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
摘要：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效應和實踐效應以及理解史、解釋史和接受史的研究。只有從歷史維度、文化維度、理論維度和實踐維度四個方面展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理論運思邏輯和理論個性，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質，使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有利于促進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現代性問題，實現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價值。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研究范式；維度
我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研究開始于1982年，并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人物、流派的思想發展史和理論問題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尚待展開。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就是應當在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史和理論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西方的理論效應、實踐效應以及理解史、解釋史和接受史的研究。展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不僅能夠使我們理解和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影響，而且還有利于我們把握中、西方學術界支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現實邏輯和理論邏輯，從而總結出馬克思主義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內在機理，為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提供思想資源。本文的目的在于系統論述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方法論應當遵循的歷史維度、文化維度、理論維度和實踐維度，從而為展開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奠定科學的方法論基礎。
01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歷史維度
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歷史維度主要是指必須立足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所面臨的時代問題，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理論建構的現實邏輯，以及在回答時代問題過程中所提出的理論問題及其對后世理論和現實的影響。
我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具體理論觀點應該說是非常熟悉的，但遠遠談不上把握了他們理論命題的本意和理論建構的邏輯，這根源于我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長期以來缺乏歷史維度，我們不是去認識和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和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問題，而是對他們的理論文本做抽象的解讀，然后把他們的具體理論觀點與我們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理論觀點作對比，進而得出否定或肯定的結論。其結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理論面臨著什么問題，怎樣回答這些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過程中又提出了什么理論問題以及這些理論問題的理論效應和實踐效應，都在我們應該研究的內容之外，除了對他們的具體理論觀點熟悉之外，很難說真正把握了他們理論運思的內在邏輯和理論問題，使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看似熱鬧，在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上卻無實質的進步，無法真正凸顯和實現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價值和目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與西方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變化、新問題是密切相關的，這就決定了要真正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理論運思的內在邏輯和理論實質，就必須對他們所面臨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時代問題有準確的把握。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生看，正是西歐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展開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引發西方共產黨和西方進步知識分子的反思，英國著名學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一書中對此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地區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產物”。[1]西方共產黨、西方進步的知識分子把西方革命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如下兩點原因。第一，西歐具有不同于俄國的社會結構，與俄國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和缺乏民主傳統，主要依靠政治暴力維系其統治不同，西歐社會存在著“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的區分，具有悠久的民主傳統，是包括政治暴力和意識形態統治在內的總體統治，西歐革命不可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僅僅打碎國家暴力統治，革命就取得了成功。對此，葛蘭西在反思西歐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曾經指出“：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還處于原始的混沌狀態；在西方，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有一定的聯系，國家一有風吹草動，市民社會的堅固結構立即挺身而出。國家只是外圍的壕溝，后面屹立著一個強大的堡壘工事網”，[2]這就決定了西歐革命不能照抄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是應當采取包括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心理革命在內的“總體革命”模式，對總體性的渴望與追求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考的主要問題；第二，西歐社會主義革命面臨的難題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不成熟，其根源既在于當時馬克思主義陣營不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價值功能的發揮和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培育，也在于西方意識形態和市場經濟的物化意識對無產階級內心意識的侵蝕，這就決定了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是注重文化意識形態的斗爭，培育具有成熟階級意識的革命主體。如何培養成熟的階級意識，尋找革命主體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面臨的時代問題。這一時代問題反映在他們的理論研究上，就是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為以探求世界普遍規律和絕對本質的近代知識論哲學，主張通過揭示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與意義，注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和人的主觀意識作用的研究，從而形成注重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功能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辯證法、文化意識形態問題由此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主題。只有把握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面臨的時代問題，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他們的理論運思的邏輯和理論實質。
