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萍 賈書衡 | 毛澤東對傳統天下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摘要：

　　“天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和核心范疇，蘊含著“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大同”“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一家”等許多優秀的價值原則和文化理念。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義無反顧地擔負起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重任，終其一生為之奮斗；將大同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對接起來，指明了中國通往理想社會的現實路徑；強調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對人民負責，共產黨應誠懇接受人民監督以跳出歷史周期率；致力于構建中國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民族關系，主張世界各國和平共處，世界各民族互學互鑒。毛澤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下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中華文化發展史、中國共產黨奮斗史、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

　　毛澤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下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下”是一個重要概念和核心范疇，蘊含著“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大同”“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一家”等許多理念。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生動展現了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特質。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

　　中國古代的“天下”是一個具有多重內涵的復合概念。在自然地理意義上，“天下”是中國先民根據自身直接的生存體驗所構想的自然地理空間，其具體構造被形象地概括為“天圓地方”。政治意義上的“天下”則多指疆土、政權。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的“天下”還呈現出“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文化秩序格局。

　　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天下觀的起源“可能與古代中國人關于空間的想象有關”。上古時期，“中央”和“四方”兩個方位觀念的出現為傳統天下觀的起源奠定了基礎。幾千年來，中國人圍繞“天下”一詞展開了熱烈討論，描繪了理想中美好的天下圖景，總結了天地運行的客觀規律，寄托了自己立足天地之間的人生抱負，并最終凝結為中華民族獨有的天下情懷。習近平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可見，中國人的天下觀絕不局限于在自然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對“天下是什么”的描述，還衍生出了一系列優秀的價值原則和文化理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天下責任觀。中華民族歷來推崇以天下為重的品德和胸懷，總是將個人小我與家國天下緊密聯系起來，即使身無半畝，仍心憂天下。孟子慨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張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顧炎武所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則更為今人所耳熟能詳。“以天下為己任”的天下責任觀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民族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為保衛家國、抵御外侮而英勇奮斗。

　　二是“天下大同”的天下理想觀。中華民族對美好生活有著自己獨特的期待和見解。《禮記·禮運》稱之為“大同”。根據古圣先賢的描述，大同社會是一個天下為公，由公選的賢能者管理的社會，是一個物質財富極大豐盛、建立了優越的社會保障的社會，是一個精神文明高度發達、有著良好道德風尚的社會。大同理想深深地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及至近代，依然使無數中國人心向往之。洪秀全宣揚要在人間建立一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國，康有為幻想升入“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太平世，孫中山將“天下為公”寫在自己的革命旗幟上。正如習近平指出，“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的理想”。

　　三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天下興亡觀。歷史上無數次上演的天下易主、王朝更迭的興衰劇使古人感到天命靡常，也促使古人尋找導致天下興亡的原因。古圣先賢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天下興亡取決于民心向背。老子認為，“圣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管子指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孟子有言，“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國家政權的維系離不開人民的擁護，這構成了中華民族關于天下興亡規律的基本看法。

　　四是“天下一家”的天下整體觀。中國古人心中的“天下”是一個整體概念，天穹之下，四海一家。中華民族崇尚和合、不好武伐，主張親仁善鄰、協和萬邦，自信憑借中華文化的榮光能夠感化遠人，“常愿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于天下，來求天下太平”。于是，中華民族建構了一個超乎國家和民族之上的天下體系，認為世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同體，世界上所有國家、所有民族休戚相關，共生共榮。“天下一家”的天下整體觀是中華民族在看待和處理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關系時所秉持的前提性認知框架，顯示出中華民族超凡的全人類意識和宏闊的世界眼光。

　　/二、毛澤東對傳統天下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毛澤東青少年時期即深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熏陶，立下救國救民大志，毅然投身于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歷史洪流之中。在讀了一本關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小冊子后，毛澤東“很為祖國憂傷，認為每個中國人都有救國的責任”。這期間他還耳聞目睹了長沙饑民的正義反抗、韶山哥老會同地主和官府的不屈斗爭以及鄉民在青黃不接時的“吃大戶”運動，對人民的苦難深表同情、憤懣不已。國家的危急情勢和人民的困厄處境一直縈繞在毛澤東心頭，終于在1910年秋天，他決定到韶山以外的世界找尋救國救民辦法。在湘鄉東山學堂，毛澤東的天下責任意識更加自覺和強烈，他告訴同學“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顧炎武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給自己取別號“子任”，以示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決心。

