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一生多次批判哲學家對金融一無所知，因此哲學與邏輯學剝離，與倫理學剝離，與心理學剝離，最后被社會現實剝離，全部哲學問題就在于研究“哲學是什么”的空談。馬克思本人出身于猶太人世家。對于期貨、期權和證券有著天然的理解。馬克思天才地揭示了所謂資本主義的根源、危機和發展方向。但是到了20世紀，馬克思的門徒們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變成為一種奧秘學科，它所使用的艱深術語，是足以說明其遠遠脫離政治。當然，馬克思本人的作品，對于他同代或后世的讀者們來說，在概念上也并不總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早期的哲學作品和后期的經濟著作（這是他的著作中最難懂的兩大部分）最初使用的一套名詞，都來自過去的各種理論著作--主要是黑格爾和李嘉圖，--馬克思的作品力圖批判這些著作并超越它們，創造了一批更明確和更接近物質現實的新概念；較少“人格化的”（青年馬克思用語），較少“神學的”（成熟馬克思用語）。而且，馬克思雖然從不諱言讀者要掌握任何一門科學必然會有困難，但他在1848年以后總是設法把自己的思想以盡量簡明易懂的方式提出來，盡量使他為之寫作的工人階級能夠容易理解。他為了這個目的而在《資本論》法澤本上所花費的心血，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毛的文章，則是連小學生都能看懂的。他在經濟學筆記中批評：今天的經濟學家不懂哲學，而哲學家卻只會講空頭道理。
與此相對照，在二十世紀，大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使用的極其艱深的語言，甚至超過了語言復雜性的必要極限，這足以說明它跟任何群眾實踐都是相脫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古怪深奧是形形色色的，盧卡奇的語言繁瑣難解，充滿學究氣；葛蘭西則因多年遭到監禁而養成使人絞盡腦汁的支離破碎的深奧文風；本杰明愛用簡短而迂回的格言式語言；德拉·沃爾佩的語句令人無法捉摸，并喜歡反復地自我引證；薩特的語言則猶如煉金術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詞匯的迷宮；阿爾都塞的語言則充滿女巫般的遁詞秘語。這些作家中大部分人是能夠用明晰而直率的語言從事寫作的。其中有些人，如薩特、阿多爾諾、本杰明，本身都是文藝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他們中幾乎沒有人用平易、直率的語言來寫作他們常為人提及的主要理論著作。這種常見的、并為他們所共有的語言晦澀的現象，不能以個人或主觀因素來加以解釋。這是左派放棄斗爭時一種假激進主義——光說不練的口頭激進主義。雅克·德里達說他“不太愿意使用諸如‘解放’這樣的詞語”，他們受制于語言，只能玩文字游戲；它們放棄了政治責任，特別是在殘酷的資本主義調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統治階級反對社會變革的時刻，這一問題尤為嚴重。
葛蘭西的情況，作為決定這種理論從經典馬克思主義語言普遍后退的歷史規律的象征，是一個例外。他的《獄中札記》是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最偉大的作品，是由一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袖而不是一位專業哲學家所寫的，他的社會出身比歐洲（不論西歐或東歐，不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或以后）任何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出身要貧賤的多。但是，由于當時殘暴的檢查制度和獄中的困難條件迫使葛蘭西采用密碼似的隱喻而不用有條理的說明，因此，這部作品里包含了無數曖昧不明的語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當代學者們至今無法弄懂的。由于在階級斗爭中受到的挫敗而在形體上遁世出俗的這種情況，預示著隨后的理論家們所處的孤獨形象--他們比葛蘭西自由些，但是卻更加遠離群眾。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受到這樣一種范圍更廣的歷史審查：即社會主義思想同群眾革命土壤之間幾乎長達五十年之久的隔絕。
現在可以來總結一下使西方馬克思主義自成一體的那些特點。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地區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產物，它是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工人階級實踐之間愈益分離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原先因帝國主義孤立蘇聯而造成的這兩者之間的鴻溝，由于蘇聯和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官僚主義化而從制度上擴大并固定下來。對于在西方興起的新馬克思主義的鼓吹者來說，正統的共產主義運動是他們所能理解的國際工人階級的唯一真正體現--不管他們是投身進去也好，與之同盟也好，疏而遠之也好。這個時代共產黨的本質中固有的理論和實踐的結構分離，使經典馬克思主義特有的那種把政治-思想融合一體的著作不再可能。結果是，大學中的理論家和他們本國無產階級的生活遠遠隔離，而且理論從經濟學、政治學退回來而投進哲學。