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看“，二戰”以后的科學技術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時期，西方社會的統治方式、社會結構和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格局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西方社會的統治方式的變化看，借助于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社會財富，資產階級或者在全社會宣揚服從和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消費主義生存方式和消費主義價值觀，通過制造“虛假需求”牽引人們到追求和消費商品中實現滿足，控制人們的內心世界，使當代西方人的政治意識、革命意識日益淡化和弱化；或者在全社會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獲得人們對資本主義政治統治和文化秩序的認同。也就是說“，二戰”以后的西方社會的統治方式不僅呈現出包括依靠文化意識形態的內心控制和外部政治暴力統治在內的“總體統治”，而且呈現出越來越依靠文化意識形態的控制維系其政治統治。從西方社會結構的變化看，不僅出現了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而且工人階級出現了“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之分“，藍領工人”受教育程度較低，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較低，具有較強的革命意識；“白領工人”則求穩怕變，革命意識日益淡化和弱化，西方左翼力量的分化組合由此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面臨的難題。從西方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的變化看，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主要以經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在當代西方社會中，由于國家廣泛干預社會經濟生活，有效地防止了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但這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已經得到了解決，恰恰相反，伴隨著西方社會進入豐裕社會，西方人不是更加自由和幸福了，而是越來越不自由并處于異化的生存狀態。這是因為當代西方社會的發展呈現出以科技進步為基礎的總體化、一體化發展趨勢，個人日益為社會所吞沒，也使得西方社會的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轉變為個人個性化自由發展要求與社會發展日益總體化、一體化發展趨勢之間的矛盾，反抗總體，追求個人主觀精神的發展和獨立人格的培育由此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深入思考的問題。從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格局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變化看，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1932年的首次公開發表，極大地影響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格局，這部著作的公開出版形成了如何解釋馬克思哲學思想的主題和本質的爭論，這種爭論在促進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同時，也使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陣營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而蘇共“二十大”對個人崇拜和集權主義的批判，又進一步對上述爭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也導致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大流派的形成和發展，構成了“二戰”以后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繁榮期。正是上述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不僅產生了法蘭克福派、列斐伏爾、薩特、阿爾都塞、科萊蒂等具有重要影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新人物、新流派，而且文化批判、消費批判、社會批判、空間批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等問題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反復討論的理論問題。
20世紀70年代以后，一方面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問題、不平等問題、性別問題等新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各種哲學社會思潮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現象，由此產生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學的馬克思主義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新流派，他們或者把生態批判、性別批判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結合起來，或者結合當代哲學的研究，把自由、平等、權利等作為其研究的主題，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轉向，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可以看出，無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還是其理論主題的轉向，都是與他們所處社會歷史條件和時代主題密切相關的，這就意味著我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必須重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維度的研究和把握，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拘泥于抽象比較中、西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理論觀點的不同來評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得失，從而真正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命題的原意與實質。
02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文化維度
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文化維度就是要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化根源。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是對其所面臨的時代問題的回答，而且也深受西方哲學文化傳統與哲學文化思潮的影響。佩里·安德森曾經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共同傳統的最為突出的一個特性，或許是：其中始終存在著種種類型的歐洲唯心主義及其影響。兩者之間的聯系范圍一直是復雜的，既相吸又相斥，既有借用又有批評。至于這種反應的確切融合形式，則因事而異”[1]。我們在肯定佩里·安德森這一判斷的準確性的同時，還應再根據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際進一步做擴充。即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不僅受西方哲學文化思潮的影響，而且還受他們所處的哲學文化傳統的影響，從而給他們的理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賦予其不同的理論個性。只有把握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化根源，我們才能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理論個性和理論實質。
