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看來，所謂實踐就是人類有目的地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但從根本上說，所謂目的正是人的內在價值尺度的客觀反映，對目的的強調體現了用價值對實踐進行規范這一問題的重視，也表明對實踐活動進行價值評價有著基本的價值論根據。用馬克思描述勞動的話來說，社會實踐就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1]。因此，人類實踐活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求真”“驗真”，更是為了“求善”“創價”。對實踐活動進行價值評價，是對實踐活動所具有的“求善”“創價”進行準確定位的過程。價值標準的存在是進行價值評價活動的必要前提，毛澤東在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加以評價時也不例外，這是“求善”“創價”的重要保證。毛澤東將科學的價值評價標準運用到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的價值評價中，使之從較早階段開始就擺脫了盲目性而向著對中國社會進步有益的方向發展。如果展開說，在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進行價值評價的過程中，毛澤東主要運用的評價標準有正義標準、實效標準、功利標準、道德標準以及人民標準，這五個重要標準共同實現了實踐評價標準的體系化建構，使得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在發展中增強了完整性與系統性，避免了單一性、片面性與碎片化。下面本文將對這五個重要標準進行具體的說明并分析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
一、 正義標準：“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在評價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正義標準是毛澤東使用得最為普遍的一種標準，由此表明毛澤東有著深刻的正義觀。為使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革命的性質有更準確的理解與把握，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明確說：“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2]可見，對毛澤東來說，針對戰爭這種實踐活動，可以用正義標準來加以評價：但凡正義的戰爭，其“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因此就有取得最后勝利的可能性。毛澤東的正義標準對于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有著重要的思想指南意義，堅定了中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正義問題可被理解為對人的生存方式及社會關系的是非、善惡、美丑、合適或不合適的追問。柏拉圖為城邦設立了一個總體性的正義原則，即“每個人必須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他指出：“正義的人不許可自己靈魂里的各個部分相互干涉，起別的部分的作用。他應當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達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內秩序井然，對自己友善……并且在做所有這些事情的過程中，他都相信并稱呼凡保持和符合這種和諧狀態的行為是正義的行為，指導這種和諧狀態的知識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壞這種狀態的行為稱作不正義的行為。”[3]這里，柏拉圖指出了什么是正義、什么是不正義，它們都是“秩序”的體現：所謂正義表明“內部秩序井然”，所謂不正義就是秩序的破壞。在柏拉圖那里，正義的結果是與正義的行動直接相關的，即“做正義的事在內部造成正義，做非正義的事在內部造成非正義”。[4]從本源來看，正義與社會秩序、社會關系相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是正義問題產生的客觀前提。倘若人們孤立自處、互不相干、沒有利害關系，那么人及其行為就無所謂是非、善惡、美丑、合適或不合適，因而就沒有正義問題。正義或非正義存在于人與人的交往之中。但是，倘若生活于社會中的人們具有絕對一致的利益、相互之間沒有沖突與侵害，那么人間就是天國，就不會有非正義，從而也沒有正義。因此，只有當人們處于相互依賴又相互沖突的關系中，人的行為及其相互關系才表現為是非、善惡、美丑、合適或不合適，才有可能產生正義問題，也才有可能出現正義標準。
正義標準可以從倫理學角度或政治哲學角度來加以理解。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正義標準的討論主要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加以理解，但毛澤東所說的正義標準更多是從政治哲學的意義上加以理解，主要涉及到的是政治正義標準。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毛澤東說：“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5]這里的“正義”就是政治正義的標準。政治是人類文明的特有現象。政治所要處理的關系包括階級內部的關系、階級之間的關系、民族關系和國際關系等，其核心是如何確立并維持政治制度和國家政權。政治是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是家庭生活、經濟生活得以進行的條件和保證，其合理與否、合目的與否、和諧與否，所涉及的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正義問題，因此，政治意義上的正義標準在評價實踐活動時是帶有根本性的，它能為實踐活動指明正確的政治方向。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提出了“我們要堅守正義，開創互尊互鑒的未來”的重要主張[6]，為解決全球治理問題貢獻了具有政治正義意義的中國方案。
