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學視角看問題，財富分配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財富的本質是具有特定屬性的社會資源，任何財富都是在特定的社會合作體系中完成的。因此，無論是財富的生產，還是財富的分配，背后都體現著特定的社會關系，甚至是政治關系。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認為，政治就是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活動，當然就包含著對財富的分配。[1]（p.128）政治對社會財富的分配，主要是通過對社會成員的權力和權利的不同安排來實現的。不同的社會成員享有的不同的權力和權利，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占有的社會財富狀況。我們可以注意到，往往是政治的演進和發展，推動了財富分配模式的變化。譬如說，隨著民主與法治的發展，政治對財富分配的作用機制就發生了由權力主導模式演變為權利博弈模式的深刻變化。按照英國學者卡爾·波蘭尼的看法，經濟活動逐漸獨立于人們的社會關系，是近代市場資本主義興起之后才出現的現象。[2]（p.49-58）在此之前的傳統社會，經濟活動是深嵌于人們的社會關系中的，無論是財富的生產，還是財富的分配，都依附于背后的社會關系，具有很強的政治屬性。從大趨勢來看，越是社會的發展早期，政治權力對財富分配的影響越明顯。在政治權力缺乏有效制約的專制社會中，專制統治集團借助于政治權力，通過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掠奪社會大眾的財富；在國與國之間，強國借助于政治權力，通過戰爭和殖民統治的方式掠奪弱小國家的財富。因此，在財富的轉移和分配的背后，體現的基本上都是權力關系，掌握政治權力的大小，決定著占有財富的多寡，財富的分配基本上是沿著權力的金字塔進行的。
以中國來說，西周實行的采邑制，就是權力主導財富分配的最好例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和奴隸構成了封建等級的金字塔，不同的社會成員位于不同的等級，享有不同的政治權力，占有不同的社會財富。財富占有的多寡，基本上與封建等級的高低和政治權力的大小呈正比。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最終秦統一天下，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官僚制帝國形態。在官僚制帝國形態下，政治權力主導財富分配的機制依然沒有改變。在微觀意義上，那種所謂“升官發財”的說法，就是最好的證明。升官是發財的先決條件，官職獲得提升，就意味著掌握了更大的政治權力，因此也就必然會帶來更多的財富。雖然除了做官之外，還存在經商獲得財富的可能，但國家通常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強力壓制市場的分配機制，很大程度上維護著權力主導的財富分配機制。
在權力主導的財富分配模式下，權力構成了分配財富的核心因素。國家通過對權力的調整和分配，就可以有效地影響財富在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而社會成員則會以全力爭取并擠進權力體系，以此來爭奪更大份額的財富分配。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的那些大戶人家，基本都是家里有人做官的家庭，而那些家道中落的人家，則多半是由于家中做官的成員被排擠出權力體系造成的。因此，在權力主導的分配模式下，財富分配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到了近代以后，從世界范圍來看，隨著資產階級的階級力量的興起以及階級意識的覺醒，人們逐漸意識到，不受限制的專制權力是他們財產的最大威脅。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不受任意剝奪，迫切需要以法定契約的形式來確立有效的產權制度。為此，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漸進入議會，以議會作為政治舞臺，來限制國王的專制權力。資產階級認為，國王不能不經過議會的批準而隨意征稅，隨意征稅會侵害資產階級與社會大眾的利益。從歷史來看，無論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還是法國大革命，起因都與國王隨意征稅有關。通過革命，資產階級以法定的形式限制了專制權力，確立了有效的產權制度。從此之后，政府對財富的提取和分配，必須經資產階級力量占主導地位的議會來批準，以絕對權力主導的財富分配模式就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現代產權制度確立之后，財富分配主要成了市場要解決的問題。但自由市場在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貧富分化。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3]（p.28）廣大勞動人民的日益貧困，而資產階級卻日益富有，嚴重的貧富分化不僅造成了社會的斷裂，而且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于是，到了一定的階段，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便超越了單純的分配層面，上升到對財產權的合法性問題的爭論：“前者把財產權看作是美德之果實和正義之保障，而后者卻認為，財產制度是人的萬惡之源，是社會的所有非正義現象之源。”[4]（p.70）資產階級剛剛確立的產權制度，面臨著新的威脅。特別是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和組織力量的加強，使資本家意識到：暴力鎮壓工人罷工的成本太高，要避免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對產權制度的沖擊和破壞，就必須賦予工人階級政治權利，將勞資雙方的矛盾納入合法的斗爭渠道。于是，工人階級逐漸開始獲得選舉權。獲得了選舉權之后，工人階級開始利用自己的選舉權，在民主憲政的框架下與資產階級進行利益博弈，最終迫使資產階級作出妥協，如通過建立社會保障等再分配制度來逐漸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這樣，圍繞財富分配所產生的矛盾，最終被納入了民主憲政的制度框架，變成了權利之間的博弈問題：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通過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組成政黨或利益集團，圍繞財富分配的各種問題展開辯論，經過最后的妥協達成共識，并以此來制定財富分配的具體政策。
在現代民主制度下，財富分配問題本質上仍然是政治問題。與專制條件下權力主導的財富分配模式不同，民主制度下的財富分配，主要是由政治權利的博弈決定的，不同的利益群體在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平臺上（主要是在議會中），提出不同的財富分配方案，并就此進行充分的辯論，最終通過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財富分配的問題。博弈進行得越充分，財富分配結果就越公平。而博弈的充分，有賴于相對均衡的權利格局。從西方的發展歷程來看，相對均衡的權利格局是經過長時間的演化形成的，最先是資產階級崛起，他們主要是向國王和封建貴族要權利。資產階級以自身的經濟權力為基礎，逐步在議會中取得了政治權利，最后通過政治權利確立了有效的產權制度。隨后是無產階級崛起，并提出了向資產階級爭取權利的要求。經過長期的掙扎和斗爭，各階級和階層最終達成妥協才形成相對均衡的權利安排。正是這種相對均衡的權利安排，最終帶來了所謂相對公平的社會財富分配。
