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批判的若干問題（下）
——歷史到科學的發展
【作者按】中國社科院錢津老師最近發文《抽象勞動與勞動概念辨析》，顯示了對簡單勞動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歷史類型的不理解。這篇文章稱：“認識抽象勞動概念與勞動概念的等同性，必須明確不能將抽象勞動等同于簡單勞動，必須認識到人類勞動的發展是越來越復雜化的。這就是說，不能認為抽象勞動是沒有任何工藝性、獨立性和個性的簡單操作，是任何平常人都可以勝任的簡單勞動。”其實商品生產勞動作為抽象勞動，就在于指示“簡單勞動”（當然并非體力勞動）的歷史類型。而錢津老師的觀點錯誤之處在于，嚴重不理解“既是抽象的、又是簡單的”商品生產勞動的文明規劃特性，不了解向著資本主義前進的商品勞動具有“內在的簡單化”的實踐傾向性。其試圖脫開對象思維學的主體邏輯工具語境解讀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范疇，又以孤立化的勞動史（脫開生產史、階級史、人類史、文化史）考察勞動概念，賦予語義學的“勞動知識幽靈”。“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必須面臨三重路線斗爭——在外部與唯心主義的路線斗爭、在內部與唯物主義的路線斗爭以及針對哲學詮釋學的與歷史唯物主義解釋派的路線斗爭，唯如此，才能將之科學運用于一切領域。就勞動這個問題而言，必須認識到：價值幽靈是意味著“價值實體（抽象勞動—簡單勞動）”“價值量（由社會必要時間決定價值量）”“價值形式（價值形式—交換價值）”三重意義的統一。簡單勞動作為“生產力幽靈（生產力歷史類型）”，乃是特指和價值實體予以匹配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歷史發展類型。抽象勞動是商品生產方式的階級元，勞動的抽象性是商品生產關系的階級根，絕非普世永恒，好像是說：“作為類概念，勞動這一概念就是對于人類從事的各種各樣的生產或服務活動的抽象概括。所以，勞動概念本身就是抽象概念，不論在哪里，不論是經濟學研究，還是哲學研究，講到勞動都是指抽象勞動。”至于承認“作為類概念，勞動包括動物勞動和人類勞動，而且人類勞動就是從動物勞動起源或者說演化過來的，在沒有產生人類勞動之前，地球上只有動物勞動”，則是對盧卡奇指認的“勞動目的論設定”人類學規定的拒絕。勞動的本原是“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創造活動”。勞動的概念類集是作為目的設定論的勞動、作為實踐模式的勞動、作為社會中介的勞動、作為實體的勞動、作為文明基因的勞動等等，涵蓋人類學、社會學、階級學、政治經濟學、文化學諸多領域。一句話，勞動譜系學需要充分考慮人類的幽靈“共同體”與經濟的社會形態顯示器“商品”之間的內在機理聯系，又以幽靈學和現象學的路線斗爭作為主要認識抓手。勞動首先是“陰陽式生產方式”，依據階級對象的不同，其次具象為“兩儀的生產方式（矛盾構成雙方）”。勞動的一個靈魂同另一個靈魂的矛盾成其為“主體矛盾”。對于勞動的研究必須使用“歷史工作法”“階級工作法”，乃至是“唯物辯證法”。勞動本身是主體辯證法。社會主義批判說到底啟動的是“勞者品格”——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建構品格，夯實的是勞動二重性實踐邏輯的方法地基。“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做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從學理上看，勞動研究最能夠摒除“肉身矛盾”的干擾。然則，社會主義必須使勞動成為理解唯物史觀的批判路徑的“新的思維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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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從中引出第五種社會主義工作批判。
馬克思經濟學，主要采用平均分析法。比如，價值是通過個別生產者總體生產某種商品的“平均勞動時間”來把握的。平均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勞動二重性中的“抽象勞動”范疇也是通過平均法獲得的：平均勞動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可以說，沒有平均法就沒有科學的勞動價值論，非但如此，沒有“平均法”就沒有“范疇”！因為一切“范疇”都是許許多多的“表象”的“共性”，“共性”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平均數……比如，價值首先是在同類商品生產者內部通過“平均”確定的；但當競爭范圍擴展到全社會的不同產業之間時，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所謂“轉化”，實際上是“價值”變成了“被平均”的對象，轉化為“個別”，生產價格才是這個意義的“價值”。所以，通過平均化法確定的“價值”范疇本身也是發展的。隨著經濟范圍和交換領域的擴大，“價值”經過多次平均化，是一個個別價值轉化為“價值”，價值又轉化為“個別價值”的辯證發展過程。[1]
（二）
平均，是對個別的存在現象直接進行平均呢？還是存在者上的規定呢？如果說的是前者，似乎是確認這一點：“李嘉圖通過一個具體問題，提出一個比較價值的確切規則；經濟學家比他又前進一步，他們每年利用各種統計表計算出一切商品的平均價格。試問平均價格的意義究竟何在呢……可以表示出產品真實和合理的價值。”[2]顯然，“正因為平均的日常狀態構成了這種存在者在存在者層次上的當下情況，所以它過去和現在都在此在的解說中一再被跳過了。”[3]但是，要說海德格爾所指的存在者乃是平均的對象，其實指的是單純存在的現象運動，并不指涉任何真實存在者內容。他枉用了這一名稱。
馬克思說的是后者。馬克思也說到平均勞動力或簡單的平均勞動，但是他們究竟怎樣發生呢？我們已經揭明它是商品生產（不斷要求專業化操作的生產）的長期歷史發展的一個工作結果，在資本主義中現實性發展規定和現象運動始合二為一。作家斯塔茲·特克爾據多年周游全美國、遍訪工人的經歷，得出結論：“藍領和白領的哀嘆都同樣苦悶。點焊工說，‘我是一臺機器’；銀行出納說，‘我被關在籠子里面’；旅館職員也這樣說。鋼鐵工人說，‘我是一頭騾子’；接待員說，‘猴子也能干我干的活’。經常遷移的工人說，‘我還不如一把農具’；衣著入時的模特說，‘我就是一個衣架而已’；藍領也好，白領也好，他們說的都是同一句話：‘我是機器人。’”[4]所以對歷史支架而言，馬克思提示：沒有生產一般這一發展規定，就不會有對一般生產的科學考察。這是總的把握原則。[5]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就單個方面來看，并不構成社會生產關系，它們作為有機整體構成一個統一社會的歷史生產關系的特殊類型。就資本主義而言，理解這個生產關系類型的中軸線是生產－交換（關系），分配包含在生產和交換中，而當其社會實現時，又同時把生產和消費含于自身體系內。這個模式可寫成：生產（分配）—（生產性消費）—交換（分配）——分配（生產和消費）。這種關系構型是獨特的。這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一般：它把分配關系、交換關系、消費關系都寫作“生產關系”。
所以，上述“生產的一般規定”是馬克思指著實體發展關系來說的。如就勞動一般對價值一般的關系而論，指的是對生產關系、相應也對分配關系的一般化處理。“特殊生產形式”指的是“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包括次級的實體關系，涉及對社會形式的運動關系處理等。這種實體到形式以及相應的實體－形式到生活過程的工作程序[6]，就認識的組織支架而論，客觀上是存有的，也是思想史域內的一般認識規律。既然資產階級以如此方式安排思想認識生產，那么，對應的批判（方式）也應如此進行。這里遵守的依然是一般規律和一般程序。因為思維過程是在一定的條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自然過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維始終是一樣的，只是隨著客觀過程發展（包括思維器官發展）的成熟程度逐漸顯示出區別來。很多人都對馬克思曾經說過的話產生誤解：把它看成是對以前思想的簡單總結。其實，這是從對思想史進行考察的工作便利性上說的，畢竟，思想真值總是客觀存在的。但“馬克思的話”更多地也不代表他本人的思想。更何況，馬克思與黑格爾都同樣明白人們的思想不可能是“在思維中得到理解的”他們所處的時代。對中介環節的尋求，試圖靠捏造工作用語和改變事物的正確名稱的辦法，是根本達不到的。一棵樹，一叢樹，樹；樹（一般），樹一叢，樹一顆；由此引入了“煩瑣哲學”。所謂中介環節，不外確立批判的工作著力點，這是客觀發展過程的規定，并不為構筑純粹價值科學而設立。如果說，在它的規定里面除了語言詭辯性和繁瑣的言辭技巧之外還有別的什么東西，那就是對所代表時代的特殊歷史情境的最大涵容。針對這種情況，馬克思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其余的一切都是廢話！
人們一旦滿足在認識程式中，——這是一味關注認識支架的必然性結果[7]，就產生出脫離歷史的工作企圖，而又因其將歷史方法僅僅歸結為認識的歸納，隨即會得到“絕對性認識”：把邏輯方法認定是工作母體意義的科學方法，努力進行認識論上的“方法（論）構圖”工作。這是西方經濟學的通例，也是其固化了的分析技術。以認識論反扣方法論的工作通病是：從反扣行動中，努力地取出各式各樣的完全為了操作便利的認識方法。現在，馬克思經濟學域內的“平均”也必然被說成是這種工作結果——“平均法”。數學分析規定在方法論的“二次表現”結構中，和平均的范疇實現形式的規定順利結合了。可引文作者這么說，“平均法在馬克思經濟學中貫穿始終。除價值外，其它如平均利潤、平均資本有機構成、平均市場價格、平均成本、平均工資、平均地租，都運用了平均法。平均法既是揭示事物本質的方法，同時又是‘數量分析法’。”另外又說，“嚴格說，平均法則只是個分析工具。作為工具，馬克思主義可以使用，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可以使用，就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可使用邊際分析工具一樣。”[8]平均如何來呢？并未見分析。是不是由現象運動倒過來思考的問題？由于過分推崇認識支架[9]在理論生產（理論構造）中的作用，導致平均法的功能被推至極致，地位明顯被拔高。
