獨厚的優勢。未來社會的一個特征是共享經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數字技術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愿意分享自己的勞動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強調：“中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攜手走出一條數字資源共建共享、數字經濟活力迸發、數字治理精準高效、數字文化繁榮發展、數字安全保障有力、數字合作互利共贏的全球數字發展道路，加快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智慧和力量。”2022年6月8日，“中國+中亞五國”外長第三次會晤通過了《“中國+中亞五國”數據安全合作倡議》，這為反對數據霸權和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做出了積極有益的嘗試。數字帝國主義國家妄圖構建的數據霸權終歸有礙于人類文明與進步。在數據權力的形成和演化中，世界格局正在重塑。倡導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只有倡導共享發展，才能贏得人心、贏得未來。

　　參考文獻（略）

　　注釋（略）

　　基金項目：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和發展趨勢研究”（編號：19LLKDA012）。

　　本文載于《內蒙古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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