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命題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讀法

　　——兼論《資本論》的哲學改造

　　【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P166-179】

　　【作者按語】資本怎一個“惡”字了得。《資本論》主標題實為“論資本”：論資本惡。將資本范疇確定為“資本惡”，統一了《資本論》中的各種資本用語。資本惡用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徹底掃除“邏輯二重性”的認知障礙，將“歷史二重性”扎根于勞動二重性。其研究意義在于：從《資本論》導出主體范疇（資本惡）和經濟范疇（現代性的資本形式或資本現代化）的統一，又從方法論的高度科學說明主體現代化——克服階級惡的主體發展，乃是作為人的現代化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有機統一。為此，必須從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中定格“解放的秘密”，是為歷史走出資本惡的主體邏輯學問題。作為勞動哲學，《資本論》采取“非A的A”表達式。即《資本論》作為“非哲學的哲學”類型的實踐（無產階級哲學），蓋為批判而設，蓋為走出神秘而設。然則，如何研究現代化？走出資本惡是前提。其鎖定無產階級哲學價值取向的無產階級科學特質，在理解前提上是把《資本論》作為一門嚴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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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摘自該文第一部分、第六部分）

　　關鍵詞:《資本論》; 政治經濟學批判; 資本之讀; 資本惡; 二重性; 辯證法; 哲學改造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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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就性質而論，《資本論》是馬克思為無產階級革命實踐而準備并有針對性地撰寫的理論著作。其決定資本之讀的路標是歷史之讀－階級之讀，哲學解讀與文本詮釋必須服從這個基本前提。

　　作為勞動哲學，《資本論》采取“非A的A”表達式；作為資本哲學，則堅持走出哲學之讀的否定辯證法研究路線。這鎖定無產階級哲學價值取向的無產階級科學特質，是把《資本論》作為一門嚴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的理解前提。因此，《資本論》體系是否定的體系，是堅持始終面向自然歷史過程、與主體異化抗爭的開放發展結構。

　　《資本論》以矛盾規定的開端（作為發現資本普遍知識的原始開端）啟航資本之讀和哲學改造，目的在于揭示階級與經濟的同構，經由唯物史觀的工作中介，將歷史之讀－階級之讀（研究規定性）塵埃落定為階級之讀－經濟之讀（敘述規定性）。階級科學得以成為資本矛盾的邏輯羽化，經濟范疇成為對資本惡的性質及其構造的知識型塑。

　　所謂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命題，是確認在這一行程中的以勞動二重性為根據的階級規定和“剝削由統治而建”的特殊價值形式工作形態，即W = c + v + m 的生產及其流通實現的全部行程。對第一重性質而言，資本作為歷史矛盾的發生和工作呈現；對第二重性質而言，其繼而作為社會結構矛盾發生的“特殊性定格”與“經濟具現”。

　　完整規定的由發生而呈現，乃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讀法的全部內容。須知《資本論》不可能順著資本理性囚籠的意志，向其讀者從加強統治性和壓抑性或被解除武裝的方向進行思維坐標的純粹投射，而相反地尋求擊破鐵牢的鉗制。為此，馬克思必須刻畫資產階級體系的二律背反，尋找促使這個體系徹底爆炸的理論與實踐的各種可能性。

　　這使得存在的秘密、認識的秘密同時服從于改造的秘密，并最終落實為解放的秘密。憑借這一努力，《資本論》走出資產階級哲學，又將解放之路的指向牢牢錨定在與現實矛盾的各種形式的斗爭之中。

（一）資本之讀與哲學改造：《資本論》的哲學語境及其讀法

　　《資本論》研究離不開哲學閱讀實踐。但是，資本之讀卻不會是直接的哲學之讀。試圖從中生產“哲學”的人們發現了實際的困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方法論思考并沒有為人們提供完整的概念，甚至沒有為人們提供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象的明確概念。這里遇到了對象和對象的沖突性，是以阿爾都塞誠實地提出：“基于這個理由，哲學將要求深入閱讀《資本論》，以便回答《資本論》本身向哲學提出的使人感到意外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沒有寫明，但對哲學本身的前途具有決定意義。”[1]77進一步，“不借助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不能真正閱讀《資本論》，而我們同時也應該在《資本論》中讀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果這種雙重的閱讀，也就是不斷從科學的閱讀回復到哲學的閱讀，再從哲學的閱讀回復到科學的閱讀是有必要和有成效的，那么，我們就有可能在這種閱讀中認識到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所包含的這一哲學革命的本質：一次開創了全新的哲學思維方式的革命”[1]79。可是，什么是哲學呢？哲學的使命在于尋求思想的普遍——就其實質而言，乃是一種特殊統治類型，故而賦予宗教的真理形式①。哲學由形而上學所啟蒙，邏輯學則由哲學所啟蒙。哲學實現了邏輯的狂想，卻也訓導邏輯依照理性的原則行事。在現代社會場域，哲學的功能是相反的，它促使資產階級從曾經的“革命的階級”向一個保守而反動的階級轉變②。

