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向更高級的文明形態發展，生產力的存在樣態也一并隨著人類社會文明形態的變革而不斷發展變化。正是此種背景下，“生態生產力”逐漸進入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視野之中，生產力的發展路徑、發展方式及存在樣態開始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對象。生態文明作為區別于工業文明的更高級的文明形態，迫切呼喚與之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樣態。從哲學思維方式變革的視角切入，研究由“傳統生產力”過渡至“生態生產力”的形態轉換，以及“生態生產力”在哲學思維方式層面的特征及優越性所在，不僅能夠使生產力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在新時代條件下獲得全新的理論內涵，而且能在更深層次上揭示“生態生產力”的科學性和必然性，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生態生產力”提供根本性理論支撐。
一、問題域的發生：“生態生產力”內涵界定
“生態生產力”作為一種與生態文明理念相適應的全新發展樣態，與傳統生產力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從當前學術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大家始終沒有對“生態生產力”的概念界定有一個統一的說法。這一方面是由于學術界在“生態生產力”這一領域的研究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另一方面是由于“生態生產力”系統的復雜性導致研究者很難在短時期進行快速定論。總體來說，目前學術界關于“生態生產力”的內涵研究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
1.功利主義觀點認為，“生態生產力”以各種工具技術為手段，以生產力生產化發展為路徑，進而實現對人類需要不斷滿足的價值目標。有學者就認為，“生態生產力是對傳統生產力的擴展，是人類利用自然、保護自然、協調人類與自然發展和價值最大化的能力或趨向”①。這種觀點從表面來看并未見有何不妥，但從深層的意義來看，將“生態生產力”作為人利用自然而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的能力和趨向未免過于模糊和功利。并且，其對于價值最大化中的“價值”并沒有一個精確的定義。是經濟學意義的，抑或是價值論意義的？是工具理性層面的，還是價值理性層面的？所以，從這一點來看，這種定義不僅是模糊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亂的。更重要的是，這種觀點所展現的是一種主客二分、改造與被改造的單線矛盾的思維方式。在此種思維方式的統攝下，“生態生產力”內含的生態性本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空缺的。總之，將“生態生產力”作為一種人類利用自然的更高級的工具的做法不僅不能體現出“生態生產力”的核心要義，而且無法展現出“生態生產力”所內涵的本質特征和價值指向。
2.類似于環境主義的觀點認為，“生態生產力”即指生態環境本身就是生產力。這一觀點將豐富的生態資源視為人類可利用的現實生產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認為生態系統自身的物質變換就能構成生產力樣態。這種關于“生態生產力”的觀點看法事實上也是存在問題的。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生產力的根本構成要素是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勞動者只有通過生產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才能構成生產力的完整形態。將生態環境本身就看作是生產力的觀點不僅會從根本上否定傳統生產力理論，而且會將“生態生產力”理論引入一場全新的主客矛盾混戰之中。它表面上通過對生產力范疇的重新界定，實現了對傳統生產力理論的超越，但是這種超越從根本上說是缺乏理論基礎的，并不具備理論層面的科學性。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自然的這種“二元”概念是明顯不能，也是無法等同的。客觀來看，上述種種范疇的矛盾對立是真實存在的。正是存在這種矛盾，也正是在不斷解決這種矛盾、統一二元關系的過程中，人類社會才得以發展進步。所以，主體就是主體，客體就是客體，不能單純為了解決主客體的對立就刻意消解二者的區別。這種做法無疑會導致哲學層面上基礎概念的混亂。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二者雖然存在本質區別，但是卻能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實現有機統一和辯證發展。承認二者的對立不可怕，認識不到這種對立才最可怕。生產力從根本上說是由主體創造的，即使加上了“生態”一詞的限定，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生態環境本身就是生產力”的看法本質上是環境主義的，是欠科學的。
3.還有一種更為含糊的觀點認為，“生態文明所需要的生產力可簡稱為生態生產力”[1]，“生態生產力不同于農業文明的白色生產力和工業文明的灰色生產力，它是一種綠色生產力”[2]。這種廣義上的內涵界定看似科學沒有漏洞，但仔細斟酌起來事實上就是一種文字游戲，因為它并未觸及問題的深層實質和各個具體環節。
