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對維也納體系的批判不僅集中于表層的國際事件分析領域，更進入到了深層的政治哲學領域，實現了對世界體系問題的哲學重釋。一方面，通過對黑格爾君主主權論的批判，撕下了正統主義的意識形態偽裝，徹底推翻了俄普奧等君主政體維系歐洲反動秩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過對英國均勢原則的批判，深入到維也納體系的現代本質之中，揭示出日益資本化的國際關系的顯著特征和固有矛盾。這種批判之所以是政治哲學的，是因為：第一，它將討論追溯到構成世界體系的基本單位、普遍原則和根本前提；第二，它的最終目標是建構新型國際秩序，即一種合乎國家間正義原則的文明新形態。
關鍵詞：維也納體系；歷史唯物主義；世界體系
作者簡介：蘭洋，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
在西方政治哲學中，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無疑是長盛不衰的話題。近代以前，古希臘城邦體系、羅馬和平（The Roman Peace）、基督教神權體系各自有一整套關于國際秩序的理論構想。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建立起近代意義上的第一個歐洲體系，確定了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主權至上原則。到了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紀，主導歐洲并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則是法國大革命后建立的維也納體系（Vienna system）。這一體系堪稱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論運用于實踐的集大成者，也構成了馬克思一生重點思考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對維也納體系的批判不僅集中于表層的國際事件分析領域，更進入到了深層的政治哲學領域，實現了對世界體系問題的哲學重釋。由理論觀察現實，在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進一步闡釋清楚這一以往被忽略的論域，既能幫助我們深入理解馬克思的思想，也有助于挖掘思想的當代意義進而引領實踐變革。
一、維也納體系的政治哲學話語
在馬克思看來，維也納體系的哲學基礎是兩種異質思想——正統主義和均勢原則——的奇特混合，反映的是主導歐陸的沙皇俄國（以及受其影響的普奧兩國）和資本主義的英國的利益分配與政治妥協。所謂“正統主義”是將法國大革命前的封建君主視為正統，以恢復王朝的統治權力、政治體制及所屬領土為基本原則，聯合復辟勢力鎮壓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族獨立運動。所謂“均勢原則”則指的是大國之間通過自身或聯盟的方式來制衡潛在或現實的對手，使列強達到彼此牽制的局面，避免歐洲大陸出現一國獨霸。這兩種思想在近代政治哲學領域中都有其理論表達。正統主義的近代表達是君主主權論，均勢原則的近代表達則是契約論。更具體地說，一方面，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對君主主權論進行了最為系統的闡述，因此馬克思對正統主義的批判是借由研究黑格爾法哲學的方式進行的。另一方面，近代均勢理論肇始于馬基雅維利并在霍布斯、洛克等人那里獲得了發展，因此馬克思對均勢的哲學批判主要是以契約論為對象的。簡言之，無論是澄清馬克思思考維也納體系的基本論域，還是認知馬克思關于世界體系的哲學變革，都需要以這兩種政治哲學話語為基本參照。
首先，黑格爾關于君主主權的論證源自對法國大革命和啟蒙思想的反思。黑格爾雖然盛贊大革命是“光輝的日出”，但是他認為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表明特殊意志的疊加不能引導出公共的“善”。因為“特殊性本身是沒有節制，沒有尺度的，并且這種無節制的各種形式本身也是沒有尺度的”。在1802年的《論自然法的科學探討方式》（The Scientific Ways of Treating Natural Law）中，黑格爾指出自由如果建立在“個性的推動力”（vitality of individuality）的基礎上，就很難不淪為一種抽象的否定和任性。為了克服主觀精神具有的內在狂熱及可能引發的外在暴力，黑格爾訴諸于作為客觀理性的國家，并將其視為絕對精神自我辯證運動的具體化，從而把普遍意志與主觀意志、理性的興趣與個人的自由統一起來。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自身像生物有機體那樣，需要經歷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演化過程。