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貨幣是國家以其權威或指定的特殊商品為普遍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國家管控經濟的必要方式。隨著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后資本的國家化和全球化進程，現代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霸主”和中心，美國的貨幣美元也變成“世界貨幣”并發揮其對世界經濟的霸權。美元霸權的條件是美國的資本雇傭勞動制的鞏固，并具體化為適當的經濟體制、結構和運行機制；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位，并建立了強有力的國家政權和操縱體系；大資本財團重點投資高新技術研發，保持科學技術的領先地位；保證在軍事上對全世界的震懾與干預；建立以貨幣發行為中心的系統的金融機構和運行機制，以及精致的金融科技管理和運營。
關鍵詞：貨幣；國家權威；資本的國家化和金融化；世界貨幣；美元霸權
貨幣猶如現代人類經濟機體中的血液，它的流通使作為經濟器官、細胞的那些企業和個人在不斷地新陳代謝中演化。然而，貨幣又不像生命機體中血液那樣“自然”地、均衡地流通、分布于每個部分、器官和細胞。貨幣是“人為”的，是人類中掌握政權的少數人為管理經濟而以其權威認定某種商品或直接表示權威的數字符號，是其管控經濟、統治社會的工具。掌控了貨幣流通也就掌控了經濟的命脈，并依統治者的意志而支配貨幣血液在各部門、企業、個人中的分布，決定其貧富、生死。這在近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演化中日益突出，國家政權的經濟職能不斷加強，以致可以完全不必依托金銀為載體，直接將象征國家權威的圖像印在特制的畫紙上，標上數額，或以純粹的數量在銀行和金融機構中流轉。由貨幣轉化的資本不斷增殖的欲求驅使它突破國界，主導著“經濟全球化”，貨幣也因此成為國際經濟關系的紐帶。而在“經濟全球化”中領先并居霸主地位的美國，也不斷以其國家的暴力強制其他國家接受貨幣美元，以此榨取他國財富并控制其經濟政治。
一、貨幣：國家以其權威或指定的特殊商品為普遍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1.貨幣商品論
傳統的經濟學關于貨幣有兩種觀點：一是貨幣商品說，二是貨幣名目論或貨幣國定論。二者各有理據，但也都有片面性。貨幣商品說認為：貨幣產生于“自然”的交換，最初的交換是物與物的交換，并不需要中介，只有當交換的品種、數量和范圍擴大后，才需要有此物與彼物交換的中介物，也就是交換各方都認可的某一特殊“商品物”來調節交換的困難，進而又逐步確定以不易磨損的貴金屬為貨幣。既作為商品的價值尺度，又作為流通手段。持“貨幣商品說”者據此認為貨幣起源于人們“自然”的交換過程，是交換過程中每一個利益主體的愿望的相互影響創造了貨幣。門格爾(CarlMenger)認為，貨幣“完全是自然發生的，它受立法的影響極少。它不是國家的發明，也不是立法行為的產物。國家的批準與貨幣概念完全無關系。一定商品因經濟關系而自然成為貨幣，絲毫也不需要國家的力量。”[1]165門格爾關于貨幣“自然”起源的論說是對其前輩斯密(AdamSmith)和李嘉圖(DavidRicardo)等人的“貨幣商品論”或“貨幣金銀說”的補充。斯密的“貨幣商品論”淵源于重商主義者。作為依附于專制王權的工商業資本家的代表，重商主義者將財富歸結于金銀，而金銀作為貨幣而流通，就成為所有商品的價值尺度，因而一國的金銀貨幣量就是其財富量，為了富強國家，就要通過外貿和其他渠道(如掠奪殖民地、采礦、海盜等)不斷增加本國的貨幣貯藏。斯密主張以資本家為主體的“自由競爭”，反對國家政權對經濟的干預，他認為，金銀之所以能夠作為貨幣，并不在于它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而是因為它是商品，是一種所有人都可接受并易于流通、貯藏的特殊商品，而且和其他商品一樣，具有由勞動創造的價值。金銀作為貨幣是以其價值而存在并作用于商品流通中的。斯密指出：“以貨幣或貨物購買物品，就是用勞動購買，正如我們用自己的勞動取得一樣。此等貨幣或貨物，使我們能夠免除相當的勞動。它們含有一定勞動量的價值，我們用以交換其他當時被認為有同量勞動價值的物品。勞動是第一性價格，是最初用以購買一切貨物的代價。世間一切財富，原來都是用勞動購買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所以，對于占有財富并愿用以交換一些新產品的人來說，它的價值，恰恰等于它使他們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2]25，26而金銀及銅等金屬之所以作為貨幣，完全是由于其耐久、可分割性比其他商品更適宜流通，是被反復進行并不斷擴大的交換過程自然選擇的結果。為了避免人們在貴金屬中混進價值低賤的金屬和方便交易，才由國家在“通常用以購買貨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屬上，加蓋公印。”[2]21李嘉圖堅持斯密的這種觀點，在19世紀初的“金本位論戰”中，他進一步指出，紙幣不過是黃金的符號，應當可以隨時兌換相應量的黃金。英國政府因一系列戰爭而引發金融危機，停止了紙幣對黃金的兌換，導致物價上漲，紙幣貶值。在英國議會對是否恢復紙幣兌換黃金的“金本位”制的辯論中，李嘉圖從經濟學家角度堅持“金本位”，強調銀行必須以黃金兌換紙幣，“通貨既不會被修截也不會損耗，而會具有同黃金本身一樣不變的價值。”[3]
斯密和李嘉圖的“貨幣商品論”及“金本位”的觀點，一直被主張自由競爭的經濟學家所堅持，雖然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內也隨經濟形勢變化而有所修正，但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即凱恩斯貨幣學說尚未成為主流時，都是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主導思想。
2.貨幣國定論
