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黑格爾哲學以艱澀思辨著稱，但人們還是能夠從中看到其合理性成分——辯證法。此處的辯證法到底指什么?我們見到的是區別明顯的兩種理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申明，黑格爾辯證法是一般哲學意義的三大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1]馬克思解讀出的是經濟哲學性質的勞動辯證法，經典表述如下：“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后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做非對象化，看做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人自己的勞動的結果。”[2]兩種理解的出現與二人各自關注的文獻有直接關系。恩格斯看重和依據《邏輯學》，馬克思則認為《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3]。
“黑格爾經濟哲學”提法的確立需要前提條件，即黑格爾哲學中確實客觀地存在經濟哲學。這樣的前提條件與另一種事實的客觀存在密切相關：他研究過政治經濟學，懂得政治經濟學。思想邏輯的內在關聯要求我們回到問題的起始之處：黑格爾與政治經濟學到底是什么關系?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說：政治經濟學“是在現代世界基礎上所產生的若干門科學的一門。它的發展是很有趣的，從中可以見到思想(見斯密、塞伊、李嘉圖)是怎樣從最初擺在它面前的無數個別事實中，找出事物簡單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發生作用并調節著事物的理智”。“這門科學使思想感到榮幸，因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規律。在這里，一切的聯系怎樣地起著反作用，各特殊領域怎樣地分類并影響別的領域，以及別的領域又怎樣促進或阻撓它，這些都是有趣的奇觀。”[4]上述話語表明，黑格爾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的看法一語中的，它的起源、發展、代表性人物和與其他學科相比的特點，盡在短短的幾句話中。可見，黑格爾非常了解政治經濟學。在《小邏輯》中，黑格爾嚴格區分經驗科學和哲學，在講到英國人把政治經濟學稱為哲學原理時，隨即舉出1825年2月2日英國議會辯論中的概念使用情況以資證明。[5]這樣的事例表明，黑格爾不僅非常了解政治經濟學，而且對政治經濟學的故鄉——英國工業革命高潮時期的情況了如指掌。了如指掌的情況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它幫助黑格爾形成容納了政治經濟學智慧的哲學智慧。[6]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指出：“生活資料通過勞動……而獲得，生產量就會因之而增長。但是禍害又恰恰在于生產過多，而同時缺乏相應比數的消費者。”[7]黑格爾的話揭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產與消費的內在矛盾即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根本原因是勞動者處于貧困狀態。這樣的揭示表明，黑格爾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的感悟切中要害。
我國研究和翻譯黑格爾的頂尖級專家賀麟先生說：“在德國古典哲學家中，只有黑格爾一個人對經濟學作過認真的探討。他的主要特點在于給古典經濟學初步作了辯證法的加工。他的經濟思想，主要包含在《倫理體系》、《實在哲學》兩部早期著作之中。”[8]賀麟先生的話表明，黑格爾不僅研究政治經濟學，而且還有研究成果留存后世。我國經濟哲學研究的后起之秀張雪魁通過梳理青年黑格爾的文獻發現，“《倫理生活體系》是青年黑格爾寫作的一部系統的政治經濟學哲學手稿，一個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青年黑格爾承認理論誕生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閾中……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四十多年之后，馬克思才寫出了與《倫理生活體系》相類似的經濟哲學著作，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9]。張雪魁的發現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從經濟哲學的角度看待青年黑格爾哲學智慧的形成問題，人們就有可能發現一片新的學術天地，隨之，人們對黑格爾哲學及這一哲學與馬克思哲學關系的理解也會發生變化。法國學者皮埃爾·羅桑瓦隆說：“在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中——用市場來設想的社會，黑格爾對其占有決定性地位。他通過英國作者發現了政治經濟學，這確實在其智慧形成中起了核心作用。他是在這個領域中樹立其思想的首位哲學家。”[10]法國學者的評價并不過分，黑格爾哲學智慧中確實客觀地存在政治經濟學“基因”。