在《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中，黑格爾按照自我意識形成的四個原則把世界歷史分為四種王國：東方的、希臘的、羅馬的和日耳曼的，并宣稱國家的最終形式是日耳曼君主政體。在這里，黑格爾法哲學中保守的一面展露無遺。應該看到，黑格爾并不贊同封建君主制，而是鐘情于立憲君主制，這一體制在本質上從屬于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范疇。但對日耳曼政體的贊揚顯然為專制學說留下了空間。在1816年10月28日海德爾貝格大學就職演講中，黑格爾表示：“普魯士國家就是這種建筑在理智上的國家。”作為“以神的權威為基礎的東西”“包含了君主權的絕對性的思想”。這意味著國家作為世界精神的道成肉身，其主權必須經由君主的人格體現出來。因此，君主主權就成為了黑格爾倫理國家的重要特征，君主立憲制也被設想為世界秩序的終極實體形式。在上述國家學說的基礎上，黑格爾進一步建構了一種國際法體系，它具有如下的特征：一是獨立主權的國家單位；二是國與國之間達成、尊重和維護某些國際行為準則的協議。按照黑格爾的看法，能夠滿足這些條件的國際法原則，最有能力在國與國之間建立一種實用的、習慣性的和有序的世界秩序。
其次，英國的大陸均勢政策是維也納體系的另一大柱石。在哲學史上，這一政策主要表達是契約論。休謨在《論勢力均衡》中認為，均勢原則不僅是從希波戰爭（Greco-Persian Wars）到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的歐洲歷史中總結出的經驗，更是基于對人性與國家本質的哲學考察所得出的理性判斷。具體來說，均勢論與社會契約論具有同構性。契約論者將個體視為無差別原子，將對權力的無止境追求設定為人的“自然狀態”；均勢論者將這一預設延伸至國際關系領域，將國家假定為具有相似利益、追求權力最大化的行為主體。國家之間為了爭奪權力和利益而進行的永無休止斗爭導致國際社會持續陷入無政府狀態之中，不斷重復著“戰爭—和平—再戰爭”的歷史循環。在均勢理論看來，破除這種“囚徒困境”的出路有兩條。一是消極和平，即以均勻分布的原則限制單獨國家權力的獨大。霍布斯就認為對權勢的追求可能造就和維持一種均勢狀態，其中兩極均勢最穩定。二是積極和平，即國家與國家之間通過訂立“契約”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政府。在洛克看來，理想的世界體系中雖然沒有一個最高權力，但有理性的交往紐帶和共同規范，可以削弱乃至逐漸消除國際關系中違背理性的沖突因素。均勢理論一般主張，選取何種道路要根據歷史條件而定，在積極和平無法達成的情況下，各國應當以權力平衡的方式追求消極和平。實際上，這種均勢路徑構成了18世紀以后英國對外政策的主導戰略。維也納會議后英國所極力維持的英俄普奧四國同盟（Quadruple Alliance）就是這種大國平衡思路下的直接產物。正如馬克思在關于克里木戰爭的系列評論中所敏銳發現的那樣，擁有壓倒性優勢海軍的英國和擁有歐陸最強陸軍的俄國，兩者之間的結合或分裂、均衡或對抗，決定了維也納體系的興衰。
總體而言，維也納體系的兩種政治哲學話語——俄普奧等王朝的正統主義和資本主義英國的均勢原則——共存于同一體系內，兩者在邏輯上并不是完全兼容的。所以在馬克思看來，維也納會議是人類歷史記載上的最怪誕的國際法虛構物（fictiones juris publici）之一。一方面，正統原則反映了法國大革命后的保守傾向。雖然黑格爾本人并不贊成君主專制，但是君主主權論在實際的政治過程中還是極容易滑向君主統治，從而為維也納體系的復辟行為找到哲學上的托詞。另一方面，均勢理論則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產物”，是契約論中“克服自然狀態的理性人”的翻版，反映出資本主義時代“均質化”的人性預設和“征服性”的權力邏輯。馬克思認為，兩者都無法真正帶來長久和平和普遍進步的世界秩序。只有對這兩種政治哲學話語進行系統清算，才能闡明通向更高級國際文明的新路徑。
二、馬克思對維也納體系的政治哲學批判
為了徹底動搖維也納體系套在歐洲脖頸上的思想枷鎖，馬克思在哲學上對其進行了雙重批判：一方面，通過對黑格爾君主主權論的批判，撕下了正統主義的意識形態偽裝，徹底揭露維也納體系的反動本質；另一方面，通過對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均勢思想批判，戳破了這一原則的“穩定性”外衣，深刻暴露出維也納體系的霸權底色。這種批判之所以是政治哲學的，是因為：第一，它將討論追溯到構成世界體系的基本單位、普遍原則和根本前提；第二，它的最終目標是建構新型國際秩序，即一種合乎國家間正義原則的文明新形態。
