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后期英美國家產生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流派，該流派以“非胡說的馬克思主義”自詡，極力主張用分析哲學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解讀馬克思文獻，結果以“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攻擊勞動價值論和“修正”馬克思剝削理論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一結果具有經濟哲學性質且被冠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之名。用馬克思經濟哲學標準衡量，“重建”和“修正”造成了理論混亂，使馬克思經濟哲學面目全非。原生態地解讀馬克思文獻是矯正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的正確途徑。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哲學；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重建；修正
20世紀后期，英美國家產生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流派。該流派主要創始人科恩在2000年為《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撰寫的新版《導言》中，較為具體地回答了何謂“非胡說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一旦你把你研究的東西叫作非胡說的馬克思主義，那你似乎在暗示所有其他的馬克思主義都是胡說的，并因而暗示你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合法的。實際上，還存在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胡說的馬克思主義，但是，一旦這種(我們可以把它叫作)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遇到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那它必定要么成為分析的，要么成為胡說的。”[1]科恩的界說先聲奪人，一出場就把非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逼入窘境。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是“非胡說的馬克思主義”，非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是“胡說的馬克思主義”；“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要么向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投降，要么成為胡說的馬克思主義。
何謂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分析”？科恩對此的回答是，“從狹義上講，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分析，指的是它以通過聯系那些分別構成整體并構成發生在更為總體水平上的轉變過程的微觀結構和微觀機制，去解釋宏觀現象的傾向”。“聲稱資本主義必定滅亡并且要為社會主義所取代并沒有表明個人的行為是如何導致這一結果的。只有個人的行為才能導致這一結果，因為從最終的分析看，個人的行為總是出現在那種活動發生的地方。”[2]科恩的論述表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主張用微觀解釋宏觀，用個人說明社會及其歷史，目的是使馬克思主義達到“科學的程度”。
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分析”是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極力反對馬克思的辯證思維和整體思維，主張運用邏輯和語言分析方法、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和理性選擇方法。[3]科恩明確表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這三種方法的“信奉是絕對的”，“且是不可改變的”。用如上方法研究馬克思文獻形成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創始人有科恩、埃爾斯特和羅默。三位創始人各有代表作：科恩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1978、2000年)、埃爾斯特的《理解馬克思》(1985年)和羅默的《在自由中喪失——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導論》(1988年)。
細檢這三部著作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共性。第一，特別重視馬克思1859年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寫的《序言》，較為重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第1卷，對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只是偶爾提及。第二，對馬克思主義作出側重于倫理道德性的解釋。第三，否定馬克思的核心觀點，如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和共產主義理論。第四，抱負不凡，如要“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修正馬克思主義”，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均衡理論“重建馬克思的思想”，等等。就實際結果而言，分析哲學追求準確、嚴謹和符合邏輯，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則走向另一個極端。用馬克思經濟哲學的標準衡量[4]，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既不“分析”，也無“分析”。