語言也隨著這種專門化而愈益晦澀難懂，這種技術上的障礙是它脫離群眾的結果。反過來，在不同的國家中關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越來越缺乏國際知識，或者他們本身之間的交流日益減少。由于喪失了同工人階級實踐的任何有力聯系，反過來又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滑向當代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和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體現在正典型地和這些體系處于密切的（即便是矛盾的）共生狀態中一起發展著。同時，因為理論家們都從事專業性哲學研究，加上馬克思早期著作的發現，導致了一場普遍的追溯探討，要在以往的歐洲哲學思想中尋找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淵源，并據此對歷史唯物主義本身重新解釋。這種做法有三重結果。首先，認識論的著作占顯著優勢，基本集中在方法問題上。其次，美學成了將方法實際加以運用的實質性領域--或者更廣議地說，成了文化領域的上層建筑。最后，該領域以外理論上主要的離經判道，提出了古典馬克思主義所沒有的新主題--大多數是以一種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種一貫的悲觀主義。談方法是因為軟弱無能，講藝術聊以自慰，悲觀主義是因為沉寂無為：所有這一切都不難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找到。因為造成這種傳統的根本決定因素在于它是失敗的產物--1920年后西方工人階級經歷了長期的挫折和死氣沉沉的局面，其中，許多年頭之可怕是歷史上罕見的。
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這種傳統從整體來說，也不能僅僅歸結為這一點。不管怎么說，其主要思想家并不接受改良主義。盡管他們脫離群眾，卻沒有一個人像他們之前的、考茨基這樣的第二國際理論家那樣，雖然和階級斗爭要接近得多，卻拜倒在得勢的資本主義腳下。而且，盡管有種種禁忌和失言，在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所闡明的歷史經驗，在某些關鍵方面，還是世界是最先進的--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最高形式，最老的工業無產階級，和最悠久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這整部紀錄中一些豐富多彩、錯綜復雜的內容，同它的苦難和失敗一起，不可避免地進入它所產生或許可的那種馬克思主義之中--盡管總是以一種轉彎抹角的、不完全的形式。在它本身所選擇的領域中，這種馬克思主義較之以往所有階段的歷史唯物主義都更為深刻細致。它在這些方面的深度，是以犧牲其范圍的廣度為代價得來的。但是，如果說它注意的焦點大為縮小的話，它的活力倒并沒有喪失殆盡。今天，過去十五年來帝國主義時期的全部經驗，仍然是有待工人運動加以集中思考的不可避免的中心內容。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那段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中任何新一代的革命社會主義者，都不能對此簡單地置若罔聞或回避不談。同這種傳統進行清算--既向它學習，又同它決裂--便成為今天馬克思理論獲得局部復興的先決條件之一。這種必要的既復興又決裂的雙重運動，當然并不是唯一的任務。它的目標的性質排除了這一點。因為最終說來，這一傳統同一個特定地區相聯系，也是它的依賴性和弱點。
在原則上，馬克思主義渴望成為一種普遍的科學--同任何其他對現實的客觀認識相比，并不更帶有民族的或大陸的屬性。從這種意義上說，“西方”這個詞不可避免地暗示一種限制性的判斷。缺乏普遍性，說明真理尚有欠缺之處。西方馬克思主義正因為是西方的，所以必然比不上馬克思主義。只有當歷史唯物主義擺脫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狹隘性，它才能發揮其全部威力。這種威力尚有待歷史唯物主義加以恢復。
自二十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漸漸地不再從理論上正視重大的經濟或政治問題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著作中直接討論階級斗爭中心問題的，葛蘭西是最后一人。然而，從分析生產方式本身的運動規律這一經典意義來說，他的著作也沒有論述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在他之后，對于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秩序，以及對于推翻這種統治的手段，也典型地為同樣的一片緘默所籠罩。結果，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當它從方法問題進而涉及實質問題時，就幾乎傾全力于研究上層建筑了。而且，最常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所密切關注的，拿恩格斯的話來說，是遠離經濟基礎、位于等級制度最頂端的那些和特定的上層建筑層次。換句話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典型的研究對象，并不是國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點是文化。
