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中華文化淵源

　　為人民服務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留在中國人民心中相互聯系又指向不同的兩大根本觀念，是毛澤東思想的兩個主要的基礎性成分。

　　為人民服務是講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實事求是是講一切工作的思想方法，一切工作所應遵循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所有號召和題詞中，排在第一位的最有影響力的讓中國人民刻骨銘心的是為人民服務。僅次于為人民服務的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人所共知的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由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目的、根本立場決定的，又是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根本要求、根本途徑。

　　研究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形成，既要重視研究毛澤東所處的特殊的時代原因，也要重視研究中華傳統文化長河中的歷史原因。從后一個角度看，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不僅受到湖湘歷史文化的影響，而且受到黃河和淮河流域歷史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孔子、孟子、《史記》《漢書》《淮南子》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和思想品格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形成過程

　　毛澤東是什么時候提出實事求是的?從已經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中尋找實事求是一詞，最早見于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論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 [1] 1940年1月，在毛澤東最重要的政治代表作《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探討中國向何處去、怎樣引導中華民族得到解放之路時指出：“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 [2] 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給當時在蘇聯的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寫信時，要他們“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 [3]。同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時，第一次解答了什么是“實事求是”。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4] 他認為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觀點、方法的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之后，實事求是成為毛澤東經常談的一個概念，也成為黨的會議和文件經常提出的一個要求。例如，1941年8月1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時寫道：“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 [5]

　　雖然，實事求是的概念是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解答的，但在這之前形成實事求是的若干元素，伴隨著中國共產黨成長的腳步一直在積累和成長之中，毛澤東是其突出代表。毛澤東在這方面的積累和成長，最重要的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毛澤東總結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和挫折的經驗教訓，逐漸積累起不能從本本出發，只能從實際出發的認識。起初，中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從共產國際的本本出發，模仿蘇聯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一次次地遭受挫折。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實踐中逐步認識到中國是農民國家，農民占全國人口的80%；農村是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城市是敵人力量集中的地方；中國革命必須發動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只能從這樣的中國實際出發，才能搞成功。1930年5月，毛澤東寫的《反對本本主義》，就是號召大家調查研究，把中國的實際情況搞清楚。他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6] “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 [7] “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8] 可是，毛澤東的這些正確認識，在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掌握在圍著共產國際轉的領導人手里時，難以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個問題是經過遵義會議到延安逐步解決的。毛澤東從井岡山到贛南閩西農村根據地的斗爭，為形成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實踐基礎。

　　第二，毛澤東研讀馬列著作，思考當時中國革命面臨的問題，逐漸積累起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踐第一的理論素養。毛澤東領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時，曾被一些吃過洋面包、到過蘇聯的人嘰笑“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在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打漳州時，毛澤東得到一批馬列著作。后來他被排擠出紅軍的領導崗位，卻利用賦閑扎扎實實地讀了兩年書。毛澤東說：“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9] 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來看，此時毛澤東已嫻熟地掌握了馬列的哲學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中都引述和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 [10]。這使毛澤東形成了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應該著眼其特點和發展的態度；嫻熟地掌握了重視事物的特殊性和正確處理特殊性與普遍性關系的方法。其二，是在《實踐論》中引述和強調的，“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11]。這使毛澤東形成了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的目的、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標準的認識論，嫻熟地掌握了正確處理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關系的方法。毛澤東經過長征到陜北，在研讀馬列著作的基礎上，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通過《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通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解決了黨的軍事路線問題；通過《矛盾論》《實踐論》，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這些為不久之后確立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三，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逐漸看清了“言必稱希臘”的危害，看清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才能讓中國人聽得懂，才能發揮實際效力。毛澤東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使其在這種融合中發揮著領頭作用。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是講像孔子那樣“每事問”，調查研究，搞清情況，才能從實際出發。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用孟子的“春秋無義戰”，來說明“于今帝國主義則更加無義戰，只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 [12]，闡明了中華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正義性。毛澤東的《實踐論》有個副標題“論認識和實踐——知和行的關系”。這個知和行的關系，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思想家們一直討論的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中兩次引用孫武“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話，并強調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他既看到了這句話中樸素地存在著“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 [13]的認識論意義，也看到了這句話中樸素地包含著掌握對立統一規律的辯證法意義。這些為能用中國字、中國話表達出馬克思主義內容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普通黨員和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的中國文化基礎。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的掌握，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是形成實事求是思想方法、思想路線的根本源泉、根本原因。這個實事求是有著特殊的時代理論內容，與中國歷史上早已存在的實事求是的名詞有著本質的不同。然而，這兩個實事求是在普遍性上又有著相通之處，都包含著從實際出發、按規律做事的一般性原則。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線，用中國歷史上已有的實事求是的名詞表達出來，它就有了鮮活的、為中國普通共產黨員和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這個意義絕不能低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要重視開展對實事求是中華傳統文化淵源的研究。