針對學術界關于“生態生產力”研究的上述問題，有學者立足于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文本，嘗試對“生態生產力”概念進行了內涵界定。其中，筆者比較認可的一種觀點即為，“生產力發展的目的始終如一，但其樣態并非一成不變，生態生產力與馬克思生產力理論一脈相承，其理論邏輯來源于馬克思的自然觀與需要觀，是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的新發展和新階段的理論形態。生產力與生態之間并非矛盾關系，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可視為現時代對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方式，解放在于生態生產力理念使人類更加明確生產力得以更好發展的首先要素……形式上的改變并不妨礙本質上的統一，生產力一直伴隨滿足人類需要運動發展”[3]。這一觀點從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出發，將“生態生產力”視作一個不斷運動、變化、發展的范疇，認為其核心價值是為了滿足人類不斷進步發展的需要。實際上，這已經極為接近“生態生產力”范疇內涵的思維方式革命性一面了。由于學術界至今沒有對“生態生產力”的內涵本質形成統一的看法和界定，因此大多數學者都只是在廣義上來使用這一概念，但這種泛泛的使用明顯是存在問題的。不難發現，使用“生態生產力”這一術語的學者群體眾多，但少見從基礎概念展開而來的討論，普遍的研究路徑都是避開基本概念和定義，而直接深入“生態生產力”的建構路徑進行泛泛討論。問題是：既然都未能對理論基礎實現本質上的透視，那么又何談方法論層面的問題呢？所以，在這種前提下所衍生出的具體建構的路徑探討只能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生產生產力”的內涵進行一個全面、科學、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本質界定。
從語義學的視角來看，“生態”一詞是對“生產力”進行的限定，可以將其理解為“生態的或生態化的生產力”，甚至是以生態為前提基礎的生產力。“生態化的生產力”雖然進行了生態性限定，但是并不是說它的價值目標就是單一的生態性。作為勞動者和勞動對象的結合形態，其根本價值目標是通過生產力的生態化發展進而實現人與自然雙重關系的和諧共生?？陀^來看，“生態生產力”從根本上區別于傳統的工業生產力。毫無疑問，工業生產力是建立在工業文明的基礎上的，它是以工業發展為目的前提和價值指向的生產力形式。工業生產力的發展結果不僅忽視了“人的發展”問題，同時還忽視了“自然的發展”問題，而“生態生產力”則是以生態環境為基礎前提和以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為價值指向的生產力形式。它既蘊藏著對自然的生態性關懷，同時還體現著對人類主體的價值性關懷。這是我們從語義學的角度所能得出的結論。從發展學的視角來看，“生態生產力”的提出不是不要發展，而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生態化發展。隨著發展學理論的不斷深入和完善，人們對發展的理解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單一的經濟增長，而是包括主體在內，兼顧客體的經濟、社會、人與自然的全方位發展。“生態生產力”作為一個經濟和哲學的雙重意義范疇，表面上強調的是客體發展，但實質上是以客體發展為手段，進而滿足人類全面發展的需要，尤其是滿足當前作為突出短板的生態需要。從思維方式的視角來看，傳統生產力所展現的是一種典型的“二元論”思維方式，反映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就體現為征服與被征服、改造與被改造的“單線模式”，而生態生產力體現的則是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提出的以主客體統一為特征的“辯證思維方式”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反映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就不再是主體與客體的兩極對立，而是以主客體聯結中介——“實踐”為基礎的對立統一，這種聯結中介在當前比較典型的實踐樣態體現就是“生態生產力”。
通過上述分析，在批判借鑒學術界當前關于“生態生產力”概念界定的前提下，我們不難對“生態生產力”范疇做出一個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界定：“生態生產力”是以生態資源為基礎，以辯證思維方式和實踐思維方式為前提，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永續發展為價值目標，通過發明運用各種技術、建立相關制度等具體手段，在滿足生態性維度要求的前提下滿足人類更高級的發展需要，且與生態文明社會要求相適應的現實生產力。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要想通過發展“生態生產力”來解決當前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矛盾必須在一個政治前提下進行，這個政治前提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否則，任何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所有的努力都將是無效的。因為，“生態生產力”從根本上要求擺脫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單一盲目的逐利觀念，這與資本主義的逐利本性是背道而馳的。雖然蘇聯社會主義，包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也曾犯過類似錯誤，但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能通過強有力的政府計劃、宏觀調控，以及龐大的公有制經濟從根本上規避市場經濟和資本邏輯的弊端及風險[4]?？陀^來看，中國近些年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取得的成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二、“生態生產力”的核心特征構成
