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延安文藝座談會》（閻文喜 作）】
前段時間，網上開展了一場關于文學觀的大爭論。
引發這場爭論的起因，是由于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在一所大學演講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文學從來不是用來歌頌的工具。我有一種偏見，文學是用來揭露黑暗批判丑惡的……”。他的這個觀點，當時就有人提出過異議，但未引起什么反響。去年遭到了司馬南的質疑。司馬南認為，文學當然可以揭批，但也可以歌頌，不能只是揭批，不能歌頌。顯然，司馬南的這一觀點是“全見”，比莫言的“偏見”正確。但莫言是得了“諾文獎”的大人物，有崇拜者呀。這不，司馬南對莫言的屃疑，竟然引起了莫言的崇拜者、上海的一位王女士的極大不滿。她打電話怒氣沖沖指責司馬南不該質疑莫言，為莫言的“偏見”作辯護。司馬南就質問她：文學為什么只能批判不能歌頌，為什么不能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母親、歌頌愛情……。問得那個王女士啞口無言。但她不服輸呀，這一點上她說不過司馬南，就以司馬南不該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大，而帶動廣大網民批評莫言，還說什么司馬南是“挑動無腦愛國者批判莫言……”。在這種情況下，司馬南覺得，你批評我可以，但不該罵愛國的網友是“無腦”呀。為了請網友評個理，就把電話錄音傳到了網上，從而引起了這場爭論。
從網上的情況看，贊同司馬南及其相同觀點的，占大多數；贊同莫言及其崇拜者的也不少。應該說，爭論中絕大多數網民還是理智的，是擺事實、講道理的。但是，也有少數人講不出道理，就用謾罵、攻擊，甚至用“扣帽子”的辦法想壓服對方。而已經覺醒了的大眾，各人心中都有一竿秤，壓是壓不服的，甚至像“拍皮球”，越重拍它，它就跳得越高。就這樣，惹得更多的人參與爭論來了。
坦白地說，我本來已老朽了，不想參與這場紛爭了。但看到一些人罵司馬南的支持者“沒文化”、“無腦”、“無知”、“腦殘”、“傻逼”、“不懂文學的外行，就不要參加爭論”，甚至污蔑司馬南“挑動民族分裂”，“妄圖搞文革”，“是職業壞人”“該下地獄”，卻又舉不出對方壞在哪里的任何事實。我就想，司馬南的粉絲愛國也錯了嗎？為何被一些自視“文化高”、“腦袋靈”的人，譏諷為“無腦”、“腦殘”、“傻逼”、“外行”，是“無知愛國者”呢？司馬南不就是對莫言先生的文學觀，也就是他的“偏見”，提了一個質疑嗎？難道莫言得了個諾貝爾文學獎，就成了玉皇大帝了？就算是玉皇大帝，孫悟空不也“大鬧天宮”，把他嚇得躲到桌子底下去了么？莫言比玉皇大帝還神圣得不可侵犯么？司馬南對莫言也就是提出了質疑，他犯了罪嗎？就算犯了罪，難道是滔天大罪嗎？怎么有人用那樣重如泰山的大帽子壓他呢？公道嗎？一大堆的問號在我的腦袋里旋轉。為了給司馬南（聲明一下，我和司馬南、莫言兩個人，都既無冤無仇，也無恩無愛）講講公道話，也就拍案而起，站了出來，用寫留言的方式參加了這次爭論。
由于參進來爭論的人越來越多，觀點各異的網民又誰都說不服誰，場面也就很是熱鬧了，爭得相當激烈。有“好好先生”看到這個場面，有些擔心了，于是出來“勸架”，也或許是出于好心吧，他說：“爭來爭去爭不出什么結果，大家不要爭了。”
對此，我也有一種“偏見”，覺得這場文學觀的爭論，不是什么“雞毛蒜皮”的小事之爭，而是重要問題之爭。如果是一個家庭里因為老年人節約慣了，剩菜剩飯舍不得倒掉，而年輕人講衛生，硬要把剩菜剩飯倒進垃圾箱里去。這樣的小是小非，的確難說誰對誰錯，爭不出個什么結果，為此而爭得不可開交，就真的是不但沒有必要，而且可能會傷害親人之間的感情。所以，對這種爭論，我也想當“好好先生”，勸他們“不爭了”。然而，這場文學觀的爭論，卻并非“倒不倒掉剩菜剩飯”的小事之爭，而是關系到我們的文藝該怎樣搞好、如何能夠健康繁榮發展的大是大非之爭。這樣的重要問題，還沒有爭論得清楚，豈能糊糊涂涂草率收場呢？
我認為，真理越辯越明，還是應該爭辯請楚、明白才好。即使不能把文藝所有問題都爭明白，但至少要把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怎樣服務這個根本問題、原則問題搞明白吧。我們應該要讓大家懂得，我們的文藝是人民文藝，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我們文藝的方向，一定要毫不動搖、理直氣壯地堅持這個“兩為”方向。
