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辯證法緣起于人類籌劃生存的實際需要，通過話語修辭、邏輯推理等形式，參與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提煉并表達人類的生存經驗。自古以來，辯證法都是在解答時代問題中贏獲賴以立足和發展的實體性內容，正是內容推動并引領辯證法的發展。“蘇格拉底方法”的要旨是改造當下生活、構建新的時代原則，柏拉圖開啟的“思辨的辯證法”在“形式論證”的方式下考察事物、闡明思想。黑格爾建構了“思辨邏輯”，借以超越柏拉圖等人所迷執的“知性邏輯”，在抽象思辨語境中表達了“歷史感”，把辯證法實現“普遍物的特殊化”的本質要求展示出來。馬克思深刻洞悉社會歷史創造因素優先突出的時代境遇，拒絕從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向度來闡釋辯證法的認知思路，把黑格爾的“抽象的—歷史性思考”翻轉為“現實的—歷史性思考”，闡明以返回生活世界為導向的辯證法新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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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學領域，但凡一提到辯證法，人們都會想到黑格爾這位大哲學家。辯證法被公認為黑格爾史無前例的哲學成就，標識了黑格爾哲學無與倫比的思想品格。黑格爾言簡意賅地闡述了辯證法的存在地位及意義:“辯證法是現實世界中一切運動、一切生命、一切事業的推動原則”，“又是知識范圍內一切真正科學認識的靈魂”。馬克思立足于嶄新的本體論原則，從根本上改造了對民族精神產生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為哲學的進展建構了新的思想生長點:其一，把歷史作為原則引進哲學，在本體論高度上推進和豐富了哲學的內涵;其二，把關注和切中現實世界問題當作哲學安身立命的基礎和支柱，開啟了哲學實現自身的合理可靠的路徑。貫徹“歷史原則”和“現實要求”，馬克思在把握并實際參與現實生活運動中為辯證法贏獲了旺盛的生命力。我們在此著重探討如下問題:(1)當今以闡釋和運用辯證法為名的某些研究，在話語游戲、文化解密、思維操練等形式化的技術性活動中流連忘返，把辯證法解讀為只是思維之“批判性”這一個向度的展開，且聲言以黑格爾的相關理解為依據，甚至追溯到蘇格拉底那里尋獲學術支持。這些做法是思想的進展還是倒退?(2)黑格爾深刻領悟“歷史感”，在嚴密的邏輯腳手架中建構了內容引領辯證法前進的思想道路，以至于在絕對精神瓦解之后，黑格爾的辯證法“合理內核”保留下來，且依然熠熠生輝，成為解決當代問題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這究竟是如何成為可能的呢?(3)黑格爾從絕對精神的自我活動及其需要出發，“只是為歷史的運動找到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馬克思明察黑格爾“概念式地理解”歷史的實質，深刻闡明辯證法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構成的“歷史感”中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本質要義及其切中現代社會現實的發展前景。
一、蘇格拉底方法的真正關切
關于辯證法的形成基礎及其存在性質，當今學術界可謂耳熟能詳:辯證法根植于人類籌劃生存的實踐活動，現實生活過程乃是辯證法賴以持存和發展的舞臺;只有合理解答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為生活世界提供有效可靠的文化辯護和精神引領，辯證法才能展示其思想的偉力與光輝。雖說這些觀點清楚明白，然而，全部問題的關鍵仍然聚焦于人們能否依循辯證法的本性來闡揚和運用辯證法這一要點上。時下一些圍繞辯證法的學術研究，讓我們并不能輕松肯定地回答這一問題。例如，模仿黑格爾所設計的邏輯架構和范疇推理方法，把辯證法闡釋為罔顧內容支持的思辨游戲;或者由黑格爾追溯到蘇格拉底，從“蘇格拉底方法”的諷刺向度形成聯想，把辯證法想象為專擅否證性論辯的修辭技術。諸如此類的研究，或許可以觸及辯證法本性的某些方面，但熱衷于并滯留于外在形式化的論證，無視內容之于辯證法的決定性，不可避免地錯失辯證法存在與發展的動力構成機制，造成不該有的思想遮蔽。在此，我們先把視線指向黑格爾所闡述的蘇格拉底方法。