這種說法無法抵擋“數理政治經濟學派”一系列的消極理論行為：（1）認為馬克思主義“原理”已經解決，正確的出發點[10]已經找到，科學思維已經不容懷疑，現在的任務是執行“內部工作批判”；（2）不僅唯物主義辯證法和科學抽象法，而且數學平均法和抽象法，都是并列互補的科學思維方法，其實是被概括為同一個邏輯方法的不同側面，它們共同支撐著“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性”，即經驗與邏輯統一的實現；（3）從上述分析基礎出發，馬克思經濟學就可以被概括為辯證的知識綜合體系，例如平均與邊際、均衡和非均衡，科學抽象法被作為“體系構筑法”和“演繹分析工具”，并巧妙地結合；（4）數學方法即邏輯方法，均衡即平均——這是現實過程的非均衡運動的運轉中心，所以不僅如此，馬克思的一些工作用語如社會必要、一般、中等水準等等均可算作“平均”意義，是滿足統計學定律的“大數”；（5）平均既是針對物理空間，也是針對歷史時段的規定，且統一，連結二者的可謂是技術變遷：短時（供求波動）、中時（技術變化）、長時（技術變遷或生產力發展），其現象接合的運動描繪了靜態均衡到動態均衡的連續的軌跡，從中尋覓出空間發展路徑（推理上：從空間不變到空間可變，反之亦然），“時間（規定）”被硬塞給“空間（規定）”；（6）據此認為，馬經和西經擁有相同的研究對象，但采取有差異的方法，盡管如此，他們普遍信仰局部均衡對一般均衡的邏輯推演關系，并同樣視之為短時對長時的工作關系，這樣，具體對抽象的關系也可能被完結為關于確立“一般均衡之價值基礎”這一工作努力，等等。[11]歸根結底，數理化的工作傾向一邊反對西方經濟學的科學實證主義，試圖改進它的邏輯實證主義，一邊力圖構造馬克思經濟學含義上的科學實證主義；這樣，邏輯學的一個極端（數學物理學）急速地躍向它的另一個極端（數學社會學），欲圖從中還原出本來面目的“知識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這種工作玩弄支持一種經濟學哲學假象：馬克思經濟學的價值性似乎在于建立邏輯學含義的科學，就在于尋求數理邏輯上的準確表達。它是有著某種先驗的結構形式的，用以支持經驗實證。例如說，“整個勞動價值論可以說就是建立在大數定律之上。”[12]這種規范下的實證邏輯似乎是說：黑板經濟學意義的科學抽象法在內涵邏輯上＝揚棄了的邏輯實證主義＝馬克思版本的科學實證主義，因此，它們如出一轍。例如能夠說，“斯拉法的‘不變的價值尺度’和‘標準商品’理論……通過數學模型的轉換……與馬克思的生產價格體系是兼容的。”[13]上述說法的正確性僅限于執行范疇批判的認識功能方面，而且必須明確正確的范疇生產前提。例如，沒有簡單勞動范疇生產，就不能有社會平均勞動或勞動力這些分析工具。此外，也不能講“平均”就是普遍適用的分析，畢竟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缺乏真正意涵的范疇生產。而不進行實際的范疇生產，也就根本談不上能夠把握范疇的社會性質，談不上恰當地運用平均法。并且，也因為單純的平均作為數學方法不具有分析的功能，其往往就會起負面性的綜合作用。但引文作者堅持：“‘平均數法則’是‘規律’的外在形式，所以，作為以研究商品基本規律和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為主要任務的馬克思經濟學，主要采用平均分析法……沒有‘平均法’就沒有‘范疇’！”這里，我們必須提醒注意：自足自明的數學形式總能給錯誤的經濟認識披上科學的理論外衣，這是一非常嚴重問題！
不管怎么講，抽象勞動并不是什么平均（規定）。所謂平均，恰好把事物本性遮蓋了，如果試圖脫開歷史，而一味堅持從平均出發的話。試想，如果沒有一般利潤率的歷史實在的規定，平均利潤率很難想得到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即使直接拋開歷史實在因素，將一般利潤率徑直歸為總剩余價值除以總資本的純數量，也不能推出一般利潤率直接就是平均利潤率，因為“平均”并不是數量的簡單的平均分配，或是力量的簡單的均勢，而是復雜性結構形成上的一個總趨勢結果。因此，平均（運動）本質上是過程變量。說“沒有平均法就沒有科學的勞動價值論”，顯然過于虛妄了，因為，決定價值量的并非“是通過個別生產者總體生產某種商品的‘平均勞動時間’”，而是按照生產條件的狀況產生出市場價值的規定，即具有實在形態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單純的平均勞動時間并不就是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14]平均體現數量的均值水準。但是，如果不以定性分析為前提，并沒有實在意義；因為，平均化運動是質與量的統一，其“平均”在某個質量水準完全由社會總體結構來定。例如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中，“個別資本”類似于數理統計中的眾數。對利潤率的追逐，則是“這些眾數”內在的質的規定性，由此，它才具有抽象企業的概念規定性，具有這一含義上的“平均”意義。
總之，平均數是實現機制上的性狀反復行動后的表現特征。個別資本的平均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間的自由移動而實現，成為了體現在“某些中間部門”上的規定。這是社會特殊規定的實現過程。所以平均不能作為出發點，相反，它從來是一個“被決定的”社會變量。猶如馬克思指出過的，“一般利潤率……僅僅作為平均數、作為抽象物存在；在現實生活中，它僅僅作為在各種不同實際利率的平均化運動中起決定作用的趨勢存在……”歸根結底，平均是待實現的規定。例如：生產價值的規定首先是抽象勞動，并非什么平均勞動，抽象勞動具體發展為一定的簡單平均勞動，恰恰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15]而從認識上，將它們預前“生產”出來，則是為了講述上的方便所需，因為：“簡單平均勞動……本身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16]不可免除的情況也仍然會發生，即在敘述進程中，實際的研究性質的規定往往被遮掩了。這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例如“平均工資”問題。“因此，最荒謬的莫過于用工資率的提高來說明利潤率的降低了，雖然這種情況在例外的場合也是存在的。只有理解了形成利潤率的各種關系，才有可能根據統計對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工資率進行實際的分析。”[17]
那么，“平均（認識）法”究竟有何作用呢？實際上，馬克思總是在辯證的意義上來運用“一般＝平均”這個認識公式。[18]例如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這其實是設立了演化的結構，即商品價值＝W / Q。
如用模型語言進行簡單描述，即：
W = (W / Q) × Q
左式代表商品社會價值，右式第一項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I的價值決定關系，第二項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II的價值決定關系。
在一開始的分析中，出于簡略論述的需要，與時間I有關的價值決定中的Q，乃是一個正常生產條件上的需要量，即未曾嚴格限定的社會需要量。在后來的市場價值及生產價格分析中，某行業部門“社會必需量”形成的含義是具體特定的，是社會的實際分配量，盡管這不影響價值決定，但改變了Q的內涵，這就是“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間II）的工作來歷。分析中介經由《資本的流通過程》而達成。在既定生產方式下，生產關系－交換關系持續生長，因此有了時間I對時間II的空間運動關系。從物以類聚到人以群分，時間I轉換為時間II，分配作為社會發展約束下的特定經濟問題；時間II相應成為反映資本主義的實際價值分配關系的現實態的時間I。
引文作者從“平均＝一般”的逆向公式出發，引出需求的預前的鎖定，爾后予以放松，升至“具體”。“它的實質是什么呢？是強調供求均衡的條件；無論理解為價值形態上的均衡，還是使用價值形態上的均衡，結果都一樣。不過，‘第二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更多地是從社會使用價值角度強調均衡問題。當把‘第一含義’和‘第二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對照起來時，我們更多的是從需求角度闡述和運用后者，而從供給角度闡述前者。”[19]所以問題就歸結為：平均法能否支持對價值運行實施有效的解剖，完全取決于能否把價值決定的兩種含義在結構上看成由抽象推至具體的發展路徑。這其實已經不是分析，而是單純的綜合。“就‘時間I’、市場價值和‘時間II’三者之間的總體關系而言，它們無疑都是思維的產物，卻又都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是體現了馬克思在分析同一個問題的深化程度中考察層次的轉換和角度的改變……第一卷中的價值和‘時間I’是思維抽象層面的一般考察，第三卷中的‘時間II’是思維具體層面在整體上的具體考察；前者屬于簡單概念，后者屬于具體概念；而市場價值則是二者轉換的樞紐。”[20]可是，生產價格呢？其對于時間II的工作批判性，在這里付之闕如，被完全地忽略掉了，形成典型的認識崇拜癥。