　　二、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中華文化淵源

　　作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化詞語的實事求是，最早見于《漢書》中寫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毛澤東熟悉《漢書》，熟悉“實事求是”詞語的來源。1962年，他曾說：“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 [14]

　　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就已接觸過實事求是這個詞語。他曾到湖南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這個學校原名東山書院，建成于1900年。當時的湘鄉知縣撰寫了一篇《東山書院記》，其中有一句話說：“泰西諸國，若農、若工、若商、若兵備，莫不有學。而于士，尤詳用能，實事求是，以稱雄于五大洲。”毛澤東在省城長沙讀書時經常去岳麓山上的岳麓書院。岳麓書院有一邊的院門上面寫著“實事求是”的院訓。作為一般思想方法，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受到孔子、孟子、司馬遷、楊繼盛等中國哲人的思想影響。

　　（一）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孔子思想淵源

　　實事求是，從一般意義上說，一些觀點已存在于孔子的論述之中，并為毛澤東所熟知。

　　實事求是是為實踐服務的。孔子鄙視說話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主張言行一致、少說多做。《論語·憲問篇》“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里仁篇》“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毛澤東與孔子思想是相通的。他認為理論來自于實踐，要為實踐服務。他有一句名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15] 毛澤東給他的兩個愛女，根據“訥于言而敏于行”，分別取名為李訥、李敏。這體現了毛澤東崇尚說話謹慎、行動勤敏、少說多做；反對言過其行、夸夸其談、只說不做。

　　實事求是要求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當老實人，做老實事。孔子看問題、做事情重視是怎樣就怎樣，重視采取老實態度。《論語·為政篇》“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上幾次講到這段話，強調要有老實態度，反對弄虛作假。他說：“什么是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孔夫子的學生子路，那個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 [16] “關于要講真話，我們現在發一個通令，要各地打仗繳槍，繳一支講一支，不報虛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支為一支，兩支為兩支，是知也。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我們一定要老老實實。” [17]

　　要做到實事求是，就要反對主觀主義。《論語·子罕篇》記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反對主觀臆斷、思想僵化、固執偏見、自以為是。毛澤東贊賞孔子的“絕四”精神。1941年8月5日，毛澤東在給謝覺哉的信中指出：“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云。” [18]

　　由此可見，重視實干、老老實實、反對主觀主義，毛澤東在這些方面是受到孔子影響的。

　　（二）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孟子思想淵源

　　毛澤東從韶山讀私塾時起，就讀了《論語》，也讀了《孟子》。他從小就熟悉《孟子》的思想觀點，其中包含著實事求是內容的重視事物特殊性的觀點，重視區別不為與有為、不為與不能的觀點。

　　《孟子·滕文公上》中記載：許行主張“市價不二”：“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谷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孟子批評道：“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孔子重視“和而不同”，反對抹煞差別的絕對同一，主張在重視特殊性的基礎上注意與普遍性的聯結。孟子則進一步強調“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主張從特殊性出發，也就是主張從實際出發。

　　毛澤東珍視“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種重視特殊性的觀點。從已經掌握的材料看，他至少四次引用這個觀點。第一次，1954年10月21日，毛澤東同印度尼赫魯總理談話中說：“中國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經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就是說，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 [19] 第二次和第三次，1958年5月28日、29日，毛澤東兩次談話中都講了“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20]。第四次，1959年12月下旬，毛澤東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分析經濟發展不平衡與平衡的關系時，又一次引用和發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21]。毛澤東反對從普遍性出發、忽視特殊性的教條主義。他認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1937年8月，他在《矛盾論》中指出：教條主義者“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于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地加以研究” [22]。毛澤東從特殊性出發的思想方法，首先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的根本方法，但與歷史傳統上孟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思想方法也有著密切的聯系。

　　孟子圍繞“為”，曾分析了“不為”與“不能”；“不為”與“亂為”；“自為”與“他為”；“不為”與“有為”四個方面的關系。《孟子·梁惠王上》中講：“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技，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這里就“不為”與“不能”的關系，講明脫離客觀條件主觀蠻干是“不能”，客觀條件允許卻不干是“不為”。《孟子·公孫丑上》講了個拔苗助長的故事：“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孟子認為“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在孟子看來“不耘苗”，應該做的不去做是“不為”；拔苗助長是“亂為”。《孟子·滕文公上》中講：“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這里圍繞“自為”與“他為”關系，肯定社會分工、“通功易事”的合理性。《孟子·離婁下》中講：“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這里勾畫出“不為”與“有為”的辯證關系，某些事情上的不為才能有所作為。孟子對“他為”與“自為”關系的認識，道出“通功易事”才能取得好的比較效益，也包含著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的認識。