黑格爾概括了蘇格拉底方法的要點:“(一)從具體的事例發展到普遍的原則，并使潛在于人們意識中的概念明確呈現出來;(二)使一般的東西，通常被認定的、已固定的、在意識中直接接受了的觀念或思想的規定瓦解，并通過其自身與具體事例使之發生混亂。”蘇格拉底方法的實際開展有兩個環節:其一，“蘇格拉底諷刺”。蘇格拉底喜歡從日常觀念入手，向人提出問題，通過一問一答的對話，層層推進論題，引導回答者自己暴露缺陷，從而引申出與日常觀念不同且大多數是相反的結論，最后得出真理。其二，“接生術”，亦即“幫助已經包藏于每一個人的意識中的思想出世”。所謂潛存于每一個人的意識中的思想，一是指不同于具體事物的某種普遍性，二是指與習慣性認知不同或對立的某些觀念或認識。這兩方面內容通常都是人們不能直接把握到的。蘇格拉底通過提問和談話，引導人們“從具體的非反思的意識中揭發出具體事物的普遍性”，或者“從普遍認定的東西中揭發出其中所包含的對立物”，能夠激發新思、開啟新智。由此足見蘇格拉底方法的積極意義，黑格爾贊譽蘇格拉底的談話包含“陶鑄”的成分，可謂一語中的且深諳要領。
我們據此嘗試歸納蘇格拉底方法的幾點要義:其一，從個別、具體、有限的日常經驗意識上升到具體事物的“普遍性”。其二，從流俗普遍認定的認識或看法中發現并抓住不同的相異點或“對立面”。其三，采用抽絲剝繭式的話語和論辯使真理脫穎而出，辯證法似乎離不開“形式化”的修辭套路或巧計。
這三點要義在蘇格拉底之后，逐步獲得哲學史的認同而固定下來，被當作辯證法的基本配置。值得提出的是:蘇格拉底與人辯論時，使用包含著激發、設疑、勸誘、反諷等的手法，讓對方不知不覺地接受蘇格拉底所希望的觀點或思想。這種“最聰明的勸誘法”，蘇格拉底屢試不爽，無疑為辯證法即修辭化運作、辯證法即是否定之觀點或判斷提供了頗有分量的支持，以至于蘇格拉底方法在內容上的追求不被人們所看重，蘇格拉底方法所關涉并致力于解決的時代問題也就有意無意地受到忽略或遮蔽。于是，后世但凡對辯證法進行知識考古，人們就一定要上溯到蘇格拉底這里，因為蘇格拉底在對話和辯論中的修辭化用法簡直可以被直接拿來使用。這就是說，當今熱衷于從形式化向度想象和闡發辯證法的致思傾向，的確不是空穴來風。問題在于，如此這般頗有聲勢的解讀有沒有忽視蘇格拉底方法中最不能忽視的要旨呢?蘇格拉底方法的本質精髓是在表達形式上還是在內容方面呢?
黑格爾在評價蘇格拉底被處死的結局時認為，“蘇格拉底應該可以作為一個私人哲學家而活著和死去，他的學說應該可以為他的學生們安靜地接受，也可以得到傳播，而不為國家和人民所注意”。這一評價實際上表明:蘇格拉底的所思所為，不是純粹的個人思辨把玩，而是意在通過介入單個人的活動而建構“人民精神”，具有改造和提升時代原則的自覺與擔當。然而，“蘇格拉底的原則造成了整個世界史的改變，這個改變的轉捩點便是:個人精神的證明代替了神諭，主體自己來從事決定。”就此確鑿無疑的是:蘇格拉底通過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的外在形式，動搖人們習以為常的俗見，喚醒人們的思考，以便實現改造當下生活、推進社會發展的愿望和目的。蘇格拉底被判罪的結局，在一定程度上證明蘇格拉底的意圖得到了實現。這就呈現了蘇格拉底方法實質上的內容追求及其不可否認的成功。因此，如果蘇格拉底方法的現實開展其實正是蘇格拉底本人生活方式的展示，那么，這不過是以現身說法，無可辯駁地凸顯了辯證法源發并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根本取向。這才是蘇格拉底方法最關本質的精髓。既是這樣，如果無視蘇格拉底思考中的這一至關重要的取向，只抓住蘇格拉底方法修辭化開展的形式維度，最終衍化認為辯證法是在形式化機制演繹中獲得發展動力，這真是藉由蘇格拉底而理解辯證法之本質的正確思想道路嗎?
20世紀的列奧·施特勞斯對蘇格拉底可謂情有獨鐘。施特勞斯立足于典型化的現代性處境重審蘇格拉底的思想，力圖揭示蘇格拉底問題的現代性效應。在施特勞斯看來，蘇格拉底“真正掌握了辯證術”，也意識到言辭或修辭術的“根本限度”。不過，蘇格拉底的“賢人風范”表現為總是就各種屬人事物或人類事物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這個問題，探討在自己時代不受待見甚至傷害了自己時代的倫理生活卻蘊涵著巨大歷史發展前景的問題。施特勞斯真切洞察到蘇格拉底思想之要旨:蘇格拉底關注并致力于解答自己時代的生存倫理問題，其方法正是服務于解決時代問題這一實際需要的。以此來對照，那些癡迷于蘇格拉底修辭術的解讀，其實就是固執單純否定性的形式化的策略式的理解，施特勞斯的闡釋不啻是當頭棒喝。除非立足于蘇格拉底思想的基本態度和使命訴求，以及深入于蘇格拉底所思考的時代問題，否則人們對蘇格拉底方法的理解就會不得要領，也就不可挽回地與蘇格拉底方法之精髓失之交臂。雖說蘇格拉底表達思想所采用的形式充滿著“靈機”，有讓人流連忘返的吸引力，但若只是抓住蘇格拉底的修辭術表達方式，甚至將之當作蘇格拉底方法的核心，罔顧蘇格拉底念茲在茲的關乎時代的實體性內容，毫無例外屬于主觀主義的倒退式理解，勢必落入似是而非的困局之中。