這種普遍套用西方經濟學供求術語實施假設論證的工作結果是：“不顧經濟范疇辯證發展的邏輯，企圖不經過轉化程序，直接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去解釋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范疇所要解決的問題。”深層次而言，“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崇拜癥的錯誤產生的方法論根源在于，他們用形而上學的僵化概念界定取代生動活潑的馬克思辯證邏輯運動，閹割了馬克思《資本論》中各種經濟范疇之間的辨證發展關系。因此，我們提出必須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解釋范圍和作用進行理論定位。”[21]也就是說，要禁止從價值到價格的書架式的范疇排列[22]，好像真有什么一層層擺放的認識秩序，不同層次的價值（或價格）只適合于解決某種或某些專門性問題。這種觀點忘了，價值－價格從來是總體概念。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發展反映總體概念的發展。如果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I看成價值決定的一般規定，相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II必然能夠看成它的實現形式；前者屬于生產關系層次的社會分配，后者屬于交換關系層次的社會分配。在規定上，時間II其實包含在時間I中，隨著社會分配實現方式的改變，而極大改變了社會需要量的實現途徑，它突顯出來。這是實踐化的社會分配規定的工作內涵，產生了對資源配置進行整體工作批判的認識要求。
某種意義上，《資本論》運用的“平均分析”正落入這些范圍內。要之，平均是范疇的存在方式，是質性的分析，不能單獨為純量的分析。它一方面表征生產方式的特征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又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結合運動特征，因而顯露出這種生產的固有的社會發展內涵和特有的社會抽象性。從此種含義出發，也可以把“平均”認為是資本競爭所體現出來的存在方式的規律形式，從而，它本能地要求了資產階級法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如此促成了價值諸范疇的辯證轉化，由“一般”向“個別”轉化，復歸于“一般”。其實，最終被平均的只有“勞動”，而不包含任何其他內容。在此種特別含義上，才可能說，“所謂‘轉化’，實際上是‘價值’變成了‘被平均’的對象”，而又因為有了分配的不同，進一步“轉化為‘個別’”，說到底，“生產價格才是這個意義的‘價值’。”所以，通過“平均化法”這個揭批資本主義的照妖鏡，確定“‘價值’范疇本身也是發展的。”蓋因分配關系發展緣故，“隨著經濟范圍和交換領域的擴大，‘價值’經過多次平均化……的辯證發展過程。”[23]
（三）
這里可專門談一談平均的數理表現問題，我們討論受供求影響的價格波動。且以市場價值為例。依據的理由主要是：（1）人們通常把市場價值或平均價格誤解為均衡價值，是供求一致即一般均衡條件下的商品價值，或者干脆是局部市場均衡價格；（2）“這里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也適用于生產價格，只要把市場價值換成生產價格就行了。”[24]“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部適合于生產價格。”[25]很顯然，市場價值和價值范疇一樣，本身不是平均數表現，平均數表現乃是市場價值形式；市場價值是作為價值實現和社會分配關系的社會價值范疇，是社會生活域內的價值概念。人們通常說的市場價格的運動軸心，首先指市場價值形式，它從實體性上落實到市場價值（規定），最終歸結于價值本身。這樣，能夠在市場價值（形式）整體含義上討論平均值和波動的工作關系。
我們把這些討論總匯在圖18-1當中。圖中，縱坐標代表市場價格工作向度，橫坐標代表供給和需求的運動變化。我們使用的字母和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一致。圖中顯示的虛線位置是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的決定，并不落在該圖的說明范圍之內。[26]相反是說明市場價格波動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的內在規律，顯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來說明……這種規律只有在供求不再發生作用時，也就是互相一致時，才純粹地實現。”馬克思關于平均數決定的說明體現兩點要求：第一，總量（發展）關系；第二，總量制衡下的收入分配關系。所以，“在政治經濟學上必須假定供求是一致的。為什么呢？這是為了對各種現象要在它們的合乎規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的形態上來進行考察；也就是說，要撇開由供求變動引起的假象來進行考察。”亦即，“要理解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的偏離，是再容易不過的了。真正的困難在于確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另一方面，為了找出供求變動的實際趨勢，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把這種趨勢確定下來。因為各種不平衡具有互相對立的性質，并且因為這些不平衡會彼此接連不斷地發生，所以它們會由它們的相反的方向，由它們互相之間的矛盾而互相平衡。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們的不平衡的接連發生，——而且朝一個方向偏離的結果，會引起另一個方向相反的偏離，——從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使供求總是互相一致；然而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并且只是作為它們的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實際上，“供求實際上從來不會一致；如果它們達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現象，所以在科學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亦即，“要給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下一般的定義，真正的困難在于，它們好像只是同義反復。”這就是平均數的表現問題。因此，“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應當從這個規律出發來說明偏離，而不是反過來，從偏離出發來說明規律本身。”“由此，各種同市場價值相偏離的市場價格，按平均數來看，就會平均化為市場價值，因為這種和市場價值的偏離會作為正負數互相抵消。這個平均數絕不是只有理論意義，而且對資本來說還有實際意義；因為投資要把或長或短的一定時期內的變動和平均化計算在內。”[27]顯然，以上所論是《資本論》中的市場價格理論與新古典價格理論最為鮮明的差別之處。[28]
圖18-1 《資本論》中的市場價格波動理論
上面已經指出，圖中虛線表示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形式。馬克思說明平均數決定是進行在社會背后的過程。由此而論，平均數表現乃是屬于現實生活范疇的運動過程。即：
供求以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為前提；當供求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生的時候，當商品是資本的產品的時候，供求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為前提，因而以和單純的商品買賣完全不同的復雜化了的關系為前提。這里問題已經不是由商品的價值到價格的形式上的轉化，即不是單純的形式變化，而是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進而同生產價格的一定的量的偏離。在簡單的買和賣上，只要有商品生產者自身互相對立就行了。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供求還以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存在為前提，這些階級和階層在自己中間分配社會的總收入，把它當作收入來消費，因此造成那種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為了理解那種由生產者自身互相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問題不僅在于，要為那個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價值額，取出另一種形式（貨幣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量的價值額，而且在于，要用那個預付在生產中的資本，取出和任何另一個同量資本取得的一樣多的或者與資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價值或利潤，而不管預付資本是用在哪個生產部門；因此，問題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個會提供平均利潤的價格，即生產價格來出售商品。[29]
市場生產價格（圖中尤其指生產價格的一般形式）說到底是由市場交換價值歷史羽化而來。每一市場運動的結果總是強迫供求（生產和消費）相等，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情況就更是如此。資本主義生產把商品生產完全轉換成社會生活形式，直至變為自己的生活過程。資本主義發展域內的需求曲線羽化為從資本的社會需要出發，進行市場變動的雙曲線：圖中所示的D1-D2。據此造成資本自己的產業或部門需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II。方便起見，數學形式可設為：