西方馬克思主義越來越不把經濟或政治結構作為其理論上關注的中心問題，它的整個重心從根本上轉向了哲學。從盧卡奇到阿爾都塞，從科爾什到科萊蒂，專業哲學家在其中占了壓倒優勢。從社會角度說，這種變化意味著新時代中產生的這個理論，其學術地位已日益增強。在第二國際時期，盧森堡和考茨基都一致蔑視講壇社會主義者--那些在大學中任教的非黨“教授－社會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那一代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從來沒有被結合進中歐或東歐的大學體制中去。他們所代表的那種理論與實踐的政治統一形式，是同任何學術職位格格不入的。相反，作為戰斗生活的活動之一，他們都在黨校或工人義務學校任教。希法亭和盧森堡在柏林的社會民主黨學校里教過政治經濟學，而列寧和梁贊諾夫在龍壽姆黨校向布爾什維克工人講過學，鮑威爾則在維也納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總部開過課。盧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間曾在激進的布達佩斯伽利略學會任教；科爾什在二十年代曾在柏林的卡爾·馬克思實驗學校講課。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實際上已經完全轉移到了大學--既是外界政治斗爭的避難所又是流亡地。在這個時期，盧卡奇、列菲弗爾、戈德曼、科爾什、馬爾庫塞、德拉·沃爾佩、阿多爾諾、科萊蒂和阿爾都塞，全都擁有教授級的大學職位。薩特先進入大學，后來作為作家獲得成功后又離開大學。他們擔任的學科無一例外，全是哲學。
促使這種轉變的內在原因之一，是馬克思1844年的巴黎手稿的發現。1932年，那些手稿在莫斯科第一次發表。它們的直接影響，卻被1933年納粹主義在德國（當時可能會最熱烈地歡迎這些手稿的國家）的勝利以及1934年俄國發動的清洗所壓抑了。（梁贊諾夫本已準備把巴黎手稿發表在他的批判性的馬恩著作集里，就在發表以前他被莫斯科的研究所開除了。）然而，巴黎手稿對當時的三位思想家分別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盧卡奇流亡莫斯科期間，曾于1931年親自在梁贊諾夫手下工作，辨認那些手稿，據他自己所述，這段歷史永久地改變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在柏林，馬爾庫塞于1932年在《社會》雜志上著文歡迎這些手稿的出版，該文一開始就發出響亮的宣告，說這些手稿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整個理論提到了新的地位”；并且特別強調說，這些手稿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在馬克思各個階段的著作中都具有關鍵的重要性。
早期馬克思的這些哲學著作的影響，是在五十年代后期達到高峰的，當時，這些著作的主題已經在整個西歐廣為傳播。即使被人以否定態度對待，這些手稿也提供了初步的探討范圍。而且，在這里，對馬克思早期著作進行否定的方式，仍然受這些手稿發現后馬克思主義著重點的長期變化的影響。阿爾都塞提出的實證理論，同早先那些根據這些手稿對馬克思所作的解釋相比，同樣處于手稿發現前從未有過的專業哲學水平之上。
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整個說來，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轉了馬克思本身的發展軌道。馬克思這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不斷從哲學轉向政治學和經濟學，以此作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現的這個傳統的繼承者們，卻不斷地從經濟學和政治學轉回到哲學--放棄了直接涉及成熟馬克思所極為關切的問題，幾乎同馬克思放棄直接追求他青年時期所推論的問題一樣徹底。在這一意義上，似乎整整轉了一個循環。當然，事實上事物并不會、也不可能簡單地倒轉的。馬克思自己的哲學事業，曾經首先是清算黑格爾及其在德國的主要繼承者和批評者們，特別是費爾巴哈。馬克思思想的理論目標，主要是黑格爾體系。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恰成對照，盡管突出地恢復了黑格爾研究，其主要的理論目標卻是馬克思的思想本身。當然，討論這一點，并沒有僅僅局限于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大量存在的馬克思的經濟和政治著作排除了這一點。但是馬克思著作的整個范圍卻被典型地作為資料來源，哲學分析可以從中提煉認識論的原則來系統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釋（和改造）世界--這些原則從來沒有被馬克思本人明白地或充分地提出來過。沒有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哲學家，曾經聲稱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的或最終的目的是認識論。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必須共同認為，馬克思主義中理論研究的初步任務，是要理出馬克思所發現的、然而卻淹沒在他作品題材的特殊性之內的社會調查規范，并在必要時使之完整。其結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相當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長，繁瑣的方法論。馬克思在他的任何發展階段都沒有推崇過這種做法。
