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新四軍老戰士古正華——劉注）95歲高齡，剛出院不久，一口氣講了近一個小時，給我們做了一場精彩的國際國內形勢報告。從古老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旺盛的斗志和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這種斗志和精神，現在大概只能從魏巍和古老這些經歷過文革和毛時代的老一輩人身上見到了。
剛才古老說，武漢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從1949年武漢解放到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古老都是親歷者和見證人。當年，就是古老將第一面五星紅旗插上了武漢關。（順便說一句，我新近完成的長篇小說《黑與白》中的一個人物，就是以古老為原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漢是僅次于上海的重鎮。新時期后，被稱為“極左派”代表人物的在武漢就有兩位：著名老作家、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和湖北省老領導、老作家李爾重同志。古老曾參加過魏巍主編的《中流》雜志的編輯工作，也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5月16日，既是武漢解放74周年紀念日，也是“五·一六通知”發表57周年。每年這一天，武漢地區都有各種形式的民間紀念活動。武漢解放作為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大概沒有疑問，對于“五·一六通知”是不是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肯定有爭議。中共中央兩次歷史決議都對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不具有任何進步意義的革命”的定性，但毛主席稱他這一輩子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創建新中國，第二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可見他是認為文革跟創建新中國一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既然如此，我們對文化大革命像對成立新中國那樣進行紀念和研究，就是正當和必要的。
那么，文革的重大意義在哪兒呢？
前年，我在清華大學的“短二十世紀的文化與革命”學術工作坊發言時曾說過：“在中國革命的大敘事中，文革是1949年革命的延續，甚至可以說，1949年是1966年革命的‘因’，1966年革命是1949年的‘果’，沒有1949，就沒有1966，換言之，沒有1966，1949也就失去了方向感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文革想解決的是革命“第二天”的世界性難題，但也許由于用力過猛，如同火箭尚未將導彈運送到預定的太空軌道，便耗盡了能量。這或許是文革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些西方左派看來，文革探討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這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共運的重大貢獻，也是毛主義的精髓。因此他們認為，文革既是一場偉大的革命，也是一場失敗的革命。不能因為偉大否認其失敗，也不能因為失敗否認其偉大。正如法國大革命失敗了，但不能否認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樣。
現在主流講弘揚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這個比較籠統。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革命都不是抽象的，有資產階級革命，有無產階級革命，也有暴力革命，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前者指革命的宗旨和性質，后者指革命的形式。傳統文化也是如此，老子孔子荀子和道家儒家法家是傳統文化，陳勝吳廣李自成和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是不是傳統文化？對統治集團來說，任何革命都是造反，是對既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顛覆，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起義應該屬于“革命文化”。因此，所謂傳統文化也是有階級性的。有資產階級的傳統文化，也有無產階級的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就是革命，更準確地說，是無產階級革命，不講甚至反對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面對各種主張階級調和論，否定階級斗爭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者，馬克思才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修正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從馬克思主義誕生起，就一直同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運動與影隨行，從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以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修集團，一直到“改開”。每個時期，修正主義的表現形式或許有所不同，但貫穿始終都是“走資”，魏巍曾經對中國主流知識界流行的所謂“補課論”進行過尖銳的駁斥：“一個時期以來，一種流行甚廣的修正主義理論就是‘補課論’。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其論據是，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例如俄、中等國都是原來經濟、文化落后，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不應當發生而發生的，都是不滿月的‘早產兒’和‘畸形兒’（這話從他們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講到現在）。因此，重新補上這一課作為一個必要的階段是不可少的。這就是被人稱之為的‘早產論’和‘補課論’。‘補課論’在我國的廣泛流傳，決不是偶然的。它其實不過是‘愛資病’患者拒絕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借口罷了。”
遺憾的是，魏巍的告誡和提醒并未引起人們的警惕。進入新世紀以來，“補課論”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形式，逐漸取代新自由主義成為了新的時代主流，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也加入到了這股聲勢浩大的合唱隊伍。這些人被稱為“民族主義左派”（簡稱“民左”），除了“民左”，還有一部分“學院左派”。這些人的主要思想資源包括阿爾都塞、德里達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以沃勒斯坦、阿明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看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和社會主義在全球遭受挫折，馬列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階級斗爭理論業已失效，不再能夠指導新的世界變革。因此，他們試圖從資本主義體制內部尋求解決方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薩米爾·阿明等人提出的“中心國家”“外圍國家”和“依附理論”。
