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了《深化改革并不是萬能的藥，方向錯了越深化越危險！》（今日頭條：何峻極iu原創2023-6-14）一文，很有感觸。文章談到：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改革’成了中國最時髦最有‘正義感’的詞匯，似乎它是一劑萬能藥，只要經濟社會出現什么問題，就祭起改革的旗號，仿佛只要一改革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如果改革的方向失誤了，就會背離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初衷，就會辜負我們革命前輩的鮮血，甚至走向我們創黨的反面，距離我們黨的共產主義理想越來越遠！”
文章談到“我國的經濟科技確實取得了長足進步，工業制造能力全球第一，重工業輕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在世界上遙遙領先。
但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大量財富被極少數人和利益集團占有壟斷，資本的肆意擴張和“慣性發展”已經漸漸背離最初的“共富”初衷，甚至私人和企業的發展逐漸走向寡頭和壟斷，少數人和集團的利益凌駕于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之上，大多數人的社會福利和勞動保障被忽視被剝奪為企業的利潤和競爭砝碼”。
而事實上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具有14億人口的中國，卻產生了因為有效需求不足而形成的經濟危機。
有網友驚呼“震驚！中金公司發布最靠譜的財富數據，13億多的人，只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3.8%，人均僅2.2萬，0.326%的人掌握了個人財產63%的震碎三觀。”
兩極分化的極端結果，從根本上扼制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從而使宏觀調控的手段趨于失效。
為什么我們會走到今天的這樣一種局面？
是市場錯了，還是理論錯了？
我的回答是:既不是理論錯了，也不是市場錯了，而是經濟學家錯了。
臂如我們今天已經處于21世紀，而某些經濟學家還在鼓吹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由主義思想，把某些西方學者的陳詞濫調當作座右銘在背誦。這里的錯誤既不在于斯密的理論有錯，也不在于已經發展了幾百年的實際，而是那刻舟求劍的經濟學家；
再臂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剩余價值規律起主導作用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消費價值規律起主導作用的市場經濟，但我們的經濟學家卻不懂得兩種市場經濟的區別，把適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東西拿來就用，結果造成了14人口的中國發生了因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經濟危機；
再臂如，現代企業作為經濟實體存在和發展具有資產實體和勞動實體的區別，私有制企業必須作為獨立的資產實體存在和發展，因而必須建立產權制度，公有制企業必須作為獨立的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因而必須建立勞權制度，但經濟學家們只熟悉產權制度，只具有產權制度的觀念，因而把適用資產實體的產權制度搬到了公有制企業，結果是使公有制企業既不能成為規范的資產實體存在和發展，又不能作為真正的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這難道不是經濟學家錯了？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來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為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本來也已經消滅了作為剝削者的資產者，消滅了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從而為勞動者當家做主和按勞分配提供了基礎，因而，與此相適應的應該是以奮斗者為本、多勞多得的勞權經營方式，能夠滿足全體員工消費需要的共同富裕的生產方式，能夠充分調動全體員工積極性的工本經營方式，但經濟學家卻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只存在勞動者，不存在人格化的資產者的事實視而不見，只是搬用了資本經營這種已被幾百年歷史發展證明是兩極分化的生產方式，從而導致了今天兩極分化的局面，這難道不是經濟學家錯了？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具有創新能力的經濟學家，需要懂得社會主義生產主體的、真正懂得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規律的經濟學家。
但我們的許多稱之為經濟學家的人卻既不重視中國國情的研究，又不曾鉆研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最大的本事就是充當搬運工。
“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這是毛澤東在1937年8月在《矛盾論》這部著名的文章中指出的教條主義者所存在的問題。這對于那些熱衷于抄襲西方經濟學教條盲目套用于中國改革的學者而言，也是非常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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