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資產階級解釋學的源頭是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按照這個學說,人何以能“行動”,蓋滿足以下歸因鏈條:人——享受物質生活的人(所謂“質料因”)——經濟利益的人(所謂“形式因”)——具有商業理性(即5>3)和會計算的人(所謂“動力因”)——最大化行為的人(所謂“目的因”)。此種分析規劃是對“性即是理”的顛倒,把物性和人性高度一統化(卻都排斥“歷史”,尋求所謂的變動不居之人性)。然則,現有兩大經濟學系統共有的部分是認可工藝學對象——財富生產,分歧之路在于各自建立從對象到研究對象的學說研究體系:一為物象關系到物象研究對象(否認人性是歷史變動的),一為生產關系到歷史研究對象(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之總和 )。但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對象果真能夠和財富對象合而為一,從而實現和自然科學規定的一致性意義上的統一嗎?物的解釋學期望達成這一效果。事實卻往往與愿望相違。可見,資產階級由于不愿意正面審視社會對象(這一點即意味著它沒有真正意義的社會科學),也就不能夠切近對自然科學的理解。其用于社會解釋的三大法則——因果、功能和意圖,說到底,為了尋求“統一物象觀”罷了。(相關閱讀材料參閱《保衛資本論》尤其修訂版第七章“解釋學的謬誤”)
一、研究對象“真假大戰”
“人類不是在開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覺地從事自己的舊工作。”(馬克思)研究對象的科學事體亦是如此。立在讀者面前的是“兩種經濟學”:(1)生產關系的經濟學——A經濟學,或直呼A;(2)資源配置的經濟學——B經濟學,或直呼B。一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是科學研究領域的唯一理論經濟學;另一者是“仿真的理論經濟學”,即以理性之手消殺研究對象譜系學的“幽靈建筑”藝術。且看康德的仿真術怎么說:
“我把一種建筑術理解為種種體系的藝術。由于正是系統的統一性最初使平常的知識成為科學,也就是說,用知識純然的集合體構成一個體系,所以建筑術就是我們一般知識中的科學性因素的學說,從而必然屬于方法論。在理性的統治下,我們一般而言的知識不可以構成一個集合體,而是必須構成一個體系,惟有在體系中,它們才能夠支持和促進理性的根本目的。但是,體系應該理解為雜多的知識在一個理念之下的統一……如果人們應當把某種東西稱為方法,那么,它就必須是一種按照原理進行的程序。”(康德《純粹理性批判》)
對于這段話,一種注解是:“潮流已轉向經濟解釋……精細的研究正逐漸出現……答案極為簡單……就是:當私有產權被壓制時,經濟就會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運行成本。結果增長受阻。換言之,廣義的交易成本雖然在私有產權及相關的自由企業制度下也非常之高,但仍然比在人類已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下要低得多……與流行的觀點相反,我的觀點是,經濟學是‘精密的’科學。人類行為的經驗性規律比得上物理學中的規律。”(張五常《經濟解釋》)
《保衛資本論》為此提出勞動二重性之于物象二重性的“真假大戰”。質言之,研究對象“守一”“講二”“言三”,稱其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意義,實不為過也。蓋因任何研究對象守的都是該學科領域的“一元論”,講的都是學科對象的矛盾性,繼而言說幽靈主體據以開展自身活動的結構。如此,知識體系和理論架構(即“萬物”)得以完備建立。研究對象是一門科學研究的牢固地基,不可不考,不可不察!而察之,即有“真假大戰”的故事發生。既是思想巷戰,亦為兩軍對壘!于是可以斷言,“資產者看到產品經常成為生產的條件。但是他沒有看到,生產關系本身,那些他借以進行生產并且在他看來是既定的自然關系的社會形式,是這一特殊社會生產方式經常的產物,并且只是由此才成為經常的前提。不同的關系和因素不僅變成一種獨立的東西,并取得一種奇異的、似乎彼此無關的存在方式,而且表現為物的直接屬性,取得物的形態。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的當事人是生活在一個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們本身的關系在他們看來是物的屬性,是生產的物質要素的屬性。但正是在最后的、最間接的形式上(同時在這些形式上中介過程不僅變得看不見了,而且甚至變成自己直接的對立面),資本的不同形態表現為生產的實際因素和直接承擔者。生息資本在貨幣資本家身上人格化了,產業資本在產業資本家身上人格化了,提供地租的資本在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身上人格化了,最后,勞動在雇傭工人身上人格化了。它們作為這樣一些在獨立的個人身上(這些個人同時只是表現為人格化的物的代表)人格化了的固定形態,加入競爭和實際生產過程。競爭以這種轉化為前提。資本的這些固定形態,對于競爭來說,是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義上存在的形式,而競爭本身在自己的表面現象上只是這一顛倒的世界的運動。就內在聯系在這種運動中的實現來說,這種內在聯系表現為一種神秘的規律。政治經濟學本身,這門致力于重新揭示隱蔽的聯系的科學,就是很好的證明。”(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二、研究對象的“是非之戰”