P QD = a
a表示為由社會分配關系而來的某生產部門的總需求。在一般市場交換體系中，a 是相對固定的；但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而言，這是一個不斷外推的數值，各產業間不斷交換它們對這一數值的社會占有水平，以換取與自身資本額相稱的對于社會剩余價值量的占有比重。從而，可能導致中等構成水準的產業利潤率趨高，這一行動必然引致需求曲線向D2方向移動；反之，將向相反的D1方向移動。
與之對應，社會生產的供給曲線應摹寫為起自坐標原點的若干射線。[30]一般地，S1可代表低的社會供給水準，S2代表高的社會供給水準。數學形式表達為：
P = b QS
b對應為社會供給系數，即價格運動對社會總供給（這是個物質產品概念）的關系。它表示生產者在某種經濟狀況下平均的社會供給意愿。基于這些假定，可寫出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運動形式（市場價格）的決定公式：
條件是社會物量平衡：QS = QD
這個數值是不斷變動的，其均值的狀態恰好完成了對于價值（或生產價格）的社會測度。對于市場交換價值而言，無論短期抑或長期內，a、b均保持相對穩定，所以，均值狀態的市場價格很容易保持，短暫的a波動會由相對較長一段時期內b的變化予以對沖，一個平穩有效的商品生產體系總是能得到維系。供求運動作為必然性的平衡力量屬性發揮作用。供求運動嚴格來說即價格波動本身，寓意在于：實際供求按經濟當量的含義被作為社會需要量在市場上來予以實現。據此，可把供求關系刻畫為市場價格對于商品價值的一種偏離系數，即價格對價值的運動關系。實際操作中是通過產量調整來進行的，體現在QS和QD與社會需要量的適當形式的比值關系中。
在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下情勢則大不同：一方面，盡管短期內b保持相對穩定，但a的大幅度地變化則是資本競爭運動所驅使，所以，一個短期穩定的市場價格在資本生產體系中是不可能得到的；另一方面，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a、b均會處于各自調整狀態，這即是市場價格總劇烈波動的內在根據，而在經歷足夠長的調整周期之后，二者可能重新保持相對穩定。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市場生產價格只有在長期運動條件下方能達成。總起來說，日常市場價格的取向就是圍繞軸心的波動和震蕩式運動。S1-S2以及D1-D2之間是彼此制衡的運動范圍，——實質的規定是各種具體生產關系的相互制衡。運動離開軸心的目的是為了再生出軸心運動位置，因而往往能夠重回原有位置。彼此制衡的復雜運動特征使得資本生產體系有時表現出穩定繁榮的跡象。盡管如此，失敗的次數也日見得多。這時候，不僅波動軌跡而且軸心位置的恢復也會受到阻撓，于是，離異和變遷的行動接踵而至，那將是經濟體系崩潰的預兆。崩潰之后的結果是軸心運動位置在新的基礎上實現，工作準繩不過就是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的開始發揮作用。那個結果將使得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從而供求平衡的實現過程，更加地顯得艱難和相對漫長。資本主義固有體系內的運動總是如此。但在與一些非資本主義的因素或新因素相融合的條件下，上述運動情形會有很大改觀，甚或增加大量的發展變數。這種情勢進一步確證社會分配關系的實在性以及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現實性，而不會是向一般流通過程的平衡分析回歸。
總的來說，供求波動活動在實現節點AB區間內，或者由A至B，或者從B到A。其運動活性視a、b值的穩定程度而定。這更加突顯了對資本主義現象體動用解剖學分析技術時，須得注重歷史發生的分析方法，——須得追問平均的“如何來”。“破產的不是分析方法，而是這種方法的運用。古典學派是脫離起源學的方法來運用分析方法的。因此，他們沒有作到使出現在社會表面上的各種形式之間完全地和不斷地建立起聯系。利用分析可以找到這些不同形式的統一基礎，但利用分析卻不能從統一的基礎中引申出各種不同的形式。只有用起源學的方法才能作到這一點，因為起源學的方法是從統一的基礎的發展中，因而也是從統一的基礎所形成的各種不同形式中來研究統一的基礎的。”[31]
《資本論》集中分析討論的是社會需要量本身的性質以及使用價值－價值的實現比例關系的基本變動趨勢，而沒有結合行業情況對市場的實際需要量，即供求的變化走勢做出過多分析。從而，他過多關注了平均數的社會決定，對平均數表現沒有體現出足夠重視。但也恰好說明了人們對于平均數表現性質的模糊，使得馬克思一再地要做出如下的說明：
這個內在聯系在這里還是第一次被揭示出來……以前的經濟學，或者硬是抽掉剩余價值和利潤之間、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之間的差別，以便能夠保持作為基礎的價值規定，或者在放棄這個價值規定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待問題的科學態度的全部基礎；以便保持那種在現象上引人注目的差別，——理論家的這種混亂最好不過地表明，那些陷在競爭斗爭中，無論如何不能透過競爭斗爭的現象來看問題的實際資本家，必然也不能透過假象來認識這個過程的內在本質和內在結構。[32]
（四）
我們進行最后一種的社會主義批判研究任務。論證基礎是相關聯的兩段話：
首先，《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對于馬克思的經濟研究和《資本論》寫作，歷史唯物主義是世界觀意義上的方法論原則。除了這個居于研究指南地位的方法之外，馬克思……還探討了抽象思維和理論研究的一般方法。[33]
其次，《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還探討了抽象思維和理論研究的一般方法。按照馬克思對這一方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科學的抽象是以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為根據的，因而具體存在的事物是理論研究的出發點。經過科學的抽象，作為出發點的具體，在研究結果中表現為多樣性的統一，即從具體存在中分析和提煉出來的許多簡單的、抽象的規定或范疇的綜合……所謂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就是用抽象的概念或范疇對客觀存在的事物及其內在聯系進行理論描述的方法，或者說是闡述理論的方法。[34]
以下試圖認真理解這兩段話，并進行工作批判，先后形成兩個論證中心——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方法和唯物辯證法研究方法，概括的主要問題是：把握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內在邏輯，以及相應地把握科學抽象法和勞動價值論。這個理解基礎烘托了社會主義批判的內涵工作邏輯：為了避免落入從形式上模仿資產階級的工作陷阱，使自身陷入險地，就要“實現哲學”和“實現科學”；前者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化的界說走出，后者是從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或科學化的界說走出，這就可能徹底拒絕本體論的工作糾纏，還原和突顯勞動價值論（以歷史方法為領銜的科學方法）在學科方法建設體系中的本原地位。方便起見，下面按順序逐個進行闡述。
首先來看“《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從方法論角度看，勞動價值論之所以被政治經濟學批判所需要，是因為它提供了關于批判的理解工具，它連結了“歷史”和“理論”。勞動價值論的工作邏輯是歷史方法，是范疇生產的本位性工作，因而是歷史理論的構圖；勞動價值論不是價格理論，與任何形式的相對價格理論無關，其目的也不是要尋求勞動價值與“價格”的對接。因其本身即是一種“特殊價格”，是從整體發生現象看待和規定的社會價格運動現象，價值工作命題激發了內部批判認知力量產生，并源源不斷地生長。為了這個主要工作目的，《資本論》中，馬克思處處假定商品價格等于它的價值。即在不同的地方，馬克思均做出了類似的表述：價格和價值之間的量的不一致或者說價格總是存在偏離價值量的運動趨勢，這種可能性已經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的規定當中。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生產價格理論是價值理論的工作延伸。作為資本主義工作批判理論的“廣義上的勞動價值論”，其完成了對于商品價值理論的直接更改，而接續了價值批判，在生活過程領域執行社會批判功能。價值批判和生產價格批判成為工作互補的資本主義兩大批判：生產批判和分配批判；它們與任何的價格解釋學無關。前者的力量源自社會生產實體，后者的力量源自社會分配實體，分別由其發動。之所以能如此，蓋因資本主義生產系統形成以后，它本身已經分解為從生產出發的社會經濟運動和從分配出發的經濟（財產關系）的運動形式兩種規定不同、然而內涵互補且遞進的社會生產表現類型，成為了名副其實、標準意義的社會生產結合體。這種分析效果只有運用勞動價值論的工具才可達到。
從這個意義上看，勞動價值論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向了同一個工作規定：相比較而言，一者是理論形態，一者是方法論形態；在具象形式上，勞動價值論內含歷史唯物主義，因而包含了這種方法論原則的實踐化的工作內容，即認識批判過程的工作規定。如此，產生以下幾點工作結果。
第一，如何把握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這個問題等價于用勞動洞察價值：資本主義基本制度關系得以解決。以勞動二重性把握價值，能夠將勞動性質的發展歸結于商品生產發展本身，相應提煉出有關于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實踐化的工作批判關系，有效避免“系統抽象法”。