蘇格拉底通過對話和正反辯論，把人們的意識導入困惑，具有引導人們自己去思考的效果，實則是幫助人們確立“自我確信”和“自我決定”的絕對權利。這就是蘇格拉底方法在修辭化的否定性話語中所蘊涵的肯定性內容。當然，這一原則的實行，與現存的“人民精神”發生了沖突。傳統習俗理所當然地抵抗蘇格拉底的新原則，反對新原則帶來的攻擊和傷害。黑格爾目光如炬，針對蘇格拉底被處死的結局，指出“能夠理解蘇格拉底的并不是他的同代人，而是后世人”。這一評價恰恰意味著蘇格拉底倡導的主觀自由新原則與現存的世俗世界相關聯，并已然開始顛覆現存的世俗世界。所以，只要立足于西方歷史的總體進程，如果不是故意否認，我們就可以發現，蘇格拉底以悲劇的方式實現了自己的愿望:推動了生成一個新的更高的社會現實，與世俗生活處于敵對關系的新原則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這種生成如果不可避免地有其時代動因，且注定要以民族傳統為后盾，那么它必定真正體現并順應了確定不移的必然性，而且顯而易見具有歷史的性質。施特勞斯頗有卓識地揭示蘇格拉底問題在后來的西方現代性宏大場景中的出場，確鑿無疑地確證了這一必然性。這樣說來，蘇格拉底關注世俗倫理生活所呈現出來的肯定性的思想內容，標識了辯證法與現實生活的歷史運動的本質勾連。
十分清楚的是，即便蘇格拉底的修辭術的確充滿著魅力，讓很多對話者為之傾倒，但蘇格拉底的本意根本不是為了構造一個以修辭術為鵠的、超越時空限制、仿佛可以作為公式流傳下來的純形式的方法。蘇格拉底使用話語修辭技術所表達的思想，清晰可辨地昭示:辯證法蘊涵著肯定性的內容，辯證法與生活世界的歷史性運動緊密相連，反諷式的話語真切表達了肯定性內容及其歷史性運動。毋寧說，蘇格拉底自覺不自覺地為辯證法設置了最初的理論境域和起點。這是我們理解和運用辯證法須臾不可失卻的思想高度。正是這樣，透過而不是滯留于蘇格拉底的修辭化形式，我們才能真正把握蘇格拉底沉思的精華;堅持表達形式與實體內容的統一，而不是固執于無內容的單純形式，我們才能在正確的思想道路上運用和推進辯證法。
二、黑格爾是如何推進辯證法的？
蘇格拉底通過充滿感召力的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的表達形式，隱而不彰地踐行辯證法有賴于實體性內容之引領的原則性要求。事物的形式具有相對穩定性—蘇格拉底的修辭術至今仍被看重可被視作一個證明，事物的內容則是活躍的、可變的。辯證法自古至今的進展，正是依賴于普遍性的、必然性的、肯定性的內容的內在推動。那么，辯證法內容生成的動力傳導建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們在怎樣的視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并運用形式與內容相統一的辯證法呢?
黑格爾指出:“第歐根尼·拉爾修以及其他古代的哲學史家曾明白說過，在伊奧尼亞派創立了自然哲學、蘇格拉底創立了道德哲學之后，柏拉圖又加上了辯證法。這種辯證法并不是……把觀念弄混亂的那種智者派的辯證法，而是在純概念中運動的辯證法”。這里至少透露了兩條信息:其一，哲學史認可蘇格拉底致思的要旨在于，關注世俗倫理以及道德重建等現實問題，其辯證修辭術植根于并服務于這一目標。其二，辯證法的存在顯然與柏拉圖有關，此論的依據就是柏拉圖所精心思考的“在純概念中運動”的辯證法。
我們知道，柏拉圖把世界二分為可見的感性世界與可知的理念世界，其研究和思考的焦點集中在“純粹思想”即理念世界中。柏拉圖把“對純粹思想本身的考察”叫作辯證法，視這一研究為哲學的“最高點”。他認為，感性世界是不真實的，為他物所決定;理念世界是最真實的，代表著真理和本質，支配和決定感性雜多的東西。柏拉圖對理念的原則性規定值得關注:理念具有自我產生和自我變易的能動性，是“自己規定自己的、自身具體的共相”，是通過辯證運動把對立、區別包含在自身內的普遍性思想。“自我產生的能動性”、“自身具體的共相”、“自我思維的辯證運動”，這幾個內涵指向明確的要素，把理念建構成自在自為的客觀的東西。它們內在相關地連為一體，標明柏拉圖已經把蘇格拉底的主體道德反省的“主觀反思”原則提升成為“客觀理念”。只有達到這樣的理論高度，才有“真正的辯證法”。所以，“在古代，柏拉圖被稱為辯證法的發明者。”正是這樣，第一，柏拉圖反對智者派的辯證法。