一、科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
科恩在自己的代表作《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中高調宣布，要“重建歷史唯物主義”。該提法可謂氣勢宏大，但需要研究的問題是，為什么要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重建后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怎樣的？被重建的歷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勞動歷史唯物主義是什么關系？探討和回答這些問題后就能揭示出真相：被重建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恩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絕對不是馬克思的勞動歷史唯物主義。
為什么要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科恩認為，馬克思勞動歷史唯物主義“不適當地貶低了像宗教和民族主義這樣的意識形式”，它們對馬克思勞動歷史唯物主義構成了威脅。[5]“不適當地貶低”是科恩自己的認知，但不是基于客觀事實的判斷。在馬克思文獻中，確實客觀地存在宗教理論和民族理論。
被科恩重建后的歷史唯物主義主要觀點如下。科恩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觀點“是這樣一個命題，即在整個歷史過程中存在的人的生產力增長的趨勢，社會形式(經濟結構)的興起和衰落是當且因為它們能夠實現和促進，或妨礙和阻止這種增長”。“歷史是人類辛勤勞動的歷史，它經歷了生產能力的發展，它的促進因素和載體是一種經濟結構，當這種經濟結構激發了超出它所能包含的更多的發展時，它就要滅亡。”這是科恩以為的馬克思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宏觀歷史結構。他還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線性演化模式。科恩以生產剩余的有無和多少為判斷標準，將人類社會歷史劃分為四個時期：無剩余產品的原始無階級社會，生產剩余足能養活統治階級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剩余產品富足到使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社會，非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最后，科恩區分了兩種歷史唯物主義：“包括一切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受到限制的歷史唯物主義”。二者的表述相近：“歷史，主要(特別)是人的生產能力的系統的增長，社會形式的興起和衰落是當且因為它們能夠實現和促進，或妨礙和阻止這種增長。”這兩種歷史唯物主義表面上只是把“主要”變為“特別”，實質是思想內容的差別。“受到限制的歷史唯物主義在能及的范圍上更適度。它主要是一種關于物質發展過程本身的理論，而不是關于這種發展和其他發展之間關系的理論。”“受到限制的歷史唯物主義允許精神生活擺脫物質生活而發展。”[6]
以上內容是科恩用分析哲學技術分析“前分析的”馬克思勞動歷史唯物主義的結果。對二者進行比較就可發現，科恩語境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名不副實。
其一，被科恩視為“前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表述出來的歷史唯物主義。筆者把它命名為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作用是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歷史方位。雖然科恩在展開、論證和修正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時大量引證《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的內容為自己的“重建”目的服務，但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并沒有離開《序言》半步。問題在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僅是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此外還包括勞動哲學本體論、人學歷史唯物主義和工藝學歷史唯物主義。四者有機統一才構成馬克思勞動歷史唯物主義。[7]
其二，在科恩理解的歷史唯物主義中，我們見到的是兩種因素和一種關系。兩種因素中的一種是生產力恒定增長的趨勢，另一種是與生產力相對應的社會形式。二者之間不是辯證關系，而是單一的主動與被動、主導與從屬之間的關系。適應生產力增長趨勢時，特定的社會形式便會興起；不適應生產力增長趨勢時，特定的社會形式便會衰落。從構成因素角度看，馬克思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中還有上層建筑即國家、法與社會意識形式，在科恩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這些因素都不見了。從關系角度看，生產力與社會形式是辯證關系。一種情況下，社會形式促進生產力的增長；另一種情況下，社會形式阻礙生產力的增長。恩格斯晚年的歷史唯物主義通信曾大力論證非生產力因素對生產力的巨大反作用。非生產力因素并非僅有消極被動的一面，還有積極主動的一面，這一面顯然被科恩忽略了。總之，僅就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來說，科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把馬克思勞動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化的結果。
