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對人類思想史的兩大理論貢獻之一,以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為形成標志。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是：人類物質生產與交往方式是社會生活的經濟基礎，決定著國家、法律等政治上層建筑以及宗教、藝術等思想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過程，也是人類社會從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用唯物主義立場與方法揭示社會生活本質及規律的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在批判宗教及其所維護的普魯士王國的過程中形成的，因而與其宗教批判之間具有內生性關系。這是理解馬克思思想形成與發展脈絡的關鍵環節，但這一重要議題沒有得到國內學界應有的關注。本文擬系統梳理馬克思青年時期的主要論著及內容，闡述其宗教批判在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及其啟示。
一、馬克思青年時期的主要論著與唯物史觀的形成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孕育、萌芽與形成，大致經歷了博士論文時期(1839-1841)、《萊茵報》和《德法年鑒》時期(1842-1844)以及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論著(1844-1846)階段。馬克思青年時期致力于批判宗教及其所維護的普魯士國家和法律制度，在深究宗教、法律及國家本質和成因等問題的過程中，馬克思完成了從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人本學的擁躉到唯物史觀創立者的轉變。
1.博士論文時期的主要論著及唯物史觀的孕育(1836-1841)
1836-1841年，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學習期間，參加了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組建的“博士俱樂部”。青年黑格爾派純粹思辨哲學的分析方法，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立場，及其宗教批判的理論旨趣，對青年馬克思產生了極大影響。馬克思將歐洲自由思想史以及為普魯士封建專制制度服務的宗教作為研究目標，撰寫了《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的博士論文。該文通過對比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原子論的異同，肯定了伊壁鳩魯關于原子運動偏斜理論所蘊含的事物運動的自主性、偶然性和能動性這一思想，以及由此引生出來的自由原則、否定命定論與目的論的無神論思想。在宗教問題上，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表述了下述思想：第一，借用普羅米修斯的觀點寫到“我痛恨所有的神”,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無神論立場。第二，在宗教的本質及成因問題上，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人的理性、自我意識缺失的產物。他指出“誰覺得世界是理性的，因而誰本身也是無理性的，對他來說神就存在。換句話說，無理性就是神的存在。”第三，馬克思認為宗教雖然荒謬，但仍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力量。他指出“古代的摩洛赫不是曾經主宰一切嗎?德爾斐的阿波羅不是曾經是希臘人生活中的一種真正力量嗎?”綜上，馬克思將理性、自我意識視為世界的本質、自由的象征和歷史的動力，認為宗教的最大危害在于否認人的自我意識及其至上性。這表明，這一時期馬克思的政治立場及宗教批判理論與方法總體上沒有超出青年黑格爾派的范圍，但不同的是，馬克思的宗教批判力圖從此岸世界，而不是宗教言說的彼岸世界來解釋人的宗教觀念的傾向，體現了他對現實的關注，為唯物史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2.《萊茵報》《德法年鑒》時期的主要論著及唯物史觀的萌芽(1842-1844)
1842年至1844年，馬克思先后在《萊茵報》《德法年鑒》工作。在《萊茵報》工作期間(1842-1843),由于新聞報道工作的需要，馬克思開始從博士論文時期的純粹思辨哲學轉向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開始思考國家、法律以及為之辯護的宗教等社會要素產生的根源問題，先后發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摩塞爾記者的辯護》等系列時評和雜文。馬克思在批判普魯士國家的書報檢查制度、林木占有制度，報道摩塞爾河谷農民貧困現狀的過程中發現，對國家法律或同一社會現象，不同的利益群體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場。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國家、法律并非如黑格爾所說，是絕對理念及其永恒性、絕對普遍性在人類生活中的體現，而是有產階級和既得利益者意志的體現，即國家與法律都有現實的利益基礎。關于宗教根源問題的認識，馬克思認為，其一，“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隨著以宗教為理論的被歪曲了的現實的消滅，宗教也將自行消滅”,表明馬克思開始從社會現實生活，而非理性或自我意識中尋找宗教產生和消亡的根源。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提出宗教產生與消亡的政治基礎，“不是古代宗教的滅亡引起古代國家的毀滅，相反，是古代國家的滅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毀滅”,即馬克思開始從世俗國家及政治生活中尋找宗教存亡的根源。其二，馬克思發現了普魯士王國與宗教之間的關系，他指出“宗教應當支持世俗的政權，但是世俗的政權可不要受宗教支配”,統治者利用宗教維護不合理的現實，對他們來說，“宗教也是現實世界的普遍肯定”。這表明，馬克思已認識到普魯士政府利用宗教來維護其統治的立場。其三，馬克思主張“更多地聯系著對政治狀況的批判來批判宗教，而不是聯系著宗教的批判來批判政治狀況”,反對脫離社會政治現實來批判宗教的錯誤做法。綜上，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主要關注國家、法律及宗教產生的社會現實根基問題。特別是馬克思關于宗教在封建專制國家中的功能及賴以生存的社會政治基礎的相關論述，告別了博士論文時期關于“宗教即是無理性”的純粹思辨主義觀點，明確提出宗教產生的社會政治基礎，深化了關于宗教、國家產生的現實根基問題的思考。