二、 實效標準：“要看實踐，要看效果”
所謂實效標準所強調的是要以客體對主體的效應作為評價實踐活動的標準。這種標準是一種客觀的標準，無論客體還是主體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都是客觀存在的。由此，客體對主體的作用和影響，即客體對主體的效應或效果也必然是客觀存在的。這種效應或實效標準，實質上就是實踐標準，它既具有客觀性也具有直接現實性，直接表現為主客體相互作用的客觀效果的事實。任何事實都是不因人而異的客觀存在，事實勝于雄辯，以效應或實效為價值標準，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有利于確保評價判斷的客觀性、準確性、科學性。在此意義上，效應標準或實效標準是具有科學意義的價值標準。馬克思說：“無神論的博愛最初還只是哲學的、抽象的博愛，而共產主義的博愛則徑直是現實的和直接追求實效的。”[7]在此，共產主義的實效意義得到凸顯，這表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以實效標準為旨趣，而不是像以往的空想社會主義只是停留在不切實際的空想層面，這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超越。毛澤東指出：“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愿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8]可見，對毛澤東來說，效果、實效是評價實踐活動的根本性標準，這對一個政黨、一個醫生甚至一個作家來說都是如此。
實踐效果是與實踐效益不同的概念，它們之間有聯系也有區別。如果從二者都與目的相聯的角度看，它們都是實踐結果中合乎目的的有效部分，即具有價值性，這是它們的共同點。不同點是，實踐效果是一種客觀的符合了主體目的的事物或作用，它不與主體的具體利益發生聯系，并不表明滿足了主體哪方面的利益，只是表明通過實踐活動能夠取得的一種結果；實踐效益卻表明實踐結果更進一步地與主體某一方面利益發生聯系，如文化、經濟、社會、政治、教育等效益。因此，效益概念在與效果概念相比較時可以看到，它是在符合目的這一價值關系基礎上又更推進了一步，增加了利益維度，更明確地體現了主體的需要和利益。但不論是效果還是效益，都具有成為評價實踐活動標準的屬性。無論是效果還是效益，都存在著實現速度與程度問題。如在對社會主義建設提出具體要求的過程中，毛澤東使用了“多快好省”這四個字，幫助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如何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步伐。“快”是速度問題，“多”與“省”體現了對效果的衡量，“好”關系到效益問題，從“多快好省”這四個字可看到速度、效果和效益三者的有機統一。能夠做到“多快好省”，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是重要的。倘若不注重速度，就會導致光講質量、效益，從而使實踐錯失良機，進展緩慢，如何抓住“歷史機遇期”正是與此相聯的；倘若不注重效果問題，就會使實踐只求速度或質量而不計成本，容易導致投入大于收益，從而帶來資源的浪費，毛澤東將“浪費”視作“犯罪”正是從此意義上來談論的；如果不注重效益問題，就會導致實踐速度和實踐效果失去具體的價值目標與滿足對象。
注重客觀規律、“實事求是”，是毛澤東被視為“過程論”者的重要原因。但通過對毛澤東注重實際效果這一點加以分析，可以進一步看到，除注重“過程”之外，注重實際效果也是毛澤東的思想特點。毛澤東認為，任何實踐活動都應參照效果而不是宣言來加以評判，也就是說，在評價實踐活動的過程中，不能光看它的口號、宣言提得多么漂亮，而應看效果，效果應被視為最根本的衡量標準。客觀地說，追求最大的效益是人們各種活動的一個共同原則。例如，在生產活動中，生產者總是試圖以最小的代價、最低的成本來獲取最大的收益；在交換活動中，交換雙方都是本著最合算、可能獲得最大效益的原則來行事。反之，效益又是人們的各種活動的價值的最終確定者。因此，效益與人們的實踐活動之間實際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辯證關系。對實踐活動來說，實效標準是一種具有外在性的客觀標準，它可以幫助我們從外部效果出發直截了當地認識某項實踐活動的實際價值。
在實效這個總體標準之下，毛澤東進一步以明確的方式突顯了生產力標準。生產實踐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生產力標準即衡量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毛澤東鮮明地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9]在此，毛澤東明確了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是評價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與壞、大與小的根本性標準。凡是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實踐就是好的實踐，凡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實踐就是壞的實踐。應當看到，生產力標準是實效標準的重要落腳點之一，也是實效標準的根本內容之一，我們應該注意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而不將它們看成是互不相聯或相互排斥的關系。