　　孟子對“為”的四個方面的認識，反映了從客觀實際出發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思想。毛澤東的許多文章中都發揮著這種思想。他特別欣賞孟子對“不為”與“有為”關系的認識，多次引用和發揮孟子這方面的思想方法。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為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需要有必要的讓步，有必要的“不為”，如紅軍的改編，紅色區域的改制，暴動政策的取消，就是讓步，“‘有所不為而后可以有為’，正是這種情形” [23]。在國家建設中，為工業化、現代化而奮斗時，毛澤東同樣重視從實際出發，抓主要矛盾，指出：在一定時期，只能搞幾件事情。要講透“有所不為而后才有所為”的道理[24]。

　　毛澤東重視事物的特殊性，重視正確處理不為與有為的關系，是受到孟子思想影響的。

　　（三）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善者因之”思想淵源

　　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包含著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的因素，從社會總體上還包含著因民之情、因民之意的因素。這方面的思想在中華文化傳統中集中體現在司馬遷“善者因之”的善因論中。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認為“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闡述為政者怎樣發展社會經濟時論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在司馬遷看來，治國理政、發展社會經濟最好的方法，是善于因時而動，因勢而行，因民而為。“因者”是治國理政的總綱。

　　司馬遷的善因論，綜采了前人這方面的思想。中國古人很早就提出做事要因時而不能違時。孔子提出了“使民以時”的因時觀點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因民觀點。孟子提出了因勢觀點，即“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還提出了因民之欲的觀點，即“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25]。與司馬遷同時代的淮南王劉安組織團隊編撰的《淮南子》，根據因時而動、使民以時的要求而積累的節氣認識的基礎上，于《天文訓》中形成了系統的二十四節氣的知識。這是因時觀念在認識和實踐上的重大發展。《淮南子》中的《齊俗訓》《主術訓》還提出了“隨自然之性”，“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各因其宜”的觀點。總起來看，司馬遷的善因論是對前人因時、因勢、因物、因民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熟讀《史記》，對司馬遷“善者因之”的思想方法是熟悉的。他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 [26] 這里毛澤東強調的正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法，實事求是的方法。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為八路軍制定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這不是從蘇聯紅軍的條件，也不是從國民黨軍隊的條件出發定下的方針，而是根據當時當地八路軍的實際定下的方針。所以八路軍能以弱抗強，越戰越強。把毛澤東當時的著作研讀了之后，陳云也掌握了這個方法。黨中央調陳云去主持邊區的財經工作，他當即提出邊區的財經工作從倫敦出發、從上海出發，還是從延安出發的問題。他強調從延安出發，有效地解決了把邊區的鹽賣出去和把外面的棉花買進來的問題。

　　這就是“善者因之”的文化基因對毛澤東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四）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虛懷觀是”“和氣察是”思想淵源

　　1959年7月4日，毛澤東在廬山同王任重、劉建勛、梅白等在一起吃晚飯時，曾隨口念了明朝楊繼盛的兩句詩：“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并說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這兩句，并照此去做[27]。

　　“遇事”是指所有時候、所有事情上的實事求是。這正是實事求是的難點。“虛懷”是自然狀態下的胸懷，即沒有唯上是圖、書本框框、個人私利下的胸懷。這個“虛”也就是司馬遷講的“虛者道之常”的“虛”。“虛懷”正是實事求是的重點。“和氣”是與媚上欺下相反的對群眾的和氣，目的在于善察群言而踐行之。楊繼盛是明朝百姓愛戴的好官。他上疏力劾權傾朝野的嚴嵩，是因“虛懷”看出了嚴嵩真面目，是因“和氣”察到了民間對嚴嵩的控訴。楊繼盛因這次上疏丟了性命，以他的生命、他的鮮血書寫了“虛懷觀是”“和氣察是”。毛澤東贊賞楊繼盛，并按“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去做事，這正是他高尚品德的生動寫照。

　　由此觀之，實事求是不僅僅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也是一個關乎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的問題。

　　還可以從中國歷史上其他思想家的著述中找到對實事求是的影響，但以上四例足以證明中華文化中含有強大的實事求是的基因，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有著深厚的中華文化淵源。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頁。

　　[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663頁。

　　[3]《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頁。

　　[4]《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頁。

　　[5]《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頁。

　　[6]《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

　　[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

　　[8]《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

　　[9]《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頁。

　　[10]《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頁。

　　[1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頁。

　　[1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

　　[13]《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頁。

　　[1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頁。

　　[1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頁。

　　[1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頁。

　　[17]《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頁。

　　[18]《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14頁。

　　[19]《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頁。

　　[2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282頁。

　　[2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頁。

　　[2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頁。

　　[2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頁。

　　[25] 見《論語·里仁》、《論語·堯曰》、《孟子·離婁下》、《孟子·離婁上》。

　　[26]《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7-1308頁。

　　[27]《史林智慧瑣談——歷史文獻中的人和事(第1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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