基于如上證據的結論如下：第一，黑格爾哲學智慧的形成時期專門系統地研究政治經濟學，對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情況非常了解。第二，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家中唯一的哲學家，自覺主動地吸納政治經濟學中的哲學性智慧，把其變為辯證法的內容。黑格爾辯證法中具有政治經濟學“基因”。第三，在西方的市場經濟觀念歷史中，黑格爾占有獨特的地位，做出了獨特的哲學貢獻。第四，黑格爾哲學中具有經濟哲學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學術界長期無視這種事實客觀存在的偏頗應予糾正。
二、勞動觀
自從亞當·斯密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總是依賴三個三位一體的公式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的經濟學家依據自己的偏好，從中演繹出自以為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生產的三種要素為：資本——勞動——土地；與三種生產要素對應的是三種經濟行為主體：資本家——勞動者——地主；三種經濟行為主體分別從生產結果中得到利潤——工資——地租。在三個公式中，勞動、勞動者和工資處于什么地位?發揮什么作用?在亞當·斯密那里，資本確實處于生產的核心地位，但他也突出和強調勞動及依據勞動而來的工資的重要作用：“有大部分成員陷于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才算是公正。”“充足的勞動報酬，鼓勵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勵他們勤勉……高工資地方的勞動者，總是比低工資地方的勞動者活潑、勤勉和敏捷。”[11]李嘉圖把勞動者的工資問題剛性化，“勞動價值上漲，利潤就一定會下降”，而“勞動的自然價格是讓勞動者大體上能夠生活下去并不增不減地延續其后裔所必需的價格”。[12]這樣的觀點讓人一看便知，李嘉圖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把勞動者工資問題中的階級對立顯性化、尖銳化了。黑格爾逝世六年后西尼爾發表了《政治經濟學大綱》。他說：“經濟學家把地主、資本家和勞動者說成是成果的共享者的那種通常說法，只是出于杜撰。差不多一切所生產的，首先是資本家的所有物。”[13]西尼爾是勞動者及其工資問題上資本家代言人的活生生的標本，這正好應驗了馬克思的話：“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當做教義來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14]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形成顯明對比的是，黑格爾并不局限于三位一體的公式，更沒有像李嘉圖和西尼爾那樣斤斤計較于資本家利潤和勞動者工資的關系問題，而是更根本地把市場經濟問題歸結于勞動問題，賦予勞動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位。
第一，人與動物區別的標志是勞動。這個對馬克思影響巨大的觀點系統論述于《法哲學原理》一書，人們在這里見不到任何唯心主義痕跡。“動物是一種特異的東西，它有其本能和滿足的手段，這些手段是有限度而不能越出的……人有居住和穿衣的需要，他不再生吃食物，而必然加以烹調，并把食物自然直接性加以破壞，這些都使人不能像動物那樣隨遇而安，并且作為精神，他也不應該隨遇而安。”“人通過流汗和勞動而獲得滿足需要的手段。”[15]
第二，市場經濟行為主體通過勞動的實踐教育而長成。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區別于自然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它有自己的質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不會自然而然地長成，理論教育也不能奏效，唯一途徑是通過勞動的實踐教育。“通過勞動的實踐教育首先在于使做事的需要和一般的勤勞習慣自然地產生；其次，在于限制人的活動，即一方面使其活動適應物質的性質，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使能適應別人的任性；最后，在于通過這種訓練而產生客觀活動的習慣和普遍有效的技能的習慣。”[16]黑格爾對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素質性規定已如上述。我們能夠從中感受到，他對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素質要求理解得多么深刻、具體和到位。
第三，“勞動包含解放的環節”。與封建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者相比，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者具有兩個特點，一是通過勞動的實踐教育從以往的愚昧狀態中擺脫出來；二是“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他或她不再被束縛于以往相對于領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這種解放作用既明顯又實在，所以黑格爾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包含解放的環節”。[17]勞動者通過勞動得以自立，獲得自在自為的意識，這種意識的強大作用使然，傾向自由的意識建立起來。[18]