說起這些，有人會質問了：“照你這么說，我們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還要不要呢？”你問得不錯，我們的文藝，除了“兩為”方向，還有“雙百”方針，我們都要堅持和貫徹執行。我要強調一點是：不能把“雙百”方針同“兩為”方向對立起來。只講“雙百”方針，卻不提“兩為”方向，那是大錯特錯的。
大家想想啊，如果一個人要到東方某處去，他卻搞錯了方向，往西方走去。那么，他越走得快、越走得遠，是不是距離他要達到的目的地更遠了？要是把文藝的“兩為”方向都拋棄了，還大談特談文藝的“雙百”方針，那有何用呢？所以，我們一定要、必須要把這個特別重要、極端重要、非常重要的問題弄清晰，不能含糊。要統一大家的認識，即使不能統一百分之百的人的認識，也要統一絕大多數人的認識。只有統一了認識，行動才會步調一致；只有步調一致，才能取得勝利。否則，人們連方向都分不清，那不等于“盲人騎瞎馬”，只會亂闖亂撞。再說，思想認識沒統一，行動就只會跟著各自的感覺走，“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形成“亂轟轟，你剛唱罷我登場”的場面，亂吼亂叫一陣，亂人心靈，危害社會，后果嚴重！
我這樣一說，有人可能又會說了：“照你這么說，文藝不成‘一家獨鳴’了嗎？哪里還有‘百家爭鳴’呀？”嗯，這件事，我覺得前面已經說清了。但既然有人還提出來，那我就還再啰嗦幾句吧。
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我們的文藝是人民的文藝。人民的文藝，就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人民大眾是指什么人呢？這個，毛主席講得清楚不過了。他說：
“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國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對不起啊，在這個根本問題和原則問題上，我們不應該含糊其詞，而要明確表明，這是紅線，不能隨意逾越，就如談臺灣問題，一定要在承認“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基礎上來談，不承認“一國”，其他一切都免談。
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也是一樣，凡是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哪怕你是多么著名的作家藝術家，都要認同這個方向。除非你不是中國人，是西方人、美國人，是資產階級作家藝術家，那才可另當別論。但也應該拿出國籍證明來驗證，如果真是外國人，就不應該干“吃中國飯，砸中國鍋”的勾當，同樣得遵守中國的法規。當然，我們的文工作者，在“兩為”方向這一大旗下，每個人都可以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積極努力，創造條件，成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的“花”和“家”，不會受任何限制，能享受充分創作自由的權利。
在這場眾說紛紜，“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情況下，我冒昧提個建議：在黨的領導下，組織一次全民學習“兩個講話”的活動。“兩個講話”即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文聯十一屆、全國作協十屆大會上的講話。通過學習，提高大家的認識，統一大家的思想。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鞠鵬 攝】
我以為這是一個好辦法，但有人感到組織全民開展學習活動，規模太大，怕難掌控。這種擔心，或許出于好意。那就把學習規模縮小，只組織全國文藝界的全體文藝工作者來學習吧。要求大家認真地學，好好地學。學報告，聯系自己的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談認識。通過學習討論，提高大家的認識水平和思想覺悟，把思想認識統一到“兩個講話”精神（我是學過多次了，我認為這兩個講話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上來。這樣，這場爭論，自然會以參加學習者絕大多數人得到提高，達到增強大家的共識和團結，搞好我們文藝工作，促進文藝健康繁榮發展的良好效果。