根據那種認識，價值在抽象與具體上具有不同位次，從而僅僅是抽象程度相對不同的社會知識概念；其中，低位次的抽象對高位次的抽象而言是“具體”，反過來，高位次的抽象對低位次的抽象而言是“抽象”。抽象和具體就這樣被煉成了。然而，它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動的對單純商品生產而言的歷史替換關系，即一定是資本主義生產實體替換掉勞動者的個體生產，以及資本主義流通相應更換簡單商品流通形式。在這里，價值本身同時要被看成是歷史財產關系，因為整體生產關系生長的規定就要求這么做；換言之，馬克思實際上持有一種整體生長學說的生產關系觀點，他把生產關系生長看成統一的財產活動，當作統一結構的構型這項工作規定來對待。這就避免了一種指責：馬克思回避紛繁復雜的價格現象，從概念出發，利用哲學思辨構建出勞動二重性，將等價交換教條上升為“交換必有共通物”，作為了形而上學的邏輯起點，這就使價值理論遠離了經濟現實。
勞動價值論并不排斥理性選擇模型。實際上，僅拒斥以抽象為出發點的個人主義分析（例如約翰·羅默那種打著勞動價值論旗號的新古典主義）。但是，人們也不應當將個體分析詮釋為該類型——以唯理論建構為路徑演繹。此種邏輯不僅拒斥一般的差異性（工資差異、剩余價值差異、利潤差異等等）研究，而且排斥任何組織結構的存在。所有制和財產運動的關系昭示了勞動價值論對于個體分析的內在接納性。同時，各種存在均有結構，恰恰是不爭事實，并且結構必然是關于整體性規定中各種個體因素的存在的結合，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即如果說所有制不過是財產的特定創生方式，那么，它是由個人對財產的特定擁有關系（占有或占用關系）所組成的，其間充滿了個體運動軌跡。這種軌跡從方法論來識別，不過是結構內涵的工作邏輯（從定性方面看），或是數理內涵的工作邏輯（從定量方面看）。兩方面的邏輯實現形式即勞動價值論的結構與數學的規定，在形式化方面可以形成連結二者的工作接口。因此，只要不把所有制神秘化，堅持在所有制下研究各種財產（占有）關系，就必然可以顯明化馬克思的這一工作意圖：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體現社會生產之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第二，如何把握生產關系的內在邏輯。這個問題等價于用價值洞察交換價值：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體制得以解決。所有制體現為特定財產占有之社會經濟關系，是尋求財產生產關系的實體域的解決。剩余價值生產之于一般價值生產的撤換在于，促成基于勞動的財產占有關系向基于資本的財產占有關系歷史轉變。在這一點上，“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這種生產體制要求全部價值在工廠制度下生產，準確地說，是全部剩余價值由工廠中產生。這里，工廠制一般地替換個體的私人勞動制；即在這里，市民社會的多數人的小財產要變成資產階級社會的少數人的大財產。生產規律的這種歷史變遷要求交換規律與之對應，從而造成了分配的社會實現運動，即不僅在工廠內，更為緊要的是要在社會流通領域內實現。價值實現為社會價值c + v + m。價值全部由運動財產組成。資本的運動本性要求每一項財產（這里還僅涉及生產性財產）均是社會運動意義的財產，——這里，沒有嚴格意義的社會不動產。亦就是，“私有制作為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的對立物，只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這里，在社會運動財產中亦包括一項特別內容，即勞動成為非財產，成為資本的財產；換言之，社會運動財產全部是資本財產，即資本的不變財產和可變財產。這意味著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普天之下莫非王（資本家）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資本家）臣！“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亦即，“是處于社會的全新狀態中……努力使任何一種所有制同任何一種勞動相分離。”[35]
因此，從價值生產角度審視，交換價值代表的是與交換權實現有關的社會制度[36]，委實是從社會交換角度來看的“價值（財產）”。這樣則有了資本的諸種運動形式，諸如貨幣資本（財產）、商品資本（財產）以及直屬生產領域的固定資本（財產）、流動資本（財產）。由于中心內容是剩余價值的財產生產關系，這些運動財產形式毋寧稱作是生產性財產的不同社會占用方式或形式。整個流通過程表現為生產關系對交換關系的社會工作關系。《資本的生產過程》闡釋了W = c + v + m公式的歷史生成，從中直接取出c’和m’兩個指標；其交換域中的羽化形態是p’，——《資本的流通過程》的分析實質上內含了這個工作規定。一般而論，c’是生產方式上的工作規定，m’是較為純凈的生產關系規定，而p’則可視作是交換關系（或交換方式）上的工作規定。這里直接看到了研究對象不同實踐元素之間的互動情況。例如，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是鎖定c’的m’研究；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進一步闡明一定c’的生成條件下的m’研究。整體看，剩余價值生產體現了生產方式（c’）和生產關系（m’）的歷史互動性。而剩余價值分配：是鎖定了m’的c’和p’的研究，整體展示生活領域中生產方式和交換關系的社會互動性。
據此可以扼要說：理論部分乃是集中研究c’，工作剖解和它契合的m’和p’的運動關系。“這不僅可以說明日常的競爭現象，例如某些低價出售的情形，某些產業部門的商品價格異常低廉的現象……（而且）會看到，政治經濟學迄今沒有理解的關于資本主義競爭的基本規律，即調節一般利潤率和由它決定的所謂生產價格的規律，也是建立在商品價值和商品成本價格之間的這種差別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價值出售也能獲得利潤這樣一種可能性之上的。”[37]這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特殊的生產和特殊的交換，以及它們由于采取特殊的結合工作體制所導致的特殊的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
也因此，堅持從W的社會公式中整體取出p’指標，不能說是為了顯露現象，也是為了進行認識批判的需要。同時，c’以及 m’作為孕育在p’背后的實存規定，首要表明了一種工作整體性，即《資本論》將經濟運動體制描寫為有機整體的結構，繪成生產體制和流通體制的運動統一。在這種情勢下，任何個體的或組織的研究均是這個有機整體的某一工作局部或方面。當然，按科學本性而言，《資本論》不反對這些研究，相反，熱忱歡迎。
第三，如何把握交換關系的內在邏輯。這個問題等價于用生產價格洞察市場價格：資本主義社會分配關系得以解決。我們基于廣義含意具體運用市場價格的經濟范疇。（1）就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體制來說，市場價格錨定于生產價格形式域內，是生產價格形式的工作規定，從而可說清楚它的演化內涵和歷史變遷的邏輯；（2）市場價格具體受供求關系影響，為其調整，供求其實是市場價格本身的短時變動過程，表現為生產和消費實現運動的調整區間（結構）。資本主義基本制度關系說明了資本生產的性質——資本積累性，其經濟體制上的性質則在于尋求資本積累的整體（運動）形式。馬克思一再指責整個古典學派包括李嘉圖在生活過程中玩弄現象學的變戲法，“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虛假的。”古典學派把交換關系看成完成表面化的關系，把表現形式理解為一般規律的證實或表現，從而忽略了對內在交換過程的研究和把握。但是，后者恰恰是說明社會分配（實現）過程的基礎。因為我們不能夠忘了，資本家是將其所得看成全部財產的回報的，它從全部財產均參加了社會交換這一點上找到了根據。
資本主義整個交換過程都是為資本積累的生活形式而設置。它直接從分配出發，從貨幣財產出發，直接把資本的貨幣財產形態當作社會財富增值實體，從而，事實上已經引發了對于財產形式“實體化”的要求。《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說明了生產危機的根源性，即必爆發于對實體生產的損害、社會消費的日益嚴重不足、再生產結構的屢遭破壞的環節。但《資本的流通過程》的闡述尚“隱瞞”兩種特殊商品的交換權：一是貨幣所有權，二是土地所有權。前者在金本位制度下可通過金屬貨幣的擴大再生產完成，后者則指望了整個社會范圍內的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二合一（規定），當然，這是一種抽象把握。反過來則說明：資本共同體有不斷擴大發展這種要求的內在趨勢。在生活過程領域，尤其紙幣（本位幣）制度縱容了上述兩種交換權的社會特殊性，愈加使得貨幣（財產）的實體扭曲成為財產（形式）的實體。這樣通過從分配出發，生產性財產和非生產性財產的界限被模糊了，非生產性財產同樣作為資本財產，作為資本分配財產。通過一種操作，等額財產等額分配，財產權獲得了直接實現形式。于是，流通中大量充滿了仿真的貨幣，與之對應的是，資本財產中亦充滿了大量的虛擬財產。這樣在生產價格和虛擬運動形式雙重發展的階段，“供求規律”整體上亦要被證偽！因為，“在虛擬經濟范圍內，供給與價格成反比，需求與價格成正比。”證偽行動上升為一種“準定理”，稱之為“反供求律”；在“反供求律”下，“與之相關的一個推論是，虛擬資本的虛擬‘利潤率’也不會有下降趨勢這一規律。”[38]造成一種假象：一般利潤率規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過時，或至少已處于從屬的地位。發展實體生產的經濟要求為大力發展虛擬經濟的主張[39]所替換，國際的、國內的資本集團協同加強掠奪能力，成為當務之急！這種操作化的分配關系勢必越來越對生產本身造成一種逼迫，由此變相提高工人的社會剩余價值率，乃是不可阻擋之勢！這就是現代的資本家要采取的欲壑難填的社會應對辦法：一邊與鄰為壑（實體資本的競爭），一邊合作共贏（虛擬資本的聯手），使得老百姓越來越能夠親身感受到了這一策略的存在性——自己的錢越來越少、別人的錢越來越多；他們每一個人都如此切身感受著，——它像一個越來越緊的魔咒箍在每一個人的項上，越來越有了實際生活的含義。這就是現代財產狀況，個人的財產競爭直接體現他們之間的競爭，這就是現代博弈理論的用武之地，包羅其中的實質性規定除了這些，恐怕不會再有其它東西。