第四，市場經濟是勞動交換過程及由這種過程構成的特定經濟秩序。在被馬克思稱為“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現象學》中，我們見到了不同于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秩序表述，這里不是以自利而是以勞動為核心展示具體的秩序性內容：“個體滿足它自己的需要的勞動，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滿足，同樣也是對其他個體的需要的一個滿足，并且一個個體要滿足它的需要，就只能通過別的個體的勞動才能達到滿足的目的。——個別的人在他的個別的勞動里本就不自覺地或無意識地在完成著一種普遍的勞動，那么同樣，他另外也還當作他自己的有意識的對象來完成著普遍的勞動；這樣，整體就變成了他為其獻身的事業的整體，并且恰恰由于他這樣獻出其自身，他才從這個整體中復得其自身。”[19]人們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比喻耳熟能詳，但對黑格爾版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則相對陌生。就其與社會歷史實際相符合的程度說，后者的市場經濟秩序思想應在亞當·斯密的相關思想之上。亞當·斯密側重于主觀動機與行為的社會歷史后果之間的關系；黑格爾的重點則在于勞動活動與社會歷史后果之間的關系。
黑格爾以勞動范疇為核心看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其哲學勞動觀的部分內容，更具理論沖擊力的內容表達于《精神現象學》中。該書中有一節名為《自我意識的獨立與依賴；主人與奴隸》，其中圍繞勞動而來且具有巨大歷史感的經濟哲學辯證法曾被馬克思大加贊賞。第一，兩種自我意識冒著生命危險進行殊死搏斗，每一方都試圖置對方于死地，最終結果是雙方中的一方成為主人，即獨立意識；另一方成為奴隸，即依賴意識。第二，兩種意識與物質財富的關系各有自己的規定性。主人與物質財富的關系是以暴力形式實現的占有；奴隸與物質財富的關系是以勞動形式實現的生產、陶冶或創造。第三，主人以奴隸為中介間接與物質財富發生關系，奴隸則以工具為中介直接與物質財富發生關系。第四，主人與物質財富的關系是消費性關系，具有純否定性質；奴隸與物質財富的關系是生產性關系、陶冶關系或創造關系，具有揚棄性質。第五，主人與物質財富的消費性關系依賴奴隸，奴隸與物質財富的消費性關系依賴工具。第六，面對被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主人與奴隸的地位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主人變成了奴隸，沒有奴隸的勞作或不依賴奴隸的勞作就無法生存，處于完全被動和從屬的狀態；奴隸變成了主人，物質財富依他的自在自為的意識而生產、陶冶或創造。第七，主人與奴隸的地位變化發生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由此說，人與人關系中主人與奴隸的關系具有不合理性質，“按照事物的本性，奴隸有絕對權利使自己成為自由人”[20]。第八，黑格爾的上述思想依據特定的經濟哲學分析框架而來，即主體、客體及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21]
順理成章的結論如下：第一，黑格爾的勞動觀具有經濟哲學性質，而非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視勞動為牛馬行為的人力資本理論所具有的操控性質。第二，黑格爾的勞動觀以對政治經濟學和英國工業革命的透徹了解為依據，他能夠區分奴隸勞動與雇傭勞動，認識到雇傭勞動出賣的僅是勞動力而非勞動的全部。[22]第三，相對于客觀準確地理解市場經濟而言，黑格爾的勞動觀更符合社會歷史實際且更具有理論張力。第四，黑格爾的勞動觀與馬克思經濟哲學之間的關系是源與流的關系，它為馬克思提供了獨特、寶貴和力量巨大的思想資源。
三、市場經濟觀
人們津津樂道于黑格爾對法國大革命的高度關注，但往往忽略他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工業革命的高度關注。殊不知，他對后者同樣傾注了熱情、精力和時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成為黑格爾經濟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們所見到的，是他內容豐富又極具特點的市場經濟觀。
1. 市場經濟秩序的特點
對市場經濟秩序特點的揭示，最經典的表述如下：“確實，他(指資本家。——引者注)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是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23]亞當·斯密的一席話讓市場經濟秩序的特點展現于人們面前，自利與利他的和諧統一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念。
黑格爾接受了亞當·斯密的觀點：“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由于特殊性必然以普遍性為其條件，所以整個市民社會是中介的基地；在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稟賦、一切有關出生和幸運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躍著；又在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洶涌澎湃，它們僅僅受到向它們放射光芒的理性的節制。”[24]但是，黑格爾在論述市場經濟秩序的特點時又有超出亞當·斯密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地方。