盧卡奇在反思和回顧他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歷程時指出，他最初是受西美爾的貨幣哲學和馬克斯·韋伯思想的影響而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進而把馬克思看作是一個社會學家。“雖然我總是對極端主觀的唯心主義懷有疑慮（既懷疑新康德主義的馬堡學派，也懷疑馬赫主義），因為我不能理解，怎么能把現實的問題簡單地當作內在的意識范疇，然而，這并沒有導致唯物主義的結論，而是反而使我接近那些想以非理性主義和相對主義方式、甚至是以神秘主義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哲學派別（文德爾班—李凱爾特、西美爾、狄爾泰），我曾是西美爾本人的學生，他的影響也使我有可能把我在這一時期從馬克思那里學到的東西‘納入’這樣一種世界觀”。[3]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又是以黑格爾的眼光看待馬克思，在政治觀上既受工團主義理論家索列爾思想的影響，同時也深受社會民主黨理論家考茨基、盧森堡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使得它“一方面是吸收馬克思主義和政治行動主義，另一方面則是純粹唯心主義的倫理成見不斷增強”。[4]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反思時代問題的結果，并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潮。《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既充滿了理論創新，又存在著諸多矛盾和缺陷。從理論創新的角度看，盧卡奇不僅提出了諸如“合理化”“異化”論題，成為后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家分析和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工具，而且盧卡奇在批判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解釋、經濟決定論的解釋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實踐為基礎，以人類與自然關系為研究對象，以探討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現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功能和理論形態等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從理論的矛盾與缺陷看，主要在于盧卡奇雖然創造性地提出了異化論題，但是在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下，他把“異化”與“對象化”混同起來，其結果使異化成為人類的一種永恒狀態。與此同時，他雖然反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解釋，并由此批評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證化，在正確地強調了實踐和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的同時，卻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范疇，作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中介的‘勞動’遺忘了……這也意味著，作為這種物質變換基礎的自然的本體論的客觀性必須消失”。[4]只有把握盧卡奇上述多種思想來源和文化根源，我們才能真正把握《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所具有的正、反二重性特征。
葛蘭西的理論運思過程深受西方歷史主義文化哲學傳統以及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哲學、歷史、政治三者一致的學術傳統的影響。西方歷史主義文化哲學傳統是18世紀末伴隨著德國浪漫主義思潮的一股文化哲學思潮，其理論的先祖和創始人分別是意大利思想家維科和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其理論特點是反對把抽象的理性原則強加給歷史，反對用自然科學實證方法研究歷史，強調“人類歷史是人本身的產物”以及“歷史和哲學相一致”的思想。葛蘭西是通過意大利兩位著名的哲學家拉布里奧拉和克羅齊接受上述歷史主義文化哲學的。拉布里奧拉在《關于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明確把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稱為“實踐哲學”，不僅反對把唯物史觀看成是先驗、思辨的思想體系，要求立足于人、實踐以及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考察哲學，進而提出了哲學、歷史、政治三者一致的思想，要求把哲學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研究社會歷史問題，奠定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克羅齊在維科歷史主義文化哲學的影響下，把自己的哲學稱為“絕對的歷史主義”，堅持“哲學與歷史同一”的原則。上述歷史主義文化哲學思潮的影響使得葛蘭西“從大學時代到‘獄中札記’，在葛蘭西的思想中始終具有某種一貫性，可以說這就是反實證主義、反形而上學的立場，或者說是反機械論的決定論、反對宗教、重視歷史和文化的思想”。[5]葛蘭西在繼承克羅齊的反決定論、反實證論思想的同時，反思和批判了克羅齊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堅持“哲學、歷史、政治三者一致”的原則，立足于意大利革命實踐的現實，反對那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濟決定論和機械決定論的解釋，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為“實踐哲學”，這種“實踐哲學”本質上又是一種“絕對歷史主義哲學”，其功能和使命不在于要發現什么不變的形而上學規律，而在于要通過文化意識形態的斗爭，在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基礎上，改變人們的心態，形成成熟的無產階級的“集體意識”。只有深入到葛蘭西所處的哲學文化傳統中，我們才能真正把握葛蘭西理論運思的內在邏輯和理論實質。
法蘭克福學派則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力圖把馬克思主義的宏觀經濟分析與弗洛伊德的微觀心理分析結合起來，探尋法西斯主義在西方興起的文化心理根源，揭示當代西方社會控制人的內心的具體機制，培育追求自由解放的獨立人格和“新感性”，并對當代西方社會展開了文化批判、技術批判和社會批判，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新性的理論論題。其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或流派也是在西方哲學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展開其理論建構，如阿爾都塞的理論運思過程深受法國認識論傳統，特別是白歇拉爾的科學認識論的影響，進而提出了“認識論的斷裂”的命題。受西方實證主義哲學，特別是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重視對歷史發展的共時態研究，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是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反歷史主義”和“歷史無主體論”的命題。在弗洛伊德主義，特別是拉康的鏡像理論的影響下，提出了他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分析學馬克思主義受分析哲學的影響，展開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研究。受西方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影響，實現了政治哲學研究的轉向；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同生態主義思潮和人類中心主義生態思潮對話的結果。對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戴維·佩珀指出“生態主義（主流以及一個公開的無政府主義的版本），被輸灌了大量的無政府主義的因素，而后者與后現代主義有著諸多一致，盡管它是一種舊的政治哲學。生態主義的紅色批評是把它推向一個更現代主義視野的嘗試，包括：（1）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形式；（2）生態危機原因的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據的分析（物質主義和結構主義）；（3）社會變革的一個沖突性和集體的方法；（4）關于一個綠色社會主義處方與視點。”[6]也就是說，不了解生態主義思潮，就無法真正理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質。