首先，馬克思系統批判了黑格爾的君主主權論。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應該受到責難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現代國家本質現存的樣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現存的東西冒充國家本質。”這段話表明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黑格爾國家學說與專制主義的微妙關系。一方面，作為“現代形而上學之完成形式”的黑格爾哲學與作為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現代原則”之間具有內在的本質關聯；另一方面，黑格爾將君主的抽象人格和國家的政治人格混為一談，這樣的結果又可能導致“這個人格化的理性具有的惟一內容就只是‘朕意如此’這個抽象。朕即國家。”所以，黑格爾的君主主權論盡管具有現代政治意涵，但在現實政治的運作過程中仍將不可避免地淪為君權神授的哲學版本。這也就是為什么馬克思將黑格爾的世界體系學說稱作維也納體系的“神正論”說明。更具體地說，馬克思還從三個方面揭露了黑格爾的錯誤。第一，黑格爾所使用的是神秘主義的方法。黑格爾不是從現實的主體出發，而是從理念的自我實現出發，將現實理解為絕對主體使自身外化并且從這種外化返回到自身的過程。所以黑格爾“只是為歷史的運動找到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的主體是“人”而不是“絕對精神”。人類自身的改變世界的目的構成了世界歷史的“推動者”而不是“受動者”。通過吸收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主詞與賓詞倒置的批判，馬克思將世界體系的建構過程從黑格爾哲學的神秘性中解放出來。世界與普遍理念的關系不再呈現為一種顛倒狀態，而是獲得了真正獨立的實體性內容。第二，黑格爾建構世界體系的單位是立憲君主國，馬克思則針鋒相對地提出，民主制才是真正的國家制度，是各民族通向和平與自由必經的政治形式。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指出，人民主權不是君主主權的衍生物，相反，“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因為“在民主制中……每一個環節實際上都只是整體人民的環節。在君主制中，則是部分決定整體的性質。”只有國家普遍建立在人民主權基礎上，才能奠定實現和平、平等和繁榮的世界體系的政治基礎。第三，在馬克思看來，世界體系的達成路徑既不是王朝之間的同盟，也不是黑格爾意義上抽象的相互承認，而是基于普遍交往的歷史規律和革命的主體力量所形成的共同體。一方面，馬克思將世界體系置于歷史語境中作具體的理解，意識到國際體系的內在規定性是隨著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化而變化的，財產所有制構成社會歷史的真正基礎。只要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與之相對應的國際分工存在，那么不平等的國際體系就有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馬克思找到了打破人類史前時代的力量——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重建世界秩序的方案是消滅私有財產：“無產階級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
其次，馬克思深刻剖析了均勢思想的內在邏輯。相比王朝政治赤裸的霸權屬性，均勢思想更具有迷惑性，它往往將自身描繪為超歷史的自然狀態及其解除路徑，從而起到為現存秩序辯護的目的。嚴格地說，均勢論是資產階級世界體系的“哲學自白”，其所反映的是資本主導時代的民族國家內部結構的世界性延伸。而馬克思的天才之處在于，他對維也納體系的哲學批判不僅包含了對王朝復辟這一落后于時代的“喜劇”的尖銳抨擊，而且還以前瞻性的眼光“接觸到了當代所謂的問題之所在的那些問題的中心”，即霸權逐漸帶有的“資本屬性”的問題。因此，對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深度批判自然成為接下來主要的課題。第一，在歷史本體論上，馬克思認為均勢思想與契約論傳統具有同構性，都是基于某種先驗的人性或永恒的沖突狀態來界定歷史。在均勢論看來，權力及其對抗構成人類社會的本質。“奪取權力的競爭是人類關系的根本實質。在國際事務的領域內尤其如此。”在此預設下，世界秩序的叢林狀態就不再是歷史的產物，而成為“與歷史無關的永恒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馬克思則揚棄了上述理性主義的假定，深入到國家的社會制度和階級構成之中，使國家呈現出其內在具有的“社會——歷史”特征。正如《哥達綱領批判》所指出的，現代國家間的斗爭性和現代階級間的斗爭性一樣，是人類歷史特定階段的產物，也必然會在人類社會的矛盾運動中被超越。第二，在政治實踐論上，均勢思想堅持“大國中心論”。即肯定國際社會的原初狀態遵循強弱分明的階梯狀態，主張通過強勢國家之間的均勢或協議來達成秩序，將政治解決作為國際關系的核心目標。馬克思則認為，正如個體經由契約組成的政治利維坦不過是“虛假的共同體”；同樣均勢思想關于列強通過契約構建世界共同體的設定也是無效的。國家間的戰爭是在國際社會交往中產生的，矛盾根源于國際生產的關系結構和利益分配。