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邏輯與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理論主線考察
[摘 要] 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理論實質是確立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主體論”,以此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內在結構為主體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機理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主體邏輯,理論基礎為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這一結構由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唯物史觀體系化導出,機理落成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踐。新時代的這一發展線索依照唯物辯證法主體路徑展開,分析路線為: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主體邏輯與人民主體范疇→中國式現代化→主體方法論。中國式現代化難題是“中國式”與“現代化”如何結合。依循人民至上,主體范疇落腳于主體現代化;作為對中國式與現代化的理論注解,主體范疇導出經濟范疇的路徑鎖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道路特征和實踐品格。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突出社會主義主體范疇對于景觀現代化的概念統帥作用,理性定格黨對于社會經濟工作的統一領導。
[關鍵詞] 習近平; 人民主體論; 主體邏輯; 主體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
[1]許光偉.主體邏輯與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理論主線考察[J].內蒙古社會科學,2023,44(03):1-10.
一、主體現代化與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生成理路
中國式現代化與百年黨史“時空契合”。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任何抽象一般的理論范疇都是不存在的。唯物史觀決定的主體范疇指示處于一定發展階段從而具有特定社會歷史形態的“生產一般”。現代化作為“發展一般”,應界定為以發展為取向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在特征屬性上不限于“邏輯二重性”(普遍一般和特殊性內涵)的認知詮釋,其扎根于“歷史二重性”。顯然,由于現代化的生產一般定格在生產方式的發展形態規定性上,這個歷史二重性(蘊涵矛盾規定的主體邏輯)的唯物史觀直接意涵是“勞動二重性”。依此思路,基于經濟的社會形態考察意義之現代化通史線索,現代化展示為三種形態。(1)商品現代化(由“以共同體為中心”轉向“以商品為中心”):商品本位的勞動二重性(使用價值和價值——由商品體所呈現的商品生產勞動的二重性);(2)資本現代化(由“以商品為中心”轉向“以資本為中心”):資本本位的勞動二重性(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資本有機構成);(3)主體現代化(從“以資本為中心”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轉折):人民本位的勞動二重性或社會主義勞動二重性(人民主體論——國家有機構成)。
生產方式為生產關系所綁縛,是階級社會特有的規定,也是統治學的規定。在馬克思看來,作為文明規劃,現代化從對“共同體中心”的瓦解開始。依據《資本論》,資本現代化即意味著不變資本(異化主體性)的歷史發展伴隨了資本積累的社會策略(如固定資本更新)。簡潔而論,資本現代化的道路理性即“資本積累”導致“現代性的沉落”。這是人的現代化問題為什么難以在資本發展框架中成立的緣由。相較而言,“資本主義現代化和Pm:A的道路通史有關,然則,它的實質內容是闡明機器的從無到有以及轉化形態及衍生形態的各種社會規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則和A:Pm與Pm:A通史關系的處理有關,由此引出勞動者的各種歷史考察以及主體的經濟社會形態考察”。換言之,若對資本現代化的界定是以物的發展(資本統治)為取向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那么對主體現代化的界定則是以人的發展(主體解放)為取向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這導致在價值取向上社會主義現代化被確定為“人的現代化與人的全面發展的有機統一”,即對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主體之讀”。主體現代化乃構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解前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在結構是“主體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在方法論解讀意蘊上構成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理論主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涵著深刻的主體唯物史觀思想——“人民總體性的唯物史觀思想”,具有獨特的理論邏輯。“一是以‘主體’觀照生產,二是以‘人民主體’燭照生產方式,三是以‘人民主體觀’落實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建構。”人民作為“理論范疇”體現的是主體邏輯:“第一,堅持人民至上”;“第二,緊緊依靠人民”;“第三,不斷造福人民”;“第四,牢牢植根人民”。將社會主義現代化既看成是唯物史觀理論品格的人民的現代化,又作為實踐落腳的中國式現代化,乃是唯物史觀主體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的主體邏輯切入。
