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需要是近現代分配正義理論的一個分析視角，同時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相關論述中也是重要的理論概念。近代分配正義理論沿襲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以財產所有權為核心的權利體系構成了分配正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從人的需要的角度分析了在特定的生產方式中勞動造成的人的異化。在馬克思的需要理論的三重含義中，需要理論從傳統的古典經濟學出發，超越了近代分配正義理論所描繪的人類社會。現代分配正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理論有著共同的理論淵源，這為當代中國化的社會分配正義理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關鍵詞：馬克思；分配正義；需要理論；權利；所有權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分配正義成為了眾多政治哲學學者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其中分配正義與需要的關系成為分配正義理論研究的重要維度。在政治哲學史上，有很多關于分配正義與需要關系的論述：亞里士多德認為分配正義是比例適度的正義[1]，洛克認為分配確立了人的所有權以滿足人的需要[2]，黑格爾認為所有權本身在市民社會就是一個“需要的體系”[3]，美國學者邁克爾·沃爾策認為社會應當分配社會所承認的需要[4]。在這些有關分配正義的論述中，我們都能夠發現基于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人的需要的變化，同樣，分配正義的內容和形式也在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歷史中發生了變化。在亞里士多德的幾何分配正義中，他只討論了按照比例的幾何分配，原因在于當時的生產能力有限，亞里士多德只能將美德看作是分配滿足需要的標準。洛克則將需要問題歸結到財產所有權問題上，同時也指明了財產所有權是由勞動確立的。[5]實際上，古典政治哲學、近現代分配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有關需要的理論雖然存在一定差異，但從現實的社會關系來講，在需要逐步成為分配正義的原則之一的同時，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方式與需要關系的論述以歷史性的方式向我們展現了分配正義問題的復雜性和具體性。現代分配正義理論所要求的平等、自由，特別是平等往往是從抽象的角度來理解現實社會分配的正義性，這也是分配正義往往遭遇現實困難的原因之一。[6]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資本論》中，將需要與經濟學理論體系緊密聯系在一起。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的政治學指向賦予了需要觀念在分配理論中的政治學內涵。馬克思需要觀念的三重內涵是：一是基本的生存需要。馬克思指出，人的“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7]。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人類歷史活動的起點。二是社會需要。在階級社會中，人的關系表現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人們利益需要的實現充滿沖突。馬克思認為這種社會需要的沖突是與社會設定的條件和提供的手段相聯系的；三是人實現自我的需要。人有意識的創造活動使人與動物相區別開來。人的需要成為了人對于自然再生產的尺度。[8]事實上，馬克思需要觀念的三重內涵與以往分配正義與需要理論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前景有著共通之處。馬克思的需要理論與分配正義理論在現代社會中有實現理論和事實相統一的可能性。
一、近代分配正義思想中需要概念的演化
需要理論的演變是社會發展變化的一個縮影，其中包含了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演化。在學理上需要理論的發展伴隨著分配正義理論的發展，需要起初只是分配正義理論中的參考標準之一，但在隨后的發展中，需要逐漸成為了分配正義理論的基礎之一。分配正義中的需要維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馬斯·阿奎那有關財產權的論述[9]，洛克與黑格爾對此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托馬斯·阿奎那對亞里士多德的特殊正義進行了分析，認為矯正正義按照平等的原則彌補了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所受到的傷害，而分配正義在分配社會財富的過程中將財富與美德相結合。阿奎那想要解決當時在基督的理念中窮人在社會上得到基本生活需要的合理性問題。阿奎那從分析人的財產所有權開始，將有關人的需要的論述置于矯正正義而非分配正義的框架之下，他認為財產權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他人尊重別人的需要。[10]財富管理者的義務之一，就是在窮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將部分財富以“救濟”的形式分配給窮人。阿奎那的這種觀點被后來的學者所繼承，洛克和黑格爾都曾以他們的特有方式論述過這一問題。而馬克思則指明了這個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所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是一切社會貧困、精神沉淪和政治依附的基礎”[11]。
