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自盧卡奇以來，西方理論界一直有人對恩格斯的哲學特別是自然觀(表現為自然辯證法這一理論形態)加以指責(近年來國內也有個別學者附和、認同這類指責),認為馬克思的自然觀與恩格斯的自然觀根本不同，后者談論的是離開人的實踐活動的自然自身的運動，而前者則是一種“人化自然”的思想，即經過人的實踐活動中介過的自然，因而馬克思拒絕了恩格斯那種與人的實踐活動相分離的自然辯證法，他本人的辯證法是建立在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基礎上的，是一種社會的或歷史的辯證法。這種把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立起來的觀點和看法當然是錯誤的，在事實和理論上都缺乏充分的依據。不過在我們看來，以往我國學界對這個重要問題——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自然觀和辯證法思想關系的認識比較簡單化甚至有些武斷，并沒有把問題真正說清楚；而且以我們之見，這里還涉及一個如何理解和看待辯證法、辯證法是否存在不同的形態、這些不同形態的辯證法是否具有統一性的問題。如果不能對這些問題很好地加以解答，上述那種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所謂“對立”論就總會有市場。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過仔細梳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進而對這些問題給出一個準確的認識和定位。
一、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
為了闡述的方便，我們先從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談起。
要對恩格斯的包括辯證法思想在內的整個哲學作出概括，其實并不難，因為除了與馬克思合著的涉及哲學問題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外，恩格斯還寫過幾部專門的哲學著作，如《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等。在這些著作中，恩格斯運用他一貫的平實、清晰的寫作風格，比較全面和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哲學思想。就辯證法而言，恩格斯的思想也十分豐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下面：
第一，恩格斯對什么是辯證法有過明確的闡釋。他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毫不含糊地說：“辯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這個堪稱是辯證法經典定義的說法表明，恩格斯心目中的辯證法首先并不是像辯證法這個名詞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客觀的、規律性的東西。也就是說，在恩格斯看來，首先，辯證法是一種本體論范疇的概念而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概念；其次，由于“科學”可以被視為關于客觀事物的規律的學問，按照這一理解，辯證法也可以被視為科學，而且由于與具體科學不同，辯證法的范圍包括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等一切領域，因而辯證法可以被視為一種“普遍科學”。恩格斯這種對辯證法的理解，符合人們對哲學與科學是一種普遍與特殊、一般與個別的關系的認知，故而在哲學界具有普遍的、高度的甚至可以說是統治性的影響力。
更進一步看，恩格斯不僅把辯證法一般地理解為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而且還闡述了辯證法的具體內容。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恩格斯明確地把辯證法“簡化”為我們今天的每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都必不可少的“三大規律”,指出：“辯證法的規律就是從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中被概括出來的。辯證法的規律不是別的，正是歷史發展的這兩個方面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它們可以簡化為下面三個規律：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恩格斯進而對上述辯證法的三大規律都進行了比較詳盡的闡述。有趣的是，與馬克思在辯證法的規律體系(當然，這是我們后人的認識，馬克思自己并沒有像恩格斯那樣明確地把辯證法作為一個體系加以闡述)中似乎更重視否定之否定規律(當然，馬克思似乎也沒有像恩格斯那樣十分明確地把辯證法視為一種規律)、列寧和毛澤東似乎更重視對立統一規律(即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所稱的“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有所不同的是，恩格斯似乎更重視質量互變規律(即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所稱的“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在三大規律中，他對這一規律的闡述最為詳細和透徹。恩格斯不僅對質量互變規律的內容作了精確的表述，而且還以物理學、化學等學科中的具體例子來加以詳細的說明，同時對自然科學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富有哲學意義的闡釋，如將作為天體和地球上物體的科學的力學、作為分子力學的物理學和作為原子物理學的化學的關系視作“純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個極限的，到了這個極限它就轉化為質的差別”這一原理即質量互變規律的表現，把物理學的常數解釋為“大部分不外是這樣一些關節點的標記，在這些關節點上，運動的量的增加或減少會引起該物體的狀態的質的變化，所以在這些關節點上，量轉化為質”,等等。特別有意思的是，由于恩格斯對化學這門學科當時的發展狀況十分熟悉，他甚至從質量互變規律的角度對化學進行了視角獨特且富有哲學色彩的定義：化學是質量互變規律體現最集中、最充分的科學領域，“化學可以被稱為研究物體由于量的構成的變化而發生的質變的科學”。他因此而高度贊揚門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是科學上的一個偉大發現，認為它可以和勒維烈發現海王星相提并論。