關注實踐的實效標準，也是鄧小平的重要思想特點。早在1962年，針對生產關系到底采取什么形式為最好，他就明確強調“哪些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為此，鄧小平甚至用“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10]進行了形象的比喻，加深了人們對該觀點的理解。1980年，針對發展生產力問題，他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要講究經濟效果。”[11]這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是衡量一切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的根本標準或最后標準（不是唯一標準），它是一種實效標準。把講究實效界定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上，是鄧小平對毛澤東提出的實效標準的重要發展。黨的十三大之后，鄧小平將生產力標準進一步擴展為“三個有利于”標準，即對于我們一切工作“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這是鄧小平對毛澤東提出的實效標準的又一個發展，“三個有利于”標準是一種實效標準的綜合，既包括生產力標準，又是生產力標準的延伸與發展。由此一來，實效標準或追求實效的原則，便成為鄧小平實踐思想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并具有顯著特色的重要內容。
三、 功利標準：“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
毛澤東指出：“世界上沒有什么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里，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13]這一論述表明，功利標準在毛澤東那里得到了積極的倡導與肯定。“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作為“群儒首”（西漢劉歆語）的董仲舒提出的重要觀點，是中國傳統社會始終堅持“重義輕利”立場的重要思想支撐。朱熹在堅持“義在利先”原則的基礎上，提倡“以義生利”，主張“古圣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14]。因此，在中國思想史上，如何看待功利標準在評價實踐活動中的作用，一直是見仁見智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功利的輕視表明了對超功利主義的提倡，就此來看，毛澤東極力強調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所要堅持的，這一點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超功利主義思想的重大超越。
毛澤東明確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就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作為自己衡量實踐活動的價值評判標準的，因為“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15]。在此，毛澤東著重指出堅持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有著唯物主義基礎，而并非唯心主義的主觀臆想。功利標準是對實效標準中物質性這個基礎特征的直接彰顯。毛澤東認為，功利標準應是評價實踐活動的重要標準，實際上是突出了實效標準的物質價值內涵。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在世界觀轉變的過程中就認為，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大革命時期，他指出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要為工農群眾謀利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強調要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問題，要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延安時期，他尖銳地批判了“董仲舒們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指出“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6]，并明確提出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
毛澤東主張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功利主義與其他類型的功利主義的區別在于，前者強調以人民大眾的長遠利益，而不是以個人的、狹隘集團的利益，或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作為判斷實踐活動之“好”“壞”的價值標準。促使每個人行動起來的動力總是與他個人利益有關，但對個人眼前有效果（合乎個人利益）的東西，并不一定是檢驗個人的實踐活動結果的合理尺度，更不是檢驗他所屬的群體的實踐活動成敗的尺度。這是毛澤東的功利觀并沒有落到個人利益身上，而是與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相聯的重要原因。同時，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對中國傳統倫理學中的“義利之辨”，即道德與功利的關系問題做出了新的回答。在中國傳統的倫理學中，針對“義利之辨”問題的回答區分出兩大派別：一是儒家傳統，主張重義輕利；二是墨家傳統，主張“義即利也”。毛澤東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在繼承墨家功利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將道德（義）和功利（利）辯證地統一在一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是正義的戰爭，為取得這場正義戰爭的勝利，必須進行全民總動員。但是，抽象地談論革命戰爭的正義性，是無法鼓舞士氣的，因此毛澤東一再指出要告訴群眾，投身革命戰爭不僅是為階級而戰，而且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戰，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17]，“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18]。正因為毛澤東提倡把“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作為衡量實踐的價值評判標準，所以廣大人民群眾有著參與由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實踐活動的高度的積極性，使得中國的革命事業蒸蒸日上、長盛不衰。