其三，論及“受到限制的歷史唯物主義”時，科恩不僅排斥與生產力密不可分的經濟結構，而且還“允許精神生活擺脫物質生活而發展”。因而柯恩認為，“受到限制的歷史唯物主義”只不過是“一種關于物質發展過程本身的理論”，即關于生產力發展本身的理論。這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問題在于，以唯生產力論形式表現出來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之間是什么關系？又與馬克思勞動歷史唯物主義之間是什么關系？稍有一點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兩者之間是南轅北轍的關系。
其四，雖然科恩把生產力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地位拔高到唯生產力論高度，但馬克思圍繞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建立起來的歷史唯物主義，即工藝學歷史唯物主義，則被科恩徹底忽略了。馬克思長期研究工藝學，理論成果除內化于政治經濟學之中以便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技術特點外，還從哲學高度加以概括，形成了工藝學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系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甚至所有抽象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8]這是馬克思結合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過程的新情況認識生產力的新成果，這種新成果能使我們加深對一般意義上生產力的認識，加深對生產力巨大社會歷史性作用的認識。令人不解的是，在科恩“受到限制的歷史唯物主義”中沒有給工藝學歷史唯物主義任何存在的機會。科恩的觀點證明了如下事實：第一，他對馬克思文獻的閱讀并不認真。雖然把馬克思有關生產力重要性的觀點拔高到唯生產力論的高度，但馬克思發展生產力理論的事實卻被他忽略。第二，科恩注目的焦點是用分析哲學技術框衡教科書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工藝學歷史唯物主義淡出他的學術視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五，科恩在梳理馬克思勞動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社會歷史演進思想時，把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作為一個社會歷史時期加以處理，對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不作任何說明。這種做法除違背基本的社會歷史事實外，還存在邏輯問題。如果奴隸制社會與封建社會之間沒有本質區別，那么，兩個提法并用便是多此一舉；如果二者之間有本質區別，那么，不加說明地以同一社會歷史時期對待便是概念與指稱對象脫節。以邏輯語句分析方法為工具“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科恩，在這里犯了邏輯上的錯誤。
綜上，科恩用分析哲學技術“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嘗試以失敗告終。為了適應分析哲學技術的硬性要求，科恩逐步減少勞動歷史唯物主義的構成要素，逐步壓縮勞動歷史唯物主義的適用范圍，當“受到限制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現時，人們才發現，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只與生產力有關。只與生產力有關的歷史唯物主義能說明社會歷史中不同因素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嗎？能說明社會歷史及其變遷的動態性質嗎？作為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核心內容的社會基本矛盾辯證運動學說還有存在的理論邏輯空間嗎？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二、埃爾斯特對馬克思的“理解”
埃爾斯特的《理解馬克思》一書囊括了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其中的歷史理論并無新意，因為他承認，自己是將科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作為根據的。[9]其他三部分內容大體上與我們傳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相對應，每一部分都存在可商榷之處。
埃爾斯特在談到馬克思的“哲學唯物論”時說：“就算他有這種觀點，也不會和歷史唯物主義有什么有趣的聯系。顯然，在相信外部世界獨立于并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意義上，馬克思是一個唯物論者，即使某些段落暗示了一種不同的觀點。”“關于自然在他那個時代被人化為人的勞動結果的程度，馬克思有一種十分極端和夸張的觀點”，并且這種觀點“也是無意義的”。[10]
如埃爾斯特所述，如果馬克思的“哲學唯物論”觀點與勞動歷史唯物主義沒有關系，后者中的“唯物”如何理解？難道馬克思有并立并行且互不相聯的兩種“哲學唯物論”？從概念分析的意義上說，埃爾斯特觀點中表現出來的邏輯混亂源于他內在思維的邏輯混亂。他在近代以來“哲學唯物論”語境中理解馬克思的“哲學唯物論”，當看到馬克思對“哲學唯物論”的論述與他理解的“哲學唯物論”有本質區別時，便作出如此結論。