從政治哲學的發展史來看，馬克思的政治思想脈絡是對于洛克—黑格爾思想脈絡的揚棄。單從經濟學史的角度來看，洛克—黑格爾—馬克思早期思想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洛克一開始就闡明了人的勞動附加在自然之物上，自然之物便脫離了它本身的自然狀態，自然之物就成為了他的財產，“勞動是勞動者無可爭議的所有物，......除他之外就沒有人能夠享有權利”[12]。人將勞動的屬性賦予無主的自然之物，自然之物就會成為人的財產并且擁有了排他性。洛克將人的需要權利化為財產所有權，并將人滿足自己的需要的方式以分配的方式確定下來。黑格爾繼承了洛克的觀點，指出“所有權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滿足需要，而在于揚棄人格的純粹主觀”[13]。雖然黑格爾對所有權的外在主觀形式并不重視，但他將市民社會看作是一個由權利規則劃分成的“需要的體系”[14]。個人通過勞動將自身需要的產品制造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與他人形成生產關系，市民社會就是這樣一個關系的聯合體，個人的普遍需要通過市民社會表達出來，并且通過這個集體使自己的需要得以滿足。黑格爾指出，這種“需要體系”只是市民社會發展的第一個環節，并且接下來這種需要體系會受到司法權的保護，成為自由在這一體系中的定在。黑格爾認為，司法權保護的人的權利其實就是財產所有權，只有取得財產的所有權，人才能在市民社會中體現出人格的定在。這種法權上的人的權利不僅滿足人提出自身需要的權利，同時也保證了人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從洛克到黑格爾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其實是“人的自然需要恰恰蘊含著現代人以財產權為核心的權利體系”[15]。
從基本出發點來看，整個近代需要理論的基礎都是相似的，即出于對資本主義財產所有權的維護，從經濟學意義上對概念化的需要進行論證。而馬克思將需要的觀點從財產所有權發生的過程中提煉了出來，這為馬克思批判個人權利觀念和古典經濟學的所有權原則奠定了基礎。恩格斯曾指出：“社會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門科學來斷定，那就是研究生產和交換這種與物質有關的事實的科學——政治經濟學。”[16]事實上，馬克思的需要理論不只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而且還具有政治哲學的現實批判維度。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單純地把馬克思的需要理論看作是政治哲學或經濟學理論，而是要將其同那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狀況聯系在一起。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認為需要原則運用的條件應該是，對于人來說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勞動已經成為體現人的本質的一種形式。人在這種生產關系中自身不斷發展，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創造更多的財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7]。米勒指出，如果將需要原則看作是正義的潛在原則，那么就得引入一些約束條件：一是在“資源供不應求”的條件下，需要原則也應當發揮作用；二是在需要原則應該成為“指導社會制度的社會原則”，[18]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的語境下，需要理論要考慮社會生產條件和人自身需要的約束。
為了更好地理解馬克思需要理論的獨特性，我們先從第二點即需要原則理應成為“指導社會制度的社會原則”來分析這個問題。在米勒看來，需要的合理性在于以“共享的社會規范來確定超出或者高于生物學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可以作為特殊時代條件下分配的原則。[19]在集體財富還未完全“涌流”的條件下，社會平等并不意味著能夠實現人的需要的充分滿足，需要被看作是人“在社會中過上一種最低限度是體面生活的條件”[20]，并且個人的需要不能因為其偏好而成為需要原則的基礎。米勒認為的最低限度的體面的生活條件，涉及了馬克思的需要理論的三重維度，“最低限度”體現了人為了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必要條件，而“體面”則是滿足人在普遍的條件下的社會需要和發展自身的需要。按照羅爾斯的觀點——“正義總是意味著平等”，分配的形式對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應該是一致的。分配正義并不是使每個人對物質財富的需要都得到滿足，而是通過一套合理的法律制度使得社會生活中的人能夠滿足日常的需要。