在《德法年鑒》時期(1843-1844),馬克思致力于批判宗教及其維護的普魯士封建專制制度，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馬克思在僅發刊一期的《德法年鑒》(1844.2)上發表《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兩篇著名論著，在批判各種錯誤的“宗教批判”過程中，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開始萌發。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針對布魯諾·鮑威爾將宗教解放視為實現猶太人政治解放前提的錯誤觀點,馬克思沿著《萊茵報》時期從歷史與現實，而非理性或自我意識中解釋宗教的思路，闡述了宗教解放與政治解放的關系。他提出“我們并不認為：公民要消滅他們的桎梏，必須首先克服他們的宗教狹隘性。我們認為，他們只有消滅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狹隘性。我們不把世俗問題化為神學問題。我們要把神學問題化為世俗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歷史來說明迷信。”馬克思將消滅世俗桎梏視為消滅宗教桎梏的前提，認為宗教的根源只能從國家自身的本質中去尋找。與此同時，馬克思開始從經濟活動中理解猶太教的世俗根基問題：在猶太人看來，金錢在世俗社會中具有“萬能”功效，因而也是猶太人思想觀念中無所不能的神。他指出“一種社會組織如果能夠消除做生意的前提，從而能夠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這種社會組織也就能夠使猶太人不可能產生。他的宗教意識就會像煙霧一樣，在社會的現實的、蓬勃的空氣當中自行消滅。”馬克思的這段論述提出了猶太教(宗教)消亡的經濟前提與實現路徑。與博士論文時期、《萊茵報》時期的認識相比，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不僅揭示了宗教生存的政治根源，而且開始關注世俗的經濟活動對猶太教(宗教)的基礎性作用，盡管這一認識尚處于初始階段。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旨在分析德國當時的社會現狀，批判為普魯士王國辯護的宗教。該文開端便陳述了宗教批判工作在德國思想理論界的進展情況及必要性：“就德國來說，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經結束；而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導言》中馬克思的宗教觀概述如下：其一，重申了宗教人造說，而非神創論的無神論立場，認為“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其二，揭示了宗教的本質，認為“宗教是還沒有獲得自身或已經再度喪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其三，揭示了人的社會屬性以及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認為“人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宗教，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因為它們就是顛倒的世界”。其四，揭示了宗教的社會功能，認為“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其五，闡述了批判宗教的目的在于批判宗教所維護的國家、法律及政治制度，藉此將“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綜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再次表達了宗教的根源在人間、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觀點，從社會政治制度視角詮釋宗教的成因、功能及消亡路徑。值得關注的是，《導言》中馬克思對宗教本質問題的認識，存在以下兩種不同的思想傾向，一是將宗教作為“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二是將宗教“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第一種觀點將宗教視為人的自我意識缺乏的產物，具有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痕跡；第二種觀點將宗教視為人的自我異化的產物，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體現了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論的立場。兩種不同的思想傾向同時出現在《導言》中，表明在宗教批判的理論與方法上，這一時期馬克思的思想同時受到青年黑格爾派與費爾巴哈的影響,具有純粹思辨哲學與人本學唯物論的雙重色彩。
概言之，在《萊茵報》《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進行宗教批判的思路與認識出現較大變化：其一，探究宗教本質及根源的邏輯起點與研究路徑，從博士論文時期的理性和自我意識轉變為關注現實社會；其二，力圖從國家政治生活，而非思想觀念層面揭示宗教產生和消亡的根源；其三，開始意識到猶太人的經濟活動與猶太教形成與消亡的關系問題，標志其宗教批判的視域開始延伸至社會經濟領域，唯物史觀已初現端倪。
3.《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論著的撰寫及唯物史觀的創立(1844-1846)
1844年至1846年，馬克思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及與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論著，在批判青年黑格爾派主要成員和費爾巴哈宗教理論及方法過程中，劃清與他們之間的界限，逐步形成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旨在深入研究《萊茵報》時期因林木盜竊案而引發的關于國家法律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問題，以及《德法年鑒》時期關于猶太教及其經濟基礎問題，以澄清經濟活動與國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哲學道德等思想觀念之間的真實關系。