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的書寫在同時代人中沒人能達到
戴錦華與孟悅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一書從女性主義立場分析了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回看這部作品，戴錦華卻覺得，當時刻意放入了性別維度，反而沒能把握住蕭紅的個案。實際上，蕭紅存在著雙重敘述，一重是她的作品對土地和歷史的敘述，另一重才是個人故事，“蕭紅在臨死前哀婉地說，她的緋聞會比作品流傳得更久，事實證明不是這樣，我覺得很欣慰。”
戴錦華認為，絕大多數女作家和很多男作家的個人生命就是創作底本，但是蕭紅的創作要廣闊和深邃得多。個人生命故事太過精彩的作家往往很難逃過書寫自我的誘惑，但蕭紅寫的是東北這片土地，是日軍侵略的暴行的經歷，“她那樣的書寫在同時代人中還沒人能達到。”
戴錦華提及，自己最早讀蕭紅的作品是《呼蘭河傳》，那是一次巨大的沖擊和震撼。“我們今天說的新女性是五四運動的一大發明，現代漢語也是從胡適先生推廣的白話文運動才出現的新語言，兩者的疊加使得我們在今天回看五四一代人時覺得他們幼稚。但是我在蕭紅身上感受到的，是歲月和對生命強烈的愛形成的厚度，而沒有同時代絕大多數女性的自我設限。”
根據格子的觀察，有幾位學者在討論蕭紅時態度比較悲觀，評價蕭紅的語言在今天看來有點幼稚。戴錦華分析認為，現代漢語是新的發明，組詞方式和意義系統全部更換為現代的邏輯，這導致五四一代人在寫作時勢必是生澀別扭的。但蕭紅克服了這一點，她寫《生死場》時已經找到一種樸素而準確的敘述方式，用名詞和動詞直接表述，不像今天的寫作者那樣羅列形容詞，這也使她繞開了時代限制，賦予文字流動性。“如果說蕭紅的文字幼稚，那么誰又是成熟？”
蕭紅與“作為方法的東北”
在近兩年文壇命名的“東北文藝復興”浪潮中，戴錦華提出過“東北作為方法”的說法，這是由于東北的敘事脈絡很豐富，某種意義上成為了近現代中國史的縮影——比如東北作為老工業基地從興盛到衰敗的脈絡，東北作為俄國革命后的流亡地，以及曾經大清王朝封禁之地的脈絡。戴錦華指出，為了理解蕭紅作品中的深度和廣度，我們也要去理解東北和近現代中國歷史。“說不盡的掙扎圖存，說不盡的女性，這些都成為再度進入蕭紅的落腳點，也是她在同代人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因素。”
戴錦華認為，至今還未從東北文藝復興中看到能縱深到蕭紅這一脈絡的作品。不過，電影《鋼的琴》《白日焰火》以及以雙雪濤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創造了一個“可寫的東北”，同時也是一個“可寫的當下”。現象級劇集《漫長的季節》雖在云南拍攝，卻也能讓人感同身受，因為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遠處的東北，而是把自己代入到故事中的體驗。
這也是今天閱讀蕭紅的感受，戴錦華說，“我們是在望向遙遠黑土地，但是它又讓我們有了新的觸動，所以東北不是一個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非常具體地指向我們今天的文化格局中的位置。然而，這個位置還不能很自然地延伸到昔日的東北作家那里。如何將今天的現實與那段充滿戰亂、潰敗和愛國激情的時刻相連接，恐怕還需要另外的歷史契機。”
她繼而提出，如何在今天重新講述20世紀的中國，以及它與此前的中華文明史的連接和斷裂，對整個國家來說都是挑戰。許鞍華導演的蕭紅傳記電影《黃金時代》就是很好的例子，戴錦華稱這部片子的問題不純然是導演或演員的，它呈現出一種“中空的狀態”，有許多敘述在其中回旋，但一直不能達到它想講述的那段歷史。“電影一開始，湯唯對著鏡頭說自己生于哪年死于哪年，那時我已經有點驚愕了，接下來是通過每一個蕭紅生命中重要的人去描述她，可是蕭紅所在的地方是空洞的，電影始終沒有讓蕭紅這個鮮活和傳奇性的生命占據中心位置。”
《黃金時代》海報
格子也無奈地看到，即使這部電影并不非常讓人滿意，也幾乎成為了在影視中定義蕭紅的唯一作品，以至于此次對談活動的主題也是“她和她的黃金時代”，而不是“她和她的馬伯樂”。這是強勢娛樂文化之下的一種遺憾，在我們擁有太多選擇后，反倒很少回到文本本身。
蕭紅讓我們反思被窄化的性別議題
對于蕭紅的評價經歷了巨大變化。格子發現，魯迅評價她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但那只是認可她的潛力，后來有人說蕭紅的寫作“獨特但不成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蕭紅都沒有得到今天這樣的認可。戴錦華表示，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幾個層次，從極端殘酷的戰爭環境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時，包括蕭紅在內的很多同代作家都被擱置和忽視了。另一方面，總有一些男性研究者在看到作者性別為女時，會下意識地選擇俯瞰的視角，認為蕭紅只不過是一個31歲夭折的、緋聞纏身的女作家。
“我經常引用前蘇聯作家愛倫堡的一句話，別人評價一位19歲自殺的女詩人時認為她沒什么稱道的，愛倫堡就說，一個女孩只活了19歲，她已經愛過恨過寫過，你怎么可能說她的一生乏善可陳？”
蕭紅臨終時留下遺言“我就要離開你們了，留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去了”，這是否說明蕭紅對自己的文學地位有所自覺？戴錦華反問說，蕭紅有沒有張狂地把自己的創作比作半部《紅樓》？“如果有起碼的文學評價的公正，我們都會承認蕭紅比蕭軍、端木寫得好太多，但是蕭紅一直在給這些男性作家抄稿子、洗衣服做飯，把自己視為不那么重要的女性。”同代人用“高貴的大鵬金翅鳥”描述蕭紅內心與生俱來的驕傲，但是她也有脆弱和自卑，這是撕扯蕭紅的另外一個力量。
蕭紅（1911-1942）
“不僅是那個時代的新女性，在座的很多女性可能也要用終其一生去戰勝對自我的懷疑和無名的自卑。”戴錦華說道。格子同樣提出，蕭紅似乎始終跟著男人走，又在兩次懷孕期間毅然決然離開男人，蕭紅到底是依附還是勇敢這樣的提問，并沒有理解蕭紅的處境。
提及蕭紅作品中的性別視角，就不得不提到她筆下的鄉村女性。在活動現場，有讀者發現蕭紅小說和電影《鋼的琴》體現了相似的悲憫。在戴錦華看來，這是出于20世紀知識分子為底層人賦予尊嚴的文化傳統——張猛在描述《鋼的琴》時明確表達了仰望和致敬，蕭紅寫勞動婦女也沒有流露出旁觀和優越感，這是真正的推己及人和共情。
戴錦華認為，正是這些鮮活的鄉村女性形象體現出了蕭紅作品中的左翼色彩，而左翼不只是單純的政治立場。“蕭紅賦予了這些最底層、最沒有語言能力的人以生命的尊嚴。左翼運動之后的中國文學有了一種向下看的認同，但是這種認同在世紀之交逐漸喪失了，我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所有的階層、年齡和種族都在性別議題之內，而是把性別議題窄化了。所以，當我們再次把蕭紅作為一個偉大的作家來討論，這也可以成為一面反思的鏡子——那些真正在承受卻沒有言說的廣大女性，她們和我們的生命關聯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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