由此可見,主體邏輯是總的工作方法,從中可整體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特征(主體特征、實踐特征、制度特征以及系統特征),理解其各個屬性(自主性、人民性、規模性、全體性、協調性、和諧性、和平性、開放性、可持續性)的整合機理。換言之,在理論主線上主體邏輯必須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工具意義的方法論基礎。歷史和行動的統一是為生成理路,以主體邏輯為指向則形成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邏輯。
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行動邏輯。所謂現代化的中國式,指示主體科學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指示人民主體觀義項下新時代的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相一致。只有將人民主體(非異化的主體生產關系)置于中心位置,觀照社會再生產運動,從中發掘以人民為中心的建設邏輯,才能從緩解矛盾的路徑上把現代化提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對物奴役的關系模式的理論升華和實踐升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是一部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發展史。中國共產黨人將這一路線集中界定為兩條認識。(1)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史觀;所謂人民群眾,是指在勞動實踐的過程中對歷史發展起推動乃至決定作用的主體,正是實踐使人民成為歷史創造的主體。(2)“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這是對《資本論》刻畫之主體邏輯—資本邏輯(研究路線)從主體范疇來看的革命行動逆轉。習近平總書記通過回顧歷史,深刻表達了黨的人民主體思想的偉大建黨精神與行動特質。他指出:“毛澤東同志要求全黨同志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鄧小平同志要求我們做工作必須考慮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江澤民同志提出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提出必須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這一屆黨中央明確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是一以貫之的。在前進征途上,只要我們黨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緊緊依靠人民,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二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知行合一邏輯。猶如主體邏輯對資本邏輯的貫穿導出“主體范疇”(資本惡)向“經濟范疇”(現代性的資本形式和資本現代化)的過渡,生成資本系統的景觀文明,主體邏輯對社會主義國家邏輯的貫穿乃是促成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及其二者的有機統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中存在著這樣一個核心范疇,它既構成了其他一切經濟范疇的本原,也現實地存在于整個學科的各個方面,同時還決定著理論之間的邏輯演繹方式與整個理論體系的呈現樣態,這個范疇就是人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我們黨來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從人民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中獲得前進動力,讓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激勵人民更加自覺地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新時代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體實踐:一是科教興國;二是精準扶貧,懲治腐敗;三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全民抗疫,全方位推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四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五是走中國特色的主體與經濟協調發展之路。通過堅持以主體發展線索貫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進一步堅持斗爭性與人民性并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二、主體邏輯: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唯物史觀體系化
在階級社會中,主體邏輯是主體統治的邏輯與主體反抗的邏輯的統一。就全稱命題而言,主體邏輯是階級主體邏輯(即對主體統治的邏輯以及主體反抗的邏輯)和主體解放的邏輯的有機統一。勞動二重性是對全稱命題的界定,是把握主體邏輯的唯物史觀方法論基礎,勞動價值論相應地提供認識論工具。主體邏輯歸并主體矛盾和生產方式矛盾,從主體發展的實踐邏輯中尋求解放之路。社會主義勞動二重性原則的主體實踐邏輯強調,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堅信人民是決定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都是在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發展了毛澤東的人民主體思想,使之提升到新的高度。首先,作為克服“階級惡”的主體發展,主體現代化必須作為堅持人民至上的主體理念貫徹落實到實踐層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主體觀的集中體現。“五大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新理念,其出發點是人,歸宿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在當前,則需要更加注重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發展理念,使社會主義生產朝著越來越多的具有人的內容屬性的方向發展。”