智者派從這一概念推到那一概念，仿佛是作了“艱巨的發現”，其實是在概念之間“翻來復去”，未能實現對立面的統一，卻讓一切東西彼此分割和外在。這并不是“真正的洞見”，而是思維中的一個“完全的生手”，是“空疏的”辯證法。第二，柏拉圖反對愛利亞派的辯證法。針對愛利亞派的一個核心命題—“只是‘有’存在，‘非有’完全不存在”，柏拉圖指出其取消了真假的區別:一切皆存在，凡是不存在的，我們就不能感覺到、不能認知，凡是對我們存在的東西都是真的，這就沒有任何虛假的東西了。柏拉圖認為，“非有”也是存在的事物的基本特性，一切事物都是在不同的方式下存在、也在不同的方式下不存在。這類“抽象的”、“天真的”命題，實際上疏離了現實的“形式的”辯證法。柏拉圖向著這兩種辯證法的斗爭，正是最關辯證法之本質規定的建設。
黑格爾十分看重柏拉圖所達到的“思辨的思想”，認為柏拉圖對于“純粹思想”即理念的思考及其相關規定，“幾百年后一般地是醞釀成世界歷史和形成人類精神生活的新形態的基本因素”。這與其說是褒揚柏拉圖在哲學史上乃至世界史上“劃時代的貢獻”，不如說還有更為重要的意蘊，即期待深化辯證法的本質建構。如果這同時意味著黑格爾明察柏拉圖在辯證法建構方面還不完備，還有需要加以澄清和克服的欠缺，那么，柏拉圖的不足及解決必定具有關乎于辯證法建構之原則高度的重要性。
在黑格爾看來，柏拉圖常常僅“從個別的觀點出發”特別是針對“有限事物”提出問題，常常只有“消極的結果”，甚至“沒有結果”。盡管柏拉圖反對僅屬“形式論證”的辯證法，但實際上并沒有擺脫這一窠臼。在古希臘，以對話和辯論的方式開展思想活動，已然成為哲學家采用的主要方式。對話和辯論總是特別地針對個別的有限的事物，這些哲學家們堅信就此能夠解構人們現有的有限認知，引導人們接受自己所宣揚的觀念(即共相)，達到自己所要實現的目的。這是古希臘哲人們對于辯證法的開展所形成的一般性理解，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皆不能逃離自己的時代氛圍。在這種情況下，辯證法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特殊的東西的有限性及其所包含的否定性，點明特殊的東西的本質不在自身而在自己的反面，特殊的東西必然要過渡到自己的反面而獲得自己的本質。經過如此這般思想運動所達成的共相，顯然不是特殊的東西合乎自身邏輯地生成出來的，而是外在推演的結果。既是這樣，辯證法就只能是在“形式論證”中實現自身。與之相適應，柏拉圖從表象(個別)開始把共相(概念)發展和揭示出來，這正是古希臘思想家大都采用的思維方法。這種方法的運用或開展，形式上沒有缺陷，可以被看作十分完備的思想運動，人們也更加容易掌握—至今仍被廣泛使用即是明證。問題在于，這是形式邏輯的典型運行過程。柏拉圖建構的辯證法，在實際開展中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對于“形式邏輯”的路徑依賴。他的“思辨的辯證法”，力圖在“純概念的方式”下考察事物、闡明思想，實際上并沒有離開“形式論證”的時代成見，毋寧說卻在辯證法的名義下鞏固并推進了“形式論證”的做法。所以，柏拉圖并沒有真正實現辯證法旨在揭示“純概念的必然運動”的本質規定。“思辨的辯證法”在展開中居然銷蝕或動搖“客觀理念”的真理性，辯證法從柏拉圖開始就遇到了自身的“難題”。這里的要害在于:柏拉圖在建構辯證法中所達到的成果，與整個柏拉圖哲學一起，被后世哲學奉為圭臬(即柏拉圖主義)，廣為傳播。
黑格爾在借鑒和吸收前人的思想成就基礎上，主張“真正辯證法的概念在于揭示純概念的必然運動”。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則性視野，黑格爾盡管高度認同和肯定柏拉圖“在純概念中運動”建構辯證法的原則思路和方向，但依然毫不妥協地指出柏拉圖關于辯證法的洞見在其“形式論證”中變質乃至流失的缺陷。黑格爾堅信，辯證法一定不是我們常?？吹降哪菢?在柏拉圖那里，攪亂所要認識的對象，一味要引申出相反的一面，把與普通觀念相反的東西看成是最后的成果;或者像古代懷疑論那樣把“觀念中的矛盾”、或者像現代半途而廢地把對真理的逐漸靠近看成是最后的成果。黑格爾如此決絕地評價辯證法的“形式論證”方式，甚至把批判的視野或觸角延伸到自己的時代，與其說表達了與之劃界和區分的明確態度，倒不如說用否定性的話語無可辯駁地突出辯證法的建構與開展的原則性要求。黑格爾簡明扼要地指出:“概念的運動原則不僅消溶而且產生普遍物的特殊化，我把這個原則叫做辯證法。”毋庸置疑，黑格爾沿襲了辯證法“在純概念中運動”的本體論立場，建構了最為完備的“思辨的辯證法”即“概念辯證法”。黑格爾究竟是如何解決柏拉圖的“難題”并實現辯證法的思想提升或突破的呢?