在不觸動國際生產關系和所有制形式的情況下，企圖以主導國家的政治妥協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現代國際秩序的沖突問題。所謂的大國均勢，有的不過是強權政治和恐怖和平。第三，在價值論判定上，均勢思想以維系所謂的“和平與穩定”為目標，自稱從單純實力的角度考量問題，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迷惑性。馬克思則深刻揭露出這種所謂“價值中立”下的“穩定狀態”不過是英國霸權的掩飾。實際上，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等時評文章中所指出的，整個18世紀，英國大陸政策的中心都是防止出現足以挑戰其地位的大國。均勢的結果是使“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工業壟斷地位顯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鞏固。”英國所推行的大陸政策表面上是維持和平，其深層目的卻是幫助英國“使所有其他國家都改奉自由貿易的教義，從而建立一個以英國為大工業中心的世界。”
簡言之，馬克思經過對黑格爾君主主權思想和英國均勢原則的雙重批判，不僅從哲學上論證了正統主義的腐朽落后，徹底推翻了俄普奧等君主政體維系歐洲反動秩序的合法性，同時還深入到維也納體系的現代本質之中，揭示出日益資本化的國際關系的固有矛盾和顯著特征。在馬克思看來，維也納體系呈現為一種時代錯位。一方面，它不過是舊制度公開的完成，“就像一個笨拙的新兵，只會重復舊的操練一樣，到現在為止一直認為自己的任務只是重復陳舊的歷史”。另一方面，馬克思從維也納體系中看到了正在全面鋪展的資本主義時代國際體系的基本樣貌和本質特征。在此視域下，維也納體系呈現為表里雙重結構：在顯性的意義上，它如同自古以來一樣是國家根據強弱組成的等級性的國際階序；而在隱性的意義上，它日益體現為資本主義時代特有的“以資本為樞軸的綜合權力——較大權力對于較小權力——的支配和統治。”
三、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世界體系的哲學重釋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作為世界體系的政治哲學話語，無論是“君主主權”還是“大國均勢”，都沒有“提高到真正的人的問題”，都無法超越唯心主義的歷史觀。而馬克思不僅深刻剖析專制復辟下國際體系的反動本性，而且要對“現代的政治社會現實”——資產階級的政治建構的限度——進行批判。馬克思的目標是找到一條不但能將專制主義的國際體系“提高到現代各國的正式水準，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道路。此時，馬克思所進行的不僅包含了對世界體系及其權力邏輯的一般性反思，而且包含了對其已經產生或即將產生的現代形態的反思。在這一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闡明了新世界體系的根本立足點、主要動力、核心特征、價值原則和實現路徑，打開了政治哲學的全新視域。
第一，新世界體系的根本立足點是“人類社會”而非“市民社會”。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哲學和均勢理論都揭示了所謂現代性的本質就是市民社會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分離，它“扯斷人的一切類聯系，代之以利己主義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為原子式的相互敵對的個人的世界”。市民社會的特點是原子化的、利己的、偶然性的和等級性的，這些特性反映在國際關系領域，即近代以來的國際體系也是等級性的、內外有別的、非共同性的和互相敵對的。與此不同，馬克思所設想的新世界體系是以“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為基本建制的，它在三個方面超越了舊的國際體系。其一，新世界體系的基本單位是平等的國家而非等級化的國家；其二，新世界體系以“共同體”為價值原則，超越了“權力最大化”和“利己主義”的本質預設；其三，新世界體系以“人類解放”為終極目標，超越了“政治解放”的歷史限度。用哲學的話語表示，世界體系的重塑不僅是使各國各民族從專制時代的國際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問題，而且是從現代市民社會的偶然性、分散性和對抗性中重新建構共同體的問題。概言之，以“真正的共同體”為基本規范的新型世界體系以超越原子化個人的市民社會秩序為己任，以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訴求，以實現個體與共同體、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的和諧統一關系為基本任務。