其次,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對于主體解放邏輯的貫徹,在于堅持人民至上的主體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勞動者自我解放的歷史發展規律性的內在要求。作為唯物史觀意義域內的“生產方式的規律論”,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我們加深了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解。基于這一理解,黨的二十大報告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做出新的詮釋,界定為“六個堅持”,其中堅持人民至上是其思想內核及核心基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核心要義是堅守人民至上的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可將人民至上主體理念分解為“一論一觀”。“一論”,即人民主體論,人民至上的主體論思想是對其的深化;“一觀”,即主體發展觀,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是對其規定性的落實。要旨是昌明主體理論,提煉主體范疇,由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主體邏輯統領社會主義發展的總體規律,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
最后,使人民當家作主貴在為人民根本利益而堅持主體斗爭。“領導人民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樣是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爭。”作為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發展主線的具體落實,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毫不動搖地堅持全體人民共享創新發展。所謂“堅持三個主體地位不動搖”,實質是強調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建設的軌跡始終沿著“人民主體思想→人民至上的主體論→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路徑勇毅前行,在于堅持人民至上的堅實物質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基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理性的時代定格;作為唯物史觀意義域內的“社會主義的目的論”,“是走向‘真正的共同體’的需要,道路理性、系統理性、規律理性乃至目的理性必須很好統一起來,不可偏廢”。為此,習近平總書記諄諄教導全黨同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充分發揮億萬人民的創造偉力。全黨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接受人民批評和監督,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形成同心共圓中國夢的強大合力。”
三、中國式與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體向度考察
此處從有機構成的行動本位說起。有機構成是知行合一的行動線索,其具有四個本位,即歷史本位、矛盾本位、規律本位、范疇本位。以范疇本位而論,資本有機構成以經濟范疇的面目出現,內骨實則是“體現在勞動力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是對“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規定性的進一步引申。作為技術構成的勞動,勞動力商品的“具體勞動”(雇傭勞動力的使用)乃是專業勞動或局部勞動;作為價值構成的勞動,勞動力商品的“抽象勞動”直接是社會簡單勞動。
現代化進程由物質形式的文明規劃啟動,必然落腳到價值形式統治。資本有機構成這個例子深刻說明了資本現代化與“資本主義主體范疇”有關。“思想角力的結果是結晶了母財—資財的特殊矛盾名:一方面是資本增殖和剝削的歷史本質關系,一方面是資本作為財產或財富運動規定的顯像形式。然則,資本的本質與現象、范疇和概念形成一種特別意義的階級的語言共構。”在《資本論》中,現代化必須被作為統治生活的工具規定對待,即資本文明的現代性。現代化可寫意為“資本的具象”。商品為經、資本為緯,資本積累為體、現代化為用,在這里,主體范疇本身已經化為理論范疇靈魂性的東西。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為行動工具,資本現代性即成為:(1)資本的歷史具象——由原始積累到資本積累的發展過程,伴隨異化勞動的發生、成長,直至勞動者在生產生活系統中完全失去“主體性”;(2)資本的矛盾具象——資本的主體矛盾生出生產方式矛盾的歷史過程,從剝削方式看,即由絕對的價值剝削推進到相對的價值形式剝削;(3)資本的規律具象——復由資本生產規律(剩余價值規律)推進到資本再生產規律(資本積累的流通與分配規律)的歷史發展過程,是機器和資本具體歷史統一的有機過程;(4)資本的范疇具象——由c + v + m經由k + p的中介發展成為“資本的各種收入形式”(GDP)。就實質而論,或可說成是“工資算法(貧困景觀)”對“利潤算法(富裕景觀)”的危機景觀呈現——從主體危機到經濟危機。可見,現代化是人類文明時代演化進程的一個升華,也是持續變革的發展進程,其作為歷史的范疇是確證資本形態的歷史特殊性。資本向著危機而去,危機成為相對主體論而言的一項專屬資本的“經濟知識”。如果不認清這一點,落后民族地區和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可能“由于忽視無論帝國主義過去的優勢,還是巨大利潤,是靠連續不斷地使‘第三世界’處于被‘普遍擴散的’結構性的依附狀態而獲取的,仿效‘先進資本主義的’國家的普遍有效性就受到提倡,為的是通過‘現代化’和‘自由市場化’創造出預期的幸福結果”。為此,超越資本被認為是不可能的。資本的異己力量發展成為“普遍被接受的東西”,真正的主體性規定則藏身于現代化帷幕之中。主體解放似乎正在失去行動的支撐。可見,“結合的總體資本家”規定——作為現代化原理和策略,正是基于這個條件和發展趨勢最終得以浮現出來。這就決定了必須在歷史力量的較量上區分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和總資本結合體的現代化。“這既是系統生長的一般原理,也深入涉及黨領導資本的‘機理問題’。”