“貨幣國定論”是在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里定型并逐步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貨幣政策理論基礎的，但其明確的提出者，卻是早于斯密的尼古拉斯·巴爾本(Nicholas Barr)。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經濟分析史》中指出：巴爾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為明確地放棄了貨幣金屬論，其理由是，貨幣價值是由法律規定的，對于這種價值來說，貨幣材料的價值是無關緊要的。”[4]在巴爾本看來，貴金屬之所以被用來鑄造貨幣，是因為國家以其權威制訂了貨幣的“價值”，“貨幣是法律規定的價值，由貨幣的標記和大小可以知道貨幣價值的不同。”[5]因為被國家指定為幣材，貴金屬才有了價值，否則貴金屬是沒有價值的。他認為，鑄造貨幣的材料并不一定使用貴金屬，只要有了國家權力的印鑒，任何金屬都可以成為貨幣。而法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則進一步認為，貨幣只是表示一切商品價值的符號，這個符號可以印在金屬鑄幣上，也可以印在紙幣上，二者并沒有本質差別，紙幣作為一種票據，能夠無差別地代表金幣或銀幣。德國的克納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在《貨幣國定理論》中，強調“貨幣價值單位的名目性”，堅決反對“貨幣金屬論”，他認為，貨幣的本質就在其作為支付手段，不論金屬幣還是紙幣都是一種票據。就此，他提出“支付共同體”的觀點，在這個共同體內，任何經濟主體都在提供勞務的同時接受他人的勞務，人人都有債權人和債務人雙重身份，貨幣是國家規定的連接行為主體間債務關系的合理手段。[6]而瑞典人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在《利息與價格》和《經濟學講義》中論證了從利率變動而廢除金本位。[7]
雖然“貨幣國定論”早已提出，但凱恩斯以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學主流學派依然堅持“貨幣商品論”。凱恩斯憑借以系統深入的論證，不僅使“貨幣國定論”成為“主流”，更在其后近一個世紀時間內成為維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支撐。凱恩斯是在“財政部金融與工業委員會工作”時，寫作他的《貨幣論》的，因而不是從個體資本所有者在交換中如何保證自己利益的角度，而是從資產階級國家的總體角度來探討解決嚴重的經濟蕭條的理論和方案。他從“計算貨幣”開始論貨幣，“計算貨幣是表示債務、物價與一般購買力的貨幣，這種貨幣是貨幣理論中的原始概念。”[8]7計算貨幣是和債務及價目單一起誕生的，“貨幣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債務契約和價目契約的東西，而且也是儲存一般購買力的形式。”[8]7“計算貨幣是表征和名義，而貨幣則是相應于這種表征的實物。”[7]8而契約和定價必須有強制法律和風俗習慣來保證，國家就此而發揮作用。“國家首先是作為法律當局出現，強制支付符合契約所載的名義或表征的東西。但當它除了這種強制作用而外，還要求有權決定并宣布哪種東西符合于這一名義，在有權不時改變其宣布的內容時，也就是說，當它要求具有修訂品類規定的權利時，便會起到雙重作用。所有的現代國家都要求這種權利，而且至少從四千年以來，國家就有這種要求。只有當貨幣發展過程達到這一階段后，克納普的貨幣國定說(主張貨幣是國家特有產物的學說)才得到了充分體現。”[8]8當國家有權宣布什么東西可以作為符合現行計算貨幣的貨幣，而且不僅有權強制執行品類規定并有權擬訂品類規定時，就是“國家貨幣或國定貨幣時代。現代一切文明國家的貨幣無可爭辯地都是國定貨幣。”[8]8國定貨幣可以稱為國家貨幣或正式貨幣，它表現為商品貨幣、不兌換紙幣和管理貨幣三種形式。
在貨幣問題上，凱恩斯與斯密的區別，既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兩個階段特殊矛盾的體現，也是不同認識角度和方法論的結果。斯密處于統制經濟階段向自由競爭階段的轉化期，此時的資產階級還未完全掌握政權，在資本所有者的觀念中，如何擺脫王權專制從外部對自由經營的管控，還是根本利益之一。王權專制雖然認可重商主義者的貨幣財富論，但卻嚴格管控金銀貨幣的流通，嚴重地阻抑著資本所有者的經營，貨幣商品論是他們擺脫國家控制貨幣政策訴求的集中概括。為此，斯密認為國家政權作為經濟的“守夜人”，它只承擔“類似麻布呢絨檢查官”那樣給特定金屬“加蓋公印”的職能，而貨幣則是交換過程自然選擇的結果。
3.國家政權管控商品經濟的手段
貨幣的產生是商品交換的需要與選擇的結果，但斯密完全排斥國家政權在其中的作用，則與歷史不符。最初的商品交換出現于原始社會末期，并不是斯密所說的個人之間，而是不同氏族或氏族共同體之間的交換，負責交換事務的都是氏族或氏族共同體的首領，而非單個氏族成員。這里就有“政權”的因素在其中。能夠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某些商品，如牛、羊、貝、糧食等，都需要首領的認可。到部族和部族聯盟時期，商品交換還主要在部族之間由首領及其任用的人進行，但范圍已經擴大，而且部族內的統治氏族成員也有交換行為，但沒有人身權和財產所有權的奴隸和農奴是與商品交換無關的，農奴交納給領主的也是剩余產品而非貨幣形式的貨幣。如歐洲出土的在部族和部族聯盟時期的“金幣”或“銀幣”，大多是用于部族間的賠償、饋贈或下級領主向上級領主交納貢賦，只有少部分用于部族間交換。此時承擔交換媒介的還主要是“一般等價物”的商品，雖然貴金屬已列入其中，甚至出現了所謂“稱量貨幣”，但只能算是一種“準貨幣”。貨幣形成于初級集權官僚制的建立，在中國大約是春秋末期的“五霸”和戰國時期的“七雄”，確立于秦統一以后。部族聯盟轉變為民族，國家作為民族的主宰，對經濟的管控是其基本職能，“國民”的相對平等權利和經濟的發展，稅收由產品變為貨幣，從而使商品交換不斷擴大，鑄幣和管控貨幣就成了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戰國時刀幣、布幣，以至“秦半兩”“漢五銖”，都是國家政權鑄造的貨幣。在歐洲則是十二、十三世紀以來幾個大部族聯盟轉變為民族國家，建立了初級的集權官僚制，其貨幣政策既是對本國民眾的稅收和商品交換的管控，更是發展對外貿易增加財富的重要手段。經濟學史上的重商主義，側重點在對外貿易上，由外貿而論國內交換、生產。在外貿中，金銀實際上是“一般等價物”或“稱量貨幣”，各國鑄幣都要按其質、量來計算，這也是重商主義“金銀財富論”的特點。一國的貨幣只流通于本國，其鑄造和發行都由國王掌控。凱恩斯為了論證其“貨幣國定論”，將遠未出現國家的歷史上的“一般等價物”都說成是“國定”的，未免過分，但在“一般等價物”充作交換媒介的時期，氏族、部族、部族聯盟政權起著重要作用，也是被史料證明了的。貨幣普遍而細致入微地貫徹于人們的經濟活動，是在資本雇傭勞動制確立以后，也就是從斯密論證“貨幣商品論”并反對國家管控時起，貨幣隨商品交換的迅速擴展和世界各國家民族的形成，而成為人類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現代世界的貨幣有其國別，在流通、生產、分配、支付、儲藏以及國際經濟交往中，隨時隨處都流動著貨幣之血。