（五）
其次來看“《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我們對上面的闡述稍稍進行總結。（1）所謂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說明社會生產制度變遷，是說從勞動二重性規定中能夠引出所有制發展關系，進而可引出財產的不同歷史占有關系；這種概括使得在理解上，必須將社會生產歸結于價值生產的性質。（2）所謂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確定整個社會經濟制度性質，強調了所有制從而財產占有關系，乃是整個社會制度的聯結關系的中心環節；這樣，財產運動形式必須從決定歷史財產關系的生產實體性規定中引申出來，而且其本身也必然歸結到不同財產占用關系的互動行為的理解層面。（3）所謂在歷史形成之社會結構整體制約中剖解人的經濟行為，是說個體的行動和認知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均同等地受到他們的類存在行動和認知活動的制約；并且，這里必須強調后者根本引導著前者。
條理化的結論并不意味著法律和經濟關系要被教條化，經濟關系中，法律關系始終在場，并不是一個最后才登場的缺席的工作角色。歷史財產關系是實質性的法關系；財產運動形式可以歸結為社會法關系的實際生成，同時是法律實施過程，這就有了分配關系的擬制基礎；與財產虛擬有關的法律，則可以說是對人類最大多數（即無產者）的陰謀。“商品之間只有價值關系，而沒有其它關系。”[40]即是說，這里面是沒有法的關系的任何工作預設，而只有關于整體的生產關系——物質生產關系同時就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生成過程的內在說明。即“是社會創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創造了社會。”“所有權先于法律。”“‘社會’本身——人生活在社會中，而不是作為獨立自主的個人——是所有權、建立在所有權基礎上的法律以及不可避免的奴隸制的根源。”[41]關于事實的法和形式的法的這種工作一體化，馬克思后來又舉例說，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言，它只是從社會形式上確認最初發生在工廠內部的事務；從而，“這種紀律發展成為完整的工廠制度，并且使……監督勞動得到充分發展，同時使那種把工人劃分為勞工和監工，劃分為普通工業士兵和工業軍士的現象得到充分發展。”[42]“這就為后來英國議會提供了國家干預工廠事務的法律上的根據。”[43]可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任何別的生成方式一樣，不僅不斷再生產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再生產社會的經濟關系，即再生產產品形成上的經濟的形式規定性。因此，它的結果會不斷表現為它的前提，像它的前提會不斷表現為它的結果一樣。單個資本家正是預先把這些關系的這種不斷再生產當作不言而喻的、毫無疑問的事實。”[44]
不教條式地詮釋經濟制度對于法律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這就是依據經濟關系理解政治的和法律關系的工作規定的實質。它不是把握個別人之間商品的市場的交換過程，而在于給出總規定上的分析：“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的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的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在這里，人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并且，“在研究進程中我們會看到，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的。”[45]所謂人格化，指的實際就是個人或組織的法律人格，例如個別資本作為企業發展關系的法律人格。技術和法律（權威）總體上伴隨著生產權力的生成而不斷調整著它們之間的結合關系，最終塑造出了豎立在全部現實基礎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
實踐化的歷史描繪法的關系生成路徑的工作，遵循的其實就是“唯物辯證法”，因而將唯物主義徹底歸結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言其“辯證唯物主義”，是說它徹底拒絕了本體論糾纏，使經濟和法律成為相生相克的一對工作關系；言其“歷史唯物主義”，是說它根本否決了自足的自然社會觀，堅持由歷史而社會存在的生長工作規定。石頭是長出來的，歷史亦是長出來的；仿此說法，也就可以同樣說，存在是長出來的，社會是從歷史中長出來的規定。一切存在皆是生長規定摒除了本體論的工作束縛，為在敞開了的歷史過程中探索存在者乃至社會生成，奠立了堅實基礎。在這種工作場合，自然應當這么認為：“除了這個居于研究指南地位的方法之外，馬克思……還探討了抽象思維和理論研究的一般方法。”
這樣看來，言其“一般方法”，是說這種工作方法在人類思維中具有一般性。從其在理論研究中所居于的位置來看，乃是處在基礎的地位。例如，以抽象（認識）對具體（規定）進行表述，以（思維）具體對抽象（規定）進行認識反映，等等。總之，“唯物主義辯證法把理論的具體性理解為對象在其相互制約性中，在其內部相互作用中的一切必要方面的反映。”[46]抽象和具體成為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存在規定和認識形式，它們由此獲得了邏輯工作的一致性。但是，不能據此要求其對一切工作對象負責，對一切認識有待把握的對象負責。并且，由抽象上升為具體的認識方法所把握的對象，歸根結底是認識對象，是進行社會自我批判的特殊社會認識對象——具有工作自為性和自覺性。
由于《資本論》開創的社會批判科學乃是一門新的實踐科學：歷史科學和階級科學，從中發掘出來的方法論規定也具有特殊的學科規定性：階級科學性。或者說，其著力把握住歷史科學了實質性規定，對階級科學的內涵進行充分的工作顯露。由此，整體分析的方法論獲得榮譽，個體分析的方法論被包羅其中，作為實踐構件。方法論就總構造而言，乃是整體主義工作取向的。我們必須坦率承認，這樣做也沒有什么不好之處，畢竟“認識的粗暴”“邏輯的強制”被制止了，最終保證了思維能動性的充足發揮，保障了人的認識解放。這樣，人和他的共同體更容易親近相處，人在自己的思想中獲得了自由追索的權益，獲得了充分實踐的條件。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一切東西都是長出來的。歷史唯物主義進一步告訴我們：人類一定的社會形態乃是從歷史生成和產生的，社會總是具體生長出來的社會歷史形態，它們一方面從分別是聯系著的歷史環境中產生，另一方面，彼此之間的發展環節結成有機織物的聯系。所謂“歷史的”“辯證的”唯物主義，即確證世界是歷史世界，是過程集合體，是永恒無常、變動不居的發展運動。“運動，就它被理解為存在方式，被理解為物質的固有屬性這一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囊括宇宙中發生的一切變化和過程，從單純的位置變動起直到思維。”恩格斯說明：“對于現今的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了模式，從而提供了說明方法。”[47]
可見，這個命題包括了兩個工作組成：（1）一切事物皆是生長出來的存在規定，這是“唯物”；（2）存在的事物本身是不斷生長發育的運動構造和發展規定，這是“歷史”和“辯證”。它的理解基礎是：“現在，整個自然界是作為至少在大的基本的輪廓上已得到解釋和理解的種種聯系和種種過程的體系而展現在我們面前。”這歸功于現代自然科學的輝煌成就，人們不能據此重新回到古代社會中去了。可能，這是所謂的推廣說能夠有的一個最為強有力的字面意思。單向度的推廣，也是從來不存在的，“推廣”總是雙向過程。理論社會科學從而人們對人類自身歷史的了解認識程度，對于理論自然科學來說同樣是必要的；人體的奧秘，社會機體的產生、成長和構造，能量守恒定律、質量守恒定律、生物的細胞與進化學說，這些認識哪一項不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通力協作的工作結果，又有哪一種秘密的展示能夠離開對于大寫的人的規劃，由于生長過程被歸結為遵循某種規律的發生過程，秘密被逐次地揭開了，從前人們不可能理解的認識奧妙奇跡般地逐一解開了。于是，“固定的范疇在這里消融了，數學達到這樣一種境地，在這里即使很簡單的關系，如純粹抽象的量之間的關系、惡無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辯證的形態，迫使數學家們既不自愿又不自覺地成為辯證的數學家……各種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轉化，這種轉化使范疇的一切固定性都終結了。”[48]
只此而論，勞動價值論集中體現了歷史和結構的方法、數學的方法之工作統一，展示各種具體分析方法之結合，又依托于范疇，故而完結科學之規定。可見，這種規定畢竟是哲學用語（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乃至唯物辯證法和所謂的科學抽象法）囊括不了的，恰恰是它們在各自學科中的具象化。所以，我們寧可說勞動價值論不過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方法：把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經濟構筑元素對待的歷史的、實踐的批判方法。這一認識本身又從批判的角度進行，因為畢竟在現象生活領域，勞動價值論既不能替代價格理論，也不能替換生產價格理論進行工作。可見，經由馬克思的工作努力，它的實質作用被揭明是方法論上的。它開顯了以歷史方法為領銜的科學方法工作體系。