可以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分配的機制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財富的初次分配；另一個是通過國家的再分配機制來解決財富的再分配。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所爭論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圍繞著兩種不同機制在財富分配中究竟應該起多大作用而展開的。最極化的兩派分別是自由至上主義和社會主義。自由至上主義，有時也被稱為極端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的價值譜系中被歸為右翼，代表人物就是諾齊克。自由至上主義者堅決捍衛市場自由，反對國家運用再分配的方式來調節收入差別。在他們看來，任何的再分配都是對自由的侵犯，因此他們主張“最小化的國家”，即將政府的職能限制在僅僅提供社會運行所必需的公共物品，除此之外都應該交由市場去解決。而處于意識形態譜系另一端的社會主義者則認為，市場具有很大的局限，國家應該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等各種再分配方式來調節收入差別，真正實現實質上的平等。
另外，在西方左翼與右翼之間，還存在著許多中間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主張。但無論各派的觀點和主張有多大差異，基本共識還是有的，就是對民主憲政下的政治權利的認同，因為這是所有爭論得以進行的基礎。在實際的政治辯論中，經過最終的妥協，所形成的政策一定是居中的，而不會是某一派的極化觀點。這就可以說明，政治權利對財富分配施加了重大影響，如果單個利益團體壟斷了政治權利，而其他利益團體沒有政治權利，那最后形成的分配政策肯定會造成財富的極端不公平分配。因此，政治權利博弈的充分程度，決定著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這個結論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下中國財富分配中存在的一些基礎性和根本性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中國逐步告別了平均主義的時代，而步入了一個“利益分化的政治時代”。經過3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國家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但與此同時，中國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由貧富分化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開始逐步顯現。在這樣的情況下，調節收入分配已經成為黨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指向，溫家寶總理曾在多個場合強調收入分配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但一個尷尬的事實是，一系列的財富分配政策，并沒有縮小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反而越拉越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遠遠高過很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問題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貧富分化的根源主要還是在于政治權利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導致弱勢群體與強勢集團的客觀存在。
第一，社會弱勢群體缺乏有效的政治權利，難以抵擋強勢集團的利益剝奪。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將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由此成為最大的政治：推動經濟發展成為各級政府的核心使命，GDP成為考核各級官員的核心指標。而依靠政績驅動的經濟發展必然會造成權力與資本的高度結合，權力為資本的增殖提供保護和開辟道路，資本的增殖則為官員的晉升提供政績支撐，甚至也為權力主體帶來直接的物資利益。權力與資本密切結合必然會造成強勢社會集團任意侵犯底層民眾的利益，特別是房地產成為支柱產業后，在扭曲的利益分配機制和巨大的利益誘惑下，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之間的利益聯盟關系更為緊密，本屬于經濟領域通過平等協商得以解決的征地拆遷問題，由于公權力的強行介入而往往演化為暴力拆遷。暴力遷拆的本質是對底層民眾財產權的侵犯和利益剝奪。而底層民眾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權利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只能選擇忍受或暴力反抗。
第二，弱勢群體缺乏參與財富再分配博弈的政治權利。通過對一些比較對象的研究，我們已經看到，政治權利是參與財富再分配的主要工具。沒有政治權利，就無法對財富的再分配政策施加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政治過程存在著嚴重的精英主義取向。近些年以來，越來越多的體制外經濟“精英”被納入權力體系，由此獲得了利益表達的權利和有效渠道。與此相比，普通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就很難通過制度化的途徑來表達對利益的訴求，因此也就難以對財富的再分配政策施加自己的影響，這不能不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
毫無疑問，財富的分配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要解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首先就需要從其本原即政治權利均衡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包括政治權利在內的政治資源的合理分配，是一切物資財富合理分配的前提和基礎。在這方面，應致力于如下幾個主要方面的努力：
一是積極推進政治發展的實際進程，以保障公民的平等的合法權利。在一個社會中，權利平等主要體現為任何一個公民在其與國家或特定公共權力關系中的機會平等以及話語權的平等。可以認為，唯有這個意義上的權利平等，才能在財富分配問題上得到平等對待，從而也才能談得上財富的公平分配問題。
二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確實擔當起“公共性”的角色，切實履行好整合利益、協調利益、平抑利益差別的職責。從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權力的這樣一個特定角色來看，從古至今的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認為，政府的職能主要在于提供良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促進社會的進步和文明，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平和知識素養。如果說政府也負有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職責，那就只能是出色的政府一定制定了順應社會發展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以向社會提供了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和財富增長的制度基礎和政策條件，而不是說政府自身如何去謀求經濟的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三是在理念和價值取向上，政府始終要高揚公平正義的旗幟，為財富的公平分配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并以其公共權力的特有職能，維護財富公平分配的社會環境。過去有關于公平與效率何者為先的討論，不同觀點者各執一詞，各有道理。但是我們認為，公平與效率本來就是兩種主體所追求的主導性目標，對于企業來說，效率始終是其行為的基本出發點；而對于政府來說，公平始終是其制度和政策供給的依據。為此，政府要利用其執掌公共權力的特性，通過其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手段，來有效地整合利益、協調利益、平抑利益的過度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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