貨幣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它以流通過程為存在的基礎，又受國家政權的管控。不論是否為商品，貨幣必須有價值并以其價值作為其他商品的價值尺度，以金銀等特殊商品充當的貨幣有其價值，似乎比較好理解，但為什么選擇金銀作為貨幣，卻離不開國家的作用。在農業文明時代，金銀的使用價值是很小的，而且很難開采冶煉，為什么當時的國家政權要認定它們為財富進而鑄造(或以票據形式)為貨幣?除了其稀少和易分割等屬性外，就在于國家政權易于掌控。兩千多年前的晁錯對漢文帝說：“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9]而帝王用這些東西使其寶貴，并有貨幣的效能。而當帝王以其權勢將金銀作為貨幣時，它們的使用價值除裝飾顯富貴外，就在于可作為貨幣，能夠比較耐久而準確地體現國家權威。而采煉和運輸金銀、鑄造貨幣所付出勞動力的價值，也遠不是配第(William Petty)所說的等于其作為財產或貨幣的價值，[10]這里已加進了國家權威的因素。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在中國流通了兩千多年的銅錢，這可以說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鑄幣，即使“秦半兩”，其份量也比半兩為輕，后來更出現鑄有“當”多少的銅幣，而其之所以能被市場認可，就在于其文字上體現的國家權威。秦漢兩朝及歷代專制統治者鑄造銅(鐵)幣的目的，首先不是便利民間商品流通，而是收稅，官府收錢為稅，百姓只得賣糧換錢納稅，官府鑄錢換糧及其他各物，百姓也就將錢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了。鑄幣由此通行。而紙幣本身的價值微乎其微，卻可以按票面標出的價值流通，就在發行紙幣的國家權威已被流通中的人們所認可。國家權威以一種信用方式作用于市場，紙幣的價值就等于國家權威的信用。紙幣由可兌換鑄幣的憑證，如中國宋朝川、陜地區的“交子”，最初相當于存錢的單據，因川地無銅只得鑄鐵錢引發攜帶不便，致使商人們為“存”“兌”方便而形成。但收存鐵錢的商人卻可自發交子而獲利，使交子信用大失。后官府直接操辦，更多印發，直到其不能兌錢而無人接受，只得作罷。后來元朝發行的紙幣及歐洲近代各國的紙幣，都承諾可以兌錢或金、銀，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信用貨幣”，即國家權威的信用體現于紙幣上。“金本位”紙幣是其典型。但任何國家都只以少于所發紙幣面額的金或銀為儲備，甚至為了特殊需要濫發紙幣，最終不得不廢止“金本位”而行“法幣”，即直接由國家依法律而發行的紙幣，其信用的保證只在國家政權的權威。
如此看來，國家權威是貨幣形成和演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國家權威的不斷增強與商品流通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這也是貨幣標價與其實際價值的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凱恩斯只從流通和支付手段規定貨幣，忽略貨幣的價值尺度性質，得出貨幣“國定”的結論，與斯密等人否定國家權威的信用性正好相反，因此二人都是片面的，而且，也不是簡單地將兩個片面拼合起來就能成為全面。對貨幣本質的規定，只能從歷史和現實的經濟政治矛盾中去探求。
貨幣形成于流通，但其作用則在全部經濟活動，是社會經濟關系矛盾的體現。斯密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了反對專制政治，就設想了一個沒有國家政權干預的“純經濟”的自然史，進而以“自然選擇”論說貨幣的起源和本質。這種將經濟與政治分隔的思路，不僅妨礙了對貨幣的認識，更影響到全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而實際的人類經濟史，同時也是政治史，是政治主導的社會經濟過程。規定貨幣本質，當然要考慮流通范圍和相關的生產方式、生產力水平，同時也要考慮生產關系及其集中體現的政治。是流通的需要和國家政權的認可與保證，共同創造了貨幣，至于選擇哪種幣材，則是國家政權根據其對流通過程的了解和掌握決定的，任何個體商人或資本所有者對此既無權也無力。而國家政權之所以界定貨幣，并選擇金屬幣材或紙幣，當然要受商品流通的制約，要考慮流通的需要和民眾的接受程度，但絕不是僅僅為流通中的商人和消費者提供服務，更重要的目的，還是通過貨幣及鑄幣、紙幣來管控經濟，這在資本雇傭勞動制形成以來，尤其進入市場經濟階段，特別是近十年的金融危機中表現得相當突出。凱恩斯主張依據“貨幣國定論”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即由國家銀行多發行貨幣以增加政府開支、減少失業的“良方”，已導致市場經濟出現不可克服的危機。而危機的出現，則是經濟過程對國家政權貨幣政策的無聲抗議：如果不顧經濟過程的需要，任意地“量化寬松”印鈔票，勢必危及國家政權的存在。而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似乎顧不上這種抗議所表達的危險了，依然加速度地動用其權威來超發貨幣。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美國大財團濫發貨幣并放松金融監管的結果。而其處理危機的方式，是更大量地印發貨幣并縱容華爾街金融機構制造虛擬資本，十余年的時間，使美國政府背上了近30萬億美元的國債，雖然美國政府不會還這筆債，但卻極大地損害了其權威的信用。拜登總統上臺后，他及民主黨政府的唯一拿手戲就是更大量地印發美元，先是1.9萬億，再后續2萬至幾萬億，美國以其暴力所形成的對世界的“霸權”，集中體現于美元的印發，由此而搜刮地球人的財富以解救其制度危機。美元帝國主義正在用其“信用”來敗壞美利堅國家的權威。
通過對歷史和現實經濟矛盾中貨幣作用的考察，我們可以對貨幣的本質做這樣的規定：貨幣是國家政權為管控經濟以其權威或指定的特殊商品為普遍價值尺度與流通手段。國家的經濟職能源于國家形成前的氏族、部族、部族聯盟中的政權形式對經濟的全面管控，這些社會形式中商品交換及其媒介“一般等價物”都是由當時的政權主導和主管的。民族國家政權的機構層級化并沒有取消其經濟職能，而是由專門的機構(中國古代的戶部以及現代各國政府中的專設機構)行使這種職能，造成政府與經濟分離的假象，斯密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假象作真，將經濟與政治，進而與政權分離，依據所謂“自然選擇”規定貨幣，顯然是資本所有者個體意愿的表達。而凱恩斯等人的“貨幣國定論”顯然過分強調了國家政權的決定作用，而且否認貨幣的價值尺度功能，既沒有體現經濟矛盾對貨幣規定和發行的制約，更為隨意濫發貨幣，開展“通貨膨脹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貨幣轉化為資本：國家化和全球化
1.貨幣轉化為資本
貨幣最早出現于兩千多年前就建立了集權專制國家的中國，從“春秋五霸”到“戰國七雄”，這些較大的部族聯盟就開始逐步向民族轉化，并強化君主權勢，削弱領主貴族的政治地位，由此形成了初級國家政權，貨幣也就成為其管控經濟，征收賦稅，財政支出，強化政治、軍事的重要工具。秦統一天下的同時統一了貨幣，并由漢朝以后歷代政權所堅持。秦國是以重農為基本經濟政策而富強兼并他國建立統一皇朝的，到漢朝則進一步在重農的同時強調抑商，并由后來的政權所繼承。因此，中國古代雖有貨幣，但主要是作為控制財政和商品流通的手段，雖容許商業存在，但主要是作為農業的輔助。商業資本在國家政權的嚴格管控下，一直滯留于流通領域，未能進入生產領域轉化為產業資本，因而沒有形成資本雇傭勞動制。