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與之契合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基礎是“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根基是以人民展開行動的主體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現代化的“中國式”,而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總的來說,中國式與現代化是體和用的關系。在發展規定性上,中國式現代化是尋求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和系統的“真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就和貢獻,不僅是歷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這可以視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體論述”,主體語境的“中國式”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有機統一,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的經濟圖畫。就主體性而言,黨的領導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中國式現代化說到底是“中國式”的理論和實踐,重點是在現代化的發展內容中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體規定、解決主體矛盾。以人的現代化為例,“從道路理性看,現代化是人類對文明形態的不懈追求。為了踐行人民實踐觀,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主體現代化’作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運動的價值取向。為此,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必須規定為‘主體形式’(主體發展和主體生活),在這一意義上,主體現代化是主體形式的現代化”。
“關鍵詞”的說法在于試圖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兩個并列因素是中國式和現代化。然而,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絕非“高位”與“低位”之分,亦不是現代化模式的“中國化”與“西方化”之辯。它強調,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原動力;它表明,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的條件和人本身的現代化,經由消滅奴化和異化現象,實現“有機構成的人”的全面發展。其支持人民至上的主體理念的方式在于合一唯物史觀原理和《資本論》原理,凸顯社會主義勞動范疇的時代內涵。(1)社會勞動即勞動力的高質量使用,這是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這一規定性和勞動力的資本主義使用(貧窮化)針鋒相對;(2)所謂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意指人民主體的基礎性內容——勞動者的高質量生活。這一理念使商品兩因素的歷史內容得以更新為社會主義商品的“高質量的使用價值”和“人民的主體價值”,以啟動新文明形態的勞動過程的社會規劃。如此一來,在動力和推進層次上肯定了人民是現代化主體,將“人民”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一旦對勞動發展的實現從單純的手段性扭轉為目的本身,即意味著國家有機構成替代資本有機構成已在發揮作用。(1)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邏輯,在經濟范疇的層面上區分勞動條件(社會主義國家要素或國家生產條件)和生產條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要素或社會生產條件),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特殊性拒絕“普世價值的要素觀”;(2)以國家生產一般領導主體形式和主體關系的現代化,實現異己主體性對人民主體性道路復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生產循環系統的主體整合。因此,馬克思《資本論》示范的“有機體的結構化”啟發著我們對社會主義有機構成的思考。社會主義現代化本質上必然是為人的全面發展而進行的社會改革與歷史進步過程,此進程歷史性地寫就了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本質區別,繼而有了“以人民為中心”的道路旨歸。
四、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主體特征和實踐線索
如何研究現代化?走出“資本惡”是前提。“《資本論》燭照階級矛盾的范疇是資本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科學得以成為資本矛盾的邏輯羽化,經濟范疇成為對資本惡的性質及其構造的知識形塑”。與之相反,社會主義現代化說到底是人的現代化,致力于根除異化,落實人的全面發展。在此語境下,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具有“主體表述”。又之,從商品出發和從人出發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性地將二者結合起來,考察路線的出發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人的商品”。這是和“物的商品”路徑殊異的現代化策略。