第二，除了上述那種最廣泛意義上對辯證法的理解以外，恩格斯還有一個較為狹義的對辯證法的理解，即辯證法是關于思維過程的規律的學說。在恩格斯看來，辯證法的范圍和對象既包括外部世界，也包括人類思維；它既是關于外部世界一般規律的科學，也是關于人類思維一般規律的科學；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概念的辯證法”或思維的辯證法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由于馬克思主義用關于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規律的科學——主要由馬克思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主要由恩格斯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結束了舊的歷史哲學和自然哲學，因此，舊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那種從頭腦中想象出事物的聯系的研究方式已不再有效，唯一可能的就是從事實中發現這種聯系。如此一來，“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
第三，在人類哲學史上，恩格斯不僅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哲學基本問題”這一重要的哲學概念，明確地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確立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答案，而且將其作為劃分哲學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基本標準(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這對后來的體系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極為重要，至今仍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在這個問題上，恩格斯盡管沒有直接提到辯證法這一術語，但根據我們對辯證法的理解，他對哲學基本問題第二個方面的回答顯然體現出一種辯證法的思想和精神：“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于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系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于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作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這樣，通過哲學基本問題，恩格斯就把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統一在了一起。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都知道，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大特征。
第四，關于世界的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思想。主要包括：兩種對立的發展觀——辯證法與形而上學、聯系的客觀性普遍性多樣性和條件性、事物的相互聯系構成運動和變化等等。鑒于這方面的內容眾所周知，每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均有專章專節論述，此處不再贅述，只擬提出兩點過去不太為人注意的內容和觀點稍加分析和說明：其一是“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這是指“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上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這一偉大思想的重要意義在于，如果我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一觀點，那就不會有人再幼稚地提出所謂“最終解決”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因為我們明白自己所掌握的現有知識形式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明白這些知識難免受到我們所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和制約。這樣一來，真理與謬誤、善與惡、同一與差別、必然與偶然這些一直流行至今的舊形而上學所始終不能克服的僵硬的兩極對立，對于我們而言就不再有任何的神秘性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懂得，這些對立完全是相對的，因而只具有相對的、有限的意義。那些所謂必然的事物實際上是由偶然性所構成的，而在所謂偶然事物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則是必然性。這就是說，在恩格斯看來，舊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正在為新的辯證思維方法所取代。這種思維方法轉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結果就是，自然科學正在開始從過去的“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學，關于既成事物的科學”變成“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是關于過程、關于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于聯系——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大的整體——的科學”。這種認識超越了直到恩格斯所處的那個時代仍然占據統治地位的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事物(包括自然界)的相互聯系和整體發展的認識。其二是既然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是“最完備最深刻最無片面性的關于發展的學說”,那么認為“唯物辯證法是關于聯系和發展的學說”就是順理成章的了。而既然認為事物的相互聯系構成運動和發展,那么說辯證法表達的是一種關于事物的歷史性或歷史主義的思想，即辯證法=歷史主義，也就不存在什么異議了。這樣，作為邏輯形態的辯證法的“聯系”和“發展”的思想又從根本上與作為辯證法的歷史形態的歷史主義相統一了，即邏輯與歷史得到了統一。對此，我們將在后文中具體展開討論。