埃爾斯特理解的“哲學唯物論”，其哲學分析框架是主觀與客觀、思維與存在或意識與物質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客觀、存在、物質居于第一性地位，主觀、思維、意識則處于從屬地位，后者是對前者的反映。埃爾斯特批判馬克思時使用的是自然概念，這說明，他認為客觀、存在、物質和自然是同一層次的概念。在這種哲學分析框架中，客觀、存在、物質和自然外在于人，獨立于人，先于人，具有大全和無限性質。人對客觀、存在、物質和自然的認識，主觀性成分越少，真理性成分就越多，主觀性成分排除干凈了，認識便成為客觀真理。用這種哲學分析框架看待馬克思“哲學唯物論”，特別是馬克思對“人化的自然界”的論述，引發埃爾斯特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埃爾斯特顯然沒有意識到，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條中批判的正是這種哲學分析框架。埃爾斯特之所以批判馬克思的“哲學唯物論”，根本原因是謬解和誤植了馬克思的哲學分析框架。
馬克思對自己的哲學分析框架有明確界定：“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11]馬克思的哲學分析框架是主、客體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在這種哲學分析框架中，主體是人，客體是認識和實踐涉及的對象。相對于作為主體的人而言，這里的對象是客體，這種客體具有如下規定。第一，客體作為對象而存在，對象相對于主體而言，與主體無關的對象不存在。第二，作為對象的客體是主體設定的結果，主體在先，對象成為客體在后，實際發生時間和邏輯順序皆然。第三，作為對象的客體具有有限性，以主體的認知和實踐能力所及的范圍為邊界。第四，在作為對象的客體中主體是制動性因素，排除主體的存在，作為對象的客體便不存在。第五，在主、客體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哲學分析框架中不存在客觀性陷阱，作為主體的人，其認知和實踐的范圍就是“哲學唯物論”中“物”的涉及范圍。第六，主、客體及二者之間關系中的“物”是活動、關系、過程和前提條件的有機統一，絕對不是主、客觀及二者之間關系哲學分析框架中與主體無內在聯系的“物”。第七，主、客體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哲學分析框架彌補了主、客觀及二者之間關系中存在客觀性陷阱的缺陷。
在主、客觀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哲學分析框架中，主觀的對象是有限的，但對象的哲學意謂即客觀、存在、物質和自然則具有無限性。如何在概念規定層面區分有限的對象與具有無限性的客觀、存在、物質和自然？主、客觀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哲學分析框架無法做到這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需要區分這一點。從哲學致思邏輯層面說，主、客觀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哲學分析框架不能區分這一點。一旦著手區分這一點，這一哲學分析框架就會發現，自以為的客觀具有片面性，而要保證客觀的全面性，客觀的范圍就必須以客體為限度。以客體為限度的客觀已帶有主體性成分，主、客觀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哲學分析框架的邏輯困境便顯現出來，要么歸宗于主、客體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哲學分析框架，要么就得承認，自以為的客觀具有片面性，從而導致這一哲學分析框架的崩潰。筆者把這一缺陷命名為客觀性陷阱。主、客體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哲學分析框架則彌補了這一缺陷，此為馬克思對哲學分析框架理論的偉大貢獻。
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面，埃爾斯特也有驚人之論，典型例證是他對勞動價值論的指責和否定。他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多或少是勞動價值論的同義詞”。“這一理論在最好的情況下是無用的，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是有害的，而且往往是誤導的。”[12]由此可見，埃爾斯特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持有徹底否定的態度。這種態度的根據是什么？埃爾斯特認為，“勞動不一定是所有商品的組成部分”。“一種根據嚴格的訓練而運作的經濟可能會有各種嚴格限定的相對價格和一種嚴格限定的利潤率，而無須使用勞動。”“我們想象一種完全自動化的經濟，以及一個資本家階級和一個構成了常備軍的報酬很低的士兵階級。在此，商品可能根據嚴格限定的國家價格在商行之間以及商行和消費者之間傳送，但勞動并沒有進入商品的生產。”[13]
為了反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埃爾斯特在想象中構筑作為根據的微觀語境，此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不分析的又一例證。第一，資本家階級與士兵階級構成“完全自動化的經濟”。士兵階級與經濟的“完全自動化”有直接關系嗎？第二，“資本家階級”中的資本家是什么性質的資本家？貨幣資本家、產業資本家還是商業資本家？在這個微觀語境中，“資本家”的指稱對象或許是商業資本家。問題在于，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的經濟體能存在嗎？進一步說，資本與雇傭勞動相對應，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相對立。沒有雇傭勞動者，何來資本家？沒有雇傭勞動者的經濟體，還是商品生產和交換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經濟嗎？第三，埃爾斯特的微觀語境涉及商品流通和消費，結論卻是商品生產與勞動無關。商品生產是基礎和前提，然后才能談到商品流通和消費。因此，埃爾斯特通過想象構筑的微觀語境與客觀事實背離，在此前提下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予以反對和否定，證明埃爾斯特的分析哲學欠分析。