四、 道德標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在提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這一功利標準的同時，毛澤東還注重道德標準在評價實踐活動中的作用。他對道德標準的強調，與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內圣外王”之間有著思想上的連續性。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論語·憲問》），是“內圣外王”思想的體現。對孔子來說，“內圣”是根本，外王由“內圣”決定，二者不能本末倒置。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必須符合道德原則，必須克服各種各樣自私自利的“私心雜念”，努力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任何與此相違背的行為都是不正當的，是需加以克服的。在推崇無產階級道德原則和道德意識的過程中，毛澤東樹立了白求恩、張思德、魯迅、雷鋒等道德楷模。在他看來，要從事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就必須像張思德那樣全心全意、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隨時準備為了人民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一切；就必須像白求恩那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就必須像雷鋒那樣，甘作螺絲釘，以集體主義的道德意識泯滅個人主義的意識；就必須像魯迅那樣，擁有分明的愛憎，做到“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中國古代哲學家雖也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天下》），但他們并不認為成為“堯舜”是一種整體行動。毛澤東超越了古人而對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實踐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正如他“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豪邁詩篇所揭示的，使得這種革命實踐是高起點的。
從西方哲學史看，邊沁在提倡功利標準的同時，將道德標準的意義予以否定。他認為，由于道德意識是“一種混亂的、隨心所欲的原則，僅僅以一些內心的、特殊的感情為根據”[19]，因而不應當承認道德標準的客觀性。盡管道德標準的確與人為因素相關，但它仍具有客觀性，任何人都無法對其中的重要內容加以刪改和歪曲。斯賓塞曾說：“很明顯，道德的法則必然是完美的人類的法則。”[20]從本質上說，道德標準是人類對完美社會和完美行為的一種向往。人類永遠不會放棄對完美的追求，道德標準是與人類整個發展過程相伴隨的。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有專人從事道德法則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些認識結論甚至具有共同性，如均認為盜竊、剽竊等是不道德行為。這些共同性從一定角度反映了道德標準的客觀性。在談及共產黨人行動的道德標準時，毛澤東明確提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號召廣大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學習魯迅，積極踐行“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21]
五、 人民標準：必須以“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這里說的“人民標準”是指以人民為評價主體，由人民來評價實踐活動的好壞、優劣、對錯。為人民群眾所擁護，就是得到人民群眾的肯定評價；為人民群眾所反對，就是得到人民群眾的否定評價。在社會生活中，人民群眾的評價更具有權威的意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李大釗曾經有著批判英雄史觀的重要論述：“夫圣智之與凡民，其間知能相去不遠。彼其超群逸類者，非由時會之因緣，既在眾庶之信仰。秉彝之本，無甚懸殊也。”[22]毛澤東也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等重要論述。
以人民為評價主體，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毛澤東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要“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23]他甚至把能否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視為評價共產黨的一切言行的最高標準。“人心的向背”是毛澤東常用來衡量社會實踐得失成敗的重要標準。這里的“人心”，是指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民群眾的政治心理，它與社會發展的過程和規律相聯。社會發展的客觀過程和規律反映到人心中來，人心又通過人民群眾的歷史活動體現社會發展規律并實現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故此，雖然“人心所向”“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均具有主觀性，但它們可被視為客觀標準，它們以歷史發展規律為根據，是同任何違背這個客觀標準而以個人喜好或少數人的喜好為依據的主觀標準相區別的。