第五，唯物史觀的創立誠如恩格斯所言更多的是馬克思的功勞，但恩格斯的貢獻也絕不應被忽視。在我們看來，這種貢獻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恩格斯以他一向簡潔明快、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風格，將唯物史觀的內容闡述得更加容易為人理解和接受，從而擴大了唯物史觀的影響力。如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將《共產黨宣言》關于唯物史觀的觀點概括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這一表述盡管不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那段關于唯物史觀的著名論述知名度和引用頻度高，但卻非常簡潔明確、易于理解。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恩格斯在其晚年對唯物史觀作了眾所周知的、著名的重新闡述和重要修正：經濟狀況是現實生活的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及其成果。或者說，人類歷史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現在我們知道，恩格斯關于唯物史觀的這一重新表述對唯物史觀后來的發展和應用是極為重要的，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使唯物史觀由“歷史唯物主義”發展為“歷史辯證法”的形式，無論對于唯物主義還是辯證法的發展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使得唯物史觀可以比較靈活地應對來自左右兩方的攻擊或歪曲——面對來自唯心主義的攻擊，唯物史觀可以“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來為自己辯護，從而不至于與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事實相抵牾；而在面對機械唯物主義的歪曲或將其作為公式濫用時，唯物史觀則可以采用恩格斯的闡述加以應對。
另外，有必要指出的是，與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印象——恩格斯直到晚年才意識到有人把唯物史觀理解成經濟決定論的危害從而試圖加以糾偏有所不同,其實恩格斯早在這之前很久就表達過上述那種反對把唯物史觀理解成經濟決定論的看法。他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社會的政治結構決不是緊跟著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這種劇烈的變革立即發生相應的改變。當社會日益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時候，國家制度依然是封建的。……在經濟關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束縛和各種特權同它相對抗。”
通過前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學(包括辯證法思想)與中國讀者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所了解到的內容非常接近。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就是以恩格斯的哲學為藍本編撰的。
上述我們所概括的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只是其辯證法的部分內容而遠非全部。這些內容主要表現為一種邏輯形態或理論形態的辯證法。這種形態的辯證法固然是辯證法極為重要的一種形態，但卻非唯一的形態。這是一種源自黑格爾而又被恩格斯加以繼承和大大發揚了的辯證法形態。在我們一般人的心目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就是這樣的辯證法，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長期以來，有一種情況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視或大大地淡化了，那就是辯證法除了以這種邏輯的形式出現在恩格斯的論述中以外，還有一種形式的辯證法恩格斯也絕對沒有忽視，這種形式的辯證法可以稱為歷史形態的辯證法或直截了當地稱為歷史辯證法。馬克思的辯證法正是表現為這一形態。
二、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與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一致性
與恩格斯不同的是，馬克思沒有寫過專門的哲學(包括辯證法)著作，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談到辯證法的地方也不是很多，更沒有像恩格斯那樣對辯證法下過直接的、明確的定義，因此我們只能從他對辯證法和與辯證法有關的一些論述中來體會和把握他頭腦中的辯證法。就各自的辯證法思想所涉及的范圍和領域而言，馬克思與恩格斯也有所不同。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首先和主要是自然辯證法即有關自然界的辯證法，而馬克思的辯證法主要是社會或歷史辯證法。這里的所謂自然辯證法及社會或歷史辯證法有兩種含義：其一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關注的領域或側重點有所不同，后者更多地關注自然領域，形成了所謂自然辯證法(自然觀),而前者則更多地關注社會或歷史領域，形成了歷史辯證法(歷史觀)。其二是說恩格斯的辯證法雖然也有我們后面將要論述的歷史主義或歷史性的一面，可以說歷史辯證法的內容也是非常豐富的，但給人印象更深的似乎是其辯證法思想的邏輯形態即自然辯證法的一面，以至于我們一談到辯證法，不僅腦海里馬上出現的多半是恩格斯的名字，而且國內外哲學界都有很多人把主要由恩格斯所創立的自然辯證法直接等同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而馬克思則與此有所不同，他的辯證法思想主要表現為一種歷史形態，我們可將其稱為歷史性原則或歷史主義(不是那種狹義的歷史觀)。但是這種所謂歷史性或歷史主義不僅涵蓋了狹義的即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歷史觀，它甚至統攝了自然觀。因此，它代表著一種世界觀，一種統攝一切的世界觀，而不僅僅是社會歷史觀。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主要是后一種意義上的歷史辯證法。
