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馬云在阿里巴巴內部交流中說：“今天中國BAT（百度、阿里、騰訊）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不僅馬老板這么說，劉強東自稱要8116+8，并要“找到一幫愿意為理想而一起拼的兄弟們！”拼多多員工猝死后，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認證賬號說：“你們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我一直不以為是資本的問題，而是這個社會的問題，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看來這種觀念已經成為馬老板所代表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社會意識形態。
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并非僅停留在馬老板們的觀念之中，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這么做了，有些還說是“自愿”；如傳說中拼多多的“開啟硬核奮斗模式”。馬老板們的言論給這些企業撐了腰。
毛主席說：“我們有兩個大教員：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委員長。...沒有這兩個大教員，就教育不了中國人民，教育不了我們黨。”我看馬老板們也是教員，他們的言論給歷史唯物主義教學提供了絕佳的例證。
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馬克思說：“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產和精神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那么，產生“996是福報”這種社會意識形態的生產關系或者說社會存在是什么呢？
從哲學價值論的角度看，“996”是事實描述，“是福報”是價值判斷；從事實描述到價值判斷要有一個主體來判斷其能滿足主體的某種需要，因此有價值。馬老板作為主體，當時對這個判斷做了冠冕堂皇的論證，但不為網友們接受；在這話引起強烈爭議后，又改口做了一些解釋，但很多網友認為是狡辯。
我來替馬老板論證一下。馬老板是私營企業主，“996”能讓他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更能滿足他的貪欲，更符合他的利益；因此，作為判斷的主體，在馬老板心里“996”確實“是（他的）福報”，他的價值判斷沒有錯，也可以說這就是他的價值觀。在這類價值觀驅動下，又造就了某企業認為底層人民拿命換錢也正常的道德觀。
但馬老板錯就錯在搞了個偷梁換柱，有意把普通雇傭勞動者混淆成為和他一樣的主體，進而把他的價值判斷強加給普通勞動者；這就讓網友感覺智商受到污辱，必然引起強烈反對。
如果以我們普通雇傭勞動者作為判斷的主體，我們不但無法從996中得到驚人的剩余價值，反而可能得到“ICU”；所以我們普通勞動者認為“996”不是福報，而是苦難，沒有價值，也太不人道。
分歧如此之大，與各自代表的生產關系是有密切關系的。在階級社會中，價值觀、道德觀是有階級性的，不同的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不同，其階級利益也各不相同，甚至是尖銳對立的。這種不同的階級利益，使得不同階級之間的意識形態（包括價值觀、道德觀）也是不同甚至是對立的。
孟子認為惻隱之心是人生來就有的良知良能，“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但是，某些代表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關系的大老板們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似乎丟掉了做人應有的良心；在強烈的貪欲下，把嚴重損害職工健康、嚴重違反《勞動法》的“996”說成福報。這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典型例證。
幸虧“996是福報”尚未完全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否則我們普通勞動者就等于下地獄了。
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996是福報”顯然是嚴重違反《勞動法》的。一般人干了違法的事，都要藏著掖著，提心吊膽怕人知道，馬老板們卻敢于公開大肆宣揚。不但馬老板，近年已有多位私營企業家公開表示對《勞動法》的不滿。這種現象背后的本質什么呢？
法律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毛澤東說：“所謂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那么上層建筑必然是對應于公有制的，所以我國的社會制度是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實行人民民主專政。
《勞動法》對工人階級的保護雖然不盡如人意，但畢竟聊勝于無。“996是福報”說明現在的《勞動法》與私營經濟這種所有制形式已經不相匹配，因此馬老板們現在要公開挑戰《勞動法》了。
法律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和統治階級利益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有著強烈的階級性，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在當前的中國，挑戰《勞動法》，實際上就是在挑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地位、挑戰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挑戰國家政權、挑戰社會主義制度。馬老板們的言論也證明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不但挑戰《勞動法》，馬云還在2020年10月24日在外灘金融會議上公開批評中國金融監管系統，認為創新一定要付出代價，強調“為未來擔當，不能用昨天的辦法來管未來”。馬云還直接批評“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沒有系統”，并指中國銀行“延續的還是當鋪思想”，而這種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來30年世界發展對金融的需求的”。這是赤裸裸地挑戰中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
國家的金融監管體系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關系到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比《勞動法》更重要；須知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控制銀行。看來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也無法與馬老板代表的私有制生產關系相適應了。
不僅是馬老板一家對現有的上層建筑不滿，騰訊也有疑似現象。騰訊旗下的微信和QQ可以隨意刪文章、禁言、封群，而且封、刪、禁什么是騰訊公司自己說了算的。去年1月QQ把馬克思主義稱為“違法信息”。去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官方公眾號發布了全國人大法工委的文章，對疫情防控中的違法行為做出批評，隨即被微信以“涉嫌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為由封禁。這兩件事都引發網友強烈震驚。雖然騰訊事后對封禁全國人大常委會公眾號做出了辯解，但仍有網友認為這是火力試探。
有些網友說：如果用戶的言論涉嫌違法，騰訊可以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由法院來判。一個私營的媒體平臺有什么權力判定誰的言論是否違法？有什么權力限制《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
我看騰訊的種種作法實際上是在隱性地把國家機關的部分權力篡奪到自己手里，并借此影響上層建筑中的社會意識（尤其是社會輿論），進而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騰訊的作法同樣是上層建筑不適應私有制生產關系的表現。
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有反作用力，對社會穩定有重要的影響。毛澤東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因此才有輿論戰這一戰術，因此顏色革命才在一些國家屢屢得逞，蘇聯亡黨亡國亦與此有重要關系。因此，國家政權必須掌控社會意識（尤其是社會輿論），其重要性不亞于國家金融監管體系。
騰訊是外資控股，最后的大股東有人認為是華爾街或世界頂尖的幾個大財團。這些資本控股的騰訊會選擇、過濾什么樣的社會輿論呢？難怪有群眾懷疑新冠病毒、強打疫苗、強制核酸檢測、過度防疫與境外資本、境外勢力有關呢！
私營企業主階層問鼎國家政權的現象不是近年才有的，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就已有苗頭。李振城主編的《無硝煙的戰爭——“和平演變”及對策》一書中提到，改革開發以來私營企業主階層正在形成一個新的社會利益集團，“這些人在經濟上比他們雇用的人占有絕對優勢，但在政治上沒有得到與其經濟地位相一致的特殊權利，而且他們的剝削范圍和剝削程度還受到種種限制。為了突破這種限制，爭取到與其經濟相一致的特殊政治權利，他們自然要采取行賄等手段尋求‘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作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彼此之間相互利用，結成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聯盟。”
馬克思說：“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筑會不會變？值得一切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華民族的人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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