而比中國晚一千多年才開始從部族聯盟向民族轉化的歐洲幾大國，其制度的內在邏輯趨向也是效法中國的集權官僚制，并像中國“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那樣強化王權專制，但其所依賴的經濟基礎卻不是農業，而是商業。重商主義成為各大國富強國力，強化王權，削減封建勢力，向外擴張的共有國策。而重商主義的“金銀財富論”所主導的各國在競相吸納他國金銀時，也開始在本國鑄造貨幣，從而才使歐洲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貨幣，而其之前各部族和部族聯盟的“金幣”“銀幣”之類，仍屬“計量貨幣”范疇，僅在領主、貴族之間流通或饋贈、貢賦、賠償之用。雖然各國開始鑄幣，但重商主義時期國際間貿易仍以金銀而非各國貨幣作為計價標準。由此導致的“良幣”“劣幣”之分，以及國際貿易中的諸多麻煩與矛盾，恰說明貨幣國定與實際價值的關系。重商主義的歷史貢獻，不僅在鑄造了貨幣，更在于促進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
只存在于流通領域的商業，是通過賤買貴賣而賺取差價的，這樣的商業資本家也要預先準備購買商品的貨幣，他們習慣上稱這部分貨幣為資本，即商業資本，但商業的局限又制約了其資本的增殖，古代中國的統治者抑商政策所“抑”的正是阻止商業資本增殖，他們深入而長遠地看到了商業資本增殖擴張對專制政權的危害。但依靠商業資本而強化專制勢力的歐洲各國國王們，不可能像中國皇帝那樣深謀遠慮，只顧急功近利地驅使商業資本家提供盡可能多的稅收，但要發展商業，總要有可賣的并且價格低廉的商品，既有的本國農業、牧業等生產領域遠遠滿足不了這種需要。因此，商業資本家和國王的政府形成共識：為了本國財富金銀，就要擴大對外貿易，因而必須發展本國的商品生產，為此，必須改變傳統的領主農奴經濟關系，先是解除對農奴的封建契約束縛，使之成為個體勞動者，進而又由商業資本家興辦手工工場以及農場、牧場，雇傭剛剛“解放”了的農民為工人，開展了生產關系和制度的又一次變革。正是在這種變革中，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形成了，這也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
如果說商業資本還只是貨幣量的增加，那么，投入手工業和其他產業的資本則是貨幣質的變化。這種質變又加速了量變，資本雇傭勞動制就在初級的集權官僚制下形成了。商業資本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的擴張，就是貨幣的資本化過程，也是新的經濟關系和制度的形成。馬克思指出：“貨幣占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里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9]197以貨幣資本購買勞動力所結成的雇傭勞動關系，是一對矛盾，其主要方面是資本，資本是一定量的能夠增殖的貨幣，但貨幣轉化的資本已不僅是商品價值尺度或流通手段，而是一種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的制度化，就是資本雇傭勞動制。
資本雇傭勞動制在初級集權官僚制中形成，雖然受王權專制的控制，但王權專制卻要驅使資本所有者去為它拓展財富。于是，資本的全球化開始了。“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11]860 這是資本全球化的第一階段，由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等國以壓榨、掠奪、欺騙、殺害等各種方法拓展資本利潤空間，同時為國王繳納巨額稅收。“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11]861專制國家以國家權力主導和支持的資本全球化，搜刮了地球人數千年積累的財富，這些財富一部分歸入國庫，另一部分則轉變為資本。這個過程，使歐洲各國的貨幣量急劇增加，不僅是從全世界以各種方式搜集了大量金銀，也由于資本雇傭勞動制擴大了商業和手工業的需要。而增加的貨幣不僅加速了其向資本的轉化，還不斷增加資本量——這是資本所有者勢力加強并組織成階級的內在根據。當國王因統計表上的國家財富增長而歡喜驕傲的時候，沒有想到正是這種快速增長導致了其王權的滅亡，被他驅使滿世界搜刮金銀或為其外貿生產商品的“忠實臣民”商工業資本家，已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專制勢力，并以連續不斷的革命推翻了王權專制。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也使資本雇傭勞動制成為社會的統治制度。
經過近兩個世紀的革命，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歷史勝利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質，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內在邏輯的社會表現。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以后，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全面地、制度性地普遍展開，成為資本雇傭勞動制經濟發展的內在原因。資產階級的統治，即資本國家化，成功地將舊的王權專制改造為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其重要職能之一就是發行和管控貨幣。雖然有斯密等人在宣揚“貨幣商品論”，但資產階級國家仍然有效地運用其發行和管控貨幣的職能，在滿足和促進本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同時，積極地推進資本的全球化。這是第二輪的資本全球化，是由資產階級國家政權主導的更大范圍的對地球資源的掠奪和全世界勞動者的剝削。在這個過程中，貨幣進一步充當了資本全球擴張的承載者。
2.資本國家化
資本國家化，是資本人格化在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體現。推翻舊的專制王權，建立資產階級自己的國家政權，其根據和動力就在貨幣向資本的轉化，本來只是等價地充當交換手段的貨幣，轉化為有著永無止境增殖欲求的資本，并成功地俘獲了其所有者，改造他們的意識，以異化了的人的行為和競爭來實現資本增殖的欲求。當眾多資本人格化的所有者在統一的利益競爭中逐步形成階級，其階級意識就集中概括為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既是凝聚分散的資本所有者形成階級的精神，又是資產階級組織其政黨展開政治活動的理論依據。資產階級政黨是資本所有者將其所有權派生的政治權利集合起來的組織，雖因階層、集團等的差異會形成若干政黨，但其共同的理論依據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則和標準，資本的國家化使資本成為真正的上帝，它是可感可思可愛可憎的實在的主宰。資本國家化以后，貨幣就成為資本，其現實而感性地遍布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實而細致入微地宣傳資本主義精神，執行著資本統治的功能。