第二，新世界體系的主要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黑格爾的“神正論”將世界秩序的最終動力歸結為“絕對精神”，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均勢理論將世界秩序的建立歸因為自然狀態中理性的博弈。就思考邏輯而言，神正論與均勢論都依賴于將“秩序”“體系”等概念作為邏輯原點。與此不同，歷史唯物主義主張從現實歷史出發，首先確認了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在人類歷史中的基礎性作用。近代以來，世界體系的建立在根本上是奠基于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的交往關系的擴大。即馬克思所說的由最初的“個人彼此之間”的關系發展為地域性的聯系進而發展國家間的體系。必須看到，這一體系的建立過程同時內嵌著極端的不平等和系統性剝削。生產力的發展并未帶來普遍的進步，反而使得一部分階級和國家擁有了對多數階級和國家的支配性權力。當然，正如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指出的，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創新和生產力的提升，新的國際社會樣態也必然萌芽。如果說，在一國范圍內，“現代的個人必須去消滅私有制，因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它們在私有制的統治下竟成了破壞力量，同時還因為階級對立達到了極點。”那么，在國際領域就表現為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政治格局的產生。這一新的國際文明具有如下特征：（1）生產力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各民族形成共同體利益，從而把自由發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2）隨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國際分工和國際體系也將喪失剝削和支配屬性；（3）各民族以公平正義為原則，通過團結協作實現整體性的進步。
第三，新世界體系的核心特征是超越資本邏輯和霸權主義。馬克思在批判維也納體系時，已經深刻預見了現代世界秩序的雙重屬性：顯性意義上的中心國家的霸權和更為深層意義上的資本統治。前者集中體現為《共產黨宣言》中所論述的國家關系的基本結構：“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后者則在《資本論》中得到最清晰的表達：資本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力量構成了現代世界秩序的核心邏輯和內在驅動力，而現代世界秩序本質上則是資本權力的支配與統治關系。正是由于這兩種邏輯相互促進，因而近代以來國際格局的種種變化不過是權力移位而已，并未改變固有的制度性剝削和國際性壓迫。與此相對，馬克思所主張的新世界體系則是對于包括了資本對勞動、強勢民族對弱勢民族、大國爭霸等系統性沖突的超越。它既否定了一般意義的霸權行徑和強權政治，更否定了作為現代世界體系的獨特性質的資本權力。在馬克思看來，正是由于世界市場使得民族國家內部的勞資關系矛盾國際化，因此無產階級完成自我解放的前提是實現民族平等和國際聯合。打破資本的統治與破除國家間的等級制是相互連通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相互促進的。簡言之，馬克思的新世界體系的基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旗幟的指引下，謀求世界的繁榮進步與共同發展。社會主義是真正消除一切貧困和戰爭、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最佳方式。
第四，新世界體系的價值原則是關系性原則而非同一性原則。在馬克思看來，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一大特征是企圖以同一性原則一勞永逸地終結不同價值之間的分裂和沖突。這一點在黑格爾哲學中表達得最為明顯。黑格爾試圖通過終結真理的方式確立一種終極普遍的絕對理念，以此克服異質性價值觀產生的“離心力”。這種哲學傾向反映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就容易為壟斷性和輸出性的意識形態霸權提供依據。與此不同，馬克思不尋求某種超越和統攝所有價值的唯一性價值，而是自覺追求不同價值之間的良性互動和共存。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對自身的任何關系，只有通過人對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和表現。”同樣，近代以來建立在民族國家“內外有別、相互隔離”基礎上的國際權力體系也只是形式性的。相反，馬克思主張以一種“互依性關系”來推動人類的實質性的進步。進一步而言，國家間的互依性關系可以衍生出三重設定：在價值原則上，以價值交流超越價值隔閡、以價值互鑒超越價值沖突、以價值共存超越價值優越；在國家關系上，民族國家內部與外部的一致性和自洽性，以平等格局破除中心——邊緣的差序格局；在治理方式上，用對話協商方式彌合不同民族的利益分歧，實現合作共贏。
