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自黨的十八大當選總書記以來，針對黨內長期存在植黨營私、徇私舞弊、損公肥私等私化問題，一直著手反腐治黨，至今從中央到村委查處一大批貪官污吏，這令全國人民驚訝痛心又稱贊歡心。
河塘里一條魚死了，這是魚的自身病因，成群魚死了肯定水質問題。究其黨內腐敗根源何在？無疑在于昔日推行國家公有制轉型為社會私有制的改革使政治的水質變異了。應當反思停止私有制改革，若反腐不反私的話，那將治黨治標不治本，由于私有制如同陰溝里的臭水污泥，不清除始終會滋生蒼蠅蚊子拍打不完。
私有制是萬惡之根。縱觀人類任何歷史斗爭的根源，都在私有制中爭權奪利所引發。為此，基督教《圣經》提出過抵御私有制的教意：社會財富每隔50年要再作分配。國際《共產黨宣言》則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建黨，經過無數革命將士浴血奮戰，終于在1949年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推翻資產階級霸權統治，廢除舊中國私有制，開拓新中國公有制，廣大無產階級勞苦工農有了國家主人翁地位。
遺憾的是，私有制有著奴隸時代以來五千多年成熟根深歷史，公有制只有原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后一百幾年幼嫩根淺過程，故而社會主義國家容易遭到資本主義聯盟圍獵摧毀，如原蘇聯、原南斯拉夫、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都被“和平演變”陰謀得逞逐一解體了。我們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不久，我國便進行社會體制改革開放，逐步把國家公有制轉型為社會私有制，結果致使工人傷心下崗及農民背井離鄉艱難謀生，并引發各種嚴重黨內腐敗、社會亂象和貧富分化等不良國情。實踐和時間已經充分證明：私有制改革是錯誤的。
十八大后，面對私有制改革錯誤性和可取性的“糾結”之處，黨中央探索起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取長避短融合一體的股份經濟新型混合制改革，主張實行“公有制為主，私有制為輔”的一國兩制。這種混合制改革想法是好的，可實際做法并不行，仍然存在著委宛地推進社會私有制的傾向。例如創業者到工商部門辦理營業執照，只能注冊個體或民營卻不準注冊集體，實質在為私有制開綠燈而對公有制亮紅燈，這怎能把持“公有制為主，私有制為輔”的體制原則。況且，人類社會發展史和中共建黨革命史都證明，私有制與公有制是兩種猶如油水難容的體制，勉強融合一體終將產生利益矛盾而分道揚鑣。
當然，我們要客觀地看到，社會民眾的人生理想有兩大類，一類是為個人私利所想的家庭理想，另一類是為大眾公利著想的民族理想。在當今國家公有生產資料尚未得到雄厚積累保障優越民生福利的現狀下，不可強求人人懷有大眾公利著想的民族理想，不允許抱有個人私利所想的家庭理想。如何正確對待公利與私利之間的關系，也就涉及到處理國家公有制與社會私有制的矛盾問題。
深層剖析發現，我國目前還沒有認清社會私有制和家庭私有性之間的區別，社會私有制是老板雇工壓榨創業占有資本，家庭私有性是自己勤勞經營謀業改善生活，雖然兩者外表上看都是私有化，但是內在本質完全不同。由于我國改革以來沒有認清這一本質，故而把家庭私有性開放無限擴大為社會私有制了，這就出現體制改革的政策性錯誤。因此，我國急需調整、完善公有和私有股份經濟的混合制改革，踐行“妥善清除社會私有制，合理復興國家公有制，適度開放家庭私有性”的優化改革，建立 “國家公有制為主，家庭私有性為輔”的大公小私協調經濟發展新型公有制，逐漸在全國縣級市重新做多、做大、做強國有化和集體化企業，從而呈現國家與家庭公私兩頭皆顧的完美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有利解決大學畢業生和社會青年到國企及集企安居樂業工作，激發起集體民族理想和全民共同富裕的熱情、智慧和干勁。這將促進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東山再起，對于國際共產運動有著深遠重大的歷史意義。
百姓命運與國家體制密切相關。人作為一種生物，同動物的區別在于講生活與求生存。如果國家體制改革使工農大眾生活日趨艱難，整天在私企做牛做馬般地埋頭打工，掙扎在生活與生存之間，甚至拾廢或乞討地求生存，那么人就等同于回歸動物了。可以說，資本主義私有制講紅利，社會主義公有制講福利，紅利與福利對百姓生活獲得感和幸福感根本不同。隨著智能化和機器人尖端科技日趨替換自然人生產，社會財富創造積累越來越快，關鍵在于智能科技是運用于公有制生產，還是掌控于私有制產業，這事關福祉百姓或禍害百姓。若在私有資本集團實施智能科技生產，那就將出現大批失業人員生活致貧。我們要領悟這樣的社會公式：智能科技+公有體制＝全民共富；智能科技+私有體制＝貧富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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