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追溯
改革伊始，某些人以“不爭論”為是，一切問題都不讓爭論。其實，所謂不爭論，正確的做法只應是一般的問題，不應過多糾纏，在大政方針下，一邊干、一邊摸索就是了。而重大問題，以及實踐中出現明顯的叛經離道的言論、傾向和勢態，等等，還是應開展必要的討論爭論的，──尤其是序化的平和、嚴肅的討論式爭論，更應提倡。否則，堅持重大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空話一句。
中國人，本來就有那么一批好走極端的。這一下子──完全不讓爭論，對很多數人的認識來說（極右者除外），帶來了一些弊端。
我相信，很多奮斗在毛主席時代，后又經歷幾十年改革的——有心思考、研究的人們，現今都會存留很多的記憶，或保存很多的歷史資料、會議記錄和文件，——特別是改開時期（有心者，只要去翻翻改開的相關文件和理論匯編，也都能一目了然）。改革之初，包括本人在內的一些些持不同意見者，曾對當時所謂“實行‘徹底’按勞取酬”、生產承包、開放（后來是“接軌”）等，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出現某些偏向——的預見性提醒、建議和批評的?？墒牵ê芏辔募砻鳎┊敃r的建議、批評性提醒，常常被會議主持者、改革“熱心者”（這些人，就是今天的理論主流派的前身），以不要爭論為由，擱置一邊。被擱置一邊──這還算是客氣的，記得，張口就是“你們左傾”“極左”“文革……”“不換思想就換位子！你是不想干了吧”等，已是一些公知和主事者的慣用語。
估計，今天的（一些）人們，最明晰的記憶（當時爭論的問題之一），當是關于貫徹實行徹底按勞取酬（即不采取任何措施──不限制其中的某些資產階級權利）是否會動搖公有制的問題的討論、爭論。爭論后期，左派們有的也不得不學著“改革熱心者”——把話說到了“左、右”“社、資”的綱和線上。最為典型的是1978年全國第四次按勞分配討論會（在網上可搜索到《北京第四次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當時知名理論家徐某，以極親和而口吻嚴肅地提出這個問題。就這么一問，隨即受到會議主持者于××的“你為左傾說話”的嚴厲批評、指責，并暗示說“你是不想干了”！。
還有其他類似情況，此不列舉。如此，在不讓爭論的一刀切的理論導向下，公知們一往無前，不僅僅是摸石頭過河，而是號召“不管三七二十一，趕快沖過河”；再后來，就是提出“同世界接軌”的問題。其實，那時某些極端的資右分子已在私下坦言：只有同世界接軌——同資本主義接軌，我們就可以用世界資本主義力量，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之局。這些，在某人奉“上”進諫的著作《人間正道私有化》，以及后來的《交鋒》，等書藉中，均有近似明確的表露。而我們一些改革精英，也許是出于對探索的鼓勵，對此置若罔聞。完全可以這樣說，多年前的MBO的選擇，十八大前，國家公有、國有經濟主體地位的實際性喪失，就是這樣的大勢下，成為必然這樣──非如此不可的。
歷史就這樣地兜了一個奇特的大圈：毛主席在世時一直提醒、批評和批判的包產到戶，一直預言包產到戶可能帶來一系列損公、和演、走資和遭霸凌等嚴重后果，而被批評者中的決大多數，對此卻一直堅不承認，尤其不承認“兩極分化、產生私有制、出現剝削、投順西資”等，甚至喊冤叫屈——說黨和毛主席故意整人——冤枉了自己，而在毛主席去后，卻變本加厲地做了出來！
這個“兜圈子”現象，是需要今人從探索的層面，去認識、思考和研究，重新總結經驗教訓的。這一工作，當從四個維度展開：毛主席的相關認識和理論；鄧小平的“十個如果”；現實中內、外資對我的要挾、脅迫和霸凌,以及“人間正道社會主義”。
二、毛主席在世時是這樣“有言在先”的
建國后不久，毛主席一方面從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出發，另一方面憑借自己歷史的研究，再一方面就是根據現實中發生的矛盾斗爭，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不會一蹴而就、馬到成功，不但會遭到敵人反抗，在人民內部也有一個“千百萬人的舊習慣勢力”對社會主義的“兩個決裂”一時不適應的問題。因此種種，社會主義、封資主義誰勝誰負的階級對抗性的斗爭，還會以新的形式繼續著。其中，堅持合作化，后來，堅持公有制集體化，引導人們反對某些的包產到戶，即是毛主席十分關注的“階級、路線斗爭”的重要內容之一。
大半個世紀來——兩方面事實充分展現的今天，未來的有悖社會主義的險峻趨勢亦已在顯現（如上所說：兩極分化、剝削與被剝削之間的矛盾、內外資之間的矛盾，以及因資而造成的國際矛盾。而這些，今天據守在“經濟繁榮”輿論陣地中狂歡熱舞的公知們是閉目不見或三緘其口的），不帶偏見的人們都會承認，毛主席的認識有著巨大的真理性。
第一、毛主席之所以反對包產到戶，是因為他預見到：兩極分化快得很、農村所有制的改變會導致整個公有制基礎的動搖、遭到內外資的夾攻、帝國主義不會讓中國真正富強。
他說：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前奏 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馬社香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同上）
第二、由于現代資本主義已霸凌世界，它對中國這個學生向資本主義學習，不但不感興趣，——資霸的本性是“食‘弱肉’”，還要“欺侮”學生，加之，中國資產階級天生病弱，——在中國超強封建主義壓迫下本來就是嚴重地“先天不足”，還未在華夏大地生根，即又面對新生的中國無產階級（西方資本主義造育的）的革命，“天”命就是不成事而當附庸和叭兒狗，——改革開放后，其實也還是那一副猥瑣相。故而，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不通。
毛主席對主張包產到戶的人們甚至不屑一顧，預言說：
“你太高看他們了，他們懂什么是資本主義？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資本主義是靠侵略和掠奪別的國家而積累資產的，他們敢侵略誰呀？不被侵略就阿彌陀佛嘍。”“他們只能剝削本民族的百姓，或者賤賣自己國家的資源，以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私欲。”
(《什么是科學，為什么說西方人的科學貢獻遠不如中國？》2022-06-26 23:45搜狐網)2022-06-26 23:45搜狐網)
“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初心、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1965.5.25日毛主席在井岡山賓館的講話。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一一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一一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丟掉幻想，準備斗爭》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75~1376頁)。
“美國官方人士現在不但熱心于中國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以來，美國就遵守著“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應該怎樣來對付這些君子國的先生們呢?這里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象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象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于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并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摘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68頁《將革命進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第三、現代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使命就是消滅剝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會有人留戀舊社會的“剝削者天堂”，要高人一，要吸人膏血等。在共產黨內，也會有人——搞修正主義——生此妄念。