黑格爾的創造性工作，最重要的是把“自我活動”建構為精神(或理性)的內在品質，揭示精神作為“絕對主體”的本體論內涵。柏拉圖把“理念”當作模型或原型，理念是自在自為的普遍性、真理、本質，但只是“在純全外在形式中”，從個別的有限的東西中推演“類”，得到共相。這一在“外在方式”中開展的思想運動，意味著辯證法和理念這兩端都不能達到普遍必然的“客觀意義的”真理。黑格爾明察柏拉圖思想的根本缺陷，獨具慧眼地挖掘精神在本質上的“自我活動”的存在性質。一方面是精神的自我把握。精神不僅知道自己的自在狀態或者內容，也不僅知道自己的自為狀態或者形式，而且知道自己在自在與自為統一狀態下的情況。這就是說，精神不僅知道自己，而且知道自身的否定亦即自身的“界限”。另一方面是精神的自我造就。精神不僅不惜“犧牲自己”而揚棄自身的主觀性，而且必定要揚棄對象的片面性，具有絕對信心去建立主觀性和客觀世界的同一，從而重建自身為“絕對主體”，并把這種確信提升為真理。正是擁有“自我活動”的內在品質，精神自身具有“活力”成為世界的“靈魂”和“共性”。既然精神“依靠自身”而存在，所以，精神的活動一定不會假求于外在的某種力量，而是自我授權地開展并實現自己的目標。黑格爾在嚴密自洽的本體論立場上，為辯證法進行了決定性的奠基，實現了辯證法真正“在純概念中運動”。
黑格爾的創造性突破還在于毫不妥協地堅持和強調，以精神“自我活動”的品質為基礎，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辯證法乃是精神作為“絕對主體”的內在運動及其自身展開的生產過程，完成“普遍物的特殊化”這一關乎辯證法實現的重要問題。精神自身具有“無限的素質”、“無限的內容”、“無限的形式”、“無限的權力”，因此，首先作為“內在運動”，辯證法標識了精神運動的內在機制。精神“不僅是自我意識退回到它的純粹內在性里，也不是自我意識單純地沉沒到實體和它的無差別性里，而是自我的這種運動:自我外在化它自己并自己沉沒到它的實體里，同樣作為主體，這自我從實體〔超拔〕出來而深入到自己，并且以實體為對象和內容，而又揚棄對象性和內容的這個差別。”其次，作為“生產過程”，辯證法不僅要產出作為界限和相反東西的規定——像柏拉圖等古希臘哲人們所追求的那種辯證法，而且特別要產出并把握這種規定的“肯定內容”和“積極成果”。同時，辯證法不是主觀思維的“外部活動”，而是內容的“固有的靈魂”，昭示著理性之自由創造的現實開展——合乎理性地考察事物，就事物本身的存在和過程加以客觀地分析，說明事物的內在聯系和必然性。
這就表明，如果說在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建設方面，黑格爾接續了柏拉圖的理念論的傳統，不過，在攸關辯證法之存廢的關鍵問題上，他用辯證法的現實開展過程來對抗柏拉圖的“形式論證”的方法，并對后者實施了徹底的批判和改進。只要把“內在運動”、“肯定性內容”、“內容固有的靈魂”等關鍵詞聯系起來就可以發現，黑格爾獨具匠心地建構了“思辨邏輯”(“在純概念中運動”)，借以超越柏拉圖等人所迷執的“知性邏輯”，從而展示了辯證法實現“普遍物的特殊化”過程的內在必然性及其實際可能性。由此看來，黑格爾從“本體論基礎”與“現實開展”兩端加強“概念辯證法”的建設，不僅強調兩端的相互依存和相得益彰，而且尤為突出地論證“現實開展”這一端的本質重要性，用“運動”來支撐辯證法保持“在純概念中”。換言之，除非獲得了在現實中開展的確鑿可靠的保障，否則，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就只能是用范疇來串連的虛幻說辭，辯證法也就不能達到真理的狀態。一言以蔽之，黑格爾力圖用“思辨邏輯”克服“知性邏輯”，從而解決柏拉圖的辯證法的“難題”。在此基礎上，黑格爾明確提出:(1)依照知性思維(邏輯)孤立地單獨地使用辯證法，就會流于“單純的否定”，形成懷疑主義;(2)主觀任性地把辯證法當作一種“外在的技術”或“往復辯難之術”，就會使確定的概念發生混亂，造成虛妄的假象和知性的抽象概念是真實的相反認知，用單純的機智掩蓋內容的空疏。我們應當敬佩黑格爾深邃的洞察力!這兩點批判當有針砭當今學術界那些形式化對待辯證法的做法?？梢钥隙ǖ氖牵诤诟駹柕霓q證法的視野中，“思辨邏輯”充分吸收“知性邏輯”的精華，把“知性邏輯”納入自身發展的必要環節，但倘若采用相反的理解路線，恰恰不折不扣地脫離了辯證法。
至此我們能夠明白，依照理性之自我活動的原則奠基，黑格爾精詳論證辯證法合乎理性原則的現實開展，揭示“基于自身并且積極地以自身為根據的”運動乃是辯證法不可或缺的內涵。換言之，以理性自我活動為原則，事物的發展基于內生的動因，從而具有不可遏制的必然性，并通過富有內在聯系的基本環節聯結而表現為一個復雜過程。概念辯證法的要義在此一目了然:概念辯證法是“經過思想的理性法則”，是“思辨的真理”，“雖說只是思想的、抽象的東西，但同時也是具體的東西，因為它并不是簡單的形式的統一，而是有差別的規定的統一。”作為“思辨的真理”，辯證法獲得了客觀性、普遍性等品質，能夠引領人們認識一切事物依其本性的內在進展的真相，從而成為“真正科學認識的靈魂”。黑格爾為人類思想運動發掘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構成性原理，為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建構了彌足珍貴的方法論。我們要追問的問題是:黑格爾何以能夠達到這樣的成就?