《手稿》沒有單獨探討宗教問題，而是將之作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馬克思從異化勞動理論出發，側重闡述了社會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思想意識形態之間決定與被決定、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馬克思認為，“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宗教的異化本身只是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人的內心領域，而經濟的異化是現實生活的異化，——因此異化的揚棄包括兩個方面。”在此，馬克思將宗教視為物質生產過程中衍生的一種特殊形式，提出“宗教是異化勞動的產物”觀點，揭示了經濟異化現象與宗教異化現象之間的派生性與共生性關系，表明馬克思已經發現物質生產對宗教、國家、法律、道德等社會要素的決定性作用這一秘密。此外，《手稿》提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這一觀點，首次從物質生產，而非從理性、自我意識或“類”的異化出發解釋人類歷史及其發展過程，這是唯物史觀解釋人類歷史的基本立場和分析方法，是馬克思超越舊哲學、進入唯物史觀創立階段的標志。
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合著的《神圣家族》開始運用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分析人類歷史，批判青年黑格爾派錯誤的歷史觀、宗教觀及其純粹思辨哲學的方法，肅清其對當時歐洲工人運動的負面影響。針對布·鮑威爾等人“只了解猶太精神的宗教本質，但不了解這一宗教本質的世俗的現實的基礎……不是用現實的猶太人去解釋猶太教的秘密，而是用猶太教去解釋現實的猶太人”這一錯誤做法，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闡述了《論猶太人問題》中的唯物主義宗教觀，認為“宗教的猶太精神，是由現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斷地產生出來的，并且在貨幣制度中獲得了高度的發展”,“克服猶太本質的任務實際上就是消滅市民社會中猶太精神的任務，消滅現代生活實踐中的非人性的任務，這種非人性的最高表現就是貨幣制度。”馬克思、恩格斯這段論述明確地將猶太教(宗教)與工商業、貨幣制度、市民生活聯系起來，力圖從社會經濟關系中揭示猶太教產生和發展的根源，進一步深化了《論猶太人問題》中關于猶太人的經濟活動決定其宗教信仰的認識。上述內容表明，《神圣家族》是一部力圖從唯物主義立場解釋歷史與宗教現象，以此與青年黑格爾派劃清思想界限的論著。文中提出的“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等觀點，為隨后馬克思闡述實踐觀、超越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思想埋下了伏筆。
馬克思于1845年撰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旨在批判費爾巴哈宗教觀及其人本學唯物主義方法論，劃清其與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界限。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等論著中提出“上帝是人的本質異化的產物”等觀點,力圖從思想理論層面把神還原為人。這種唯物主義立場與方法為青年馬克思打開了通向唯物主義思想寶庫的窗戶。但是，費爾巴哈未能從社會實踐及物質生產勞動中揭示“人的本質為何異化為神”的原因或條件，未能看到政治上層建筑、思想觀念形態的客觀物質基礎，因而是“半截子的唯物主義”,即在自然觀上堅持唯物主義，卻在歷史觀上陷于唯心主義。馬克思在《提綱》中概要地批判了費爾巴哈宗教觀及其舊唯物主義立場，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實踐觀以及與之對應的歷史觀、宗教觀。《提綱》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一，指出了費爾巴哈宗教批判方法的缺陷，表達了唯物史觀的立場與方法。《提綱》第一、二、三、四、五條提出，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及宗教批判方法的主要缺點是忽略實踐，即人類有目的地認識與改造世界的社會物質活動，具體表現為：其一，“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費爾巴哈雖然提出“把宗教世界歸結于它的世俗基礎”這一正確觀點，也沒能從“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離和自我矛盾”中揭示宗教現象的本質及社會根源。其二，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僅僅將宗教批判視為純粹“理論的活動”,因而不了解宗教批判具有的社會革命及實踐意義。第二，揭示了費爾巴哈宗教批判理論的缺陷，表述了唯物史觀的核心觀點。《提綱》第六、七、八條提出：其一，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于人的本質”,而人的“本質只能被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只是看到了不同個體(人)共有的自然性，將之抽象地理解為“類”,而忽略人的社會性及每一個體具有的社會關系，因而難以理解“人為什么異化為神”的問題。馬克思提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唯物史觀的核心觀點。其二，在宗教成因問題上，費爾巴哈沒有認識到個人“是屬于一定的社會形式的”,“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也就不可能揭示宗教產生的社會根由。其三，由于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理論脫離社會實踐，因而未能找到解決宗教問題的有效路徑。馬克思提出“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提綱》的上述內容表明，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宗教理論與方法的過程中，通過“實踐”范疇劃清了與費爾巴哈哲學之間的界限，簡要、準確地表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和核心觀點。值得關注的是，《提綱》第十一條提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的觀點，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提出的“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這一觀點不同，《提綱》強調“改變世界”,《導言》注重理論批判，表明馬克思宗教批判的目標已經發生顯著變化，即從理論批判轉向社會批判，這是馬克思從費爾巴哈哲學的擁護者轉變為唯物史觀創立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重要標志。