阿明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是列寧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而目前所存在的所有的實際存在的當代社會經濟組成部分都已經被納入到世界體系中。在這個由中心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體系中，從最微觀的角度觀察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的關系，就是價值的運動轉移且這種轉移是不自覺且不平衡的。在“中心——外圍”結構體系中，外圍國家和地區源源不斷地為中心輸送以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為主的原料、廉價勞動力和專為中心國家和地區工業生產的初級產品，中心國家和地區向外圍輸送價格昂貴的貴金屬和核心技術產品。在這樣不平等的交換關系之下，大量資本從外圍轉往中心，中心國家和地區愈加獲得資本積累，在與外圍的關系中就愈加處于統治地位，更便利于對外圍國家和地區進行控制和剝削，與此同時，外圍國家和地區則失去自主發展的能力和資本，在與中心的關系中，愈加處于被支配和依附狀態。阿明提出，如果外圍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想要獲得獨立發展，擺脫依附，必須要擺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擺脫“中心——外圍”結構，也就是阿明所說的“脫鉤”。他明確表示，實現“脫鉤”的路徑只有一條，那就是走出“中心——外圍”結構體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這樣，才能拒絕不平等的國際分工和不平等國際交換體系。阿明指出，外圍國家可以通過“過渡”的方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面，必須要有從世界角度出發的共同的不單以經濟為衡量的社會主義目標。另一方面，不僅要發展公有制經濟，更要提高平民生活水平，發展國家科學技術。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從平民角度賦予國家社會主義含義，外圍國家才能順利向社會主義過渡。此外，阿明還強調，必須堅持發展策略與本國具體國情相結合，這是外圍國家能否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擺脫依附，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關鍵。
所謂“中心”和“外圍”論，固然構建了一種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理論模型和闡釋方式，但他們是從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尋找解決方案，所謂的社會主義其實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南轅北轍。阿明等一眾新馬克思主義者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不是通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而是所謂“脫鉤”和“過渡”，從而與考茨基等老牌修正主義殊途同歸，因此，與其說是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倒不如說是一種新的修正主義理論。
新馬克思主義不僅在“學院左派”占據主流，而且是當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思想來源。其要害在于過分強調“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的掠奪和壓榨，而忽略了這種掠奪和壓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壓迫日益嚴重，矛盾日益尖銳，不得不向外圍國家“轉移矛盾”的一種表現，否認“外圍國家”的階級矛盾遠遠大于民族矛盾的事實，將民族矛盾當成了主要矛盾。對于許多“學院左派”來說，馬列毛主義只不過是他們的一門研究對象，新馬克思主義者們的“依附和脫鉤理論”才是他們鐘情的社會改造方案，究其實質，不過一種社會改良的方案。
在左翼內部，關于革命和改良的爭論由來已久。對此，“學院左派”是不承認的。不僅不承認，他們甚至比某些自由派還要懼怕革命。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只是把文革當做一種類似歷史文物的研究對象。毛主席在文革期間提出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反修防修”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們往往忽略不計，而是津津樂道于一些雞毛蒜皮似的歷史細節。這樣的文革研究幾乎占據了民間文革研究領域的主流。不少人在討論文革和“捍衛”文革正當性時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可一旦觸及到國內現實和國際問題時，卻不知不覺掉入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階級調和論的窠臼。這種人不僅在“學院左派”中間存在，在不少所謂的“毛左派”或“文革左派”中也同樣存在。借用魯迅的話，這種人可以送他們一頂帽子：“空頭理論家”。
長期以來，左翼內部深受這種“空頭理論”的困擾，無法與社會實行有效的對接，以至無所適從，陷入互相對峙和撕裂的狀態。但左翼持續邊緣化和弱勢的真正原因，并非一些人抱怨的“不團結”，而是缺少革命主體。實踐表明，傳統的工人農民已無力充當革命主體，搖擺成性的知識分子更不可能。正如一位青年網絡評論家所說：“革命主體缺失是當今左翼運動面臨的首要問題。當代左翼歷史，就是一部苦苦尋找革命主體而不可得的歷史。或者說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將出現的“覺悟的工人階級”但始終沒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尋找新的革命主體也沒有找到，于是兩邊不斷撕逼卻撕不出個結果的歷史。”
盡管如此，并不意味著“革命”將無限期地擱置。在任何時代，只要剝削和壓迫人的制度存在，革命的動力和條件就不會消失。舊的革命主體消失了，但新的革命主體必將隨著資本主義新的危機爆發，在殘酷的資本剝削和階級壓迫中產生。正如歷史上的斗爭實踐催生了馬列毛主義理論那樣，新的革命主體和斗爭實踐也將產生新的理論家。對于廣大無產階級來說，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馬列毛主義都是他們爭取自由解放的學說和理論武器，而不是那些云山霧罩、不知所云的“空頭理論”。
前兩天看到網上瘋傳一條招聘廣告：上海某家政公司招聘保姆，月薪14萬元，要求“像古代丫鬟”那樣提供“跪式服務”，公子少爺又回來了，“剝削有理”甚至成了一些人的共識。曾經被消滅的“富人”和“窮人”概念滿血復活，將社會分割成了兩個壁壘森嚴的等級，而且被許多人認為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的。100年前，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現在卻被許多人視為怪物甚至“反動”，一切都顛倒過來了。社會不僅回到了革命以前的歲月，而且回到了“革命以前的歲月”之前的歲月。以至有人感嘆，仿佛馬列毛“沒有來過”，那場深刻改變被壓迫民族被剝削階級的命運及世界地緣政治版圖的“短二十世紀”革命，也未曾發生過。
著名學者戴錦華曾說：歷史是勝利者的清單。的確，對于資產階級及其御用文人來說，這是他們凱歌行進、彈冠相慶的美好時代，對于無產階級來說，則是遙遙無期的“漫長的冬季”。曾經在“前三十年”被改造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早已與時俱進地脫去埋汰的勞動布工裝，披上了資產階級的袈裟。偶爾有一些學者以左派的面目示人，但他們高舉的是經過閹割或“改良”的馬克思主義，跟馬克思本人已毫無關系，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眼里反而成了不合時宜的“原教旨”、“極左”或“純左”。
文革初期成立過“上海公社”，但存活時間極端。“上海公社”的成立，顯然是對巴黎公社的一種繼承。巴黎公社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權的偉大嘗試，雖然從誕生到消亡才72天。所謂“巴黎公社的原則”，一是普選產生公職人員；二是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三是人民群眾監督并可隨時罷免公職人員。這曾經也是無數無產階級革命先烈的政治理想。“上海公社”以失敗而告終，但不失為一種悲壯的失敗，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不祥的伏筆。
是的，巴黎公社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也失敗了。
但革命真的死了嗎？
馬克思在《關于巴黎公社的發言記錄》中說:“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
所以，馬克思又說：“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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