首先,需要明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主體特征。如上指出,其核心要義有二。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二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個堅持”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政治保障,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主體發展的基本前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在實踐線索和發展形態上需要明確“人的商品”(主體邏輯)和“物的商品”(資本邏輯)是對立的分析邏輯。一者指向無產階級的唯物史觀建設邏輯,一者則為資本景觀學的意識形態布道。所謂“中國式”,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具體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范疇意義即為統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社會主義主體范疇的抽象方面是“人民主體”,其應用于中國特色的具體方面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經之”是主體現代化(人民群眾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緯之”是中國式現代化(世界現代化的一種典型類型)。從這一意義看,所謂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特殊性”,“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在結構機理表明,主體現代化系由“行”而“知”。依據行和知的統一,廓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交往關系的經濟形式;中國式現代化系“由知而行”,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百年黨史的實踐成果,中國式現代化決不限于表象特征描述,其人口規模巨大的背后隱含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特征。馬克思以資本的經濟范疇為例談道:“把經濟范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于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經濟范疇,同樣服從于上述構造。其實踐品格由主體現代化燭照,體現新時代征程的戰略部署安排,包括高質量發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主體創新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與戰略性支撐、主體中國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本內容,以及在中國道路的發展特性方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和應有之義,等等。這一唯物史觀知識再一次澄清了“高質量發展”由中國式現代化統領的命題,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基礎,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是一切依靠人民的結果,是堅持胸懷天下、關注人類前途命運的結果。
作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新時代具象,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品格聚焦于向人展開的現代化運動和進程。在主體內涵上,中國式現代化內在地契合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性原則,需要從中明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三重規定性,即社會主義屬性、民族屬性、人民屬性,三者必須有機統一。為此,一是圍繞《資本論》進行主體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解讀,揭示由主體現代化而決定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生成路徑的科學性與正確性;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尋根,揭示馬克思的現代化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關聯;三是沿著從人民主體論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路徑,全面展開中國式現代化引領社會主義高質量發展的主體邏輯。總之,必須從大視野看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主動,依托人民主體論尋求“黨的領導+勞動價值論”理論邏輯的實現;通過實踐議題創新,解決中國理論的“如何來”“為什么”和“是什么”的問題。
五、習近平主體方法論的新時代思想蘊涵及其理論啟示
新時代理論聚焦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主體邏輯,揭明中國式現代化的“五種實踐品格”。一是反映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生活的實踐品格,二是追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主體道路的實踐品格,三是堅持兩個文明相協調的社會主義主體發展的實踐品格,四是堅持可持續發展、主體利益至上的實踐品格,五是探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體理性的實踐品格。“黨的二十大報告決不能一味地以‘政策解讀’對待之,需要發掘背后蘊涵的深刻原理,提煉方法論規定,從中揭示唯物辯證法借由主體線索一步步落成自身規定性的工作譜系。”“顯然,這也是唯物史觀領域中有待考察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以唯物史觀把脈社會主義現代化,習近平主體方法論的構造路徑為主體革命—主體思維—主體邏輯—主體路線。在新時代語境下把握這一工作命題,在于彰明“社會主義勞動二重性=勞動解放路徑尋求”的人民主體(Juche)范疇的方法論蘊涵,深刻體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對于資本景觀現代化的歷史超越性。
(一)主體革命