國家，既是統治階級控制被統治階級的工具，也是從統治階級總體利益制約和協調本階級各階層、集團、個人關系的機構。以資本主義為理論依據的國家，它不僅以立法權頒布了憲法和一系列法律界定資本雇傭勞動制及其體制、機制，并以行使執法權、司法權等相應機構切實保證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同時協調他們的相互關系。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資產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的經濟關系，以及資產階級內部各階層、集團、個人的經濟關系，都表現為貨幣關系，或者說，貨幣不僅是商品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也是人的價值和利益、地位的尺度，人際經濟關系變成了貨幣關系。資本化的國家按照資本主義精神和原則所處理的各種經濟矛盾，都可以通過貨幣的數量調整來解決。
資本的國家化在凝聚資本所有者個體為資產階級的同時，也使個體資本聚合成國家的總資本。國家從總體對個體資本的控制與協調，雖然會損害部分個體資本的利益，但卻是資產階級總體利益的要求，維護了資本雇傭勞動制經濟的總體運行和發展。自由競爭階段雖有斯密等經濟學家從個體資本角度反對國家干預、控制經濟，但這只是一種愿望。歷時一個多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并沒有放棄其控制、協調經濟關系的職能，以法律、政策制約并促進了歐美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是，這個階段的國家畢竟還是不成熟的，其經濟職能也是不完備的，到自由競爭階段末期，這種不完備的經濟職能越來越不能控制各行其是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體資本的“自由競爭”，不僅導致周期性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嚴重損害著個體資本乃至總資本的利益，更加劇了與雇傭勞動者階級的矛盾。雇傭勞動者在資本家企業機器化大生產中的分工協作，使他們逐步認識到共同利益，形成階級意識，并由先進分子概括其階級意識，組織工會和政黨，與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上對立和對抗，更形成國際性組織展開浩蕩的社會主義運動，嚴重地危及資本雇傭勞動制度。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國家間也為爭奪市場、資源和殖民地而產生尖銳矛盾沖突，以致爆發世界大戰。在這種情況下，強化資本化的國家政權，從資產階級總體利益控制、協調經濟矛盾就成為唯一的選擇。羅斯福總統在美國1929年大危機后推行的“新政”，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它表明國家是資產階級總體利益和意識的體現，國家政權行使其經濟職能，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從總體控制和調節資產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內部不同集團和個體資本家之間矛盾的。凱恩斯總結羅斯福新政的經驗，集中論證了國家從控制貨幣入手全面干預、調節經濟的新職能。資本主義國家在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時”經濟管控的經驗，于戰后相繼明確并強化了國家經濟職能，資本雇傭勞動制也由此上升到一個新階段——市場經濟階段。在市場經濟階段的體制中，資本的國家化和資本化的國家有機統一，延續了資產階級的統治。
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是突出并強化國家政權管控經濟的職能，從戰后恢復經濟到短期的繁榮，曾表現出其明顯功效。然而，它并不能解決資本雇傭勞動制度的根本矛盾，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日益“失靈”，為了避免制度的變革，資本化的國家推行了新一輪的資本“全球化”運動。
3.資本的全球化
資本的“全球化”早在重商主義時期，也就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在歐洲初級集權官僚制下形成的統制經濟階段就已出現。但那時的國家政權還由國王掌控，資本尚未國家化，是專制國王驅使著商業資本對外貿易和擴張，同時掠奪殖民地，既為國王搜刮了財富，也為資本所有者積累了大量資本，并由此形成資產階級并完成資本的國家化。資本國家化以后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全球化，這是資產階級國家主導并保護的。除了對外貿易和爭奪殖民地，還使其資本向外輸出，在殖民地和附屬國開設企業，進而收買利用專制國家(如中國)和封建領主制部族聯盟的領主為代理人，掠奪性地開采礦藏，搜刮各種資源，少部分運回本國，大部分則就地辦企業加工成品銷售。在雇傭當地勞動者的同時，還販運勞動力回本國或其他需要勞動力的國家或殖民地。這樣，也就將資本雇傭勞動關系“全球化”了。雖然這些落后國家或地區的勞動者并不“自由”，但工業生產方式和近代機器技術的輸入，對于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仍是一大刺激，由此而引發中國和其他國家、地區所謂“民族資本”的出現。與此相應，資本化的大國也不失時機地向全世界輸出本國貨幣，在充當流通媒介的同時，收取“鑄幣稅”。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開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利用貸款、利率、股票、債券等深入地滲透當地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國清末到中華民國這一時期，各大國的金融機構已深刻而廣泛地制約著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甚至操縱著軍事。由貨幣所承載的這一輪資本全球化，歷時一個多世紀，資本主義列強國家不僅控制了全球國際貿易，掠奪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自然資源，壓榨其廉價勞動力，也由此促進了本國的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形成了若干大的資本財團，同時也將資本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輸往了全世界。