第五，新世界體系的實踐途徑是以社會主義破解國際社會的囚徒困境。面對均勢理論所設定的國家間“戰爭—和平—再戰爭”的周期性輪轉，馬克思寫道，“在舞臺上應該出現另一種力量”“在歐洲還有一個第六強國，它在一定的時刻將宣布它對全部五個所謂‘大’強國的統治并使它們個個戰栗。這個強國就是革命。”在馬克思看來，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構成了他所設想的新世界體系的基本單位。它改變了國際體系由單純實力大小界定的現實，保障各國無論大小都能共同參與國際事務，推進國際沖突以協商合作的方式解決，維護國際社會的安全與和平，實現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從本質上說，維也納體系中的國家——無論是專制的俄國還是資本主義的英國——都是支配型，都將自身權力和利益最大化作為一切國際行為的出發點；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領導型的，它是將自身的利益同世界各國的利益有機結合起來，統籌本國發展與世界發展兩個大局。因此，社會主義的一重世界歷史意義就在于推動了等級性國際體系向平等化國際體系的轉化，推動了霸權型世界秩序向協商型世界秩序的轉型。在這個維度上，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
四、結語
毫無疑問，世界體系的歷史唯物主義范式的確立是政治哲學史上的一場敘事革命。馬克思從物質生產的歷史性過程出發對世界體系的產生、演變和前景進行了全面論述，實現了本體性邏輯和方法論視角上的雙重變革。其意義不僅在于超越了十九世紀的時代局限及其哲學話語，更在于指明了人類社會不斷邁向“真正的共同體”的必然性、長期性和正義性。當前，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正在發生顯著而深刻的變化。在這樣一個劇烈變動又危機四伏的時代，馬克思的思想和經典文本具有格外重要的價值，能夠為我們穿透歷史迷霧、認識現實問題提供銳利的思想武器。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觀察今日的世界，可以看到當今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國際體系并沒有擺脫馬克思早已揭示的資本邏輯和霸權邏輯。其主導規則仍是“擴張性”的資本增殖，權力基礎仍是“征服性”的強權政治，意識形態仍是“輸出性的”同一性思想，基本結構仍是“對抗性的”世界秩序。因此，舊的國際體系正日益喪失了引領人類發展進步的能力。與此相對，以社會主義的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整體性覺醒，則開創了新的國際文明道路，成為馬克思所構想的新世界體系在現實中的真實載體。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維護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思路分析中國發展與世界體系變革的關系，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結論。其一，推動共同參與、協商合作的平等化的國際體系的形成，促進包容性和共享性的世界秩序的構建，正是中國復興的世界歷史意義。其二，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所引領的國際新秩序新體系則構成了人類文明歷史性變革的“關鍵變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馬克思對維也納體系的研究證明了他的思想理論源于他的時代又超越了他的時代，既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又是整個人類精神的精華。馬克思指明了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消除各民族之間的剝削和對立、進而建構國家和民族間的平等交往和共同發展的光明前景。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仍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來源 | 《南京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
作者 | 蘭洋，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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