“生態生產力”作為一種與生態文明要求相符合的、表征主體實踐能力的全新生產力樣態，具有一系列區別于建立在傳統工業文明基礎上的“工業生產力”的核心特征構成。具體來看，“生態生產力”的核心特征構成主要表現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生態生產力”以高新技術為物質基礎；二是“生態生產力”以“生態化”為實踐指向；三是“生態生產力”以“人—社會—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價值目標。上述三大層面的相互融通和有機統一，共同構成了“生態生產力”的核心特征。
?。ㄒ唬?ldquo;生態生產力”以高新科學技術為物質基礎
“生態生產力”的基礎特征之一就是以現代高新科學技術的發展為物質載體，這是傳統工業生產力和農業生產力所無法預見的技術優勢。從當前的環境危機根源來看，一部分人認為環境危機的產生離不開人類社會技術的片面使用，因而主張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放棄對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回到以農業生產為特征的“前技術社會”。但是，這部分人沒有認識到造成生態危機的最根本原因乃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以資本邏輯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該認識到，技術本身只是一個“中性范疇”，并不具備價值屬性，賦予技術價值屬性的實際上是隱藏于技術背后的“社會關系”，尤其是“生產關系”。正如馬克思所指出那樣，“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生產關系）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就立刻消失了”[5]。所以，造成技術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對技術的不合理使用；“技術”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出現問題的是開發和應用技術的人和人類社會。
從當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來看，放棄對科技的開發和應用從根本上無助于解決生態問題，而只能加重生態危機。相反，技術的合理開發、控制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利于生態危機的解決。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認為，現代社會雖然出現了以資源緊缺和環境破壞為表征的生態危機，但是技術的發展及其對資源利用率的提高能夠克服危機帶來的困難。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也同樣支持了這種觀點，并認為生態科技的高度發達為生態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實踐驗證：以AT&T公司為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氯氟烴類產品消費商，該公司于20世紀90年代通過科技創新開發出了清潔線路板的替代技術，從根本上取消了對氯氟烴類產品的使用，不僅節省了成本創造了利潤，而且實現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調統一。
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重要構成要素，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第一生產力”?，F代高新科學技術的創新對于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僅僅體現在具體生產過程中經濟效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夠更加科學地協調使用自然資源，以及處理生產過程所帶來的一系列生態問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下，與資本“聯姻”的科學技術其最本質的一面被視為“資本增殖”的重要工具而存在。即便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科學技術同樣也具備“生態向度”，但最終也會在資本的裹挾下而喪失殆盡。因為資本的逐利本性與生態環境保護天然就是對立的。正如著名學者喬爾·科威爾指出的那樣，“只要資本規則存在，這種合并就會使生態危機成倍增長，無論采取什么措施都無法避免這種隱患”[6]。在這個意義上，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重要構成要素，其生態化維度的展現還必須擁有一個區別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前提——社會主義制度。唯有如此，現代科學技術才能夠作為生態生產力的“物質基礎”，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生態”優勢。
（二）“生態生產力”以“生態化”為實踐指向
“生態化”作為生態生產力的實踐指向，其具體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生產原料的可再生性。當前，“生態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具體可行路徑就是積極尋求能夠替代不可再生資源的可再生資源。如不同國家、地區根據自身的資源能源條件和資金技術條件在對太陽能、風能、水能及生物質能等新型能源的開發利用方面的努力。雖然上述能源的開發和運用廣受成本、價格等外在因素的制約限制，但是任何人也無法否定這種努力，無視這一趨勢，因為它代表的是未來生產力發展的前進方向，與之逆向而行的人、地區、國家必然會在新一輪的生產力競爭中慘遭淘汰。所以，黨的十九大針對這一問題提出要“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并通過“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強化排污者責任”[7]等措施推動生態生產力的發展。