從辯證法的自身建構來看，最為關鍵的是引進以“自我活動”為原則來揭示事物的本性，進而從事物內在聯系中闡述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從事物合乎理性的發展中闡明事物變化發展的過程性。毋寧說，黑格爾在“思辨邏輯”的語境中抽象表達了“歷史感”。以柏拉圖的辯證法為對照即可證明:無此“歷史感”，也就奢談“思辨邏輯”;無此“思辨邏輯”，也就根本不會出現“更高級的概念辯證法”;“歷史感”正是克服和走出柏拉圖的辯證法“難題”的利器。恩格斯在評價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時曾指出:“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特別是從黑格爾以來，已經成了一般人的意識”。由此足見黑格爾所闡發的“歷史感”之于辯證法的建構性質。唯其如此，黑格爾完成了辯證法“在純概念中運動”的體系建構，標志著辯證法理論的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和結束，對于時代精神的塑造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三、辯證法的當代境域
黑格爾的睿智與洞察力在于:遵循理性之自我活動的原則，事物從小到大、由微而著的“歷史運動”是普遍法則，“歷史感”不僅是事物本身的存在與發展的基礎，而且也是人們認識事物的前提。即便是絕對精神，也離不開“歷史感”——沒有歷史，絕對精神就是沒有生命的、孤寂的東西。歷史構成絕對精神的王座的現實性、真理性和確定性。黑格爾認為“歷史運動”或“歷史感”對于絕對精神的開展起著基礎性的、奠基性的作用，將“歷史感”的本體論意味及重要性標識了出來。這一哲學史上史無前例的創造性工作，固然與黑格爾個人的卓越才華分不開，但根本動因仍是超越個人并引領個人的社會現實力量。
在黑格爾看來，“哲學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確認思想與經驗的一致，并達到自覺的理性與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達到理性與現實的和解。”他把“現實”理解為“本質”與“實存”的統一，認為它是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獨具慧眼地論證“哲學的內容就是現實”，建構了以往哲學皆無可比擬的全新的哲學氣質——哲學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不僅要面對“應當如此”的追問，更要解決“真實如此”的問題。簡言之，關注生活世界的辯證運動，把握并參與時代問題，黑格爾為哲學構筑了一座得以立足與持續進步的路標。如果就此與“歷史感”的奠基作用聯系起來，我們無疑能夠發現:黑格爾正是在思考時代現實問題中領悟并闡發“歷史感”的，由此才能真切有效地闡明時代愿望，建構了有史以來內容宏富嚴密的思想體系。黑格爾是如何獲得切中“歷史感”的靈感并發掘其深遠意義的呢?
黑格爾思考的深度和魅力在于:被奉為世界的“靈魂”和“本性”的絕對精神，雖然在本體論性質上屬于“唯靈論的存在物”，但并不與世隔絕，而是能夠鑒臨一切世事的。絕對精神與散布很廣的兩種理性觀念是有區別的:一是古希臘人阿那克薩戈拉提出的“奴斯”統治世界那種意義上的理性，一是基督教教義鼓吹的“神意”統治世界那種意義上的理性。前者只是適用于自然界的一種法則和抽象觀念，不是自覺的理性;后者類似于“小販叫賣”，因為認識神意就算是“僭越非分”，從而理性不能進展到“確定的應用”。絕對精神畢竟要經過自我展開的過程，實現自己的目的的，超脫其自身于事物之外，同時又保存其自身于事物之內。這就是黑格爾反復強調和看重的“理性的狡計”。“理性的狡計”被公認是黑格爾所闡述的辯證法的本質及其實際運動的形象化表達，其重中之重在于發現和使用的工具。理性利用工具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實現自我確證，這彰顯了理性之開放性的品質;工具作為理性自我表現的中介，證明理性的現實性是依賴于內容的實際開展的。正是因為蘊涵著這些深意，黑格爾認為社會歷史領域才是“理性的狡計”最充分展開的地方，因為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促進了一個公共目的，人成為理性實現自己目的的常用工具或中介。換言之，“理性的狡計”之能夠實現自己的目的，無論如何都與人的行動有關聯。一旦把視線指向生活世界，黑格爾就體察到了“歷史感”的脈動。
黑格爾堅信，人們為滿足自身利益而從事的活動，是“個人生存的無限的權利”。人們關心一件事情，必定將自身的利益貫注其中，總是“從自己的理解、獨立的確信和意見來獻身于一種事業”。正是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人們才會充滿激情地活動。黑格爾特別器重人的“熱情”和“激情”的能動作用，將其與“絕對理念”并稱為“世界歷史的經緯線”。“人類的熱情”被提到如此這般的原則高度，意味著黑格爾哲學抓住了本真的歷史性，因為人類的熱情的開展也就是人類活生生的籌劃生存的現實生活過程。黑格爾從“絕對精神”合乎邏輯地引申出“歷史理性”，從而使得黑格爾的整個哲學思考呈現出“巨大的歷史感”。黑格爾用“理性的狡計”來描畫人類籌劃生存活動的復雜性及其歷史性運動，堪稱生動而形象地運用辯證法。