米勒所說的第一點其實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馬克思的需要理論最重要的意義在對生產結構的分析上，這也是需要理論最富生命力的源泉所在。馬克思認為：“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21]相對于近代的分配正義理論，馬克思認為將經濟分配和生產分開是錯誤的，分配是生產的手段，在進行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資料的分配之前，生產資料會首先被分配。也就是說單從分配的形式和制度來說，不考慮生產方式僅僅從分配方式上來論述分配正義只能是隔靴搔癢。馬克思在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在社會的增長狀態中，工人的毀滅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22]需要理論對于馬克思來講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化理論，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并為我們理解分配正義的現實維度展開了更加廣闊的理論圖景。
二、以所有權為中心的權利體系演變
在近現代社會，以“所有權”形式呈現的生產和分配形式，在政治哲學中占據了重要的理論地位。所有權在法律上的現實化同時也是需要自身權利化的過程。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中，這種所有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反過來，所有權在國家中逐步現實化也造成了生產關系的異化，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的權利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表象，因為這種制度的安排隱藏了“工人階級的未付酬勞或剩余勞動價值被剝削以及剝奪多少”[23]的實際狀況。從狹義的分配角度來說，這種分配給予了工人維持基本生存的物質資料，但是這種權利體系保證的卻不是勞動者發展自身的權利。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人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念、藝術乃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24]。“這個基礎”和“法的概念”之間的脫節，使得分配只關注了勞動者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忽視了社會和個人發展的需要。資本家剝奪了工人對勞動產品的所有權，這是對工人分配不公的最直接的體現。
所有權和需要之間存在著邏輯和事實上的聯系。近代所有權是資本主義社會異化邏輯和資本邏輯的法權表現，并且消除了現實生活中由需要引起的分配不平等。有關生產資料和所有權關系最早的論述可以追溯到洛克，洛克在《政府論》中探討了土地作為最初財富的來源與財產權和分配的關系。土地和土地上的作物維持著人的需要和發展。人擁有了土地就擁有了土地上的一切，同時也排除了他人對于這些所有物的占有。[25]洛克認為，人們在面對自然的無主之物的時候，尤其是對生活來說是必須之物的時候，占有和分配自然就成為需要面對的問題。這種從人的自然需要范疇推導出的權利概念是實現分配正義的最基本的方法。黑格爾將洛克的所有權觀點進一步系統化了，“通過個人的勞動以及通過其他一切人的勞動與需要的滿足，使需要得到中介，個人得到滿足——即需要的體系”[26]。黑格爾想要在邏輯中實現所有權的主觀化，將市民社會看作是一個由權利規則構成的“需要的體系”。市民社會在黑格爾的理論中是最初的發展形式，市民社會的需要在司法體系中被權利化，因而成為整個社會中的定在。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財產的所有權。財產所有權成為了人在市民社會中衡量自身和他人的標志物。法權意義上的人的權利就是滿足人實現自身需要的手段。事實上，洛克和黑格爾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其實是“人的自然需要恰恰蘊含著現代人以財產權為核心的權利體系”[27]。在這個意義上，需要概念的發展過程就是權利觀念不斷成型的過程，同時也是人的自身需要逐漸被規范化的過程。
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向我們展現了勞動與人的本質的重要內在關系。首先，洛克和黑格爾都秉承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認為人通過勞動實現自身本質的對象化，在這個過程中，人的本質體現在自己的勞動對象上。其次，當自身不受外界束縛時，人的自身潛能和內在的豐富性也就被體現在自身的勞動上。洛克在討論稅收時就談及人民的財產問題，指出財產是勞動成果的“前政治權利”。而馬克思關于勞動和人的本質的論述更為精辟：“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分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28]也就是說作為類存在物的有意識的人的活動在本質上將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區分開來。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財產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之上的，休謨和亞當·斯密都認識到勞動創造了價值，但是窮人和富人所得狀況具有不道德性，他們認為“窮人吃苦為富人提供奢侈享受”的不道德性只是“為財產權辯論提供了新的東西”[29]，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財富在滿足所有者自身基本需要的同時也會投入市場成為資本而進行增殖。斯密就認為，財富少的人為了生存會將手中的財富用于日常的消費，不會進行市場投資，勞動是窮人獲得財富的唯一方式；但是財富多的人卻會在滿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時進行投資，使手中的財富進入市場完成資本的增殖。[30]古典經濟學理論在這個意義上解釋了窮人和富人在面對需要和市場時的不同選擇是導致他們貧富差距的原因。