首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富由勞動創造。從勞動出發看待市場經濟中的財富問題是黑格爾的一貫做法。這種做法已超越了亞當·斯密自利與利他和諧一致的視界和層面，財富“因一切人的行動和勞動而不斷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費重新消失……即使只從外表上看，也就一望而知，一個人自己享受時，他也在促使一切人都得到享受，一個人勞動時，他既是為自己勞動也是為一切人勞動，而且一切人也都為他而勞動。因此，一個人的自為的存在本來即是普遍的，自私自利只不過是一種想象的東西；這種想象并不能把自己所設想的東西真正實現出來，即是說，并不能真實地做出某種只于自己有利而不促進一切人的福利的事情。”[25]勞動視角下的市場經濟秩序特點明顯可見。在這種秩序中，人靠財富而生存，財富則由勞動創造。市場經濟秩序是人人勞動，既為自己勞動也為他人勞動，不為他人勞動便不能為自己勞動。
其次，市場經濟是一種辯證運動。這種辯證運動如何表現出來?黑格爾這樣論述：“在勞動和滿足需要的上述依賴性和相互關系中，主觀的利己心轉化為對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滿足是有幫助的東西，即通過普遍物而轉化為特殊物的中介。這是一種辯證運動。其結果，每個人在為自己取得、生產和享受的同時，也正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產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依賴全面交織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現在對每個人來說，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財富。”[26]市場經濟秩序的形成確實依賴于個人的利己心，但這種利己心屬于主觀意識范疇，它要表現于外，它只能表現于外。表現于外的必然結果是勞動與需要的滿足、個人勞動與個人需要的滿足、個人勞動與他人需要的滿足和他人勞動與個人需要的滿足等多種矛盾交織因而是社會歷史的辯證運動。
最后，市場經濟秩序具有自己的文化特點。黑格爾論述說：“河流和湖海是聯系人群的。”情況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市民社會的這種辯證法，把它——首先是這個特定的社會——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尋求消費者，從而尋求必需的生活資料，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產過多的物資，或者在工藝等方面落后于它……對工業來說，激勵它向外發展的自然因素是海。追求利潤要通過冒險，于是工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營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塊上和有限范圍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貪圖這種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這些的是流動性、危險和毀滅等因素。此外，追求利潤又使工業通過作為聯系的最巨大媒介物而與遙遠的國家進行交易，這是一種采用契約制度的法律關系；同時，這種交易又是文化聯絡的最強大手段，商業也通過它而獲得了世界史的意義。”[27]人們驚嘆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現出來的對大工業革命性的偉大洞察力[28]，折服于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對創新概念的獨特理解[29]，殊不知，思想的最終源頭在黑格爾這里。他對市場經濟秩序文化特點的揭示，既符合社會歷史實際又具有極強的理論張力。
2.市場經濟與國家的關系
作為特定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經濟與國家的關系，始終是經濟學家關注和爭論的焦點話題。在亞當·斯密那里，確實有對國家胡亂干預經濟生活的尖銳批評[30]，但他也給國家職能的發揮以適當地位：“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絕不能補償所費。”[31]從法國經濟學家薩伊開始，有一種論調開始占據上風，口號為“干預本身就是壞事”[32]。其后，具有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傾向的經濟學家炮制了不少所謂的“名言”，如政府是市場經濟的“守夜人”，是市場經濟的“看門狗”。這樣的“名言”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離正確理解市場經濟與國家關系問題的距離越來越大了。
黑格爾順著亞當·斯密的路徑繼續前進，以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名義，把市場經濟與國家的關系問題論述得既全面又辯證。