在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認識論的主題占了主導地位。科爾什的《馬克思主義與哲學》，一開始就定下了基本規范。同年，盧卡奇發表的姊妹篇作品中，開宗明義的論文題目就叫《什么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它很有信心地總結說，“正統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專門指的是方法”。后來在一些作品的令人困惑的方法論學中忠實地反映了這個看法，那些作品的書名是《理性與革命》（馬爾庫塞），《理性的毀滅》（盧卡奇），《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的邏輯學》（德拉·沃爾佩），《方法問題和辯證理性批判》（薩特），《否定的辯證法》（阿多爾諾），《讀〈資本論〉》（阿爾都塞）。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以對恩格斯的哲學遺產發出決定性的雙重批駁而開始的--這種批駁是由科爾什和盧卡奇分別在《馬克思主義與哲學》和《歷史與階級意識》兩書中進行的。從那時以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內實際上所有的思潮--從薩特到科萊蒂，從阿爾都塞到馬爾庫塞--一般都反對恩格斯后來的著作。
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貢獻被認為不值一顧，馬克思本身遺產的局限性就顯得比以前更加明顯，對它加以補充也就更成為當務之急了。為此目的而在歐洲思想范圍內求助于更早期的哲學權威，在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視為在理論上退到了馬克思以前。馬克思本人宣布同他的學術先輩一刀兩段的斷然話語--“哲學家們只是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反響甚微，這決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僅僅靠一句馬克思的格言本身，要為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一門新哲學，或者甚至想對在此以前更老的舊哲學加以總結和清理，那是決不足夠的。何況馬克思自己的哲學文化本身也決不是詳盡無遺的，它深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熏陶，并不具有熟諳康德或休謨、笛卡兒或萊布尼茨、柏拉圖或阿奎納的特點，更不用說其他較小的人物了。因此，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年代上回復到馬克思以前，并不一定是哲學上的老調重彈，這正是因為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直接評價或超越過去的所有倫理學、形而上學和美學，甚至也沒有觸及古典哲學的許多基本問題。換句話說，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不斷試圖建立起一個上溯到馬克思以前的學術淵源，那是有著某些合理性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任何創造性發展本身，必然要對馬克思本人所忽視或繞過的復雜的認識史，作一番重新考慮。馬克思著作本身內的現有出發點，則為數太少、范圍太窄，因此這種重新考慮就非要不可。與此同時，長期求助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傳統所帶來的危險，是不需要強調的，它們之中所包含的大量唯心主義的或者宗教的主題是人所共知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便這樣自始至終地主要關注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自從啟蒙時代以來，美學便是哲學通往具體世界的最便捷的橋梁，它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始終具有一種經久不衰和特殊吸引力。在這方面所寫的全部著作，其內容之廣博、種類之繁多，同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遺產中所有其他著作相比，都要豐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也許最終可以證明，這些作品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最永恒的集體成果。
然而，與此同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體系也典型地產生了特殊的新理論主題，對整個歷史唯物主義來說有更廣泛的意義。這些概念的標志是，它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遺產來說，完全是標新立異的。可以這樣概括：無論是青年馬克思或晚年馬克思的著作中，或是馬克思在第二國際的繼承人的著作中，都根本沒有提到或想到過這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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