資本的全球化也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與此同時，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在全世界展開，不僅引發列強之間爭奪霸權的局部性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也使雇傭勞動者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及社會變革運動傳布于落后國家和地區，不僅俄國革命取得成功，而且由蘇聯主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在中國等國家蓬勃開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的資本雇傭勞動制的市場經濟階段，由強化了經濟職能的資本化國家所推進的資本全球化，曾一度受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抵制和阻礙，雖然它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國家和地區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卻不適合用“全球化”這個詞，只能說是“半全球化”或“大半個全球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蘇聯、中國不再堅持對資本“全球化”的抵制，轉而接受和歡迎外國資本的輸入，特別是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資本“全球化”才名副其實地泛濫全世界。這是由美國大資本財團利用其掌握的國家政權主導并推進的世界性資本主義運動，由于與之對立的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資本“全球化”并沒有受到什么外部障礙，因而得以大張旗鼓地展開。
市場經濟階段的資本“全球化”具有如下特點：(1)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唯一霸主和“中心”，其他國家圍繞這個“中心”形成了類似城市公路的一環二環三環四環五環；(2)美國政府發起成立并主導了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世界性政治、經濟機構，并主持了全球或地區性的相關經濟協議，由此制訂全世界經濟及政治的規則和運行機制，確保美國的“中心”地位以及一環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國家圍繞“中心”運轉；(3)美國大資本財團已積累了足以掌控其國家政權的資本和社會勢力，并以相應的組織(如“共濟會”等)有效地掌握國家政權的運作；(4)與自由競爭階段各資本化國家分別在其附屬國和殖民地輸出資本，組建企業或生產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就地銷售，或生產初級產品回運宗主國深加工為成品，再銷往附屬國和殖民地以獲利不同，作為市場經濟階段“中心”的美國大財團雖也有資本輸出和組建企業，但更多的是輸出金融資本和技術專利，通過二環國家英、德、法、日再輸往三環四環五環國家投資企業；(5)充分發揮美元的霸主地位和科技優勢，控制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國家的金融、生產和流通，以少量資本與技術專利控制當地資本合辦的企業；(6)大財團的資本金融化，金融資本虛擬化，以美聯儲和華爾街的大財團有機結合為世界金融中心，通過世界銀行等機構，并結合二環國家的資本財團，收買或派遣三環四環五環國家主管金融和經濟官僚，以貨幣發行，操縱利率等各種機制和方式，掌控世界金融，收取“美元稅”以及各種經濟霸權的紅利；(7)不再武裝侵占他國領土，而是以政治、文化上“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操縱、顛覆三環四環五環國家政權，并培植服從大資本財團的政治勢力；(8)資本主義思想和資本雇傭勞動制經濟在全世界普及，形成了以美國大資本財團為核心的世界性的資產階級，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國家的資本財團或依專制、封建權勢形成的利益集團，則是從屬、依附美國大資本財團的“代銷員”和助手，由此形成對全世界勞動者剩余勞動產品或價值的有層級的占有、積累和資本化。
三、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霸權
1.資本作為世界貨幣
資本全球化使兩種東西具有了世界性，一是資本化強國的語言，二是其國家發行的貨幣。歐洲大陸上使用拉丁語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南美拓展殖民地，使拉丁語成為當地的語言，同時掠奪金銀充當貨幣，從而加速本國及西歐各國工商業資本的發展，但這還是區域性的，算不上“全球化”。真正的資本“全球化”是“日不落”的英國展開的，并歷經一個多世紀，不僅將英語推向了全世界，也使英鎊成為世界貨幣。資本化的英國主導的“全球化”大致貫穿了資本雇傭勞動制的自由競爭階段。繼續并擴大、深化資本“全球化”的美國，曾是英國殖民地，并以英國移民為主體人口，因此，這一輪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的美式資本“全球化”，除了推廣英語的“全球化”，更重要的是以美元成為更高形態——完全與黃金脫鉤——的世界貨幣。英語和美元由此成為美國大資本財團掌握的國家霸權的象征和工具。
世界貨幣并不是聯合國或世界銀行發行的貨幣，而是由作為世界霸主的資本化國家將其貨幣強制世界各國認可的價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它是特定國家政權權威和勢力的體現，也是該國大資本財團掌控世界經濟，以資本“全球化”搜刮地球人財富的手段。
現有的世界貨幣是世界各國貨幣的一種，而非全世界只有一種貨幣。與今天世界各國分為“中心”和“外圍”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國家一樣，各國貨幣也有“中心”和“外圍”之分。各個國家的貨幣都在本國流通，去他國旅行，則要兌換他國貨幣，而外貿通常以“中心”貨幣美元計價，再以匯率折算。世界各國都用美元計算GDP加以比較，更重要的是將美元作為主要的儲備貨幣。現在世界上，二環國家中的英國的英鎊和日本的日元，以及歐盟的歐元，也可以作為儲備貨幣，或在部分國家間流通，它們應該被視為“國際貨幣”，而非世界貨幣。今天通行于全世界的美元，它既是美國霸權地位的象征，又是美國鞏固其霸權的必要手段。