毛主席說：
“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同上）。
“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 《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第1410頁)。
“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傊?，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中央文獻研究室著，《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
第四、共產黨人要“勇于斗爭，善于斗爭”，不能在“接地氣”的口號下，做群眾尾巴。作為人民中的最先進分子，有責任和義務，引導和教育全社會逐步形成“兩個決裂”的價值觀、逐步跳出“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的蕃籬，——努力避免因此進入資本主義的陷阱。在這一系列斗爭中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教科書對于為前途、為后代總不強調，只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有一點偷天換日的味道。他們不講全體人民的利益解決了，個人的利益也就解決了。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后代的利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3——134頁）。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國主義，‘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成員及其幫兇們給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并盡可能地把他們變成好人。（《丟掉幻想，準備斗爭》(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76頁）
三、可以在不同方向上理解的“十個如果”
大概，是因為改開之初的諸如“擔心公有制將被包產到戶瓦解”“擔心人心會由此‘崇私向資’”“擔心社會主義公有制最終被顛覆”……太多太多，并且這些擔心（以毛主席為代表）中的“理論邏輯性十分嚴密”“用心十分的善良、苦口婆心”，無可挑剔，實在不好再扣什么帽子了，于是，在改開初到改開深入的歲月里，就有了“十個如果”。這十個如果，當時，確是講給全國人民聽的，更是說給“懷疑改革的人們”聽的。這十點，與其說是對“懷疑改革的人們”的“寬慰”，——給出了——不動搖公有制、社會主義的“放心丸”，不如說，是對“懷疑改革的人們”的批評：“你們左派怎么能不相信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呢！”
有一個不爭事實是：“十個如果”的提出者，自毛主席時代起，就一直不同意、甚至批評毛主席的“公有、集體化”路線的。
一切事物都有兩個方面，這十個如果，當時確實起了穩人心、叫人“放心”，不再爭論；讓改革在“允許犯錯誤，不允許不改革”的高歌中，一往無前，而，在另一個客觀的層面上，隨時指證：這十點中每一點的出現，都是一種質變，都是對社會主義的顛覆。這也是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探索觀的應有之義。相反，如果是一種盲目自信，固執己見，“醉死不認那壺酒錢”，且強加于人，就屬于另外一種問題了。
不過，真正共產黨人是至善至仁至誠的。批評也好，斗爭也好，都是治病救人，即使有人犯大錯誤，只要不自絕于人民，總是給出路的。據實踐觀察，凡毛時代胡整亂搞的，通常都是背后階級敵人挑動破壞——樹欲靜而風不止，或極個別犯幼稚病人所為。黨在總體上把控著局勢，能糾正錯誤。以某某某為例，雖多次被批評、批判，但每次只要他表示改正、不翻案，也還一次次被委以重任，被當作接班人來使用。
人們都會十分熟悉以下的“十個如果”原話：
1、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即搞私有制，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起來，即可以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問題。所以，要堅持社會主義，亦即社會主義公有制必然消滅百萬富翁階層，消滅兩極分化。”(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如果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中顧委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頁）
3、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4、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5、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54頁）
6、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8頁）
7、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別是中國人口多，如果那時十五億人口，人均達到四千美元，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六萬億美元……就表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5頁）
8、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9、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10、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使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十個如果，實際上都在從一個側面，談社會主義不會發生“質變”。改革開放已經近五十年了。這里，誠請國人：根據十個如果，再用上“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嚴肅反思以往，對照現實，研究一些人的改革、改革意圖和歸趨，尤其要關注“質變”問題。
根據“如果……”語式，再加上發話人的一生實踐，人們可以確定，發聲者是“堅信”自己正確的，要人們“無反顧”地改革下去。
四、“兩極分化論”與“十個如果”的終結指向
綜上，毛主席的“有言在先”，某某某人的“十個如果”，其終結指向，都是社會主義是否會發生質變。
這里，接用前邊的一句話：大半個世紀來——兩方面事實充分展現的今天，有悖社會主義的險峻趨勢亦已在顯現。然而，對兩極分化、剝削與被剝削之間的矛盾、內外資之間的矛盾，以及因資而造成的國際矛盾，今天據守在“經濟繁榮”輿論陣地中狂歡熱舞的公知們，仍是閉目不見或三緘其口；卻在不停地嘀咕我們黨十八大后維護公有、堅持獨立、反對資霸……的種種努力！
不帶偏見的人們都會承認，毛主席的認識有著巨大的真理性。在公知們特別回避無資、社資矛盾的今天，另一個真理也已裸呈于世，即，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世界；用資本主義方法戰勝不了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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