資產階級工作者普遍以唯心史觀術語為理論的辯護詞,無產階級理論家當以“唯物史觀術語”應對之。這是一場是非之戰,是求取正確的知識科普。站在社會主義學術批判角度,A為“是”,B為“非”,——這就是A與B的是非之戰。以“資本工資”術語而論,守護的是A經濟學,既是階級工資,亦為拜物教收入,以階級工資之規定性驅趕拜物教工資之理論迷霧。其守護的是“生產關系的一”。“要GDP,要高質量GDP,不要唯GDP!”“GDP可能不精確,如果始終按統一標準計算,增長率是可信的。”(王希蘇)這可能是GDP的唯一好處。可社會主義工資無論如何不能滿足于“GDP工資”。為什么?因為和GDP連通的是“收入論”,是新古典工資,而新古典工資守護的是“資源配置的一”。即在這里,此一非彼一,難以共生,“資本工資”的對立面就是“新古典工資”,換言之,“新古典工資”的對立面同時也就是“資本工資”。
簡言之,對新古典工資的“一”予以邏輯支撐的是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以“物象范疇”管轄“市場范疇”)。“可以顯見,物象二重性(非批判)是勞動二重性(批判)的對立面規定。”繼而,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之沒把物象二重性“言說”出來,原因在于:認為這不必要和它是不言而喻的。言說任務事實上由資產階級新古典庸俗派來完成。馬克思對此沒有進行理論明確,在于他當時盡管已經非常清楚庸俗學派將干什么,但庸俗學派的理論究竟要怎樣做,并不十分明了。畢竟,“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馬克思)
破案的工具仍然是辯證法。第一,“使用價值和價值并非單純空間要素,乃是實體二因素,引申出了對運動和構造的探尋。”第二,“價值是財產關系范疇。勞動二重性引出市民財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問題,也就引出了商品生產關系的規定性,由商品二重性進一步引出了價值形式的運動。”第三,“往深層看,勞動二重性委實是說明‘商品生產關系運動’的發生,商品二重性委實說明‘商品交換關系運動’的發生。在對運動的發生現象的說明中,構造問題同時囊括進來。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實在的認識因素書寫進來,效用關系作為了財產關系特殊表現的載體形式和實現手段,從而有了全面揭批商品拜物教認識(即實施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客觀基礎。”第四,“不同于勞動二重性是建立物質發展(物質內容的存在者)對勞動發展(社會內容的存在者)的工作對應關系,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質自身的物象工作關系,從而在不涉及整體的情況下,方便了把物質的方法同時說成是社會的方法,把物質的規定同時說成是社會的規定。”第五,“可見,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內涵是尋求物質內容和物質形式層面上的‘物質’與‘社會’意義的對接。實踐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規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繼續);前者是將物質內容處理成‘實體’,后者則將社會內容處理成‘形式’。產生一種工作效果:物化對物的生產予以肯定,物象化為之擬像,促成拜物教認識。”第六,“據此,物象化是對資產階級‘第二自然’的直接指認,是對社會物質生活的現象錯識。物的解釋是隱身的一個預定好了的工作規定,只仿佛存在的‘顯像過程’。”(論解釋學謬誤:《保衛資本論》第七章)
三、研究對象的“美丑之戰”
要A還是要B,還是兩個都要?有人擔心經濟的物象性,而希圖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律稱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字面上的正名具有積極意義,然不足以抵消幽靈學與現象學日趨激烈化的理論斗爭。A經濟學與B經濟學的路線斗爭根本無可回避,實際也無法取消。要之,A-B路線斗爭是無法取消的,唯有直面斗爭,才有真正的科學規范。
由物象起步,先抓取肉身,提取“物象化理論”,使肉身之戰有利于物象學擬制;繼而驅逐幽靈,再人為地制造自己可意的“假幽靈”。反過來,從假的幽靈性出發,作為公理假設(這是名義上的,實則為“B式謬誤”即常識的神秘化),其期盼免除接受真理檢驗之麻煩。總起來看,這就是“B式”經濟學——所謂“實證的常識在場方式”,物象二重性據之分解為三個運動構造,即物象版生產方式(“市場范疇的幽靈”或曰無差異供求曲線)——物象版生產關系(“市場范疇的肉身”或曰市場商業危機)——物象版交換關系(“市場范疇的物象”或曰經濟和諧意旨的一般性均衡)。不同于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的B體系,由勞動二重性支撐的“論資本”和“政治經濟學批判”(A體系)致力于以“主體范疇”駕馭“經濟范疇”。概言之,由唯物史觀(不斷得到檢驗的“A式真理”)引出生產關系的A經濟學,而由物自體(常識的神秘化)引出資源配置的B經濟學。這是所謂兩種經濟學“AB之爭”,實際是唯物史觀邏輯與物自體邏輯的工作PK。一者是美學規劃的“主體反抗”路線:物質資料生產的“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是真幽靈的“革命幽靈學”。一者基于辯護學,設計物象化理論,于是,物象風格浸淫全部的經濟設施,使之變異為解釋設施。而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理論”:己所不欲,偏施于人!豎立在生產的理解底座之上的是資產階級的全部解釋設施——資產階級的知識和概念,從而對于這個體系來說,解釋永遠是純理論,“理解活動的本質”即在于有效利用解釋對象。