首先，市場經濟必須以國家為前提。在最終決定論的意義上說，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此為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就確立起來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但是，就市場經濟的當下存在而言，市場經濟與國家不可分離，沒有國家，市場經濟既不會產生，也不能存在。基于這樣的理念，黑格爾說：“市民社會，這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的需要，通過保障人身和財產的法律制度，和通過維護他們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來的。”[33]
其次，市場經濟的運行依賴于國家職能的發揮，典型例證是國家對宏觀經濟生活的調控。黑格爾對此的論證如下：“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不同利益，可能發生沖突。誠然，正確的關系會在整體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然而，為了平衡起見，需要進行一種凌駕于雙方之上的、有意識的調整工作。對個別事件進行這種調整的權利……在于，完全普遍的、日常需要的商品向公眾陳列之后，就不是對個人本身供應，而是對作為普遍買者的個人、對公眾供應；因此，公眾權利不應受到欺騙，以及對商品進行檢查，都可以作為共同事務而由公共權力出面來進行管理，并予照料。”[34]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矛盾是普遍性和持久性的存在，只要市場經濟存在，這種矛盾就會存在。這種矛盾主要表現為價格認知沖突，但事情絕非如此簡單，它會演化為社會沖突。這種矛盾還會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如產品質量問題或弄虛作假。如果想要市場經濟正常運轉且能不斷完善，那么，唯一正確的途徑是國家職能的發揮。在這一點上，黑格爾的觀點比亞當·斯密的國家職能觀點更符合實際，至于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針對國家職能問題發表的議論，只能說是一葉障目。
最后，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只有法治才能使市場經濟秩序完善和諧，而法治的供應者是國家。在這里，市場經濟中的個人和國家各得其所，而非像西方主流經濟學所主張的那樣，個人的主觀欲求甚至貪念可以肆意張揚，國家則處于被動、從屬和任人指斥的地位。黑格爾認為：“如果主觀特殊性被維持在客觀秩序中并適合于客觀秩序，同時其權利也得到承認，那么，它就成為使整個市民社會變得富有生氣、使思維活動、功績和尊嚴的發展變得生動活潑的一個原則了。如果人們承認在市民社會和國家中一切都由于理性而必然發生，同時也以任性為中介，并且承認這種法，那么人們對于通常所稱的自由，也就能做出更詳密的規定了。”“理性”和“自由”的體現是法律，“好的法律可以使國家昌盛，而自由所有制是國家繁榮的基本條件”。在這里，“國王敗訴，事屬常見”。[35]
3. 市場經濟的有害后果
在亞當·斯密那里，對市場經濟實踐的認知帶有辯證性質，如著名的勞動分工有害后果論。[36]后繼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拋棄亞當·斯密的辯證觀點，順著辯護和歌頌的思路不斷向極端演進。黑格爾是辯證論者，通過對政治經濟學和英國經濟生活的研究，發現并指出市場經濟的有害后果。
首先，市場經濟使勞動者變得畸形、貧困、荒淫和蛻化。對于市場經濟給勞動者造成的有害影響，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有大量實證性材料可作例證。可貴的是，黑格爾在德國還沒有真正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時就已經察知，市場經濟會給勞動者造成有害影響。黑格爾在青年時代剛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就指出，隨著勞動分工的發展，“勞動變得絕對死氣沉沉；個別工人的靈巧變得無限遲鈍；工廠工人的覺悟最終被壓得麻木不仁”[37]。后來在《法哲學原理》中他仍然指出：“必然需要和偶然需要的得到滿足是偶然的，因為這種滿足會無止境地引起新的欲望，而且它完全倚賴外在偶然性與任性，同時它又受到普遍性的權力的限制。市民社會在這些對立中以及它們錯綜復雜的關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貧困的景象，也提供了為兩者所共同的生理上和倫理上蛻化的景象。”[38]
其次，市場經濟必然催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即財富累聚于少數人手中，大部分人的貧困則隨財富的增長而加劇。黑格爾在青年時期就指出，伴隨市場經濟而來的結果是，“巨額財富同時也與最大的貧窮捆綁在一起，產品在窮人一方處于觀念的普遍性，在富人一方處于現實的普遍性”。[39]后來他論證得更為嚴密：“人通過他們的需要而形成的聯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于滿足需要的手段的準備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財富的積累增長了，因為這兩重普遍性可以產生最大利潤；另一方面，特殊勞動的細分和局限性，從而束縛于這種勞動的階級的依賴性和匱乏，也愈益增長。與此相聯系的是：這一階級就沒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廣泛的自由，特別是市民社會的精神利益。”[40]黑格爾基于這樣的認知發出感嘆：“怎樣解決貧困，是推動現代社會并使它感到苦惱的一個重要問題。”[41]