埃爾斯特在宏觀語境中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和反對，結果同樣不容樂觀。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獨具特色，典型例證是對勞動二重性的發現和揭示。[14]反觀埃爾斯特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和反對，似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并沒有自己的特色，也沒有對勞動價值論思想史作出獨特貢獻。更為過分的是，埃爾斯特出于一己之見而把注意力僅僅聚焦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商品與勞動的關系，無視這一理論中同樣重要的其他內容，這說明埃爾斯特的理論視野存在缺陷。
其一，商品的社會歷史性含義。商品不是從來就有，也不會永遠存在，它是特定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才成為社會財富的元素形式，才在社會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15]埃爾斯特在否定和反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過程中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更無視馬克思對這種社會歷史性含義的揭示，這使埃爾斯特陷入兩難選擇的境地。
其二，商品與勞動的內在聯系。在馬克思語境中，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無勞動，自然物不會成為產品，勞動是產品成為自身的絕對必需的前提。交換確實是商品成為自身的前提，但商品的客觀基礎是產品。無勞動便無產品，無產品便無商品，離開勞動談商品，既與基本事實沖突，也是外行之舉。埃爾斯特僅從流通和消費環節考察商品，無視勞動與商品在生產環節內在聯系的客觀存在和前提性意義，具有相當大的片面性。
其三，商品生產和交換確實是物質財富創造和流通的前提和基礎，其背后是法權關系的客觀存在。無視這一客觀存在，要想真正地理解商品及其生產和交換確實困難。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中，勞動價值論內在地包含這一法權關系，其實質是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法權關系。埃爾斯特沒有注意到這一法權關系的客觀存在，只是一味地反對和否定勞動價值論。
其四，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基石，以此為基礎，馬克思發展出剩余價值論、剝削客觀存在論和造反有理論。幾種“論”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舍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便不完整，理論邏輯演進就會中斷。我們在埃爾斯特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論述中發現的是另外一種情況。他無視這種內在聯系，僅從規范意義上看待剝削問題，似乎否定和反對勞動價值論，同樣能說明政治經濟學意義的剝削問題。[16]
在發表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看法時，埃爾斯特的注意力集中于其中的共產主義理論，把內容豐富的共產主義理論理解為人通過勞動而自我實現的理論。他說，“通過創造性的勞動而自我實現，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本質”。“這是馬克思思想中最具價值和最為不朽的要素。”[17]令人不解的是，埃爾斯特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價值”和“不朽”，并未作出相應論證，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質疑和批判這一理論。在他看來，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忽視了四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忽視了個人的自我實現和集體的自我實現之間的沖突”。其次，“忽視了個人之客觀的自我實現和主觀的幸福感之間可能產生的沖突”。再次，“忽視了個人的全面發展和真正具有創造性的人專心于一種活動這一特點之間的沖突”。最后，“忽視了過分沖動的問題”。鑒于如上缺陷，埃爾斯特認定這一理論“極為烏托邦”，“是一種狂熱的理想”，“有可能蛻變為自我陶醉和自我放縱的理想”。[18]埃爾斯特的自相矛盾顯露無遺。
更讓人費解的是，埃爾斯特把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僅僅理解為“通過創造性的勞動而自我實現”。這樣的理解與馬克思的界說大相徑庭。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為之奮斗一生的理想，他在眾多文獻中從各不相同的角度論述共產主義社會，始終堅持的觀點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需要前提條件，不顧這些前提條件論說共產主義社會便是空想。[19]由此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沒有被埃爾斯特真正地理解。