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實踐和理論。習近平總書記用于治國理政的唯物辯證法蘊涵著主體性、人民性、斗爭性、時代性和實踐性,乃是實踐化、體系化、主體化的唯物辯證法理論思維的具體體現。依循人民主體觀,結合主體歷史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新時代要繼續高舉革命旗幟,“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以主體性統領人民性、斗爭性、時代性、實踐性,突出黨領導下的主體性規定的統一性,即從人民來看的主體——人民群眾(人民性)、從人民根本利益來看的主體——歷史現實的偉大斗爭(斗爭性)、從時代發展來看的主體——新時代主體(時代性)、從現實基礎來看社會主義主體——主體的實踐活動(實踐性),其合流為“事格化”的人民主體規定。然則主體革命辯證法把“社會主義革命”主體化、行動化、日常化,經由主體的自我改造活動,變成實實在在的主體改造社會的實踐行動(時空一體的經濟行動、政治行動、文化行動)。簡單來說,這是“主體革命”的基本含義。其依據社會主義主體范疇原理(主體邏輯—社會主義國家邏輯),統一了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的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發展邏輯。說到底,兩個時期一致的實踐根據在于它們是中國人民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體發展過程前后相繼的階段。主體革命孕育主體思維,公有制社會主義以“兩個時期一致的實踐邏輯”為開局,取得了偉大道路的成功。
(二)主體思維
社會主義勞動發展的宗旨在于徹底走出抽象,變謀生手段為樂生目的。主體革命旨在將社會主義實踐主體行動化,勞動由此更加具體和更為主動,從中引出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體思維”。主體思維是和人民對話的橋梁,習近平總書記運用主體思維闡發治國理政的綱領、主張和工作理念。他一再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作為當政者和人民藝術工作者,“要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的筆端,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堅定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信仰是主體思維的落腳點和靈魂,在于主體革命規定性的落實。“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歷程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共產黨人如果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就必然導致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 “四個自信”的主體思維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原創,應體現其原創性、時代性。它的主體性體現在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建設黨、怎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帶領全體人民謀發展、求共同富裕的時代回答;它的原創性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體思維,既是全體黨員的共同信仰,也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呵護。“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
(三)主體邏輯
作為無產階級的思想路線,唯物史觀主體邏輯既是主體思維的落實,也是主體革命與主體思維統一的升華。在《資本論》中,主體邏輯是被作為客觀邏輯和主體規律予以刻畫的,即基于勞動二重性發展的工資邏輯和針對資本積累的主體反抗邏輯。社會主義邏輯一以貫之,因此,這一層次的規定特指主體認識論的“行動邏輯”。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全面展開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施政綱領。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道路,必須貫徹知行合一原則,形成系統化的治國理政的理論體系和政策體系。(1)“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共產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把我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他針對扶貧工作做出具體指示:“堅定信心、找對路子,堅持苦干實干,推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加快發展。”(2)自主創新是“國之大者”。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堅持以主體性原則看待創新并引導主體創新,他強調,誰擁有一流創新人才誰就擁有創新優勢和主導權。“實踐證明,我國自主創新事業是大有可為的。”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應對發展環境變化、把握發展自主權、提高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是更好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廣大科技工作者必須自立自強、自力更生,以“四個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服從時代需要,服務人民群眾。(3)共享發展,即“必須讓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習近平指出,只有人民參與、人民共享的經濟,才能“全面、科學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共享發展的核心內容是人民本位的共享經濟。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起步是勞資分享利潤,以后的發展路徑沿著“共享經濟→公共占有(全民所有制經濟)→以共同富裕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所有制經濟”前進。共享經濟不僅是經濟發展和運行的方式,它還深刻反映了社會制度的本質。就實質而言,“‘共享經濟’與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產權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相聯系,其共享主要通過占主體的公有制企業來實現,即由每個勞動者共同占有和使用生產資料,勞動報酬實行按勞分配,企業內部貧富差別不大,而占輔體的非公有制企業則通過勞資兩利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也能在一定程度實現共享”。