與大多數人的一般印象不同的是，馬克思不僅直接提到辯證法的次數寥寥無幾，首次提到的時間也比較晚。根據我們的初步考察，馬克思第一次直接提到“辯證”一詞是寫于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這部著作。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在一段話里面兩次提到“辯證運動”,指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這段話雖然并不太為人重視，引用頻率也不算高，但其值得注意之處在于，馬克思十分明確地把矛盾的兩個方面的共存和斗爭視為辯證法的重要內容和表現。這應該就是后來體系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對立統一規律視為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之一的一個重要根據。而下述兩段有關辯證法的論述則引用頻率頗高：在1872年為《資本論》第2版所補作的“跋”中，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自己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根本不同：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他認為現實事物是由思維過程創造的，前者不過是后者的外部表現，而“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在這里，馬克思顯然并不是在正面談論辯證法——他并沒有說自己究竟是怎樣定義或理解辯證法的，他只是在比較他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而且這種比較只是在說明他們兩人的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而非辯證法的具體內容和觀點的不同。另一段有關辯證法的論述同樣出自《資本論》第2版的“跋”:“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與前面那段話顯然有所不同，在這里，馬克思是在正面談論他對辯證法的理解，而在我們看來，這應當是馬克思關于辯證法最有代表性的觀點，也是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原則的集中體現，因而特別值得加以注意。
傳統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史上實現了革命性變革，其根本途徑和形式就是把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加以結合，從而建立了哲學史上全新的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則是辯證唯物主義一般原理在社會歷史領域里的推廣和應用。然而這種看似邏輯十分自洽的體系卻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歷史不能完全契合，其中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寫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這樣一段話：“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里，唯物主義與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這段話被后人引用的頻率并不低，但它卻遠不像馬克思的許多其他的著名論斷那樣得到比較詳細和系統的闡釋和發揮。論者們往往不是幾乎不加說明和闡釋地一筆帶過，就是將其簡單解釋為馬克思創立了一種新的歷史觀——唯物史觀。然而，在我們看來，正是這段論述(當然還有其他許多論述)不僅代表了馬克思的哲學革命不同于以往所說的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結合的另一方面的內容，而且體現了馬克思的思想所一貫具有的歷史主義特征，而不僅僅是提出了一種狹義的歷史觀。
那么，馬克思的這種歷史主義到底是一種什么東西呢?歷史主義問題十分復雜，限于篇幅，我們這里不擬對歷史主義的來龍去脈和具體內容進行詳盡的分析，只對歷史主義的含義和實質扼要地談談看法。
簡單地說，關于歷史主義，就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不能夠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部內容概括無遺，將唯物史觀理解為“經濟決定論”更是一種十分片面的認識，這是因為唯物史觀除了注重經濟因素以外還有其他方面豐富的內容，它之所以被稱為“唯一科學的”歷史觀，之所以在本質上不同于唯心史觀，不僅僅在于它理解和看待歷史是從經濟因素出發(歷史的唯物化、經濟化),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將經濟因素作了歷史性的處理和對待(唯物主義或經濟的歷史化)。在它看來，離開歷史性的視角，孤立的、邏輯化的經濟因素對理解和看待社會發展并沒有什么意義。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中就有兩個前提：一個是“唯物的”(即經濟因素),另一個是“歷史的”,這兩個前提缺一不可。不過，我們還要補充一句：這里的“歷史的”不是那種狹義的、邏輯化的、概念化的歷史，而是生生不已的、川流不息的人類實踐活動。簡單地說，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就是認為一切存在都是歷史的存在、一切事物都具有歷史性的一種觀點或原則。這是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和原則，而與平時所說的一般的具體觀點有所區別。這也正是前引馬克思那段關于辯證法的著名論斷的精神實質所在。按照這樣的一種理解，辯證法與歷史主義在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辯證法的本質就是歷史性，辯證的就是歷史的。如果這樣來理解辯證法，那么馬克思不僅有辯證法思想，而且異常豐富。只是限于篇幅，我們這里就不擬過多引用馬克思的其他相關論述來加以論證和說明了。
把馬克思的這種歷史主義原則視為辯證法的同義語，這對熟知傳統教科書體系的人來說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說熟悉，是說根據“辯證法是關于運動、變化和發展的學說”的觀點，我們自然不會沒有注意到馬克思這方面的思想，在這方面我們稱馬克思是辯證法大師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說陌生，是說由于長期浸淫于以“X對范疇”和“三大規律”為骨架的辯證法體系框架，我們早已習慣于以是否提出和論述了什么范疇和規律來判斷一個人的思想是否屬于辯證法的學科領域和他對辯證法理論的貢獻大小，而忘記了辯證法的真精神及其實質乃是對變化和發展的重視和崇尚，而不僅僅是增加了什么范疇和規律。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來源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展開和結果，而以往的認識似乎或多或少出現了倒果為因的情況。在此，我們可以十分明確地說，辯證法其實是可以分為兩種形態的，即歷史形態和邏輯形態。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結合應當屬于邏輯形態的辯證法(恩格斯對此貢獻最多),唯物主義與歷史的結合應當屬于歷史形態的辯證法(馬克思對此貢獻更多)。兩種形態的辯證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內容上又有所不同。而且，按照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歷史形態的辯證法是更為根本的，它是因，邏輯形態的辯證法則是果。兩者的根本一致性就在于，辯證法的本質就是歷史性或歷史主義，辯證的就是歷史的。