窮人因為自身的資本不能夠調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因而只能在滿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條件下勉強度日。這就是吝嗇鬼和惡棍能夠擁有無數的財富，艱辛勞動的人卻幾乎一無所有。在休謨和斯密看來，這種現象也僅僅停留在不道德的層面上，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嚴格的財產權制度總體上保護了社會上每個人的自由，并在長期導致每個人比生活在平等分配財富的社會更美好，我們才接受這個權利是合理的”[31]。一方面，人們在勞動中創造財富實現自己的價值。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財產權制度在保護富人財產的同時又加劇了窮人的貧困。面對同樣的現象，馬克思認為，古典經濟學家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勞動者的產品在成為商品的過程中，資本家盜取了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工人的工資并不等同于他的勞動時間，“從正義的角度來看，本應屬于工人的時間被他的資本家上司偷走了”[32]。隨著工人和資本家矛盾的尖銳化和工人覺悟的提高，工人認識到了自己的勞動和自己的所得是不一致的，“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33]。當工人徹底認清自己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是無法獲得自身解放的時候，以需要為核心的所有權精神就會脫離社會法律形式的制約，并要求重建分配制度。“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是一切社會貧困、精神沉淪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的目標，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于這一目標。”[34]
當然，在深刻揭示資本剝削雇傭勞動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將“正義”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確定下來，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的正義立場和現代的正義內涵有著不同的側重。馬克思認為在市場中進行交易這一結果的正義性取決于生產方式的樣式。因為生產方式造就了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同時也就影響了在這個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建立的上層建筑。在交易的過程中，出于自愿和符合國家制定的法規，那么這個交易形式就是合理的。“這些形式只是表示這個內容。這個內容，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35]如果我們按照現代主流的分配正義的觀點進行分析，就能看到馬克思思想的前瞻性。羅爾斯就認為：“既然馬克思并不認為，根據資本主義的正義觀念，資本家劫掠了工人，那么，他的意思必定是，資本家是在其他含義上劫掠了工人。不僅如此，由于馬克思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譴責奴隸制和封建主義，則這里說的‘其他含義’基本上指的就是被普遍認同的正義觀念。也就是說，該含義必須是這樣一種意義上的正義概念：該正義概念適用絕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社會形態，并且，在這個意義上，它不是相對主義的。”[36]羅爾斯的論證邏輯是這樣的：“偷盜是不正義的行為”，資本家事實上剝削了工人的勞動時間，是一種偷盜行為，所以這種經濟制度是不正義的。但是，我們更需要看到，羅爾斯這種推論需要更大的前提條件來論證，因為資本剝削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馬克思的出發點更像是認為，資本主義所有權關系與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扭曲了工人的需要，這種現象不能認為是非正義的。馬克思之所以否定以往的分配正義的絕對性，原因就在于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人的需要總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的狀況聯系在一起的。
三、與需要相適應的分配正義
近代財產所有權概念是一種處于不道德經濟制度條件下的分配標準，這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時得出的普遍的觀點。整個經濟活動的不合理性就體現在個體需要和集體需要的矛盾上。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人們在滿足自身需要、追求私人利益的時候，會產生利他的行為，會不自覺地為普遍的私人利益服務。馬克思認為這種觀點帶有自身的局限性。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為了實現自身利益都會在有限的資源和機會之中與他人產生競爭，這種競爭并沒有實現利益的普遍化，相反這種競爭卻使人們的需要都不能得到最大的滿足。每個人在滿足自己需要的時候，最先考慮的是社會能夠提供的手段和社會生產的環境，“也就是說，私人利益是與這些條件和手段的再生產相聯系的”[37]。如果說之前的權利體系遵從了“人的需要—權利化—自我實現”這一過程，以權利形式存在的人的需要則展現了社會承認的需要，在這個過程中，人的需要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自身，但是權利化的過程卻因為社會生產的影響而受到了扭曲。如果我們將人的需要與馬克思的人類社會形態理論相對應的話，“生存需要對應的主要是尚處于‘人對人依賴’的社會狀態，在這一狀態中，生命的保全、人的生存壓倒一切，是最主要的、基礎的問題，因而人的需要最集中地反映在人的‘生存需要’上；生產需要對應的主要是處于‘人對物依賴’的社會狀態，在該社會狀態中，‘自我實現’成了社會的一個根本標識”[38]。從生存需要到生產需要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體現，人類社會的發展狀態也在人與需要的關系的變化中展現出來。