(4)“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新時代,人與社會和諧共生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延伸。為了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促進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必須堅持以生態文明的理念為指導,“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5)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有利的國內條件;積極維護國際秩序及有利于和平發展的國際空間,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為此,必須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動“中國之治”,引領世界大團結。命運共同體是對廣泛的利益共同體的人類主體的提升。在國際事務中,必須充分尊重國家主權,必須充分體現各國人民的制度性話語權。為此,“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主權平等,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四)主體路線
主體邏輯即無產階級的唯物史觀邏輯,是唯物史觀的主體革命和與其相適應的主體思維、行動邏輯的具體歷史的統一。在現實邏輯上,主體邏輯即主體路線;換言之,主體路線反映主體革命、主體思維、主體邏輯的現實統一,主體路線乃是作為主體邏輯的現實性而被規定。為此,黨必須植根于人民,“黨要做到長期執政,就必須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同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黨以組織行動保持革命主體的辯證法性質,作為群眾的工作方法,于是有這種工作鏈條:主體革命—主體思維—主體邏輯—主體路線。”一是以黨的群眾路線為主體論的工作路線,立足主體范疇,發動主體革命。黨的策略和行動綱領不能停留在口號上,黨必須深入人民群眾,接受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洗禮,進行主體自我革命。所謂自我革命,就是立足“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目標和途徑是“堅守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動搖,同時要以新的理念、思路、辦法、手段解決好黨內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不斷提高自我革命實效”。把黨的自我革命進行到底,目的是推動黨進行偉大社會革命。“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要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中切實貫徹落實。”二是扎根于新時代實踐,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為主體實踐元素,醞釀主體偉大斗爭。主體路線的落腳點是保持黨員隊伍的社會主義勞動先進性,從組織上保證“革命的首要的生產力”的時代激發。“這個問題就是‘最終目標’和‘運動’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也就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系問題。”“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充分認識這場偉大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斗爭新勝利”。三是以人民主體論為理論邏輯主線謀劃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圍繞“主體中國”進行主體發展戰略布局、戰術部署。“當無產階級沿著革命的道路前進時,貧困不再只是某種特定的東西,而是開始被包融到行動的活生生的辯證法中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攻堅克難,譜寫人類反貧困歷史新篇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要努力建設一個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
總之,以新時代理念謀劃主體發展,基本立足點是習近平關于人民主體論的思想藍圖。其正面的啟發是“社會主義主體論”。從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視角看,“社會主義主體論”即堅持黨的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主體范疇論、社會主義企業的主體范疇論,以及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的社會主義勞動合約的主體范疇論、社會主義工資的主體范疇論。“國家生產—商品實現”突出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真實平等,理論內容圍繞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協同創造價值、按“勞”生產支配按“勞”分配規律以及社會再生產循環系統有計劃地實現展開。其反面的啟發是由資本主體范疇引發的主體的無法系統實現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是主體危機。主體現代化旨在克服主體矛盾,抑制主體危機,促進主體價值的系統實現。為此,世界需要社會主義邏輯。資本積累指示主體發展的歷史貧困(兩極分化)造成深刻的主體危機,其深層顯露的是“資本惡”。中國式現代化所追求的絕非勞動者的貧窮化,不是簡單勞動力的資本化使用,而是勞動力的社會主義高質量使用,追求勞動者品質化的生活。黨的主體使命是推動社會不斷變革。為此,社會主義現代化絕非知識論命題,而是實踐議題,是覺醒主體的現代化。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彰顯人民至上的主體理念,是對主體重建的新文明規劃的行動預演。這是主體辯證法的深層構境,是對唯物史觀主體論與《資本論》主體范疇原理的新時代應用和雙重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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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深層次看,歷史二重性規定的是主體范疇,邏輯二重性則只和經濟范疇關聯,二者是“象相關系”。由勞動二重性展開的歷史形態,即主體發展之“象”,如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價值和剩余價值或工資。一般而言,局限于單純經濟考察的普遍性或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系說法,既忽略了由體及用的歷史道路根據,又滿足在知識論體系的自我構筑的邏輯“幻相”中。