　　青少年時期毛澤東挺身而出的志愿和救國救民的志向非常堅定，但此時更多的是因國家遭遇危難而自然生發的激昂感情。例如，1915年日本強迫中國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毛澤東聽聞后慷慨寫下“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表達了一位愛國青年的沖天憂憤和雪恥救亡的滿腔熱血。可如果進一步追問如何才能擔負起洗刷國恥的責任，此時的毛澤東還無法給出或者說還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天下責任觀所提供的主要是積極入世的精神和心系天下的情懷，至于當下扶危定亂、經世濟民的具體任務到底是什么，則需要毛澤東結合新的時代特征和歷史課題自行探索，而這只有在掌握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后才有可能完成。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大大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等人的影響和啟發下，毛澤東深入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初步樹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經過五四大潮的洗禮，特別是經過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毛澤東徹底清理了頭腦中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因素，實現了思想的蛻變，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更新了毛澤東觀察中國的視角和改造中國的思路，也幫助毛澤東實現了中華天下責任觀的化古為今。一方面，毛澤東依然滿懷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豪情，保持著一顆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赤子之心。另一方面，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和矛盾學說，準確把握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責任和任務。例如在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指出黨的責任和任務主要是拿起槍桿子，以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最廣泛地發動農民，在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在華北事變后主要是克服黨內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實現全民族抗戰；在新中國成立后主要是加快恢復國民經濟，順利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穩步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國家“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當然，毛澤東也有對天下責任的總概括。例如1925年，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指出，中國革命是“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堅持弘揚中華民族“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同時又緊密聯系近代中國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任務，充實和發展了中國人所應肩負的天下責任的時代內容，從而使“以天下為己任”不單只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口號，更是一面具有明確目標導向的行動旗幟。

　　（二）“大同者，吾人之鵠也”

　　身為一名從小接受儒家教育的中國人，毛澤東十分向往大同社會。1917年，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毛澤東明確表示“大同者，吾人之鵠也”。毛澤東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另一方面又運用馬克思主義闡釋大同社會的價值理念，創造性地發展了中華傳統的天下理想觀。

　　首先，毛澤東剔除了傳統大同理想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成分。絕對平均主義反映了中國小農對平等的社會關系和共同富裕的渴望，由于近代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共產黨吸收了大量農民出身的黨員，又長期處于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之中，絕對平均主義思想不可避免地被帶入了黨內。對于這種錯誤思想，毛澤東一是亮明態度，明確表示“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二是說明危害，指出推行絕對平均主義必然會破壞黨風黨紀，破壞土地改革，破壞統一戰線，阻礙生產力發展。三是剖析根源，提醒全黨認識到絕對平均主義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四是解釋黨的土地政策，特別強調“我們贊助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為了便于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迅速地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絕對的平均主義”。毛澤東批判絕對平均主義雖然著意點在于糾正黨內的錯誤傾向，但同時在客觀上收到了改造傳統大同理想的效果，澄清了黨內對大同社會的誤解。

　　其次，毛澤東創造性地將中國人心中的大同社會和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聯系起來。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論述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于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該文在論述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破產后中國的前途時寫道：“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⑤從這兩段論述可以看出，毛澤東這里所說的“大同境域”就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共產主義社會，“世界的大同”就是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共產主義社會，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美好向往和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目標被毛澤東巧妙地聯系起來。這是兩種思想文化互動融合的結果，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觀被注入了共產主義的內容和價值；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概念具有了易為中國人所熟悉和理解的表達方式。

　　第三，毛澤東指出了通往大同社會的可行方案和現實路徑。歷史上，中國的古圣先賢也曾提出和嘗試過各式各樣的，以為可以導向大同社會的道路，早在先秦時期，即有儒家的“克己復禮”、法家的“嚴刑峻法”、道家的“無為而治”、墨家的“兼愛非攻”，近代則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康梁維新派的變法改良和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但這些理論和實踐通通宣告失敗。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走向大同社會？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找到了正確道路。具體而言，第一步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第二步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改造生產關系和發展生產力并舉，建設社會主義；第三步是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最終“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毛澤東的構思和規劃既考慮了近代中國的國情，又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中華民族要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必須走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所指引的道路。

　　（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毛澤東極為重視民心，深知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的認同和物質上的支持是黨的事業不斷前進的基礎和前提。人民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人民。共產黨之所以能治國平天下，就在于贏得了人民的心。但是，與舊式天下興亡觀把民心當成是服務君主統治的工具、把人民的福利寄希望于君主的恩賜根本不同，毛澤東始終堅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對“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解是以堅持唯物史觀為前提的。換言之，毛澤東替換了舊式天下興亡觀與歷史和現實相違背的哲學內核。從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真正主體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出發，毛澤東多次指出，中國革命的根本力量“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反復強調“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他教育全黨“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他豪邁地預言：“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他深情地謳歌人民群眾，深信人民群眾具有勢不可擋的歷史偉力。

　　為了將全國人民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為了使黨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毛澤東制定了從人民利益出發、對人民負責的原則，將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得到人民擁護確立為檢驗黨的工作正確與否的最高標準，要求黨的“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在毛澤東看來，對人民負責不是一句空話，全體黨員不管是誰，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都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都應當把人民的利益擺在首位，為人民謀利益。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應當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黨的群眾工作必須格外關心群眾生活，“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毛澤東還特別從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高度來闡述對人民負責的原則，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精辟地解答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內在邏輯，深刻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必然贏得勝利的根據。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中向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和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問題。中國古代有些王朝旋生即滅，有些王朝在長久昌盛之后仍難逃敗亡的結局，王朝更替似乎受到了一種歷史周期率的支配。面對黃炎培的歷史之問，毛澤東擲地有聲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破解歷史周期率的思路幫助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經受住了全面執政的考驗，穩住了天下，守住了民心，在黨的自我革命史上具有首創意義。