懷特認為，馬克思的正義概念和需要概念的結合在生產和分配領域可以解決在生產和分配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懷特在《需要、勞動與馬克思的正義概念》中提出了三條經濟正義原則：第一，全部價值原則。每個人對于其出售的商品全部價值擁有權利；第二，勞動力原則。每個人對于他自己的產品或勞動時間等價物擁有權利；第三，需要原則。[39]每個人在滿足自身需要上擁有等同的權利。他認為，全部價值原則是十九世紀激進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傳統特征，這種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的觀點是建立在勞動力原則之上的，即每個勞動者都有獲得他自己勞動產品或勞動時間等價物的權利。第一條原則和第二條原則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則。但是資本主義卻在事實上否定了第二條原則，因為工人事實上并沒有獲得出售商品的全部價值。懷特認為，要改變這樣的狀況就必須在非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重建市場的運作，商品必須與生產所需要花費的勞動掛鉤。懷特認為第二條勞動力原則是有缺陷的，因為第二條勞動力原則認為每個人天生條件的差異會在結果上導致道德的不平等。[40]懷特認為，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超越就體現在需要原則策略的使用上。重建需要原則需要解決對資源和自由的分配問題，這也是當代每個研究分配正義理論的學者需要面對的問題：資源是滿足人們生存需要和發展自身的基礎，而對自由的分配為每個人獲得平等的機會提供了前提。
馬克思對需要理念的闡述對于我們理解和構建現代分配正義理論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馬克思在他那個時代強調的是對于當時狀況的超越和人的自我實現，而現代分配正義理論更強調一種自我需要的滿足。在馬克思的語境中，人的需要是一個歷史概念，人的生存需要、社會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形成了這個概念的基本結構，在生產活動中展現了人類本質的現實需要；現代分配正義理論則立足于近代政治經濟學，建立起以所有權為基礎的分配形式。相比之下，馬克思處理分配問題的高明之處在于闡發了分配活動的生產根源。馬克思的需要理論不僅從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境遇出發對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行了批判，同時也為現代分配正義理論的構建貢獻了充分的理論資源。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生產方式也會不斷地發生變化，這也就預示著人的需要的內涵也在發生變化。社會的生產結構決定著社會的分配形式，在從“人對人的依賴”到“人對物的依賴”發展過程中，人的需要也經歷了從生存需要向社會需要的發展過程。社會財富的分配是實現人的需要的重要手段，在現有的生產力的條件下，生產結構和生產的發展水平決定了人需要的滿足程度和自由全面發展的程度。毫無疑問，在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權利體系中，近現代分配正義理論在分配社會財富、實現人的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這種權利體系中，分配正義理論也是與相應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環境相適應的。分配正義理論的需要維度與馬克思的需要理論有著共同之處，并且兩者在滿足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目的上有著迫切的現實訴求。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發現自身的需要得不到滿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產方式，而不是分配制度。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41]現代社會生產的快速發展，不僅展現出人們需要的時代性和差異性，而且還呼喚著與我們這個時代相適應的分配正義理論。我們應該正確看待和處理現代需要理論和近現代分配正義理論的關系，在二者的辯證關系中把握其統一性，才能夠有效破除固有思維定式，為當代中國化的社會分配正義理論研究提供一個可能的方向。
文章來源：《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作者單位：林幫欽，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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