如果正如我們這里所說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是歷史辯證法，從表面上看這種辯證法顯然是與前述恩格斯那種邏輯形態的辯證法有所不同的，而且就事實來說，馬克思也的確幾乎不曾以恩格斯那種方式談論過辯證法(他對恩格斯的相關認識也很少明確表示過自己的意見)。然而我們不要忘了，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除了我們前面已經詳加論述過的那種邏輯形態以外，歷史形態的辯證法思想也十分豐富，只是由于種種原因在相當程度上被沖淡了，有些時候甚至被人為忽視了，以致于似乎不如邏輯形態的辯證法顯得那么突出，乃至在許多人心目中，恩格斯的辯證法就幾乎等同于邏輯形態的辯證法。
首先，恩格斯同樣把辯證法理解為認識事物的一種歷史主義原則。恩格斯指出，包括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哲學在內的一切辯證哲學，其偉大意義和革命性質正在于它拋棄了以往形而上學關于人類思維和行動具有終極性的看法。它徹底地認識到，人類歷史和人類認識永遠也不會達到一種極致的理想狀態，所有逐次更替的歷史節點都只是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無限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個暫時的階段而已。在這種哲學面前，所謂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圣的東西皆不可能存在，所有的一切均只有暫時性，除了事物的生成和滅亡、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這一永不停歇的過程而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不難發現，恩格斯所表達的這個意思與前引馬克思那段論述辯證法的話沒有任何兩樣，換句話說，恩格斯也像馬克思一樣把辯證法理解為認識事物的一種歷史性或歷史主義原則。
其次，恩格斯有著關于辯證法的歷史形態的豐富論述。長期以來，人們在心目中形成了一種刻板的印象，即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一種典型的邏輯形態的辯證法，因為它既有固定的研究對象——自然界，又有以“X對范疇”和“三大規律”為骨架的理論體系。然而，在我們看來，這種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嚴重誤解。實際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表現為兩種形態：一種是邏輯形態，就是那種過去我們所十分熟悉的、主要出現在哲學教科書中的那種以范疇和規律為基本內容的體系化的辯證法；另一種是歷史形態，這種辯證法與前面我們闡述過的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并無二致，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更多地表現在社會歷史領域，而恩格斯這方面的思想相較于馬克思更多地涉及自然界。這種意義上的辯證法思想，恩格斯在多部著作中均作了極為充分的論述，比如“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作基礎。……他是第一個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系的人”;又如“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同時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關于思維科學，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等等。只是由于人們對辯證法的理解大多更偏重于那種概念化、體系化的形式，因而對類似于馬克思那種表現為一種思維方式、一種精神或原則的辯證法在恩格斯辯證法思想中的分量，相對而言有所忽視。
三、結語
將辯證法劃分為邏輯形態的辯證法和歷史形態的辯證法，并將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主要定位為歷史辯證法，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則兼具邏輯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這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實際情況，而且也能夠很好地協調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關系，從而正確地回答國內外學術界那種所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有些問題上是“對立”的看法。比如，盧卡奇就認為，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辯證法的決定性因素，而這些因素在自然界里是不存在的，因而辯證法只能被限定在歷史和社會的范圍內，但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錯誤地追隨黑格爾，把這種方法擴大到自然界”。然而以我們上面對辯證法的理解來看，盧卡奇這樣的看法實乃完全沒有把握到辯證法的本質或精髓的表現，因為辯證法的本質或精髓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主義，就是對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歷史性即暫時性的一種徹底的體認和把握。就辯證法本身來說，它是沒有領域之分而包羅萬象的，無所謂哪個領域存在辯證法，哪個領域不存在辯證法。因此，盧卡奇對恩格斯的批評和指責，表明他并沒有真正把握住辯證法的精神實質，他的自然觀實際上還停留在黑格爾的“自然無歷史”的觀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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