　　（四）毛澤東對“天下一家”的天下整體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毛澤東善于從中國與世界相聯系的角度來思考中國革命問題，其理論基石和分析工具固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理論，但其中也有中華天下整體觀的影響。比如，毛澤東認為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不單是俄國歷史上的大事，更是人類歷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后，任何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都屬于新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范疇，中國自然不能例外，“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毛澤東高度評價國際援助的重要作用，強調“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并將統一戰線理論應用到國際，提出“全世界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國家與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推動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毛澤東還深刻闡明了中國革命勝利之于世界的偉大意義，即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大大增強了世界愛好和平、追求進步的力量。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時代背景、外部優勢、世界意義的精辟論述，無一不是從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整體事業出發，無一不是把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起來。可以說，毛澤東的論述邏輯和中華天下整體觀的思維方式是相通的。

　　毛澤東還深受中華天下整體觀蘊含的“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的理念啟發，主張世界各國和平共處、世界各民族互學互鑒。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降下了一道鐵幕，不同制度的國家以激烈對抗代替了和平對話，幾乎中斷了所有往來。毛澤東反對這種國際交往格局，認為國際交往不應因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而停滯。只要各國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平等互惠，“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毛澤東的這條原則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普遍適用于世界上一切國家之間。基于和平共處、平等交往的原則，毛澤東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但不能盲目照搬。世界各國要積極交往，世界各民族也應積極交流。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一方面要虛心向世界其他優秀民族學習，另一方面“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三、影響和意義

　　毛澤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下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中華文化發展史、中國共產黨奮斗史、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扎根和運用。任何一種外來思想，在進入一個國家以后倘若不能同該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和諧相融，必然會觸發該國人民強烈的排異心理，也就談不上傳播、扎根和運用。毛澤東準確而深刻地把握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傳統天下觀的契合之處，包括二者精神氣質的相近、價值追求的相符、思維方式的相通。可以說，毛澤東對中華天下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既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向中國古人尋求智慧的過程，也是一個援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宣傳和闡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是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由此，馬克思主義被賦予了濃郁的中國氣息和鮮明的中國風格，更易為中國人民理解、接受和運用。

　　其次，它更新了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思想內涵。盡管中國傳統天下觀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但其理論訴求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和弊端，這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近代中國“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的原因。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毛澤東結合時代主題和實踐需要改造了中國傳統天下觀，為之注入了新的思想內涵。具體而言，舊式天下責任觀的根本意圖在于維護君統秩序、捍衛天朝威嚴，毛澤東則將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視為自身責任；舊式天下理想觀只能憧憬大同社會的美好，毛澤東則指明了通往大同社會的現實路徑；舊式天下興亡觀把人民當成君主的附屬，毛澤東則是把人民尊為國家的主人。經過毛澤東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中國傳統天下觀得到重塑，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出新的生機。

　　再次，它催生了許多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主張。毛澤東深受“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驅動，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礎上，他立足于中國國情，與時代同頻共振，及時提出黨在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描繪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共產主義的路線圖，為黨和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毛澤東完全贊同“得民心者得天下”，要求共產黨員必須恪守對人民負責的原則，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誠懇接受人民監督，為筑牢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批判地繼承了“天下一家”的天下整體觀，在國內努力構建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民族關系，在國際上發出不同國家和平共處、不同文明各取所長的時代強音，為做好新中國的民族工作和外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毛澤東對中華天下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結出了累累碩果，正確解答了中國革命和建設遇到的一系列難題，至今依然具有指導意義。

　　最后，它鍛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的精神品質和價值追求。毛澤東早在青少年時期就立下了救國救民的大志，誓言要改造中國與世界，用一生的不懈奮斗詮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操守和情懷。他將“天下為公”內化為自身的道德信條，公而忘私、大公無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黨和人民，先后有6名親人在革命中壯烈犧牲。他日夜操勞、殫精竭慮，急切地盼望著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早日過上好日子。毛澤東對中華天下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充分體現了他時刻將國家安危、民族命運、人民福祉放在心上的偉大人格和崇高品德，毛澤東不愧為“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不愧為深受人民愛戴的人民領袖。他的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的精神品質和價值追求不僅僅只屬于其個人，而且已經升華為全體共產黨員共有的精神稟賦，永遠地流淌在我們黨的血液之中。

　　/四、結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根據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習近平特別推崇中國古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歷史擔當，強調要為“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我們這一代人的應有貢獻”。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華民族終于實現了自己的千年小康夢，正向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穩步前進。習近平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所謂‘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亂？失民心而已！’”習近平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和根本觀點，要求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習近平深刻把握時代發展潮流和人類社會進步方向，主張“各國人民應該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新思想、新戰略、新舉措，既同毛澤東對中國傳統天下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一脈相承，又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譜寫了中國傳統天下觀新的時代篇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必將指引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奪取新的勝利、贏得新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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