基于深度領會“歷史性”的源始性質，黑格爾所允諾的“巨大的歷史感”已然提示辯證法富有內容地開展的必要性及其實際可能性。據此可以推論:辯證法自古以來的確利用或借助于話語修辭、命題演繹、邏輯推理等形式而實現自身的發展，以至于黑格爾所使用的“正題—反題—合題”的表達形式至今仍被人們奉為辯證法的圭臬，但是，構成辯證法發展的真正動因，不在形式——殊不知自古至今就是這樣幾種形式，而在內容——生活世界諸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矛盾運動乃是辯證法的源泉，辯證法在服務于人類生存籌劃活動中生根、發展并永葆生命力。正是這樣，黑格爾由“歷史感”為辯證法帶來的創造性突破，更有關鍵而深遠影響的，就是把社會歷史領域提升為辯證法運行的主要園地，用“歷史理性”為辯證法乃至整個哲學挑明新的視向、賦予新的動能，以便把握時代脈搏、緊跟時代步伐。既然把握和反映紛繁復雜的生活世界及其辯證運動被視為辯證法的生命線，這就表明，辯證法正是依靠深刻且豐富的內容推動才有不可遏制的發展活力，辯證法始終與人的現實存在狀況息息相關。
雖然“理性的狡計”的實際開展有賴于人的現實活動，然而，在事關哲學原則的關鍵問題上，黑格爾的態度異常堅定，始終堅持絕對精神是“原則”，是“最后的目的”和“使命”，是指令發出者;人的激情和熱情則是“實行”和“實現”，是絕對精神指令的執行者。這就是說，人類歷史展示為一幕幕人的激情和熱情的表演，并不證明歷史脫離了理性的控制。相反，“從一種觀點看來，歷史就是一幕熱情的表演，而且僅此而已;但是同樣地歷史也是一幕理性的表演，因為理性在利用熱情本身作為實現它的目的的工具”。在黑格爾的研究中，人類的激情和熱情的現實開展的“歷史性”運動從屬于絕對精神合乎自身目的的“邏輯性”展開過程，“歷史感”的引入讓黑格爾堅信辯證法是“內容固有的靈魂”，但絕對精神的抽象統治所造成的“對內容的渴望”始終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以至于黑格爾辯證法在告誡人們學會在矛盾中運思、從對立中把握統一時，以范疇推演為支撐的邏輯腳手架依然產生并保持著巨大的威權和誘惑。我們需要把黑格爾辯證法所領悟到的“歷史性”運動與其采取的“抽象形式”區別開來。人類的激情和熱情的“歷史性”運動不容分說地超越任何抽象的理論形式，具有跨越各個時代的限制又促成各個時代相互聯系的必然性。“由歷史運動產生并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依照馬克思的理解，辯證法就是這樣的科學，因為辯證法本質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于是，問題的脈絡十分清晰:黑格爾獨具匠心，立足于世界歷史的宏闊視野，洞察到抓住“歷史進程”來認識事物的合法性和必然性，把“歷史感”引進哲學，力圖以實體性內容為支持，實現并推動辯證法把握時代并參與時代生活。不過，黑格爾堅持“概念式地理解”歷史，把歷史當作“在時間中發展的邏輯過程”，認為“歷史理性”只是“歷史中的理性”，亦即絕對精神的一個新“形態”，還不是絕對精神“本身”。然而，問題的樞機卻是這樣的:歷史性、歷史感、歷史意識乃是人類及其生活過程本身所固有的，它們是不可能在直觀中或通過臆想而能獲得合理的闡釋，只有辯證法才能給予切近的理解和揭示;歷史理性是人類生存經驗的提煉和升華，是蘊藏在人類認識結構中的內在素質，理所當然地成為辯證法的基本構件和必備要素;只要人類生活的歷史性運動世代接續，沿著黑格爾領悟“歷史感”所開啟的合理路徑，辯證法就始終擁有肥沃厚實的生存土壤和永不衰竭的發展動力。
馬克思在剖析現代世界本質時曾指出:“在土地所有制處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系還占優勢。在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參照黑格爾基于“歷史感”而來的沉思，社會歷史創造因素優先突出的時代處境，正是辯證法能夠扎根發展、也需要辯證法予以文化辯護且能夠發揮作用的現實舞臺。當然，這斷然不是重拾黑格爾的邏輯腳手架，再做無謂的苦思冥想，炮制“虛假的實證主義”或“虛有其表的批判主義”。馬克思堪稱是繼承黑格爾又超越黑格爾的典范，“《資本論》的邏輯”正是馬克思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辯證法的杰作。
馬克思認為，“我們如何對待黑格爾的辯證法這一表面上看來是形式的問題，而實際上是本質的問題”。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是黑格爾思考社會歷史問題的成果，社會歷史領域正是辯證法開展運行的現實平臺，為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世界提供精神文化支持，理所當然成為辯證法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基礎。這是黑格爾之后最關辯證法本質的重要課題或要求。馬克思做出了關乎于問題本質的具有示范意義的探索。雖然馬克思自稱有些地方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但《資本論》從資本主義當下的經濟事實出發，致力于解密商品的“社會暗語”而揭露資本主義的隱蔽本質，深入詳盡闡述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把“資本主義”這一歷史階段的社會現實揭示出來。