世界貨幣是資本國家化主導的“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和條件。一國貨幣成為世界貨幣，并沒有改變貨幣的本質，但是其發行和作用的范圍則從一國擴展至全世界，因此在保持既有職能的同時，增加了兩種職能，一是向全世界增收“鑄幣稅”或“貨幣稅”，二是以超發貨幣向全世界轉移其國內經濟危機。“鑄幣稅”是實行貨幣“金本位”時，減少鑄幣黃金的份量，貨幣面值與其實際重量價值的差額，這部分差額類似稅收歸國家政權。這在所有的鑄幣上都有體現，世界貨幣不過是從一國擴展至全世界。再就是印制的紙幣，在“金本位”時，只要持幣者進行兌換，就被收了“鑄幣稅”，但如果不兌換，或者丟失，就等于向發行本無價值紙幣的國家繳納了紙幣面值的稅收。而當20世紀70年代美國廢除“金本位”，美元成了不能兌換黃金的印著某位美國總統畫像的紙片片，它本身除印制費用之外沒有任何價值，美聯儲向全世界發行美元，換取各國的商品和服務，就等于向全世界收取“貨幣稅”。這是一筆相當大的財富，美聯儲用一個造幣廠幾臺印刷機印制的紙片片，就將相應數量的商品和服務收歸大資本財團。至于向全世界轉移本國經濟危機，在實行“金本位”時，也有發生，但畢竟受“金本位”的束縛。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聯儲設計了一種所謂“三駕馬車”式貨幣發行機制，即人為制訂并發布“失業率”“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三個指標，依其變化，發行貨幣量。2008年以來，則又加上長期國債利率的波動率，實行“量化寬松”政策。這樣就可以根據大資本財團的需要，肆無忌憚地超發紙幣，即稀釋其價值，不僅賴掉美國國債的大部分，更將本國的經濟危機轉移全世界，這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持續不斷的“量化寬松”政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而隨之而來的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國家跟進的“量化寬松”導致全球通貨膨脹，就將被轉移來的危機甩給全地球的勞動者。美元作為世界貨幣不僅是全世界商品、勞務的價值尺度，更是全世界勞動者剩余勞動產品和價值的收割機。
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掠奪，而被掠奪者即使怎么反對，也沒有辦法逃避，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數量的變化，就像氣溫的變化一樣，讓所有勞動者都得承受它帶來的寒熱。只有極少數依傍大資本財團和權貴的人，能夠在這種變化中獲取暴利，在全世界經濟大幅度下降時，他們的財富占有量卻急劇增長。這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全球大疫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美聯儲“量化寬松”出來的巨量美元及其引發的各國更巨量的貨幣，比病毒對全世界勞動者的危害更大!
2.美元霸權的條件與作用
美元在資本“全球化”中像病毒一樣侵害并控制地球人的利益和精神，這并不是大魔術師施放的妄術，而是以資本雇傭勞動制及其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為根據，是資本化的國家強大權威的體現。概括說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形式的霸權的條件與作用，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美國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已經鞏固，并具體化為適當的經濟體制，其經濟結構和運行機制適當，國家治理和企業經營都比較到位。在長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形成了若干大資本財團，以其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內部矛盾相對緩和，或者說大資本財團通過其對國家政權的掌控，可以比較有效地協調本階級內部各部門、行業、企業的關系。以此為依據，美國的經濟發展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國內生產總值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霸權，首要作用也就在于維護美國的資本雇傭勞動制，保證大資本財團對其國家政權的控制，并由此強大其對全世界勞動者的統治。
第二，在世界經濟系統大循環中，確立并保持“中心”地位，并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機構和操縱體系與機制。世界經濟系統中的國家的地位和關系不僅是數量關系，經濟總量是各國地位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唯一條件，就像人際關系一樣，不是隨便哪個人錢多就能成為某群體的“頭領”，更要求他具備“頭”與“領”的領導力和精神聚合力，綜合這些條件，建立一套體系和機制，才能成為群體的“頭領”，帶領此群體去做某種事業。作為世界經濟體系“中心”的美國，既有超過他國的經濟總量，還有制度、體制上的優勢，以及國家政權建構與機制的完備，進而充分發揮意識形態的導引作用。由大財團設立基金會、開辦大學，以及各種媒體，雇傭專門的研究人員、教學人員、宣傳人員，以多種方式和角度，宣傳資本主義精神，論說其制度的優越，其中連貫英國、美國兩個多世紀的“主流經濟學”是其意識形態傳教的主干。意識形態的傳教構成所謂的“軟實力”，配備著強大到無敵的軍事“硬實力”，軟硬兼施，控制地球人的意識和行為，保持“中心”地位，操縱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國家，構建世界經濟系統和大循環，并將本國貨幣作為這個系統的要素，在其大循環中為本國大資本財團收獲最大化的利潤和“鑄幣稅”“貨幣稅”。
第三，大資本財團投資重點之一在高新技術的研發，由此保持其國在全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領先地位。大資本財團并不是由守財奴構成的，它是一群資本人格化的精英，從個人及其家族的發跡史中，他們深切領悟到技術對于生產，對于獲取利潤進而增殖資本的重要性。而技術又是由人掌握并體現于勞動中，也就是說在他們所雇傭的勞動者中有一部分應是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他們勞動力的質是高于普通工人的，因此要賣更高的價格。大資本財團，甚至中小企業的資本家都會以高工資雇傭這部分工程技術人員。美國大財團通過其國家政權，以高收入和各種優惠吸收全世界高端技術人才，保持高新技術研發上的領先地位，并以法律保護資本化的“知識產權”來確立、鞏固這種領先地位，同時賺取高額利潤。而當大資本財團不僅是在經營企業，并且以企業經營的方式掌控國家政權的時候，就不僅是高價雇傭工程技術人員，更要在本財團或以國家政權名義設立專門的研究機構，不僅研發實用性技術，還要研究基礎科學，同時資助利用高等學校的研究人才和機構，形成龐大而系統的科學技術研發系統，并以相應的機制，將高新技術運用于生產。與此同時，以法律手段保護技術專利，從而保證本國的高新技術在世界產業鏈和經濟大循環的領先和壟斷地位。高新技術的領先，促進了其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經濟總量的優勢，為美元成為世界貨幣提供了必要支撐。