科學研究的美學事件只能發生在“三人行”工作層面。美學規劃在先,為丑辯護在后。AB立場之爭、路線之戰,實為“自己”(真的生產關系經濟學)同“自己的影子”(假的生產關系經濟學)的理論戰斗。這是一場認知戰。“守一”即明是非。所謂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針對勞動美學歷史追求的《資本論》研究對象而發出的議論!“講二”即觀真假。所謂有教無類,道不同者不相為謀!政治經濟學批判因應“路線斗爭”而生,是為經濟理論之“資本邏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必須在《資本論》與為勞動異化辯護的新古典研究對象的經濟術語之間,以真理的出場應對常識的在場,尋求幽靈學與現象學的認識對決。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言三”即別美丑。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共產黨宣言》的幽靈”是共產主義的一種隱喻,征兆了“在歐洲游蕩”的共產主義“、神話”了的共產主義、“歐洲的一切勢力”圍剿的共產主義;通過“闡釋征兆”,揭發“幽靈”隱喻真相,解明“幽靈”是“歐洲的一切勢力”對共產主義形象的惡意塑造,隱藏了社會對抗,證成了“共產主義的在場”(劉剛)。為此,必須區分生產關系之“幽靈們”及其“肉身們”“物象們”。從理論內部爭奪“領導權”看,由“革命幽靈”(《共產黨宣言》)統帥的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反之,由“物象化理論”(幽靈的影子)所統帥的經濟學則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及其“市場經濟學的思維形式”。然則,“革命幽靈們”(生產關系的主體幽靈)的功能委實在于從事對資產階級范疇的各種形式的批判,以溯洄從之的“在水一方”意志考訂經之緯之譜系學,制訂戰斗行動計劃。反之,“反動物象們”(資源配置的市場幽靈)以白露伊人的“蒹葭萋萋”意志仿真物象主體,時刻防范勞動者工人的階級覺醒。
結語:競歌舞——常識方式何時休
“世人怎道阿賴耶,堪憐!真理亦比邏各斯!曲曲彎彎史不通,彎彎曲曲行不通。誰人識得主義面?俱往矣!物不語,心不指,毋意乎?毋必乎?理哀哉,毋固乎?若琢若磨,毋我乎?嗟乎!乃知古時人,亦有知我者。覺從伏惟路艱難。行如尚饗!”(《保衛資本論》判詞)《資本論》研究為此需要走出直面現象的“碎片化文義”,回歸事物關系的整體;同時,它的傳播亦需要在不斷提升文化品位中實現對“批判規定”理解域的回歸。
“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李清照)“燎沉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周邦彥)生產關系的一與資源配置的一“皆為一”,所謂“并刀如水”。此古今是非之論。
“花自飄零水自流”,“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處。”“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李清照)“秋陰時晴向暝。變一庭凄冷。佇聽寒聲,云深無雁影。更深人去寂靜。但照壁、孤燈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周邦彥)勞動二重性的二與物象二重性的二“皆為二”,所謂“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古今真假之辯。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白居易)所謂琴心簡譜,即“他思已窮我恨未窮”“他曲未終我意已通”。真假美猴王大戰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學事項。于是,“資產階級學者并沒有對于這種母子生發、互動實踐關系的深刻見解。海里希稱,就嚴格意義來說:‘馬克思和李嘉圖之間幾乎沒有共同點,而有太多的差別。’”(論解釋學謬誤:《保衛資本論》第七章)《資本論》研究對象的三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三“皆為三”,幽靈性、肉身性、物象性是時空永恒對象的“幽靈共在”。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論語·述而》)此古今美丑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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