可以看出，我們只有強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文化維度的研究，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理論建構背后的文化邏輯，才能真正把握其理論的真實含義和價值。
03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理論維度
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理論維度主要包含三重含義。即支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思考的理論總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提出的理論問題、理論效應以及支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哲學理念。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只有在強化上述理論維度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推向深入。“理論總問題”的概念是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一書中提出的，其含義是指支配理論家的理論思維方式或理論生產方式，它決定了理論家如何思考、回答時代問題和提出理論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理解僅僅滿足于對其理論的資料評介，對支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理論思考的理論總問題卻缺乏必要的挖掘和研究，導致我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僅難以真正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深層的理論邏輯，而且也難以從總體上把握理論家的理論性質。把握理論家的“理論總問題”之所以重要，一是因為“理論總問題”既是理論家理論思維方式，又是理論家的理論生產方式，只有把握了理論家的“理論總問題”，我們才能透過理論家表面的白紙黑字，把握理論家是如何思考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問題，并揭示其理論探索和建構的內在邏輯；二是任何理論家的思想都有一個產生、發展和形成的過程，進而形成不同的理論文本，只有把握其理論總問題，才能正確確定思想家不同發展階段思想的性質與意義，科學評價不同時期理論文本的價值；三是理論家理論總問題的產生與發展既取決于理論家如何思考他們所處的時代條件和時代問題，也取決于他們如何處理與他們同時代意識形態和哲學文化思潮的關系，把握理論家的理論總問題對于我們準確把握其面臨的時代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以及他們所處的哲學文化思潮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還必須進一步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提出的理論問題以及理論效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成為服務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思想資源。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主要目的或者是為了實現作為整體的無產階級的自由和解放問題，或者是為了探索作為西方個人的自由和解放問題。圍繞上述目的，他們提出了如下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圍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形態問題、本質問題、功能問題、理論體系、實踐問題、辯證法問題和認識論等問題的探討，形成了包括實踐唯物主義、實踐人道主義、實踐人本學和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四大解讀模式在內主體論路向和反主體論路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探討這兩種路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根源與理論分歧無論是對于我們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諦，還是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內在機理，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價值；第二，圍繞西方社會結構的變化的探索和對西方現代化實踐后果的反思，西方馬克思主義形成了總體性理論、異化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科學技術社會效應理論、消費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空間理論、生態批判理論、政治哲學理論、當代資本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理論等等，探討這些理論有利于我們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和把握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新趨勢；第三，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強調人的主觀精神發展和獨立人格的形成對于實現作為整體的無產階級和作為西方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價值與意義問題，凸顯了正確解決物質與精神因素的辯證關系、身心關系問題對于實現人自身、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重要價值。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還必須進一步把握其理論在西方和中國的理論效應。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西方效應看，從盧卡奇到阿爾都塞的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不僅存在著相互的理論影響和理論對話，而且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分析學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以及晚期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論主題和理論建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還在客觀上要求我們把深化研究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強化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追蹤研究的有機結合，從而深化我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7]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理論效應看，主要體現為它一方面為我們重新理解和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開拓了理論視野，另一方面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開拓諸如生活哲學、文化哲學、生態哲學、政治哲學等新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思想資源的作用。[8]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理論維度，就是要通過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和理論效應展開系統的清理與研究，深化我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認識。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理論維度還應包括對支配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哲學理念演變的考察。