二是“生態生產力”的生產過程遵循可循環性。“生態生產力”所體現的生產過程的可循環性指的是在充分認識和遵循生態發展規律的前提下所衍生出的閉合式環型生產模式。傳統工業生產力生產模式下，由于生產技術和生產模式等方面的原因，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很大程度上都是自然生態系統所無法消化的，其典型體現就是水體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空氣污染。在工業社會的早期，這種問題表現得還不明顯。但是到了后工業時代，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人口規模、消費規模的劇增，這一問題開始突出表現出來。為了消除傳統生產力生產模式的這種弊端，“生態生產力”通過將生產規律和生態發展規律緊密結合，以生態生產鏈的方式將各個相關行業聯系起來，使產品之間、產業之間、區域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形成互為源流的循環互補態勢。這種循環互補，一方面體現為眾多的生產環節的緊密銜接，使上一流程的廢棄物成為下一流程的生產原料；另一方面體現為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系統閉合，使人類社會產生的廢棄物能夠被生產系統的自身運動所消化吸收。
三是生產產品的生態屬性。生產產品的生態屬性指的是在生態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所生產的既能是環境友好的，又能滿足人類合理需要的生態產品，“是指產品的無污染、清潔和可循環利用”[8]。建立在傳統工業生產力模式上的工業產品，在很大部分上不僅能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破壞，而且會對人類自身健康形成威脅。比如，工業社會農業生產過程對化肥的使用和依賴雖然在一定意義上提高了農作物產量，但卻嚴重降低了土壤肥力，并且連帶而來的是土壤污染和水體污染。所以，只有保證生產產品的生態屬性，將“生態生產力”應用到生產源頭和消費源頭，才能實現滿足生態友好和人類合理需要的現實要求。
?。ㄈ?ldquo;生態生產力”以“人—社會—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價值目標
傳統工業生產力在單一發展理念的指導下，其基本的價值目標就是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的最大化。而生態生產力是在全新的發展理念指導下所衍生出的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范式，其根本價值目標是實現“人—社會—自然”“三位一體”的和諧發展，深刻地體現著生產力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的高度統一。傳統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雖然使人類社會由農業社會快速步入工業社會，并創造了全新的文明形態和人類生存發展方式，但是隨著更高級的文明形態和人類生存發展方式的出現，傳統工業生產力由于過度強調生產力的經濟屬性，而忽視了人本屬性和生態屬性，已經不能與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需求相適應而喪失先進性，淪為落后生產力的代表。呼之欲出的就是我們當前所討論的生態生產力。生態生產力之所以能夠取代傳統工業生產力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主要原因就是生態生產力實現了生產力的人本價值、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的高度統一。
生產力的人本價值指的就是在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要堅持將“以人為本”貫穿到生產目的、生產過程及生產結果的各個環節，具體體現在生產目的上就是指生產力的發展以滿足人的“合理需要”為前提。社會的正向發展不是像資本主義社會所主張的那樣是“制造需要和滿足需要”的過程，在更重要的層面是“引導需要”的過程。馬克思曾經說過：“生產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對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9]生態生產力就是要以生態限制為前提來規定人的“合理需要”，通過對需要的合理引導，最終以生態的形式實現對這種合理需要的滿足；體現在生產過程中，就是要以生態性對生產力發展進行限制，超越以“資本增殖”和市場為導向的生產力發展范式，進而樹立“為人而生產”的生產力發展理念；反映到生產結果上，就是指在生態生產力范式下，生產的結果能夠形成和滿足與人類社會發展要求相適應的自然環境。
生態生產力的經濟價值指的是，對生產力的發展進行生態性限制并不是為了生態環境而放棄經濟價值。生態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類似，也是必須建立在追求經濟價值的目標基礎之上，但是生態生產力在經濟價值方面的衡量標準卻與傳統的工業生產力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傳統生產力發展范式在經濟價值方面側重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量的積累，而生態生產力則克服了傳統生產力的這一弊端，轉而關注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質的優化及內涵式增長，進而達到生產力發展過程中人的需要—資源利用—社會影響的效益最大化。