從埃爾斯特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三個領域對馬克思的理解情況看，《理解馬克思》實質上是曲解馬克思。曲解的過程及其結果以“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形式表現出來，說明它追求經驗實證和科學的目標以正相反的結局展示于人。
三、羅默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
羅默的代表作《在自由中喪失——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導論》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的提法讓人眼前一亮。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無論從哪種角度看都不失為一件好事。但是，事實恰恰相反，該書名之曰“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實際內容卻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而是作者基于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概念的理解，僅對其中一個問題即資本主義社會公正問題的探討。[20]這種探討以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剝削和階級兩個范疇的形式進行，結果是遠離了馬克思文獻中的經濟哲學。
羅默的整體思路如下。第一，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分析自以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內容，即“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思想同與之相關的倫理思想之間的聯系”，從道德角度挑戰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的正當性，最終目標是“提出被修正的馬克思主義”。第二，實現目標的手段之一是反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前者“將人引向歧途”，況且“馬克思分析的結論根本不依賴勞動價值論”；后者也應被拋棄，因為“這一研究剝削的方法是不成功的”。第三，實現目標的手段之二是集中分析剝削和階級兩個范疇，借此建立關于剝削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定理”，這些定理便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的主要內容。[21]
暫且假定這種思路能成一家之言，細加分析就可發現其問題所在。分析哲學的基本要求是對哲學論述進行邏輯和語義分析，目的是使概念、概念指稱對象與微觀語境中所要表達的意義協調一致。羅默的思路演進沒有做到這一點。在論述過程中，他隨意地使用“被修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等概念，但鮮見對這些概念的清晰界定。“被修正的馬克思主義”與他自己以為并著重論說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之間是什么關系？與馬克思文獻中的馬克思主義又是什么關系？自以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什么關系？與馬克思經濟哲學又是什么關系？我們見不到羅默對這些問題的論述和回答。這說明，羅默運用這些概念時并沒有注意它們與指稱對象和所要表達的意義之間的關系，這與分析哲學嚴謹、清晰和準確的要求背道而馳。
羅默在其代表作中提出了貌似系統的剝削理論。其一，理解剝削問題的方法論。書中說，“無論人們會怎樣反對基于剝削關系的雇傭勞動，這都與勞動市場沒有內在聯系”。其二，剝削的定義：“如果一個成員在經濟活動中花費的勞動多于包含在他能用其他收入購買的任何商品集中的勞動，也就是說，如果他預算內的商品集所包含的勞動少于他花費的勞動，他就受到剝削。同樣，如果一個人能以他來自生產的全部收入購買的所有商品所包含的勞動多于他花費的勞動，他就被定義為剝削者。”其三，剝削產生的根源：資本的稀缺和對有形資本的不同所有權。其四，基于以上對剝削的理解而得來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定理”：(1)“當且僅當剝削存在，利潤就存在”；(2)“當且僅當工人受到剝削，利潤率才為正”；(3)“當且僅當工人是受剝削的，正利潤才能維持”。其五，“假定資本主義是那時發展生產力的最優經濟結構。這種情況下，有理由說這種剝削是社會必要的”。“如果剝削是社會必要的，那就存在反對消滅它的理由。”[22]
依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文獻看待羅默論剝削的內容，“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目的確實達到了，但其中的每一部分內容都難圓其說。
內容之一是看待剝削問題的方法論。既然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那么，在邏輯中就不能再有勞動力市場的位置。可是，沒有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商品與貨幣資本的交換，生產能進行嗎？沒有生產，哪來的產品？沒有產品怎么能有商品？沒有商品如何實現剩余價值？在沒有剩余價值的前提下，資本家的剝削如何變為現實？
內容之二的用意很好，用定義把剝削事實界定清楚。界定的核心是從消費層面看問題，其錯誤有二。其一，剝削出現和實現的真正地點是生產領域，至于收入或消費，那是剝削的結果而不是剝削事實本身。其二，找錯剝削源頭的結果是把資本與雇傭勞動在生產領域中的關系置換為消費領域中不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階級分野和對立沒有了，剩下的只有消費水平與勞動收入之間的不同關系。更根本者，馬克思語境中勞動者的雇傭勞動與資本家的剝削性勞動是一回事嗎？