（內容轉自：《保衛資本論》2014年版 P583-604）
【跋】社會主義批判家決非“學術老好人”。社會主義探索是柳青《創業史》意義的思想和實踐的前仆后繼。“獨立寒秋……看萬山紅遍……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指點江山……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志于道，據于德……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社會主義之師在于尋道，在于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以上所提諸師，皆為社會主義理論的可貴探索者。而斗膽設為“學術的批判對象”，在于發掘“社會主義主觀批判”的學術規律性，從中成長，從中領悟。故“圣人無常師”。《保衛資本論》修訂版有言：“學海事難嗟多艱，芒鞋竹杖懼岫煙。平生未若一聲笑，付與輕飏托鄭箋。”
【附 識】就中國人的見地而言，學科和科學不僅不相同，而且后者僅是列在前者當中的一個構件。只此而論，與中國意義的唯物主義一同成長的規定是學科（即研究規定），而不是直接的科學。我們可以識別出三種研究活動的基本類型：自然學科、社會學科、道德學科，分表求“對”和“錯”、求“真”和“假”、求“美”和“丑”。前一學科活動的科學性最強，余者次之，階級性和道德性則增強；中者的階級性最為顯著；后一學科活動針對于“自然”及“社會”的實現，道德性最為顯著（我們用“道德”一詞表達“道”和“德”結合關系的實現）。隔開諸類型學科規定的是對象的屬性。故我們只能以物質工藝和智識的活動來達到對“對”和“錯”的探求——所謂的自然科學，以價值判斷和邏輯的活動來達到對“真”和“假”的探求——所謂的社會科學，而以藝術感受和人文的活動來對待“美”和“丑”的問題——所謂的道德、藝術、倫理的活動等等。要之，對真假問題的探索與求對錯問題的一個顯著不同的地方即在于：求真；這其實是價值判斷過程。西方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作為前提假設和工作出發點，固然是“假”（對商人圈層或市民社會的初級發展狀況而言是真實，對人類歷史一般而論則實屬偽命題），卻一味地如此宣稱，蓋言價值判斷也；與此同時，馬克思經濟學以階級性作為立場，所鮮明化者，亦不過是人類史前時期發展的“真問題”而已。唯物主義串聯三個不同的學科，可謂相生相克、彼此制約，作為實現自身的道路。但沒有固定路線可供遵循，它們在發展上的且依存且對立，乃是常態。故此，科學、階級、道德不能說在學科活動之外各自孤設，而寧可說全部落在學科活動之內，以至于它們的結合既是學科活動的內容，亦必然是統一表現形式本身。
社會主義批判的若干問題（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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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繼國：《價值運行論綱》，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第14-15頁。
[2] 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余叔通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第78頁。
[3]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51頁。
[4] 施韋卡特：《反對資本主義》，李智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第205頁。
[5] 《導言》聲稱：“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系，留待后面再說。”“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系，也還不是這里所要說的。”因為就客觀邏輯而論，生產存在的實在關系僅僅是：“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亦即，“生產也不只是特殊的生產，而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即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
[6] 傳統上說的由內而外、由里層到表層或者說從本質到現象（盡管表述不同，意思都指向由本質規定通達表象形式）的認識程序。
[7] 這里的引文作者試圖在認識支架的一般性的幫助下，統一價值（形式）和生產價格（形式）的邏輯運動，形成有關于“各種價值”的認識生態。這樣，通過邏輯群落的上升運動，“資本主義價值（形式）”的歷史范疇逐漸獨立出來，形成為自組織化的認識發展系統。
[8]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15-16頁。
[9] 獨立的抽象，獨立的具體，爾后匯總成認識元素的工作組裝圖式。
[10] 所謂正確，不過是一些自以為是的“理論假設”，據此展開辯論賽意義的學術討論。依靠此種手段，辯論者同樣是把馬克思經濟學分割成若干的可加以“辯論”的領地，成了幾個命題和若干原理（管天錐地）；于是，全部的發展和創新云涌而來，又聚集在彈丸之地，形成名符其實的管錐編。
[11] 所謂：“由此可見，為一般均衡理論建立價值基礎的工作具有雙重的意義。它一方面是對現代西方經齊學一般均衡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它通過在一般均衡價格和價值之間建立起牢固的聯系，打破了長期以來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非比即彼的傳統觀念，為在更高水平上綜合這兩大經濟學體系提供了可能，同時也有助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體系。”（馮金華：《一般均衡理論的價值基礎》，《經濟研究》2012年第1期）但是我們必須要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不需要這種邏輯操練，因為經濟學不從理論出發，是從實踐科學出發，是從歷史和實踐的社會活動出發的。華美的經濟學數學形式主義或理論數學主義不過是理性主義的最后樂章。即“如果說將‘一般均衡’視為一個基于烏托邦的理論狀態是一種過于苛刻的指責的話，那么將一般均衡分析視為一種純粹的邏輯練習則毫不為過。作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核心，一般均衡理論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卻缺少任何賴以從理論世界過渡到現實世界的橋梁，它只是一個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學的從而非科學的公理基礎上的‘邏輯精品’。”（胡樂明：《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批判》，載程恩富等主編《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西方主流與多學科視角》，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第283頁）
[12] 張忠任：《數理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序言。
[13] 張忠任：《馬克思和斯拉法的“不變的價值尺度”理論——紀念我國著名經濟學家魏塤先生》，《政治經濟學評論》2005年第1期。
[14] 我們回憶一下馬克思講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馬克思講話總有一個機器生產體系的背景語境，他處理的是人機關系中的勞動因素的放置問題，即哪些因素只能存放在工人體內，哪些因素可以存放在機器中。“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指平均的復雜勞動，“平均的勞動強度”指平均的簡單勞動，二者的合成說明“平均勞動（素質）”。“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一定社會的正常條件）包括了勞動紀律因素，撇開勞動本身的因素（馬克思取社會平均的勞動素質，是為了在分析中達到這一目的）來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這一指標。那么，平均在這當中起到什么作用了呢？歷史發展的規定、社會層面的規定等等盡在其中。單純的數量平均是完成不了這些功能的。
[15] 小結一下：抽象勞動僅僅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人類勞動在經濟形態社會下的規定的照射。如果舍此規定不取，而用定義法，無論把它直接說成是“天生的勞動”（與生俱來說）、“起點的勞動”（對偶認識說）、“生理的勞動”（生理學意義說），還是通過實驗室技術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科學實證說）以及作為平均法則的“社會平均勞動”（價值運行說）的所謂的科學思維的把握，都不過在于尋求某個演繹起點罷了，藉此，這些論說均能如愿以償地找到各自的體系構筑支點。令人遺憾的是，所謂的牢不可破的“起點”或“支點”，全是認識＝邏輯上的公式造設，并非歷史的邏輯和現實的邏輯，其虛假性可不用多說。
[16] 《資本論》第1卷，2004，第58頁。
[17] 《資本論》第3卷，2004，第267頁。