　　哲學的開端恰恰說明哲學要被超越。繼而，如果沿著黑格爾－馬克思路徑探尋《資本論》的工作模式，那么，其表現出強烈的“非A的A”講述句式特征。據之可看到，《資本論》對研究對象的規定不是哲學式地實現“資本邏輯”意義，而在于尋求“革命辯證法”，以此觸發實踐革命③。階級領域內勞動的表現是A－B，即勞動二重性。這是典型“非哲學”的哲學表達，或可直接寫成“非勞動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普遍地歷史發展的情勢下，這是由勞動的自然歷史過程與其異化發展過程的對立統一所帶來的主體特征。顯然，勞動二重性的表達對資產階級哲學起到了內部解構的認識作用。“從此，對我們而言，政治經濟學就是‘真實’，也就是說，它恰恰就是符號中的參考：它是一種已故秩序的視野，但這一秩序的仿真保護了整體的‘辯證’平衡。真實，‘因此’就是想象”[2]42。這種表達蘊含的斗爭規定繼而昭示：“資本不再到自然、上帝或道德中尋找自己的不在場證明，而是直接到政治經濟學中，到它的批判中尋找，并且依靠對自身的內在揭露而生存——這是辯證的刺激和反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在資本的設計中所充當的角色就來源于此……社會必須作為階級社會，作為階級斗爭來自我生產，必須在馬克思／批判的層面上運轉，才能更好地掩蓋系統真正的法則及其象征摧毀的可能性。”[2]45

　　由于階級統治的持續性存在，形式邏輯開始淪為思想與工具的二律背反。這導致資產階級缺乏適當的勞動哲學，習慣于從其特有的資本哲學——同一的哲學邏輯——審查勞動。于是，一旦對該行程形成歷史反思的行動，即意味著對商品生產方式而言，勞動的表達式是：具體勞動－抽象勞動（A－B）。此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所進行的規定。所謂：“一旦馬克思將資本運動作為實在主體，進而將其確立為辯證法的理論前提，那么人們只能從實在主體出發，進而發現資本運動的辯證結構，而非相反，以辯證法為先行的抽象形式對資本運動的實體性內容加以知性的理解。此即《資本論》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重構，《資本論》辯證法在此意義上成為‘合理形態的辯證法’”[3]10。其意味著生產關系必須由“一定歷史形態的生產力”所引出，二者同時是“肯定方面”（具體勞動或生產力）與“否定方面”（抽象勞動或生產關系）的引出關系。因此，上述表達句式表現出強烈的矛盾的客觀讀法：勞動→異化勞動；這是人類勞動解放的必由路徑的資本之讀。它通過統一“肯定－否定”和“質－量”，展示異化勞動基礎上的“統治－被統治”結構，從而深刻揭示了《資本論》的階級之讀。哲學之讀是讀出資本本質——這是黑格爾意義的精神現象學之讀，從而不同于通常的方法之讀、政治之讀和邏輯之讀，黑格爾致力于求解矛盾在絕對精神的實現運動中的自我消解。哲學的不足恰恰在于始終承擔高階辯證法問題當仁不讓的闡釋者。同時馬克思深知：人類主體但凡置身階級場域，哲學是走不出的。由此，只能局限于勞動二重性的語境執行資本之讀，——在這種場合下，資本成就一種獨特的社會結構決定論：它既無起源和過程、也無生成運動，而僅僅是運動的社會機制和斗爭的階級實踐。“即《資本論》從根本上來說是馬克思的歷史科學，在這里，主體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物被拋棄了，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多元決定意義上的歷史理論。阿爾都塞認為，主體從根本上來說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建構的產物……一方面存在著普遍的人的本質，另一方面存在孤立的個體，人本主義的邏輯正是主體的經驗主義與本質的唯心主義的整合。‘政治經濟學所特有的理論結構直接建立在既定現象和意識形態人類學的同質空間上，這種人類學以人即有需要的主體（經濟人的既定存在）的經濟現象和空間為基礎。’馬克思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早期深受這種人本主義的影響……經過1845-1846年的‘認識論斷裂’，馬克思實現了總問題的變革，從意識形態走向了歷史科學……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這一定位，與對《資本論》的人本主義解釋形成了對立”[4]6。與此同時，斷然在主體和勞動二重性表達句式之間做切割，“這樣一來，辯證法雖然仍舊涉及‘發展’‘對立統一’與‘否定之否定’，但它們都已無關乎真實的歷史進程，而是作為純粹形式的法則被抽象地運用，其結果便是‘它模糊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的、暫時的性質。它的各種規定帶有適合一切社會形態的無時間性的永恒的范疇的假象。’”[5]然則，對黑格爾主體規定的錯誤理解莫過于將其僅僅作為邏輯主義的運動規定。基于這些理由，使得必須嚴格區分資本I（作為歷史道路規定的資本一般）和資本II（作為總體性的社會系統規定的現實資本）。

