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主義的謬誤
筆者從當小網民開始，就會經常被一種看似很有道理的說法所縈繞，“XXX至少是進步的，不是嗎？是進步的就應該支持啊。”于是，關于進步主義，進步的立場貫穿了我少年時期看待世界的整個過程。劃線、分界、非此即彼，以一種（自以為）的左翼的、平等主義的同情心站在了“一切進步主義”的立場上。
舉個簡單的例子吧，當年的筆者牢牢的、堅定的認為，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是“歷史的倒退”，因為“在伊斯蘭革命前，女人有穿裙子的權利，社會的主導思想是資本主義的，相較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神權統治，這至少是進步的，不是嗎？”并且據此認為，我國對中東地區的外交，帶有明顯的以利為餌的現實主義傾向。然而，其實這些看法，無疑都是錯的。
時光流逝，隨著經受高等教育中接受了一定的學術訓練和更加廣博的擴充了知識體系，筆者已經自然認識到了自己之前的觀點們謬誤之所在。然而，實際上所謂的進步主義的觀點仍在很多地方誤導著大眾，筆者今天就來談談進步主義和西方世界的左翼。
庸俗進步主義
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是一種認為社會應該不斷前進和改進的社會理念。一般來講，進步主義秉承著社會應該不斷前進和改進，而不是停滯不前或倒退的觀念，這也是這些年來網絡上諸多觀點、輿論的出發點，“正義的良知”，“普遍的人類同情心”等等。
這些年，無論是性別權利的主張，亦或是社會問題包括慈善的話題，還是一些國際性話題如俄烏沖突，阿拉伯之春等等，起初主張無不是從“進步主義”的立場出發的，然后簡單推導成“進步的=好的、對的”。這是一種庸俗的進步主義。
這里以阿拉伯之春為例，我們大概回溯一下，是從一個被無辜打死的突尼斯小販開始的，然后暴動的火焰從突尼斯開始燃燒，推倒了統治利比亞幾十年的卡扎菲政權、推倒了統治埃及數十年的穆巴拉克政府，并且引致了敘利亞內戰的爆發，為海灣國家普遍帶來了政治不穩定。然而，隨著時光流逝，政潮的洪水退去，突尼斯、埃及又回到了前述的國家軌道上，甚至比先前更為牢固的保守著，而利比亞、敘利亞則收獲了持續多年的內戰與人道主義危機。
再以性別權利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從上一個十年之初，從西方國家最開始推崇“女性主義/女權主義”開始，社會注意力開始關注性別權利，隨后擴展到同性戀群體，隨后劃分男同性戀、女同性戀以及跨性別群體，演變到如今，已經變成了大大小小數十個所謂的性別認同的權利問題。而這一社會議題，公允地說恐怕已經收到了“一粉頂十黑”的效果，以至于正常的性別權利、性別平等問題，在社會話題下也被“打拳”“加速”等內容充斥。
再如，當下的俄烏沖突中，即便在我國的網絡空間里，輿論也體現為典型的簡單化、情緒化乃至極端化。關于俄烏的沖突中，其實我國的立場已然非常清晰，支持每個國家維護主權，反對國際霸權主義，反對強權和單邊改變現狀的行為，反對一國的安全凌駕在其他國家之上。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有一些網民極端化站隊，不得不說真是令人感慨。
這些在網絡空間中的現象，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其來有自。以筆者最近閱讀的一本書《貧窮的質感：王梆的英國觀察》為例，許多書評、短評讀后感依然關注于所謂英國社會進步的一面，“人家在這個方面要比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要好，到底誰是社會主義啊”這樣的評論也不絕于耳。
而另一些案例，則是當代西方國家一種現象學上的行為藝術：到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志愿者活動，以及慈善活動。歐美各大名校十分看重這一履歷，許多年輕人讀完本科后先“gap year”（休學）然后進行全世界的游歷，特別是到亞非拉廣大地區擔當志愿者，包括醫療的、社會工作的、以及教育方面，履歷表上的活動就此可以變成各大名校錄取時的加分項目。
而歐美各大企業對慈善活動的熱衷，更是當下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大景觀。所謂的政商名流，無不需要從慈善活動中獲取傳媒的正面評價。我們從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也可以看到，這些活動本身就是“upper class”的日常生活。在前些年，我國一些“先富階層”“新富人”等群體也為這樣的價值觀所影響，動輒以社會公益活動、慈善活動為標榜，而一些私立名校也以對標西方的社會志愿者活動作為日常。
要簡單明快地反對這些庸俗的進步主義，可能確實有點困難。比如以前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孫某某下跪要水風波為例，孫某某的互聯網擁躉的標準話術就是“種樹啊，在沙漠地區還有錯嗎？畢竟他辛辛苦苦幾十年在那里種了樹，你又做了什么呢？”這些話槽多無口，一時間讓筆者看了也不知道從何說起，又在結構上和之前那些話題具有充分的相似性，畢竟“反對腐敗政權/支持個人自由/主張性別平等，有錯嗎？”
而在西方世界，其結構性批判也往往淹沒在了對細枝末節的進步與保守的糾葛里。譬如2016年的美國大選，最終打敗桑德斯的，并不是保守主義的總代表川普，而是在民主黨黨內環節。
桑德斯的身份確實具有某種吸引力，他出身于一個波蘭的工人階級猶太人家庭，在紐約市立大學(CUNY)接受大學教育——相較于從衛斯理學院、耶魯法學院畢業的希拉里，桑德斯具有平民性格。