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共兩卷,第一卷“對費爾巴哈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的批判”,旨在批判費爾巴哈和青年黑格爾派錯誤的宗教批判理論及方法，系統闡述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揭示費爾巴哈和青年黑格爾派宗教批判理論及方法的缺陷。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費爾巴哈宗教批判理論的錯誤在于，他將不同個體(人)理解為通過愛和友情，而非現實社會關系連成一體的“類”,并由此推出一種新宗教——“愛”的宗教；而導致其錯誤理論的原因在于，費爾巴哈在“探討歷史的時候，他絕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這一立場與方法使費爾巴哈不能了解感性世界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達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方式，并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它的社會制度”,“不知道‘人與人之間’還有什么其他的‘人的關系’”,不了解實踐及社會生產和交往方式在人類社會中的決定作用，當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個體(人)的社會性，以及人為什么能夠異化為“上帝”的社會根源。施特勞斯、施蒂納等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人物的宗教批判理論及方法的錯誤在于：一是他們對“什么是宗教意識，什么是宗教觀念”的認識存在前后矛盾；二是鮑威爾、施蒂納等人將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政治、國家、法律、道德神圣化，而這些東西“逐漸地都被宣布為宗教的關系，繼而被轉化為迷信——對法的迷信，對國家的迷信等等”,主張通過法律、國家的革新，改變19世紀德國封建專制制度。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施蒂納等人理論錯誤的原因在于他們不知道從“神的王國”進入“人的王國”,必須從現實的社會交往方式中尋找路徑。由于不能從塵世關系中尋找理解“神的王國”的鑰匙，不了解從“神的王國”進入“人的王國”的現實路徑，施特勞斯、施蒂納等人只能在思想觀念層面主張用法、國家這一新迷信取代“上帝”實現社會變革，而不是通過社會革命方式變革社會。
第二，完整、系統地闡述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
在揭示費爾巴哈和青年黑格爾派宗教批判理論及方法缺陷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較完整準確地闡述了他們全新的歷史觀，即“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然后必然在國家生活的范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態，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概括地闡述了唯物史觀的主要內容：物質生產與交往方式是人類生命延續及歷史發展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國家、法律等政治上層建筑，以及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產生與消亡，取決于物質生產與交往方式及其發展水平；物質生產與交往方式的矛盾運動過程，從根本上決定著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表現為從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及國家所有制→封建等級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等社會形態的演進過程。
第三，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
在宗教的本質及成因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提出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宗教批判理論與方法的錯誤在于，前者“用‘自我意識’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來解釋”宗教，后者“在‘人的本質’中，在上帝的賓詞中去尋找這個本質”。雖然兩者的宗教批判路徑與方法各異，但其錯誤是相同的，即都沒有“用一向存在的生產和交往的方式來解釋”宗教,所以“只有到宗教的每個發展階段的現成物質世界中去尋找這個本質”;在宗教消亡條件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包括宗教在內的“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也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即只有推翻不合理的現實社會關系，才能最終消滅聳立其上的宗教及舊的思想意識形態。綜上，《德意志意識形態》首次系統地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與主要內容，因而被學界視為唯物史觀誕生的標志。
1844-1846年間撰寫的主要論著及其內容表明，馬克思在思想理論層面實現了質的飛躍。具體而言，他沿著理論聯系實際的研究思路與視角，深入探究宗教、國家、法律等要素與社會經濟生活的關系，并從中發現了物質生產與交往關系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及動力機制這一秘密，揭示了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觀念形態，包括宗教信仰之所以形成的客觀物質基礎。唯物史觀的理論與方法主要是在馬克思批判宗教、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錯誤的宗教批判理論及方法，以及各類國家觀的過程中形成的。
二、馬克思宗教批判在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
系統梳理馬克思青年時期主要論著的內容，可以發現其宗教批判與創立唯物史觀之間的內在關系。需要追問的是，馬克思為什么重視宗教批判?宗教批判在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呢?