如果把黑格爾的市場經濟觀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經濟觀加以比較就可發現：第一，黑格爾的市場經濟觀比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經濟觀更符合客觀的社會歷史；第二，黑格爾的市場經濟觀是馬克思市場經濟觀的直接思想來源；第三，黑格爾的市場經濟觀中幾乎沒有唯心主義雜質，大量術語直接取自古典政治經濟學。因此黑格爾經濟哲學中存在歷史唯物主義成分。
四、黑格爾經濟哲學對馬克思經濟哲學
的影響
1.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文獻和與恩格斯有關《資本論》的通信在講到方法論問題時往往提到黑格爾。這種情況表明，馬克思的方法直接受到了黑格爾方法論思想的影響。
第一，馬克思此處的方法指敘述方法。關于敘述方法，馬克思還有三種不同的提法：“表達方式”、“材料加工方法”和“處理材料的方法”[42]。這里的敘述方法指稱什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作出了具體規定：“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43]這個方法的具體內容是邏輯與歷史有機統一，《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結構是運用這種方法的典型例證。
第二，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方法之間有本質區別，主要表現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對立：“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44]
第三，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同時公開承認，在材料的加工方法上黑格爾是自己的老師。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45]
第四，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方法的具體內容。黑格爾沒有“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提法，但對這一內容作出了較為詳盡的界定：“理念最初不過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它必須不斷地在自身中進一步規定自己。但是這個最初的抽象規定決不會被放棄，相反地，它只會在自身中愈加豐富起來，于是最后的規定是最豐富的規定。在這一過程中，那些以前只是自在存在的規定達到了它們的自由獨立性，而且成為這個樣子：概念仍然是靈魂，它把一切結合起來，并且只有通過一種內在程序而達到它特有的差別。”[46]
因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方法中，確實吸取了黑格爾方法論思想中的有益成分，這種成分影響了政治經濟學文獻的寫作。
2. 主人與奴隸關系的辯證法
主人和奴隸是法權概念，主人與奴隸的關系是法權關系，此為人們的習慣性理解。這種概念和關系具有三個領域的內容：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黑格爾的獨創性是在三個領域內容的基礎上繼續深挖，以勞動為核心看待主人、奴隸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結果是開拓出一片全新的經濟哲學天地。在其中，主人、奴隸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各自走向自己的反面，其理論張力的發生效力使傳統的觀念被徹底顛覆。馬克思有感于此，說：“《現象學》是一種隱蔽的、自身還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為《現象學》緊緊抓住人的異化不放——盡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現——，所以它潛在地包含著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這些要素往往已經以遠遠超過黑格爾觀點的方式準備好和加過工了。”[47]
這段話的理論張力起碼可以朝兩個方向發展。方向一是發展出一般性的經濟哲學。黑格爾用勞動觀點分析主人、奴隸及二者之間的關系，這樣的分析稍加改造便成為一般性的哲學分析框架。用這樣的哲學分析框架看待人類社會歷史，可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勞動過程和私有財產起源過程中的階級斗爭論；第二，物質財富的勞動者創造論；第三，勞動產品的勞動者主權論；第四，勞動者創造歷史論；第五，勞動人性論；第六，勞動者造反有理論。細檢馬克思的文獻，不難發現上述觀點散落其間并發揮靈魂性作用。
方向二是發展出勞動異化理論。黑格爾青年時期的作品如《倫理生活體系》中具有明確的勞動異化理論。[48]馬克思不可能見到這樣的文獻，它們直到20世紀初才被發現、整理和出版。后來，勞動異化思想以更抽象的形式進入黑格爾的著作，《精神現象學》可為例證。在主人與奴隸關系的辯證法中，主人與勞動是徹底分離和否定的關系，只有奴隸才勞動。在應然意義上，奴隸與勞動的關系具有四個方面的關系性內容：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關系的原生態性質使然，奴隸成為勞動的主人，因為他是勞動的主體。與此相對應，主人在勞動面前變得具有奴隸性質，沒有奴隸的勞動，主人一天都不能存活。他因依賴和從屬于勞動而不得不依賴和從屬于奴隸。在實然意義上，由于私有財產制度的客觀存在并發揮作用，奴隸與勞動的關系具有對抗性質，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活動和勞動產品都不屬于奴隸而屬于主人，奴隸在勞動中不是自覺自愿和主動自由的，勞動的原生態性質與自己相分離，其主體性地位發生本質性變化，他被異化了。黑格爾沒有自覺意識到上述哲學分析框架客觀地存在于主人與奴隸關系的辯證法中。馬克思看到了這一點，抓住了這一點，把它運用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的勞動狀況，人們見到的是理論張力極強因而是偉大的勞動異化理論。
