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計劃經濟的時候，三年困難時期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右翼群眾受反動派“餓死三千萬”蠱惑，歸結為計劃經濟是“權力經濟”“指令性計劃”“瞎指揮”“高指標”，并依此為據從根本上否定計劃經濟；而左翼群眾抨擊右翼造謠以維護計劃經濟。從計劃經濟專業學者的角度認為，如果不從官僚階級的特性來研究，則爭論永遠沒有正確的結論。專業的結論是：三年困難確實是人禍，完全是黨內走資派官僚階級形左實右作祟惹的禍。
1987年至1997年間，吳冷西帶病寫出了對研究當代歷史具有重要價值的回憶錄《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揭開了歷史迷霧，戳破了謠言公司散播的無數謠言，為后世了解三年困難這個特殊的歷史的原因，留下了寶貴真實史料。
吳冷西一直懺悔說：他在主政《人民日報》時，為浮夸風推波助瀾，沒有聽毛主席的話，辜負了毛主席。后來，毛澤東為了接班人的威信，還主動承擔責任，為他們開脫! 耿直的彭老總的萬言書，實際是針對劉鄧浮夸風路線的，此心此情，天日可鑒!
毛主席一心把他們往前面推，樹立他們的威信，結果事與愿違，毛主席自己又不好直接干預，只好通過寫信的方式和個別談話的方式叫吳冷西他們頂住，提醒各級干部注意不要浮夸。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民主領導作風，在戰爭年代也是如此，自己只管大方針大原則大方向大戰略，具體戰術戰役操作完全放手部下根據實際情況獨立自主發揮聰明才干，出現錯誤的苗頭時拉一拉袖子，扯一扯耳朵，提醒一下。這與蔣介石頻發“手令”“總裁電諭”獨裁作風完全相反。
毛主席對吳冷西說：“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壓縮空氣。鼓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他們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而還。”毛主席說明他找吳冷西們來，是為的把壓縮空氣的精神趕快告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編輯。他說：“現在宣傳上要壓縮空氣，不要再鼓虛勁，要鼓實勁，自己不要頭腦發熱，更不要鼓動人家頭腦發熱。”毛主席問吳冷西：“你們看虛報好還是瞞產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瞞產比虛報好。沒有打那么多糧食，你硬是充胖子，虛報了產量，結果國家按報的產量征購，多購了過頭糧，受害的是農民。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著吳冷西嚴肅地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
吳冷西懺悔說：“我主持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頂不住（上邊）的壓力，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畝產萬斤”的 “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各級官僚惟上是從，爭相邀功爭寵，“上邊“一萬斤，下邊就弄出個畝產十萬斤，層層加碼，大躍進形成高潮，浮夸風到處泛濫，刮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毛主席深諳歷史，是辯證法哲學大師，善于把壞事轉化成好事，而三年困難暴露出來的官僚階級劣根性問題，引起毛主席高度警覺，而蘇修官僚階級集團的集體叛變，蘇共變質法西斯化血的教訓，更意識到與武裝斗爭時期一樣，和平時期發展經濟成為中心工作，并不是原先想象的一路高歌入云，而是依舊存在著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個階級沒有硝煙的激烈斗爭。是走人民當家作主，依靠發動人民群眾自主地積極性創造性發展經濟新路，還是依靠舊官僚階級國家機器“權力調配資源”走半封建舊社會發展經濟老路？是走依靠合作化人民公有制制度逐步實現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發展經濟新路，還是分田單干富農路線依靠資本家私有制走貧富懸殊的舊社會發展經濟老路？是堅持完善計劃經濟制度走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新路，還是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盲目生產無政府狀態生產過剩老路？是走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新路，還是走崇洋媚外，靠“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發展半殖民地經濟老路？是走官兵平等，軍事民主，全民武裝的馬克思主義新路，還是走軍銜制，等級森嚴，官兵對立的封建雇傭軍，國民黨國軍舊軍閥的老路？這本質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復辟舊社會道路的分水嶺，是兩個階級的生死搏斗，與共產黨內走資派的斗爭是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繼續深入。這時的毛澤東思想，已經發生了跨歷史的進階，升華到新的境界。
時時刻刻都沒有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立場的導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根據日常生活千百萬件事實上所表現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來判斷‘利益’的”
毛主席清醒地意識到這場斗爭與武裝斗爭時期的兩軍對壘，國共兩黨陣線分明截然不同，而是體現在“日常生活千百萬件事實上所表現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于是隨后提出了做任何事情都“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詳參見（左右都誤讀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 劍云掃霾的文章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608034891 “抓革命促生產”“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路線”“論十大關系”“繼續革命”等一系列思想指導方針。力挽狂瀾于既倒，及時地扭轉了惟生產力論的錯誤極右經濟發展路線，危急關頭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撥正了航向，同時也是為經濟工作的具體實施組織機構計劃經濟委員會指明了方向。所以，那些被“走老路”棍子打懵嚇暈了的人，應該冷靜地想一想，先分清楚到底什么是“老路”什么是“新路”？千萬不要把貍貓當太子，衰朽老嫗與青春少女都分不清，成萬世笑柄。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境界的毛澤東思想，貫穿始終的是與根深蒂固的黨內走資派官僚階級斗爭這條主線。
1964年2月，毛主席和外賓討論完修正主義的問題后，憂心忡忡對給他檢查身體的護士長吳旭君說：“我在會上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吳旭君趕緊勸慰說：您也得注意身體啊！毛主席嘆了一口氣，又說：“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黨內指示《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開門見山點明：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
主席的秘書員王力同志曾有回憶：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范，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究竟怎么辦？這是使主席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還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老人家怒聲呵斥：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的日子不好過啊，窮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這些當權派，卻從還沒有搞臭過！