但希拉里突出的正是她“杰出女性”的社會身份。希拉里的經歷使她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總統候選人，光是這點已吸引了無數美國女性、以及支持女權運動男性的支持。除了其女性特質，希拉里能夠吸引到大部分的非裔、拉丁裔少數族裔選民，也是因為其在擔任參議員與國務卿任內推動社會福利立法的結果，婦權實踐的身份與少數族裔身份在這里產生了良性的互動。
根據YouGov的民調數據，阿亨與巴特爾斯發現社會身份在這里確實起了效用——桑德斯女性的支持度要比男性低11%;非白人少數族裔要比白人低18%;自我呈報為民主黨人要比獨立派的低28%。
可以看出，從政策框架來看，桑德斯、希拉里、川普分別代表了社會民主主義、建制派精英主義和美國保守主義路線，然而料想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競爭被競選機制技術化處理成了女權主義的對立面、拉美非裔等少數族裔群體的對立面，這里的minority right就從典型意義的進步主義，變成了庸俗進步主義。
進步主義和輝格史觀
當代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難明的客體，如果一些經濟主張、政治主張、社會主張片面的推崇一些簡單化的二元論，往往會帶來更深遠的復雜影響。深究來看，無原則的進步主義往往與現實脫節。
進步主義認為社會發展進步是必須的，然而現實中，社會發展的速度往往比進步主義所認為的要慢得多，甚至有時會出現倒退。進步主義認為社會應該不斷創新和進步，而不是停留在過去的成就上。然而，現實中，由于各種原因，創新和進步往往受到限制。在科技領域，進步主義者往往忽視了技術的局限性和副作用，而過分強調技術的優勢。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過分將目光聚集在技術本身，完全忽略了由技術創新、社會發展產生的漣漪，對社會本身帶來的問題。
對這些思維的批判，或許要從歷史哲學來說起。
英國現在的自由民主黨的前身叫“輝格黨”。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學家總結光榮革命以來的歷史，就把它幾乎描寫成了一部輝格黨的黨史。輝格黨是一個進步的政黨、是英國進步的力量，英國在輝格黨的帶領下不斷走向進步是歷史的必然，當初所有反對輝格黨的都是落后勢力，他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輝格黨人長期堅持與托利黨人（即英國保守黨）和專制君主進行斗爭，才形成了英國的憲政體制。
根據Butterfield的觀點，輝格史觀者相信在歷史學中存在演變的邏輯，他們用現在的標準評判過去。用通俗的話語來講，即輝格史觀描述的一切歷史都是基于現在為出發點，傳達的歷史都是為現在做服務。輝格史觀是一種價值觀，持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有幾個特點：
認為當下的一切是基于歷史的必然；用當下的價值觀來評判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這種世界觀根本不是一種客觀的世界觀，相反是一種嚴重的主觀主義，是勝利者的視角。由輝格史觀出發，很容易會變成英雄主義史觀，關鍵人物的決定論。比如絕大多數的人物傳記，就是典型的輝格史觀產物，亦或是如暢銷作品《明朝那些事兒》，對歷史的簡單化處理，自然產生了是少數幾個先進分子、良心人物、英雄豪杰建立、維護、保衛了大明朝的這樣一種直觀印象。
成功學將成功歸結于自己的努力、高尚、機智、先進，把失敗歸結為懶惰、貪婪、愚蠢、落后。然而，成功其實是不可復制的，成功者們吹吹牛逼，無可厚非，但是作為旁觀者們千萬不要上當，成功本身就存在很多偶然。以去年（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為例，如果時光倒流，讓法國和阿根廷重新再比一場，比賽過程和結果可能完全不一樣，是否還具有那樣的戲劇性和蕩氣回腸，恐怕猶未可知。當然，事實上任何一場足球史上的蕩氣回腸，如伊斯坦布爾之夜等等，恐怕時光倒流地去重演，都會出現完全意料外的情況。
但人是很容易認知固化的，固定化的認知結構要比不斷進行的深入思考來得容易。這也就造成了對世界的簡單化和庸俗化解讀，而一旦固有的認知被打破，自然會產生顛覆性的后果。
以蘇聯為例，長期以來蘇聯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作為標準真理，這導致蘇共的理論世界觀大大簡化乃至庸俗化。而七八十年代后安德羅波夫、戈爾巴喬夫等人試圖革新，在社會思潮領域就出現了極大的混亂。簡單化的世界觀被輕而易舉的粉碎了。蘇聯解體前夕，政治力量分為葉利欽等的激進派、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保守派和戈地圖的當權派，但就是沒有正經的聯共傳統派別，或者革新的左派主張，概因傳統的聯共-蘇共在意識形態上都已經破產。而這種輕而易舉的破產，與蘇共的庸俗化理論體系是分不開的。
而當代世界，特別是當代西方社會，庸俗化的進步主義事實上統治了“左翼”。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索羅斯是許多進步主義敘事的金主，而硅谷的大型跨國壟斷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無論是老板（如谷歌大股東之一的拉里佩奇）還是其高管、員工，往往持有廣泛的進步主義立場。而這種“廣泛的”進步主義立場，往往會演變成指導其他后發國家的教師爺，和庸俗的進步主義。而這些泛進步主義的發酵，亦產生了所謂“老保”等詞匯。諸多庸俗進步主義往往手掄進步主義大棒揮舞。