　　真正的主體當然是處于矛盾中的人類主體。它似乎同時提供以勞動本體論為基礎同一的主體－客體辯證法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的主客二分的辯證法兩種不同的讀法。事實上，二重性是異化勞動的哲學語境。主體是對勞動的進一步規定，黑格爾試圖繞開物質生產對象考察主體的活動，于是制造了向精神的無限過程回歸的運動幻象。物質生產→勞動→主體→人本身：《資本論》研究對象構成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讀法。勞動二重性反過來成為了研究對象的理論表達：它既是關于存在與思維如何同一的歷史表達，也是關于實踐內容與社會形式有機結合的邏輯表達。這是黑格爾式的革命（運動）主體與黑格爾式的無主體（過程規定）基于階級斗爭場域的創造性統一。一旦走出哲學的認識論場域，揚棄的辯證法（馬克思－黑格爾工作模式）將直接發揮作用；這樣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理解式只能夠建立為資本I－資本II。哲學之讀既然把存在者看作純粹的抽象，那么也就不能區分針對道路方向的歷史之讀和矛盾之讀，從中厘清矛盾的始源規定；由于這一缺乏，其針對本質的總體之讀、結構之讀顯得空泛、不得要領，并且必然和歷史之讀（行動）無關。例如，黑格爾的精神之讀的真正要害在于，其無法弄清楚資本結構究竟如何生成。勞動的A－B——物質資料生產對象的A－B從而勞動二重性的I－II（即勞動二重性和有機構成）——資本本質的I－II（即資本的“象”）推進的鏈條為：唯物史觀場域的勞動→勞動二重性→有機構成→資本惡。黑格爾的思想存在者之所以對其失察，在于給出資本本質（資本惡）的同時，不能說明它的生成維度是道路－系統，而引導對于資本I和資本II的認識混淆。黑格爾在承認“惡是本質”命題的同時，用運動圓圈詮釋矛盾，是把矛盾與本質同質化，試圖僅僅通過邏輯的構造抓住運動本身。黑格爾不了解矛盾的真正來源。黑格爾把矛盾根據僅僅看作是主體自身運動域內的事件，甚至是單純認識的事件，從而根本無法了解資本來自于矛盾真實（規定）的生成運動這一歷史事實。可見，資本的核心規定乃形成于由勞動二重性直接支持的資本有機構成之中；以后產生的資本II是資本I的行動結果，如同商品生產的內部發展結構一樣，是由道路共相繼而推進為系統運動和構造的殊相形式。全部資本的運動結構和運動現象在規定上都源自于此，都是資本I和資本II運動化合的產物。阿爾都塞的哲學使命在于抵御主體的歷史。沿著將歷史并入結構的路徑，阿爾都塞一再鼓吹結構的神秘；其主張的由哲學主導的循環閱讀，委實是哲學理論的生產，說到底，也是純粹認識的生產。可是，如果勞動二重性本身不作為矛盾（主體斗爭）的場域，不作為生產斗爭向階級斗爭的轉化，那么階級始源規定從何而來呢？

　　全部的沖突聚焦于如何看待《資本論》的矛盾讀法。是哲學的讀法，抑或是歷史的讀法？是結構的讀法，抑或是主體的讀法？是知識論的讀法，抑或是主體論的讀法？是現象的讀法，抑或是本質的讀法？后者未必排斥前者，而前者傾向于拒斥后者。前者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僅僅作為“認識”，固定為“哲學的理論”，乃至忽略對于“歷史生成運動”（發展過程和實踐形態）進行考察，——說到底，其關切“解釋世界的對象”；與之不同，后者必然是把矛盾規定鎖定于實踐領域，堅持由對象運動書寫由“存在的秘密”向“認識的秘密”的運動轉化，從中定格“改造的秘密”。以勞動價值論為例，其必然是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實踐規定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理論認識的統一，乃至是以矛盾為主體的知識客體表達。這導致，必須直接將勞動二重性（歷史發展形態的勞動方式）視作領導知識客體理論的主體知識規定——勞動的實質、勞動的形式、勞動的內涵、勞動的外延。然則，正是這種知行合一的體式支持兩種讀法的統一，即唯有真正貫徹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理論，才能堅持把勞動二重性視為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全程在場規定，乃至把勞動視作人類生產的全程在場的規定：“勞動一方面體現為主體的自由與創造性過程，另一方面，勞動的外化也產生了異化”；同時，也唯有堅持勞動過程的總體理論，才能使得“勞動構成了社會存在的本體，是人的主體性與自由的基礎”[4] 4-5。這樣，我們可以將《資本論》研究對象在規定性上既看作對哲學的“實現”，也看作對哲學的“消滅”。《資本論》作為“非哲學的哲學”類型的實踐（無產階級哲學），蓋為批判而設，蓋為走出神秘而設。這是一種嚴格實踐意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此觀之，《資本論》必然遭遇哲學，但也意味著一種新的哲學實踐并由此改變哲學自身。