2從文明規劃看,“主體現代化是主體邏輯的理性回歸”。“馬克思構建以勞動為起點、以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為核心的經濟形態自然歷史過程研究,力求將資本現代化扭轉為主體現代化,這是理解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前提。”參見許光偉、胡璇、王帥《主體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解讀——兼議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原理》,載《社會科學動態》2023年第4期。
3主體范疇(Juche)是歷史科學的基本用語。在唯物史觀語境中,主體范疇是生產方式的理論反映。其提示人類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類型,指示勞動方式組裝生產方式的工作路線,直至統帥生產方式對社會形態全部內容的生成運動和生長關系。從歷史科學出發,主體范疇即理論范疇的“種子”。由此可認定《資本論》組織理論范疇的方式是“主體邏輯→資本邏輯”,研究對象最終落成為主體范疇和經濟范疇的“化合物”,完成對統一認識論的知識定格。全部理論范疇由主體范疇孕育生長,主體范疇即成為思想路線之源、革命行動之根。
4“總體上看,這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的‘研究對象表達’,其內蘊矛盾規定的地方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邏輯,其展開統治的線索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邏輯。”參見許光偉《主體邏輯與資本邏輯——〈資本論〉為什么不是現象學》,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4期。
5主體范疇是歷史內容,經濟學科如此依戀歷史學科,以至于主體范疇成為范疇的內骨,主體范疇與經濟范疇的結合達成表里如一的關系。拿現代化的例子來說,從實質內容看,工人的貧困化和資本的現代化竟然成為同一規定。
6姓社與姓資的爭鳴繼而表明:現代化進程代表著具有不同道路方向的系統策略;前者始終著眼于主體性問題的歷史解決,而后者則致力于把人變成現代社會的無機條件的組成內容,變成各種形式的單向度的人,因而在實質上是主體性的喪失。
7人工智能展示了人類已經擁有可以從勞動中解放的物質生產條件,但目前仍缺乏使自身解放的社會勞動條件。社會主義的解放邏輯必然著眼于對“統治”(尤其是算法統治)的走出。在這種意義上,“勞動不可消滅,只能重建;若欲實現對階級社會的走出,必須揚棄操作意義的勞動,消滅勞動的異化形式”。機器替代作為自然力規定的勞動力,始終是物質現代化的本有意義;與之相反,人的現代化則始終意味著“主體邏輯的自由”,是人的創造力的無窮盡的發揮,這就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的合而為一性。于是,一旦工作日制度被社會自覺規劃,“階級化的空間”和“階級化的時間”即被打破,主體解放的實踐邏輯就開始自動呈現。如此一來,“馬克思‘歷史三段論’指認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呢?即以從勞動出發的發展邏輯觸發‘主體反抗’,以有機構成讀法解通史路徑之個人所有制工作邏輯”。參見許光偉、胡璇《主體邏輯、算法統治與資本命名——兼議馬克思對黑格爾邏輯學的揚棄》,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23年第2期;許光偉《主體邏輯與資本邏輯——〈資本論〉為什么不是現象學》,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4期。
8有學者以“三重革命論”將其概括為奪權性革命、改革性革命、過渡性革命。總體來看,這是線性思考模式的看法,但具有理論積極意義。“‘三重革命論’形成了前后相繼的三個歷史階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交融并統一于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革命運動的全過程。全面、完整、準確地深刻理解這一科學內涵的三重規定性,有利于我們澄清種種對‘革命’意蘊的誤讀乃至曲解,從而樹立起科學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革命觀,并在此基礎上,始終以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革命的主體,以革命到底的精神、膽略和定力,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沿著馬克思主義方向和軌道不斷前行,‘一個強大的、一切時代中最強大的革命遠景就會立即展現在我們面前’。”參見楊俊、程恩富《習近平“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芻議——確立“三重革命論”的馬克思主義觀》,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1年第10期。
內蒙古社會科學 2023,44(03),1-10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3.03.001
基金項目:吉林財經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科研項目“《資本論》、工資與現代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編號:2022WZD010)。
本文載于《內蒙古社會科學》2023年第3期
許光偉 | 主體邏輯與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理論主線考察 (qq.com)
(責任編輯 馮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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