第一，宗教批判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重要切入點。
博士論文是馬克思宗教批判工作的開端之作。該文對自由的呼喚以及對宗教權威的公開宣戰，不僅體現了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價值立場與問題意識，也對其以后的心路歷程與理論研究重點具有重要影響。批判宗教、批判各種錯誤的“宗教批判理論”及方法，成為馬克思青年時期致力的主要工作。唯物史觀關于思想意識形式、政治上層建筑建基于物質生產及交往方式的基本觀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矛盾關系，以及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等重要理論命題，正是在馬克思探究相對具體的宗教、國家、法律等社會現象及其世俗根源問題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馬克思以宗教批判為切入點，圍繞宗教產生的“塵世”根源問題，不斷推進相關認識。在博士論文時期，他將宗教的產生歸于人的理性或自我意識的缺失，認為宗教是無理性的產物；在《萊茵報》和《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主要從社會政治生活中揭示宗教產生的根源，并開始關注猶太人的經濟活動，即經濟基礎對猶太教即思想觀念的決定作用問題；在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時即創立唯物史觀階段，馬克思發現勞動異化與宗教異化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及物質生產、交往方式決定思想意識形態、政治上層建筑這一人類歷史的秘密，由此創立一種嶄新的歷史哲學。所以說，對宗教的本質及其世俗根源的追問，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切入點。
馬克思之所以高度重視批判宗教、批判當時流行于德國的各種“宗教批判理論”,有其深刻的主客觀原因。18-19世紀，歐洲多國先后爆發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社會運動。反對宗教蒙昧主義的啟蒙運動，成為這場民主主義運動的“思想革命先導”。繼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之后，德國思想界在18世紀后期、19世紀上半葉也掀起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想浪潮。正如馬克思所言，由于普魯士王國的“政治原則和基督教宗教原則的混淆已成為了官方的信仰標志”,反對宗教的思想革命成為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首要任務，宗教批判因此成為19世紀上半葉德國思想理論領域的熱點。19世紀上半葉德國理論界的宗教批判浪潮，為反對普魯士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運動做了較充分的思想鋪墊。這種政治與思想環境對青年馬克思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積極投入青年黑格爾派的各種活動，也將宗教批判和社會批判確立為自己的工作目標。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馬克思發現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宗教批判理論與方法的缺陷，即沒有看到宗教及其維護的國家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忽略了人民群眾在物質生產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更沒能發現推進社會革命的現實力量——無產階級。馬克思不斷修正宗教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理論與方法，使自己逐漸脫離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的思想陣營，開始朝著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向邁進。
第二，宗教批判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重要動力源。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經歷了孕育、萌芽與形成等階段。其中每一階段的認識及方法，既前后相聯，又各有側重，由此構成唯物史觀形成過程的豐富面向。所謂前后相聯，是指在唯物史觀創立的各個階段具有共同的內容或要素。例如，探尋宗教、國家及法律的塵世根基，這一研究目標貫穿于唯物史觀形成的各個階段；所謂各有側重，即唯物史觀形成過程的不同階段在理論關注重點、認識深度及研究方法的差異性。例如，馬克思對宗教本質及根源問題的認識，大致經歷了從觀念決定論→政治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等發展過程，其宗教批判的焦點也先后呈現出從思想批判→政治批判→經濟批判等階段。此外，馬克思批判宗教、批判各種“宗教批判理論”的方法論也有階段性，即經歷了從純粹思辨哲學→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演變過程。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過程中，既有一以貫之的理論視角和研究目標，也在不斷深化認識和研究手段，體現了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
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創立唯物史觀，與其批判宗教、批判錯誤的“宗教批判理論”密不可分。批判宗教、批判錯誤的“宗教批判”理論與方法工作，促使馬克思聚焦目標、層層深入，在探索中逐漸實現其歷史觀的革命性飛躍。馬克思青年時期主要論著的內容記錄了馬克思不斷深究宗教、國家等社會現象的本質與根源問題的過程，呈現了唯物史觀在這一過程之中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從零散到系統的逐漸完善軌跡。唯物史觀的形成與發展，是在馬克思批判宗教、批判錯誤的“宗教批判”理論與方法的工作中實現的。具體來說，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提出的宗教源于理性匱乏的觀點及無神論立場，以及從人、人類社會生活中，而非基督教所說的從彼岸世界中探究宗教本質及根源的研究視角，為唯物史觀的形成預設了可能性；在《萊茵報》《德法年鑒》時期，為反對布魯諾·鮑威爾關于“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的前提”等觀點，馬克思提出“我們不把世俗問題化為神學問題。我們要把神學問題化為世俗問題”的觀點，將政治解放視為宗教解放的前提，并開始意識到猶太人的經濟活動對猶太教產生與消亡的重要作用，表明唯物史觀已開始萌發。唯物史觀的系統表述及相對完整的理論形態，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為了全面清算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宗教批判理論與方法的缺陷，所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過程中完成的。馬克思的宗教批判在唯物史觀的孕育、萌發與形成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宗教批判推動馬克思完成了理論與方法的革命性轉向。撇開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宗教批判工作，就無法準確把握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的動力機制和思想進路。