中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經歷了主觀批判和同情的理解兩大階段，對其評價經歷了單純否定批判、客觀引進到盲目崇拜的發展過程，要真正理解和評價上述研究階段和評價結果的演變，除了需要聯系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這一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外，還必須把握支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哲學理念的變化。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觀的演變看，我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觀的理解經歷了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歸結為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革命導師和革命領袖“一線單傳”的發展歷程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看作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為源，與不同民族國家的社會歷史條件相結合的多形態、多流派的發展過程的演變。在“一線單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觀的支配下，我們把凡是具體理論觀點有別于革命導師和革命領袖的理論就被看作為修正主義者或者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異端”，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反思批判蘇俄馬克思主義理論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很難真實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命題的真實含義與價值；伴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我國學術界逐漸樹立了“一源多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觀，人們開始認識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社會歷史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并開始從西方社會的現實和文化傳統出發，同情地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的理解看，我國學術界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一統天下到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多維理解的發展過程。對此，孫正聿教授把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劃為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教科書范式、80年代的教科書改革范式和90年代以后的后教科書范式三個階段，指出后兩個階段理論的突出特點是“以實踐為核心范疇，重新理解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主觀性與客觀性、歷史規律性與人的歷史活動、自由與必然等哲學所探索的重大關系問題，并以這些重新理解的研究成果去重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9]只有把握由于上述兩個維度的轉變，才能真正理解我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評價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并為我們進一步完善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前提。
04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實踐維度
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實踐維度，就是要注重考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和中國的實踐效應。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的實踐效應而言，就是要考察其理論與西方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之間的內在聯系；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實踐效應而言，就是要考察其理論對中國現代化實踐的影響。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存在著雙向互動的關系。體現在：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發展與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存在著雙向互動的關系。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就是對西歐社會主義運動失敗反思的結果，西方共產黨和西方進步知識分子正是反思西歐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根源，揭示了西歐社會與俄國的不同特點，要求超越“十月革命”的模式，提出應當立足于西歐的社會現實，展開包括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心理革命在內的“總體革命”模式，并把以通過文化意識形態斗爭為基礎的文化心理革命看作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把各個擊破的“運動戰”和最終與資產階級展開“陣地戰”有機結合起來，并由此強調實踐和“總體性”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與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的關系，不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做過系統的分析，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卡爾·科爾施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書中也有過深入的分析。科爾施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作是對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探索而形成的不同于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新流派。在他看來，以盧卡奇和他為代表的西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探索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反對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布爾什維化運動”，要求根據西方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探索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并提出了不同于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所信奉的理論教條和革命策略，由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在“以考茨基的舊馬克思主義正統派和俄國‘列寧主義’正統派之間的聯盟為一方（盡管他們之間有次要的、暫時的或瑣碎的沖突），而以當代無產階級運動中所有批判的進步的理論趨向為另一方”[10]之間展開，爭論的主題經歷了從政治和策略問題到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爭論的發展過程，爭論的結果是形成了共產國際內部一個敵對的哲學流派，即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第二，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的演變既是對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反思和總結，又是對西方系社會運動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伴隨著西方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的顯現，1968年發生于法國，并迅速彌漫于西方的“五月風暴”，這場社會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以“亞文化”和“反文化”為特征的反對資本主義主流文化的社會運動。