以索羅斯為例。索羅斯從發了小財開始，就在系統性的做空原蘇東國家，包括金融做空和政治做空，而揮舞的旗幟、武器就是政治道義，進步主義。其一方面的政治主張大抵是“增進自由”，而另一方面則借助于經濟自由之手大肆掠奪，間或用志愿服務、社會公益、慈善等行為進行掩飾和點綴，這就是neo liberalism的本質。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從意識形態上來說，就是一種被證實的庸俗的世界觀被另一種還沒有證實的庸俗世界觀所打敗的過程。
我們簡單的來說，庸俗化處理世界上的普遍矛盾，一概地以進步主義觀點來看待，就變成了庸俗的進步主義，用進步主義的觀點簡單化歷史，則是典型的輝格史觀。在這里，輝格黨版本的英國光榮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美國的“普世價值”，可以說是一時之瑜亮。
系統論和結構主義
筆者在先前之時曾撰文，論述過所謂的“宏大敘事”，介紹過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也提及過復雜科學的概念。這里，筆者再提及另一個概念，結構主義。
一般而言，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是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文化人類學中開創的一個學派，這個學派把各種文化視為系統，并認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加以分析。
在整個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間，薩特所推行的存在主義占據著主導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結構主義開始沖擊法國并顯示出優勢。結構主義反對人性自由和選擇的觀點，而是集中關注人類行為是由各種各樣的結構組織所決定的研究。以此觀點為據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列維·斯特勞斯于1949年版的《親屬關系的基本結構》。在書中，他從結構觀點來考察親屬關系，并試圖證明不同的社會組織實際上就是少數基本親屬結構的相互置換。
結構主義的本質和首要原則在于對整體性的強調，認為整體對于部分來說具有邏輯上的優先重要性，因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個復雜的統一整體，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個整體的關系網絡中，即把它與其它部分聯系起來才能被理解。在復雜科學的研究中，這就是整體大于部分的加總。
所以，結構主義堅持只有通過存在于部分之間的關系才能適當地解釋整體和部分，并以此為基礎強調深層結構。具體到社會生活而言，結構主義明確指出，社會生活是由經濟、技術、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構成的一個有意義的復雜整體，其中某一因素除非與其它因素聯系起來考慮，否則便不能得到理解。
在我國當下，我們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匯是“系統的”，其實正是結構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體現。我國談及俄烏沖突時，反復提及“基于歷史經緯，”即是如此。
孤立、片面的看待某一個方面的、某一個側面乃至某個具體的抉擇，就很容易以一種機械論的觀點對待世界。而“索羅斯居然是左翼”這種事情，正是機械論、庸俗化的世界觀所產生的。那么再延伸開去，筆者想說的，是“網絡上舉著左旗的左人，到底是左人還是左壬，恐怕是有待商榷的”。而一些聲音，不反對當今世界的霸權主義，不反對金融資本主義，支持壟斷寡頭的人，是不是真的主張進步主義，恐怕也難說的很。
用英國左翼學者薩松的話來說，“non-communism的左翼面臨的基本矛盾，是它既不能在西方世界擁護東方，因此他必須譴責東方是極權主義，他不得不支持自由主義的西方，然而，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脫離開資本主義，就什么也不是”。這正是當代西方社民黨、第三條道路偏離社會主義，放棄馬克思主義并與自由主義合流的原因。
正像之前一些網友總結的那樣“反戰不反美，心中必有鬼”。西方一些左翼力量，站在其本國的立場上對南方國家、對東方進行公開的批判與指責，從結構上來說是維護了當代世界霸權主義差序格局，依托于資本主義世界的剝削體系，這種所謂的進步，根本沒有意義。
從客觀角度來說，當代西方的主流左翼力量，確實將一部分社會主義因素嵌入到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里，然而從世界體系來看，再分配的利益來源于當代世界體系的剝削。從當今世界的結構來看，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革新仍然是社會的根本性因素，脫離這些結構性的分析方法，不去系統性看待，在一些諸如“解放與自由”“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為文化批判而文化批判，必然會走進后現代的不歸路，而其批判的武器，也終將變成文化景觀而被消解，淪為無政府資本主義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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