內容之三是把剝削產生的根源往前推進，由資本主義生產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原因是資本初始分配導致的對有形資本的不同所有權。這確實是剝削產生的原因，但它是歷史原因而不是現實原因。現實原因只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此外無它。
內容之四是試圖以分析哲學表述方式展示有關剝削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定理”，實際內容卻遠離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中的剝削與剩余價值相對應，基于剩余價值的事實而來。從這種意義上說，剩余價值論就是剝削論。馬克思也運用利潤和利潤率范疇，但不忘記指出它們與剩余價值范疇之間的本質區別，利潤由于計算范圍的原因而掩蓋了資本家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程度。反觀羅默，將剝削與利潤相對應，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推回到資產階級經濟學語境中去了。
內容之五是思維邏輯混亂的表現。我們不懷疑羅默從道德層面質疑資本主義私有制正當性的真心實意，但這里又認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具有“社會必要”性。到底是質疑正當性還是論證“社會必要”性？馬克思確實多次談論資本主義剝削的文明面[23]，但那是在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趨勢的意義上說的，意在表明，資本主義的剝削性生產為未來社會提供物質前提。羅默丟棄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內容，剩下的是剝削“社會必要”論，結論是不存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理由。
羅默在否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前提下，提出自以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的剝削理論，由于邏輯漏洞百出而難成一家之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中的剝削理論以客觀事實為依據，概念界定清晰明確，論證邏輯強勁有力。羅默對馬克思剝削理論的高調“修正”不僅多此一舉，而且還人為制造了理論混亂。我們以《資本論》第1卷為例說明這一點。證明和分析剝削的客觀存在有三個角度：第一個角度是勞動力使用價值；第二個角度是勞動時間劃分；第三個角度是商品的價值構成。[24]三個角度的論證確立了基本事實，剩余價值確實客觀存在，雇傭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受到了剝削，這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缺乏正當性的客觀根據。反觀羅默，他簡單地否定勞動價值論，進而否定剩余價值論，同時還要說明剝削客觀存在，其根據何在？羅默理論錯誤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對資本范疇的理解存在問題，導致他否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進而在這一前提下理解剝削現象。由于理論前提錯誤，理論本身出現錯誤是其必然結果。
讓我們回到羅默對資本范疇的理解。他說：“資本的本質方面在于它是一種生產的投入，一種不能被立即生產出來的生產的投入。”[25]這一理解是一種倒退，因為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觀點，例如李嘉圖說：“資本是一國財富中用于生產的部分，由進行勞動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機器等組成。”[26]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之名弘揚資產階級經濟學觀點，馬克思原生態觀點被扭曲。這其中的核心內容是剝削理論，確立剝削理論的前提是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而讓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確立起來的理論前提則是對資本的理解和界定。檢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文獻就可發現，他從13個角度理解和界定資本范疇：第一，資本是積累起來的物化勞動；第二，資本是生產關系；第三，資本是特定社會歷史性質的經濟運行過程；第四，資本是價值保持和價值增殖的有機統一；第五，資本是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六，資本是辯證的自我否定的社會歷史運動；第七，資本是掠奪及其結果；第八，資本是活生生的矛盾；第九，資本是生產方式的不斷革命；第十，資本是主、客體關系；第十一，資本是勞動異化及其結果；第十二，資本是階級對立的源頭和客觀基礎；第十三，資本是未來社會的物質前提。
對照羅默和馬克思各自對資本的界定，二者觀點之間的根本對立是客觀事實。這一客觀事實表明，羅默對剝削的理解，進而對資本的理解，絕對不是馬克思的理解。
總而言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借用分析哲學技術，外加自己的想象，對馬克思文獻中的經濟哲學進行分析，實際造成了曲解和誤解。用馬克思經濟哲學標準衡量，作出如下結論不能被認為是唐突之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既不“分析”，也與馬克思經濟哲學的本意相去甚遠，所謂“辯護”“修正”和“重建”，本質是借馬克思之名說自己的話。這些“話”具有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外觀，精神實質卻南轅北轍。
（作者單位：宮敬才、彭園珍，河北大學政法學院哲學系）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