人們常說“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即是說符合客觀事實的正確的東西，卻有可能為主體的喜好、偏見等主觀價值評價標準所否定。但是否“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這一重要的價值評價標準的確立，使人們盡量避免以個人自己主觀的喜好、偏見為標準。毛澤東指出：“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24]顯然，這一論述是人民標準的重要體現，表明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說：“總之，要按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25]在此，他鮮明地指出“要按群眾意見辦事”、要做到“適合群眾的要求”等，使人民標準的客觀內容得到擴展。“按群眾的意見辦事”“適合群眾的要求”都是十分具體的，它們能幫助中國共產黨人更貼近民心地從事實踐活動。凡是不適合人們群眾要求的辦法最終都是行不通的，凡是不適合人們群眾要求的實踐最終也是行不通的。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發揮了毛澤東的人民標準思想：“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26]這是典型的群眾路線的態度。鄧小平時刻關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評價其實踐的標準，大大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2016年，在中紀委十八屆六次全會上，習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27]這是從政治哲學層面上對人民標準的精辟概括。“人民就是江山，共產黨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為的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我們黨的百年奮斗史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歷史。”[28]這段飽含深情的話語，是習近平關于人民標準思想的重要體現。中國目前的改革成果是與這些重要思想分不開的。
六、結 語
總的說來，在評價實踐活動的過程中，毛澤東靈活運用了多種評價標準，構建了一個完整的評價標準體系，完成了對實踐活動評價標準的體系化建設與建構，使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有了較為系統的、科學的價值評價體系作保證。無論正義標準、實效標準、功利標準，還是道德標準、人民標準，都是十分重要的評價實踐活動的標準。這五個標準具有各自的獨立性，有自己的運用場景。需要認清的是，對它們進行體系化建構從本質上說是建立在它們的各自獨立的基礎之上的，切忌在分不清它們各自獨立的情況下去追問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由此只會帶來思想認識上的混淆乃至混亂。同時，對它們進行體系化建構，也是避免對它們進行單一、片面乃至碎片化理解與處理的重要舉措。對于上述五種標準，一旦出現單一、片面以及碎片化的理解與處理，就有可能陷入無法對實踐活動做出正確的綜合性價值評價的泥潭，這樣勢必會影響實踐活動的開展以及取得成功。
概言之，這五個重要標準的各自獨立與相互關聯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正義標準是從政治哲學出發所確立的標準。正義標準解決的是實踐活動的方向問題。離開了正義標準，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就有可能偏離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二，實效標準是從“實然”出發所確立的標準，力求保證實踐活動在“實事求是”意義上的唯物主義本質，因此實效標準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堅持。離開了實效標準，實踐活動就難以真正做到依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去“辦實事”，甚至有可能成為“假、大、空”的活動。第三，功利標準與道德標準均是從“應然”出發所確立的標準，只是前者側重于物質利益追求的“應然”，后者側重于精神層面追求的“應然”。功利標準與道德標準的同時出現，是鄧小平所強調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重要體現。從休謨對于“實然”與“應然”的區分來看，功利標準與道德標準的確立，具有同實效標準的確立同樣重要的深刻意義。馬克思曾經指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29]，由此表明了圍繞利益（特別是物質利益）而展開的功利標準的重要性。但是，從道德所具有的精神追求層面的意義來看，如果實踐活動沒有來自道德的約束，勢必會讓各種“惡的實踐”泛濫。同時，就實效標準體現出的是“實然”意義上的客觀性而言，功利標準、道德標準體現的是“應然”意義上的主觀性。這也是毛澤東之所以在功利標準上會提出無產階級的功利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之分的重要原因。面對同一個實踐活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會運用屬于他們自己的不同的功利標準去進行評判，由此表現出一種與階級立場相關的主觀性。在道德標準上也存在著無產階級的道德標準與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之分，這是主觀性的一種體現。第四，人民標準是將人民作為評價主體的一種評價標準。人民標準是綜合性的標準，是前面四個標準的綜合運用，也是最高標準。脫離了人民標準，其他四個標準都會落空。正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所說的：“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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