（二）理論展望：歷史走出資本惡的主體邏輯學問題——從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中定格“解放的秘密”

　　“消滅勞動”乃針對于勞動內容和勞動形式結合關系之歷史重建而言，其必定沿著“存在的秘密→認識的秘密→改造的秘密→解放的秘密”路線前行。然則，“馬克思對勞動作為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中介活動所具有的歷史特殊性的分析，處于他對這一社會特有的社會關系和主體性形式的考察的核心。”[16]445“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是勞動的二重性，而非市場與生產資料私有制，建構了資本主義的本質核心。”[16]447馬克思這一分析同樣“是他理解資本主義及其廢除的后果的核心”，——也是實現“勞動哲學”（把勞動問題作為理解具體辯證法的一個中心）；“依據這一路徑，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是歷史地建構起來的……是一種歷史特殊的辯證發展，起初源自于特定的、偶然的歷史條件，但隨后便具有了抽象普遍性和必然性。”[16] 446-447這導致，“他將商品處理為一種既為社會所建構，又建構了社會的社會實踐形式：既是‘主體的’，又是‘客體的’。”[16] 445-446顯然，關于歷史走出資本惡的實踐理性的判定是理論澄清了勞動時間將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衡量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就不再是使用價值或產品的社會尺度。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是在黑格爾基礎上的再前進，并從呼吁“革命主體”的角度將其納入勞動辯證法工作范疇。所謂重建行動，指示這一歷史路徑：既在消滅中重建，又在重建中消滅。這意味著，勞動始終在內容和形式的互看中成立。真正的消滅規定是重建，連結階級的開端和階級的結束的則是宏大的歷史敘事。繼而消滅謀生形式，走向主體樂生活動，是對勞動本質的真正復歸。這里，勞動工藝內容第一次以“自視形態”向自我發生、綻放和呈現。“如果共產主義想消滅市民的‘操心’和無產者的貧困，那么，不言而喻，不消滅產生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滅‘勞動’，這一點它是不能做到的。”[17]說到底，主體邏輯是立足主體、立足實踐、立足歷史，這樣就有了主體反抗算法統治的堅實階級動力。

　　解放的秘密，即主體審美的歷史復歸之路。走出異化，必須揚棄主體統治，揚棄勞動時間的社會算法統治。馬克思以歷史二重性原則（勞動二重性）對黑格爾邏輯二重性的不足進行了理論克服與思想揚棄，意味著主體在規定性上不是工具，不是系統的某一器官，甚至不是勞動器官。所謂“消滅勞動之說”，又在于消滅簡單操作的勞作概念，將勞動真正由“理念的知識概念”拉回人類工藝學的實踐場域，回歸主體審美意義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從中定格走出謀生活動的“勞動解放的秘密”。這意味著，勞動不再是價值實體，換言之，價值實體（形式）將不再成為統治勞動自身的經濟必然性的方式或外觀上的經濟統治形式。由是在這個階段上，改造的秘密同時是解放的秘密。“樂生內容”將從對勞動過程歷史形態原理的揭示與解讀中全部綻放，共產主義將走出理論家對它的歷史虛構，替代單純“物質的歷史”的將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主體靈魂的能動生產史。

　　注釋：

　　①黑格爾指出：“真正的哲學是自西方開始。唯有在西方，這種自我意識的自由才首先得到發展，因而自然的意識，以及潛在的精神就被貶斥于低級地位。在東方的黎明里，個體性消失了，光明的西方才首先達到燦爛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內發光，從思想出發開創它自己的世界。西方的福祉有了這樣的特性：即主體〔在對象中仍〕維持其為主體，并堅持其自身于實體中”。（黑格爾：《哲學講演錄》第1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06-107頁）其宣布：“哲學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象”。（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5頁）

　　②如阿多諾認為，資產階級哲學的企圖就是“哲學的同一化企圖”： 一方面，哲學使社會總體同質化；另一方面，哲學又借助科學的工具把人和物歸結為單個的知識原子。

　　③以勞動為例，商品生產勞動的“非正常勞作狀態（簡單勞動或勞動力商品的異化勞動）的生產勞動（抽象的勞動一般即人類勞動）”講述句式，凸顯了沒有勞動一般就沒有一般勞動的階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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