生態生產力的生態價值指的是生態生產力的發展過程和發展結果為人與自然辯證、和諧關系的形成所帶來的正向積極意義。在這一層面上，生態生產力從根本上區別于單純的環境主義和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生態生產力所體現的生態價值并不是指在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要維持不受人干預的純粹自然；相反，在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必須“干預”自然，但這種干預是以人類充分認識并尊重生態系統自身內在運行規律為前提，這既是生態生產力反環境主義的體現，同時也是生態生產力反人類中心主義的體現。在這個意義上，生態生產力走的是具有“中間”性質的現實道路。所以，生態生產力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指導，具體體現為在充分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基礎上，以可再生能源和循環技術為物質手段，將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納入“人類社會—自然界”整個大系統的循環過程，進而實現“人—社會—自然”永續發展的價值目標。
三、哲學思維方式變革論域下“生態生產力”的價值意涵
與工業文明相對應，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作為人類文明“第二開端”的生態文明發展階段。正如人類文明的“第一開端基于形而上學的哲學范式一樣，第二開端也需要自己的哲學范式”[10]。從哲學思維方式變革的高度探討由“傳統生產力”向“生態生產力”的過渡問題，不僅能夠使生產力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在新時代條件下獲得全新的理論內涵，而且能從深層次上揭示“生態生產力”的科學性和必然性。“生態生產力”在哲學層面的變革反映到“思維觀”的層面事實上就是由傳統主客對立的“線性思維”到主客統一的“系統思維”和“綜合性思維”的變革。在實現這種思維方式的變革之后，人與自然的關系再也不像是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征服與被征服、改造與被改造的“線性關系”，而是進入到像生態社會所設想的人與自然有機共存、共生共榮的伙伴、朋友關系。并且，上述“生態生產力”所內涵的革命性變革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馬克思在18世紀中葉所實現的“哲學革命”的理論遺產。其中，“從兩極到中介”[11]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提出對于“生態生產力”思想的理論支撐意義最為重大。馬克思“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從根本上將以往關于人與自然二元關系的討論從兩極對立引入了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統一，它科學客觀地還原了以實踐活動為基礎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統一狀態，并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來開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從根本上實現了“自然史”和“精神史”的高度統一。生產力作為連接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雙重關系的根本中介，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重點對象。由于受生產力發展形態的階段性和歷史性問題制約，馬克思在18世紀沒有直接提到“生態生產力”這一概念，但是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卻展現著極具前瞻性的生態維度（這一點已經有大量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為馬克思生產力理論做生態性辯護，在此不做贅述）。尤其是馬克思所實現的哲學革命為“生態生產力”的誕生發展奠定了思維基礎和觀念前提。所以，“生態生產力”所內涵的這種變革，既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產物，更是人類思維觀發生變革后的產物。如果我們僅僅從具體的生產層面來理解生態生產力，就會出現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傾向。就根本意義而言，生態生產力具有超越具體經濟事物層面更為深刻的社會內容和形式。從這一點來看，以思維方式變革為基礎的生態生產力所展現的是價值取向、運行機制及倫理層面的全方位變革。所以，只有在深層的思維方式變革的前提下來理解生態生產力，才能更快地使“生態化”成為現代社會人類生存發展之核心規范。
首先在價值取向上，生態生產力的發展范式克服了傳統生產力發展范式的廣受詬病之處，將人與自然界看作一個相互依賴、有機共存的整體，所表現的是一種“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渾然一體的古老生態智慧。在人們反思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后產生的生態后果時，“天人合一”以其所蘊藏的獨特的生態智慧，向現代人類展示了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生態理念的現代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傳承五千多年，積淀了豐富的生態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勸君莫打三春鳥，兒在巢中望母歸’的經典詩句……這些質樸睿智的自然觀，至今仍給人以深刻警示和啟迪。”[12]從“主客對立”到“天人合一”“主客統一”的理念變革不僅僅是價值取向上的轉換，同時更是思維方式上的躍升。在“主客統一”的價值理念的指導下，人類拋棄了將自然界看作自己的對立物和征服對象的做法，轉而將人視為大自然的一部分。