我們還要知道，文學觀的大是大非不辯清，其危害是相當大的、嚴重的。眾所周知，一段較長時間內，我們的文藝界尤其是演藝圈，出現了諸多亂象，引起了大眾的普遍不滿。我這個從基層文聯退休的老頭，對這些亂象出現在神圣的文藝殿堂，在感到震驚的同時，還感到害羞得無臉見人！我原本是在很好的單位工作的，是受魯迅先生“棄醫從文”的影響、聽到人們把作家藝術家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好羨慕、好向往，我才“半路出家”走進了文壇的，而且是從文聯退的休。如今被一些“老鼠屎”把文藝界這“一鍋好湯”，搞成了被眾人討厭唾罵，連文聯的干部、作協會員都成了“不是好東西”。有朋友對我說：“喂，你們文藝界，怎么搞的嘛？有的索要天價片酬，有的搞‘陰陽合同’偷稅逃稅，有的吸毒，有的亂搞，什么烏七八糟的丑事都有。你老兄一個這樣干干凈凈的人，如今掉進文藝界這個污水池里，毀壞了你一生清名啊，太可惜了！”這是知道我為人的朋友當面對我說的話，說得比較客觀。有的只認得我，卻并不很熟悉的人，則可能把我這個在文聯干了10來年、還是從文聯退休的干部，看成“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烏鴉群”中的一只“烏鴉”，在背后譏笑我呢！我雖感到委屈，但想到我們文藝界演藝圈出現的那些亂象，覺得人家并非造謠污篾啊，我能說什么呢？個人受點委屈，畢竟是小事一樁。但是這些亂象，污染了社會環境，毒害了人們的心靈，則是讓我痛入骨髄的！
那么，好好的文藝界（包括演藝圈），為何會出如此多的亂象呢？原因很多，但我以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文藝界許多人（包括一些影響力很大的權威人士），有意無意把文藝是為人民服務的常識，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們把文藝“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這句話中，雖只加了一個（幣）字，可它的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寫什么、演什么，怎么寫、怎么演，都圍繞金錢（資本）為軸心而轉，“有奶便是娘”，誰能出錢、出得多，不管好人歹人，也不管中國人、外國人，他們就一心一意，忠心耿耿地他們服務。這些人，全拜倒在“趙公元帥”腳下，寫的演的是什么，不必詳說，可想而知。所以，從根上說，要預防亂象的出現，必須找到“病根”，并進行“根治”。而治這一病毒的良藥，我以為就是“兩個講話”。比如我們當前爭論的這個“歌頌與揭批”的問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就講得清清楚楚了。我把這段話抄錄于后：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學史上的事實嗎？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一種人，他們對人民的事業并無熱情，對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斗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興趣而不知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所經營的小集團里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個人主義者，當然不愿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人民斗爭勇氣和勝利的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蟗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這場爭論，如今似乎“風平浪靜”了，其實并沒有爭出一個結果來，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不少人的思想還是“一腦獎糊”，沒有一個大致統一的、正確的共識。所以，我覺得值得提出來再說道說道，希望起一個“拋磚引玉”、“真理越辯越明”的好效果。
（作者：歐植竹，又名歐陽植竹，湖南省作協會員，省文聯第四、五屆委員，省文藝理論研究理事會理事，省兒童文學創作委員會委員，郴州市文聯原主席；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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