第四，保證在軍事上對全世界的震懾與干預。科學技術上的成就，優先用于軍事，研制和使用最尖端的殺人武器，是階級統治的通例，也是人性的動物性野蠻成分的集中體現。貨幣轉化為資本以來的機器大工業的發展，成為研制工業化、機器化的殺人武器的基礎條件。在資本“全球化”的驅動下，大資本財團將最新的技術成就應用于軍事，除鎮壓國內反抗運動外，主要就是開拓和爭奪、保護殖民地，進而是攻占不順從的國家，并與競爭對手展開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充分顯示了為爭奪世界霸權，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產階級的動物性野蠻。他們是以人類勞動智慧結晶的機器化武器殺人，而動物只是靠自身的器官體能捕殺其它動物或同類。二戰以后以高新技術研制新的殺人武器又達新境界，核武器的數量已足夠幾十幾百次地摧毀地球，以航空母艦和核潛艇組成的美國幾大艦隊日夜巡航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超音速的戰機和裝載核武器的轟炸機在天空翱翔，還有圍繞地球的千萬個衛星監視全人類的一舉一動，遍布全球的數千美軍基地駐扎幾十萬美國大兵裝備著先進的技術武器，隨時都可以對世界各國發動戰爭。軍費一直是美國財政支出的重要部分，但這絕非單純的支出，而是維護其世界霸主地位，保證美元作為世界貨幣，進而為美元承載的資本榨取全球的剩余產品和價值的必要方式，何況還可通過銷售軍火賺取巨額利潤!強大的軍事霸權是與美元霸權相輔相成的。
第五，建立以貨幣發行機構為中心的系統的金融機構和運行機制，以及精致的金融科技管理和運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戰后這個體系不斷擴展、完善，成為美元霸權的制度保證和運行機制。有人說，美國并沒有政府控制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只是“民間”的金融機構，以此說明美國制度的先進與優越。確實，美聯儲不受政府控制，但它并非不是國家政權的機構，而是聯邦制的美國大資本財團直接組建的中央銀行，其地位遠高于其他國家被政府控制的中央銀行，是國家政權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美國人自稱其國家機構是“三權分立”，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相對獨立和制約，但實際上美聯儲構成了第四個國家政權機構，而且是直接由幾個資本財團世襲控制的政權，其成員不過是各財團的代理人，其職能就是通過控制貨幣發行來控制經濟。因此美國不是“三權分立”，而是“四權分立”。只不過行使“第四權”的美聯儲是由幾大資本財團直接組建的發行貨幣并控制經濟的政權機構，因此可以不受政府支配而直接貫徹大資本財團的意志，以至2000年美國大選時，首要問題并不是誰當選總統，而是能夠代表大財團利益使股市一路走牛的格林斯潘是否能夠續任美聯儲主席。美聯儲具有無上權勢，它決定貨幣發行量和利息率，也就掌握了美國和世界經濟的命脈，而聯邦政府的財政部和商務部實際上只是美聯儲的附屬機關。圍繞美聯儲這個“中心”運轉的，首先是華爾街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各種金融機構。或者說，美聯儲是大資本財團直接組建的控制經濟的國家政權，而華爾街的銀行、投行及各金融機構，則是大資本財團的金融總公司，它在美國和全世界開設了數千個子公司、分公司及參股公司，并收買各國政要權貴，將美聯儲印發的美元推銷至美國和全世界，在收取“貨幣稅”的同時操縱各國金融，收割剩余產品和價值。一個多世紀的經營，使華爾街的各大公司形成了明確的虛擬經濟理念和系統的機構與機制，雇傭并培植了一批徹底被虛擬資本異化了的“金融家”和“科技金融”精英“虛擬人”，在高功能電腦的輔助下，收集全世界的經濟、政治情報，及時地向美聯儲匯報，并率先根據美聯儲通過發行美元操縱利率的政策指導其經營，獲取“政策紅利”。在此前提下，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以精確的數學公式為“科技”手段，設計并推銷各種金融衍生品，將資本金融化，金融虛擬化，充分有效地利用美元資本和虛擬經濟掠奪世界財富，也必然損壞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其導致的經濟矛盾的激變，是資本主義制度被否定的根由，越來越巨大的虛擬資本必將爆破“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塑造的資本主義氣囊。
美元霸權對世界的統治充分展示了資本雇傭勞動制的本質與矛盾，21世紀以來世界的所有戰亂、經濟危機都與之有密切聯系。現在正在進行的“俄烏”武裝沖突的實質，就是美國大資本財團為了維護美元霸權而挑起的，其首要目標是打擊歐元和控制歐盟的經濟，進而在全世界制造通貨膨脹并阻抑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國家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和美聯儲、華爾街聯合起來，將美元霸權發揮到極致。而正因此，美元霸權正在加速損耗美國的信用，充分暴露資本雇傭勞動制的腐朽與沒落。世界是人的世界，以勞動為本質核心的人在人性升華的進程中，經歷資本雇傭勞動制、遭受美元霸權是一種必然，但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和爭取社會主體地位的斗爭，必將沖垮美元霸權及其根基的資本雇傭勞動制，美元霸權是不會自行消解的，美國大資本財團與它們操縱的國家政權必然會不斷挑起世界經濟、政治矛盾和軍事沖突，但這不僅證明資本雇傭勞動制的虛弱，并會進一步削減乃至消除美元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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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當代經濟研究》2022年第10期）
作者劉永佶，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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