三、研究馬克思宗教批判問題的意義及其當代啟示
19世紀末以來，馬克思思想發展史開始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由于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從無到有、從不成熟到成熟過程的起點，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因而備受關注。今天，我們系統梳理馬克思青年時代的主要論著及其內容，從中探討其宗教批判與唯物史觀形成的內在關系問題，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并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第一，深入研究馬克思宗教批判工作與唯物史觀形成的內在關系，有助于準確把握馬克思思想發展脈絡及其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宗教批判不僅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切入點，其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馬克思思想的重要內容及走向，成為其思想理論體系形成的重要節點。馬克思圍繞宗教的“塵世”根由問題開展研究，從中發現物質生產及其所決定的交往方式在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運用這一新發現分析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的工業化生產方式，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意義的勞動力商品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研究，逐步揭示了剩余價值產生的奧秘，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馬克思理論研究的重點也開始從哲學領域轉向社會主義理論和經濟學領域，為科學社會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宗教批判中逐漸形成的唯物史觀，成為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揭示共產主義合理性與必然性的根本方法。因此，完整、準確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一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無法撇開對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宗教批判文本及其內容的研究。但目前國內理論界對馬克思宗教批判在其思想理論體系建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問題，特別是對其與唯物史觀形成之間的內生性關系問題，缺乏應有的重視。這種狀況容易導致認識誤區，使人們難以準確理解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完整脈絡及其理論體系中各部分之間的密切關系。為了深化對馬克思思想發展史與理論體系的研究，必須加強對馬克思宗教批判在其思想理論體系形成過程中重要作用問題的研究。
第二，深入研究馬克思宗教批判文本及其思想演進過程，有助于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宗教批判的思想意蘊與方法，提升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辨析能力，避免因片面理解馬克思宗教思想及由此導致的或“左”或右的宗教政策。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在批判宗教、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宗教理論與方法過程中創立的全新社會歷史哲學。與舊哲學家們的理論與方法不同，這種社會歷史哲學既不是將宗教視為理性或自我意識缺失的產物，也不將之視為人的異化的產物，而是將其視為一定物質生產方式、交往方式及社會關系的產物。在認識現實存在的各種宗教或處理宗教問題的方式上，馬克思認為恢復人的自我意識或重塑人的尊嚴，不是消滅宗教的有效路徑。因為在馬克思看來“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也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換言之，必須首先消除宗教賴以生存的認知和社會條件，將人類認知能力及科技水平提升到“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水平，且充分保障每一位社會成員的平等與自主權利，使他們免于遭受來自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異己力量的控制，消除由此產生的各種恐懼、無助感，不再存在祈求神祇庇護的心理需求時，才能最終消滅宗教。馬克思的宗教觀為我國政府宗教工作昭示了一個基本原則：在如何看待和處理宗教問題上，一方面，必須從我國現有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以及民眾的生活方式與認知水平出發，建立健全引導宗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法律制度、政策及管理辦法，努力克服宗教工作領域的“左”傾冒進或右傾保守立場，克服脫離社會現實條件的或急于求成、或因循守舊的錯誤做法；另一方面，在當前全面現代化建設新階段，不斷推進教育文化事業發展，逐步提升民眾科學文化水平；不斷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進共同富裕，逐步克服貧富分化現象，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主人翁意識，才能逐步消除我國宗教賴以生存的認知條件和經濟社會條件，宗教的影響方能不斷縮小、乃至走向最終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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