3. 理性的狡猾
黑格爾“理性的狡猾”思想表述于《小邏輯》和《大邏輯》兩種文獻中，基本含義有二，其一，相對于目的性活動而言，手段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其二，從某種意義上說，目的性活動遠不如活動手段更重要。關于前者，《小邏輯》和《大邏輯》中都有論述。此處引《小邏輯》中的論述為例：“理性的技巧，一般講來，表現在一種利用工具的活動里。這種理性的活動一方面讓事物按照它們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響，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預其過程，但同時卻正好實現了它自己的目的。”[49]關于后者，黑格爾在《邏輯學》中的論述如下：“手段是一個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東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貴些。工具保存下來，而直接的享受則會消逝并忘卻。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盡管就他的目的說來，他倒是要服從自然的。”[50]
黑格爾“理性的狡猾”的思想對馬克思產生的影響在兩個層面表現出來。
一般性的經濟哲學層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講到勞動資料問題時，首先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語言改寫上面引證的《小邏輯》中的話，然后，在同一自然段引申出了如下一般性的經濟哲學內容：“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征，所以富蘭克林給人下的定義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動物。動物遺骸的結構對于認識已經絕種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51]稍加提煉就可得出一般性的經濟哲學原理：第一，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動物；第二，勞動資料的遺骸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社會形態的性質具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第三，經濟時代區別的標準是怎樣生產和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第四，勞動資料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第五，勞動資料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深度、廣度和與經濟生活及其歷史的契合度而言，黑格爾“理性的狡猾”思想無法與馬克思的相關思想相比，但正是在黑格爾經濟哲學思想的啟發下，馬克思才提出了上述經濟哲學原理。
具體性的經濟哲學層面。在黑格爾看來，活動手段比目的性活動的結果重要，因為它使人增加了支配外在自然界的能力。但是，在黑格爾的語境中找不到對如下問題的回答：其一，人類如何以不斷改進工具的形式增加支配外在自然界的能力?其二，能力增加的后果是什么?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文獻中創造性地回答了這兩個問題，結果是往往被人誤解的工藝學。[52]馬克思對工藝學進行過長期研究，提出了工藝學思想，而所謂的工藝學是指“科學在直接生產上的應用”或是“自然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53]馬克思的工藝學思想具有兩個層面，即具體的工藝——社會歷史后果層面和經濟哲學層面。此處的經濟哲學是工藝學歷史唯物主義：“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系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54]
五、結論
如上所述目的有二。一是確立基本事實，黑格爾哲學中確實客觀地存在經濟哲學；二是用事實證明，馬克思經濟哲學確實受到了黑格爾經濟哲學的影響。兩種基本事實促使我們反思，無視黑格爾哲學中經濟哲學的客觀存在是不正常現象，以學術研究為手段改變這種狀況是黑格爾哲學研究和馬克思哲學研究兩大領域的當務之急。研究及其結果將會表明，此為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的學術生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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