[18] 這恰恰說，平均規定是有待認識生產的，它們不自足自明。即如果說市場價格的運軸是某種平均價格，那么，切實可行性在于它成為價值或生產價格，成為它們的運動形式，從而首先由價值或生產價格生產出來。如果說價值或生產價格本身也同樣是某種平均數，那么，生產它們的規定就是生產方式或生產關系運動本身。這不是什么平均運動的“遞歸分析”，是說明整體和個例的關系，揭明它們彼此聯系的方式、途徑，是以“各種關系”紐結在一起的。另外也說明，基本范疇總是“平均形態”的存在關系，指示一個類存在的運動結構。平均與平均的連結之處恰好是結構和運動，兩者的合成也就是過程。這個結論是《馬克思1880年6月27日致紐文胡斯》給定的。
[19] 楊繼國：《價值運行論綱》，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第212頁。
[20] 王峰明：《馬克思經濟學假設的哲學方法論辨析——以兩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關系問題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21] 丁堡駿：《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理論定位——兼與王峰明先生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10年第10期。
[22] 這些排列似是而非，摻雜了太多的主觀設計性，盡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基本范疇的分解和深入，這個進程是無限的……是理論從特殊向一般的演進……更一般的統一價值理論應由六個層次構成。第一個層次是：價值與價格的本質，以及它們所體現的社會生產關系。第二個層次是：價值實體與價格最終基礎。第三個層次是：交換價值（價格直接基礎）與自然價格。第四個層次是：市場價值、市場交換價值和市場價格，即市場價格運行。第五個層次是：絕對價格與價格總水平。第六個層次是：價格管理、調控與價格制定。”（白暴力：《財富勞動與價值——經濟學理論基礎的重構》，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第3-4頁）
[23] 我們總結一下馬克思運用“平均”的涵義。無論如何，它不是現象運動的平均態，相反，是這種“平均”產生了現象運動。首先，它是指歷史比較的意義上的范疇規定——歷史發展代表水平或典型范疇本身；其次是就總量而言的指標；其次是總體對象的眾數（或權重意義上的貢獻最大者）和中位數（或中間部門的水平即社會中等水平）。總之，是表征總體對象的一系列從本質到現象的結構化指標。這樣的涵義和數學平均是截然相異的，它本質上隸屬于范疇分析。例如拿簡單勞動力和最壞土地這兩個范疇來說，馬克思設定的是資本主義的大多數的勞動和土地的性質。所以，簡單勞動創造商品價值和劣等地獲得平均利潤是原理相似的，只不過一是說生產權的、一是說分配權的，與其說是平均化的結果，不若說它們本身是平均運動的前提。
[24] 《資本論》第3卷，2004，第200頁。
[25] 同上，第221頁。
[26] 這要考慮到市場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平均規定”在來源和發展道路方面均是不同的，例如，一者由生產條件來選擇，一者由利潤機制來選擇。不過，這些不同因素并不會影響市場價值本身或生產價格形式和波動的市場價格之間的關系。但不管怎樣的情形，不會落在數理或幾何圖形的解釋范圍之內；就實質而論，其并非數理問題，甚至不是數學表現的問題。第一，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平均也好，典型也好，都只能歸入歷史方法，平均＝歷史發展水準的不斷演進，也是提取范疇的一種認識特性。第二，平均數規律；生產方式本身不能等同于平均數規律的作用方式，馬克思愛用這個術語來直接說明經驗規律，作為一個認識上的粗淺的把握。好處是，從實體層面直接抽掉了均衡理論的基礎，恰恰不是“均衡即平均”的認識。所謂“滾動均衡”，乃是偽動態。第三，不能確定的平均數；平均是一個結構系統上的發生作用的過程和結果，是變動不居的發展運動趨勢。毋寧說就是支架的發展特性。就像剩余價值水平、總資本水平以及社會生產價格的發展，由于內部結構的母子推動，其“平均數”一般來說都是變動不居的。我們用馬克思的兩段話確認這種性質：“價格偏離價值量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中。但這并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資本論》第1卷，2004，第123頁）“總的說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一般規律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趨勢，始終只是以一種極其錯綜復雜和近似的方式，作為從不斷波動中得出的、但永遠不能確定的平均數來發生作用。”（《資本論》第3卷，2004，第181頁）
[27] 同上，第207-212頁。
[28] 人們總是對現象態的價格運動有興致，對供求本身感興趣，而忽略掉價值本身，這樣就把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全部歸到價格運動＝供求這個公式上面來了。這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的理論。全面地看問題，價格運動＝價值運動＋供求（價格波動），價格波動和供求的運動其實是同一個規定，講的是收入分配關系的具象形式。這就排開了用自然因素（例如人口、自然條件的變動以及自然災害等等）尺度供求的非法要求，在一個成熟發展的社會生產體制下（資源配置問題首先需要這樣的發展條件），難道某種天災能夠對既有的分配關系造成嚴重沖擊嗎？有一種似是而非和十分錯誤的認識：馬克思認為供求只影響價格，不能決定價格，價格實質是勞動價值，價格是勞動價值的貨幣表現；西方經濟學則認為價格是由供求決定的，價格的實質是效用，價格是效用的貨幣表現。“似是而非”是說前者。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而不是勞動價值的貨幣表現，中介運動是貨幣（形式），即以貨幣為基礎的社會形式構架，這是一個財產運動關系系統（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條件下，這一特征表現得更為顯著），所以，貨幣具象了收入分配關系；此外，所謂“只影響價格”，是說供求關系作用只實現外在方面的價格運動，即表層，實質是再生產環節的諸種關系的重新組合——最后的歸結是生產和消費的重新結合，其并不能實質地改變生產結構本身。“十分錯誤”是說后者。西方經濟學實際也認為供求是由價格決定的，那是一個同義反復的語義邏輯，目的是否認價值范疇的客觀存在性；買者或消費者的效用選擇無疑是需求的因素，體現市場購買的欲望，在一定的信用或信貸配給條件下，可產生實際的市場需求，推動了“資源”流動，對解決短時性的結構問題大有裨益，但要說是能根本改變社會價格水平，除非他們的收入水平得到徹底改善。至于“效用的貨幣表現”，那就是把財產關系美學化了：使用價值是物質效用和物質過程，效用是個人選擇行動，兩者在社會體制下必不可少地都要化為社會行為或行動，它們對變動“價格”的吁求是客觀存在的，一者無聲，一者有聲；前者恰恰提供價值的物質基礎，并充當社會物質載體，后者恰恰提供行動基礎，充當價值－價格連結作用的中介過程。價值選擇一定的價格運動形式作為自身的社會表現，說到底是在一定的使用價值基礎上做出的，而具體通過個人的選擇行動來達成。難道這些無數的個體行動都要用價格來度量嗎？如果選擇有效用，那么選擇本身就有價格，選擇是如何貨幣表現的呢？同義反復的二次方、三次方罷了。這種說法根本忘掉了貨幣是價值形式即特殊財產形式的經濟關系規定。人們在經濟關系中選擇，不是選擇產生了經濟關系。
[29] 同上，第216-217頁。
[30] 價格是社會分配關系的具象。若某產品的生產供應量為零，不能認為其存有社會分配上的關系，這種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31] 盧森貝：《<資本論>注釋》第3卷，趙木齋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第5頁。
[32] 《資本論》第3卷，2004，第188-189頁。
[33] 林崗：《論〈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方法和分析范式》，《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6期。
[34] 《〈資本論〉導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第18-19頁。
[35] 《資本論》第1卷，2004，第674、872-873頁。
[36] 今天，我們把它們稱為“市場制度”。
[37] 《資本論》第3卷， 2004，第45頁。
[38] 楊繼國：《論虛擬經濟的特殊“供求規律”》，《廈門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39] 工作名目是發展“高端服務業”，例如金融房地產，美曰其名“經濟的高價值化”。
[40] 《資本論》法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第25頁。
[4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418頁。
[42] 《資本論》第1卷，2004，第488頁。
[43] 同上，第457頁。
[44] 《資本論》第3卷，2004，第987頁。
[45] 《資本論》第1卷，2004，第103-104頁。
[46] 伊林柯夫：《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孫開煥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95，第284、346頁。
[4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95，第302-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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