馬克思創造性地運用辯證法來探析和說明現實生活世界的實際問題，確證了黑格爾由領悟“歷史感”并通過“歷史感”而開展的辯證法發展路線的合理性。如果生活世界畢竟從根本上讓“概念式地理解”歷史的做法原形畢露，那么，辯證法基于絕對觀念之原則立場的虛妄性質也就暴露無遺，辯證法從“純粹思維”出發所遭受的傷害和耽擱更是不言而喻。因此，一旦深入現實生活世界，哲學(包括辯證法)的思想變革就是確鑿無疑的了:人類籌劃生存的本真的“歷史性”具有不可懸置的優先性，籠罩或覆蓋“歷史感”的各種思辨形式毫無例外源自于“歷史性”運動，需要還原到“歷史性”之中才能獲得存在合法與否的證明。這樣說來，我們當能明白馬克思為什么把“如何對待黑格爾的辯證法”看作是一個“本質的”問題。如果以為“黑格爾的全部遺產不過是可以用來套在任何論題上的刻板公式，不過是可以用來在缺乏思想和實證知識的時候及時搪塞一下的詞匯語錄”，從而止步于從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向度來闡釋推廣黑格爾的辯證法，這就有悖于黑格爾匠心獨運由“歷史感”而推進辯證法的初衷，讓辯證法失去對于時代現實問題應有的敏銳和發言權。
列寧曾指出，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邏輯”來解決實際問題。面對社會歷史創造因素優先突出的時代境遇，馬克思在黑格爾的創造性工作的基礎上推進了辯證法:其一，辯證法原則立場的革命性轉變。黑格爾堅持，“辯證法是絕對主體之主體性的生產過程，并且是作為絕對主體的‘必然行為’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在任何時候都是被意識到了的現實生活過程，“絕對精神”是形而上學改了裝的“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絕對主體”抽象表達了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從事現實活動的“實在主體”。這就創造性地把“抽象的—歷史性思考”翻轉為“現實的—歷史性思考”，把“辯證的—抽象的過程中運動”轉換為“辯證的—歷史的過程中運動”。其二，辯證法實現方式的創造性升級。黑格爾用富有“思辨的精神”的術語“揚棄”，來表達辯證法的實際開展，借以與“單純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區別開來。馬克思認同“揚棄”的確能夠表達辯證法的現實運動，但認為辯證法運動的要義不僅僅是“揚棄”，而更在于“返回”——以“返回”為目的和導向的“揚棄”。所謂“返回”，就是指辯證法回到最關乎自身本質的社會歷史領域，把生活世界涌現出來的實際問題帶到思想面前，說明和解決問題，形成思想成果，再回到生活世界。如果“揚棄”更傾向于“形式”，那么，“返回”則不可移易地指向“內容”、貼近“內容”。毫無疑問，馬克思針對黑格爾哲學原則的革命，把辯證法從邏輯腳手架中剝離出來，已然為辯證法開啟了新的境域。這一新境域的有關原則性要點可以簡要歸納如下:
其一，歷史性原則。事物都有其出生、成長、鼎盛、衰老乃至死亡的歷程，都是歷史性的。歷史性是事物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和方式，過程性是事物的真理，“歷史發展的傾向構成比經驗事實更高的現實”。除非把經驗事實與其賴以生成的特定處境相聯系，否則，我們就會迷失在經驗事實的密林中，不可挽回地與經驗事實及其意義失之交臂。歷史性即意味著變化、發展、過程，毋庸置疑成為辯證法認識和把握事物的一個原則高度。
其二，社會性原則。人是社會存在物，人的活動所建構的“對象性的現實”，標識了個人活動的社會性質。在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商品的價值對象性作為人們共同活動的表征和結果，把人們聯系起來，形成了縱橫交織的全面的社會關系。社會性就是由“幽靈般的對象性”所確證、通過對象性而日益鞏固并表現出來的，辯證法就此而能獲得實體性的內容。
其三，現實性原則。針對黑格爾關于現實的理解，馬克思指出，“本質”的根據地不是絕對精神，而是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抽象邏輯所支撐的“必然性”，本質上源自于生活世界現實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的思想推進表明，現存事物的性質，尤其不是像其外在表現形式那樣一望便知的，而是蘊藏在其實體性的內容之中，此內容在事物賴以產生和持存的根源與必然性中有其端倪。如果只有穿透事物的表現形式，深入實體性內容，才能把握事物的性質，那么，在資本抽象統治的時代條件下，社會生活在形式上趨于越來越嚴密的“合理化”與“機械化”，為了引導人們在復雜的商品關系結構中、在跌宕起伏的資本運動中形成健全合理的認識和行動，辯證法的普遍開展已然刻不容緩。這是辯證法貫徹現實性原則應有的出場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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