這場社會運動的主體是青年學生，他們把“馬克思、毛澤東和馬爾庫塞”作為他們的精神領袖，是一場以批判資本主義主流價值觀的青年學生運動，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總體化和同質化，鼓吹個性化和個性自由。“五月風暴”后，西方社會逐漸發生了女權運動、生態運動、城市權利運動以及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運動等新社會運動，上述新社會運動的背后都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同時又推進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第三，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實踐效應的后果看，由于西方馬克思主義面臨的困境是面對西方社會左派力量日益被資本所分化和控制，如何尋找革命主體是他們面臨的實踐難題。同時，如何把物質與精神要素有機結合，如何使新社會運動拘泥于局部的反資本主義的斗爭上升為反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斗爭，又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面臨的理論難題。正因為如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新社會運動的相互影響，雖然揭露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物質上是一個豐裕社會，精神上則是一個更加不自由的、更加不幸福的總體統治的社會，但由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無法找到解決上述理論和實踐難題的現實之路，雖然他們的理論有助于我們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但是卻難以承擔其指導西方無產階級和西方個人真正實現自由和解放的現實之路的重任。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效應主要體現在對反思和解決中國現代化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的影響上，這種影響突出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如何看待和處理中國現代化實踐中出現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彌漫，避免現代化進程中物質豐裕，而精神迷茫的負面現象問題。當西方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學術界之時，中國的現代化還沒得到充分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消費主義生存方式和價值觀的批判對我們而言，顯得較為隔膜而無法真正理解。隨著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發展，在生產力迅速提高和社會物質財富日益增加的同時，中國社會也出現了以占有和消費物質商品為幸福體驗的消費主義生存方式和價值觀的現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消費主義理論不僅得到了中國學術界的理解，而且成為分析和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消費異化問題的理論武器；第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科學技術的社會效應的研究對于我們反思和處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唯科學主義和科學技術崇拜問題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西方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批判理論傳入中國學術界之時，由于中、西方現代化實踐的時空錯位，其理論的真實含義與價值我們也難以真正把握和理解。但是隨著中國現代化實踐的深入，科學與人文的斷裂與對立、唯科學主義和科學技術崇拜思潮也在中國興起，中國學術界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的基礎上，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理性批判理論為思想資源，反思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科技與人文、科技運用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科技運用與生態問題的關系等現代性問題；第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批判理論為我們擺脫生態文明理論的西方霸權話語，結合中國現代化實踐和當代全球環境治理，建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提供了思想資源。中國生態文明理論研究開始于對西方生態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環境思潮的引進和評價，生態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環境思潮脫離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維度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推卸了資本應當承擔的全球生態治理的責任和義務，是服務于資本利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生態思潮。我國的生態文明理論研究一開始是通過借鑒生態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環境思潮展開的，表現為借鑒和認同生態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環境思潮的概念、研究范式的現象，既無法擺脫生態文明理論研究的西方霸權話語，又不利于維護中國的發展權和環境權。直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術界開始引進和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學術界才開始挖掘、整理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提出以“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范式”為基礎，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逐漸擺脫了生態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或者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科技運用對立的做法，或者把生態文明建設歸結為維系資本主義生產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和實現以維護資本利益為目的的經濟可持續發展，而是以歷史唯物主義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借鑒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態文明本質的理解，堅持環境民生論，把經濟發展、技術運用與生態文明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從借鑒、認同西方中心主義的環境思潮，轉換到以歷史唯物主義范式為基礎探尋生態問題；從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技術運用對立起來，轉換到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技術運用有機結合起來，樹立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目的和歸宿是為了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轉變，其中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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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孫正聿．思想中的時代：當代哲學的理論自覺[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315．
[10]（德）卡爾·科爾施，王南湜．馬克思主義和哲學[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57．
來源：《社會科學家》202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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