1966年6月10日，主席在同胡志明談話時曾憂心吐露：解放十幾年來，我們脫離群眾是很厲害的。青聯、婦聯、團中央都是空架子。我們的要求是不脫產，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呢？一個月里當一個星期的官，三個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工人運動的領袖，這樣下去就可能變。這個是大方向問題！他還尖銳地指出：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他曾引用一首詠泥神詩來給官僚階級畫過像：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像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個神像：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
主席在中南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不點名批評了某些領導同志在四清運動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要讓群眾去搞！你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包辦代替主義，這樣不好——這也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個分水嶺，毛澤東思想的政黨學說，與資產階級官僚政客，與西方資產階級的政黨學說是本質不同的。共產黨內的走資派資產階級官僚政客，與西方資產階級的政黨學說，其建黨的最終目的，就是取得執政權，再由他們“替民做主”這就是包辦代替主義。毛主席的政黨學說，是要領導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所謂領導，就是在群眾一盤散沙的時候，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提高他們政治的覺悟，從他們中間發現培養先進積極分子，帶領組織大家起來打倒土豪劣紳，這就是“領”。在群眾已經自己組織起來的時候，就從斗爭策略，路線，各方面指導引導他們，爭取最終勝利，這就是“導”。在幾十年的武裝革命斗爭中，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們的毛主席始終都是按照這樣的民主領導方式方法，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起來自己當家作主，培養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習慣，帶領人民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從來沒有一次，哪怕是僅僅一次“包辦代替人民做主”都沒有過。毛主席說過，當那一天人民真的自己當家做主了，成為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那共產黨就該消亡了，也就是說共產主義已經實現了。說實話，西方民主制度確實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地方，但現在很多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迷信西方的民主，那是因為他們暫時還分不清“替民做主”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區別的緣故，或中國目前現實還沒有任何民主的緣故，這造成孩子們沒有見過民主長什么樣？很陌生，很神秘。那一天能分清了，就會跟著毛主席走。這個現在不急，因為毛主席還在回來的路上，一切還沒有重新開始呢。
60年代初，主席在帶領黨內一些同志學習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在“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顯示出毛主席與斯大林認識上的重大分歧。
到60年代中期，主席更加不再迷信黨內，愈發轉而發動他最信任的孩子們，即階級斗爭的「革命接班人」。加之1968年后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工業/國防等成就顯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紅小鬼”們的革命信心。主席多次說：這到底該怎么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么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動干戈，還是不行。我什么辦法都用了，最后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踢開黨委鬧革命”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直接參與企業，軍隊，文藝，教育所有社會管理，因此就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嘗試。
從1964年中央會議上的訓斥，到1965年井岡山無限失落的悲嘆，甚至包括四清運動難以收獲成效，這已經得以表明：那一時期毛主席考慮的“全國性政治民主”以及群眾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制度，必須被提上日程。
否則，就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只不過，他也必須準備粉身碎骨一往無前的姿態——在幾近燈盡油枯的年紀。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評價蘇聯修正主義時說的那樣：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蘇聯作為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其生產力的高度一度來到了文明的頂點——但是，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執火人真正的考驗，是當自己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作何表現。《共產黨宣言》曰：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回想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面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但是后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一年后，主席給予當權者的評語更為辛辣：中國的官員是一個階級，而且他們的利益與工人農民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這些紅色資產階級的特權不受約束，中國將法西斯化。“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如果這個問題懸而不決，找不出新路，高喊空洞口號有什么用呢，共產主義運動前途堪憂，還不知要經歷多少曲折坎坷……
毛主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這成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核心思想。
在一次會議上，他還憂心地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山雨欲來風滿樓。
為了徹底討論清楚黨內官僚階級問題，還必須提到托洛茨基超前的預見性，以印證這絕非中國革命的特殊問題，而是在國際共運史中帶有普遍性的嚴重問題。托洛茨基認為“十月革命發生在落后的俄國，廣大無產階級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參加社會管理，而掌握了權力的革命者，越來越認識到權力帶來的好處，便不斷地試圖鞏固和擴大手中的權力，成為了嗜權者，從而背叛了社會主義。”這也完全符合中國建國初期直至文革前，黨內走資派攬權嗜權而削弱工人階級權力的實際情況。基于以上認識，托洛茨基斷定，蘇聯的社會性質有兩種可能: 1，無產階級推翻官僚的統治，建立起真正的無產階級國家；2，蘇維埃的官僚統治階層被資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就是官僚階級在共產黨內滋生蔓延導致了第一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舊社會卷土重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革命高潮時期，官僚階級悄悄滋生往往被人們忽視，而在低潮時期有充分的時間痛定思痛，形成新的共產主義實現理論，避免重蹈覆轍，以迎接下一次共產主義革命高潮的隨時到來，徹底粉碎埋葬一切專制剝削壓迫舊制度，解放全人類。
（本站在發表時有所刪改。）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