這樣一來，人與自然的關系再也不是傳統生產力發展范式下所表現出的矛盾的對立關系，而是以新型生產力——“生態生產力”為基礎的共生共存關系。“生態生產力”所內涵的價值取向變革尤其在發展觀念的轉變上體現得最為明顯。習近平總書記曾在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許多貧困地區一說窮，就說窮在了山高溝深偏遠。其實，不妨換個角度看，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要通過改革創新，讓貧困地區的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起來，讓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讓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13]。上述論述表明，生態與經濟并非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相反還是一對能夠相互促進的范疇?？陀^來看，“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調和恰恰就是生態生產力在價值取向上超越傳統生產力的根本所在。也即是說，在價值取向上，“生態生產力”不僅轉變了人們關于“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排斥的傳統觀念，而且在實踐層面從具體的運行方式上實現了二者的有機統一。
其次在運行機制上，不難發現，由于傳統生產力所遵循的思維方式是典型的“線性思維”，具有強烈的決定論色彩，它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人與自然的二元關系，而生態生產力所遵循的思維方式是典型的“系統思維”。相較于“線性思維”而言，“系統思維”所具備的最大優勢就是整體觀和全局觀。簡單來說，系統思維所做出的決定是建立在對事情全面思考的基礎之上，而不僅僅局限于某一個方面就事論事。它將預想的結果、實現結果的手段過程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通過對過程和部分的優化以實現整體和結果的最終優化。所以，體現在現實具體的運行機制上，與傳統生產力單方面地向自然界獲取物質資料的機械片面的運行機制相比，生態生產力的運行機制充分建立在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和能量變換規律的基礎之上，具有傳統生產力運行機制所無法比擬的內在優勢。具體來說，生態生產力在有機論的基礎上，展現的是人類在物質生產過程中與自然界物質、能量、信息等方面相互交換的雙向互動過程，通過科學的生產要素的開發使用和閉合式的生產過程，最終實現1+1>2的生產力要素組合結果，進而推動人、社會、自然“三位一體”的動態協調發展。
最后在倫理價值上，雖然生態生產力這一概念范疇關涉的是經濟現實層面，但是作為一種嶄新思維方式的體現，它的提出對于人類自身世界的倫理價值也產生了全新要求。生態生產力的核心目標指向是人、自然、社會“三位一體”的永續發展，也就是說，生態生產力必須拋棄傳統生產力范疇中的單一主體范疇，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宏觀意義的價值考量。這種變化從根本上要求人類必須接受環境倫理學的部分主張，將傳統人類社會的道德關系擴展至與人類息息相關、對人類生存發展具有基礎意義的自然。生態生產力的出現所帶來的倫理觀的變遷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它從根本上使人明確了人的生產實踐活動對人類自身、自然當前，以及人類后代和將來的自然可能產生的長遠影響；使人認識到只有人類自身具備較高的環境倫理意識時，人類才能在“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等現實層面做出正確科學的抉擇，盡可能地減少人類活動對后代和自然造成的潛在不利影響。這既是我們對當前所處的社會應盡的道德義務，也是我們對將來子孫后代應盡的道德責任，在一定意義上還是人類對自然應盡的道德關懷。生態生產力的出現使得傳統的“人之倫理”積極地擴展至“荒野之倫理”，它不僅使我們科學認識到人類對于自然界的關系性存在，而且端正了人類對于自然的開發態度，促使人類在利用自然的同時自發地保護自然。在這個意義上，“生態生產力”在倫理價值選擇上所展現出的正是生態政治學所強調的“環境正義”原則。它以一種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正確倫理取向，對人與自然的主客關系正義、人與人的代內關系正義和代際關系正義進行了價值規約。
“生態生產力”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物質形式，背后內涵著超越具體經濟事物層面深層的思維方式革命。僅僅局限于社會生產層面來理解“生態生產力”，就無法開顯這一范疇的革命性之所在。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視角來看，以思維方式變革為基礎的生態生產力所展現的是價值取向、運行機制及倫理價值的全方位變革，并且這種全方位變革也必將成為影響現代人類生存方式的重要規范。“生態生產力”不僅能夠作為一種物質力量引導現代人類實踐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要求相適應，而且能夠作為一種思想力量推動人類從工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向生態文明的思維方式邁進。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我們說“生態生產力”具有超越具體經濟事物層面更為深刻的社會內容和表現形式。科學理解“生態生產力”的這一本質邏輯，將更加有助于我們從物質基礎和思維方式的雙重層面推進人類存在方式變革，進而為人類文明形態躍升提供基礎性理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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