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海南的“四不”遭遇到了巨大反彈。無論海南如何解釋，如何感到委屈，似乎也無法改變鋪天蓋地的反對聲音。海南和反對者之間的共識，恐怕很難找到。
20大報告中“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言猶在耳，海南的這一動作，讓人們對這座島嶼上能否守住最后一道防線產生了憂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個在窮山溝中走出來的政黨任何時期都堅持的政治主張，并且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奮斗，使其成為全社會都能接受的主流共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中明確指出：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盡管海南在極力辯解，媒體也在告訴大家不要誤讀，專家大聲疾呼這不是在搞特權，胡錫進又一次循循善誘地告訴人們不是你理解的那樣。質疑卻仍然如同潰堤后的洪水，正在尋找宣泄的去處。
這種質疑和反對有著無可置疑的法理和道德優勢。新中國的“新”就新在這是一個沒有封建貴族，沒有特權階級，沒有特殊勢力的平等社會。這個社會法治的基本原則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這是浸淫在這個社會骨髓中的底線思維。海南的“四不”讓人們感到了底線的松動，看到了法律意義上的不平等；讓人人平等的信仰走入了迷茫，也讓人們對可能出現的社會公平問題感到恐懼。
這不是海南的首創，而是幾十年來一直在涌動的暗流。19年這股風潮開始走到聚光燈下，21年達到頂峰。很多地方早就只做不說，急于露臉的海南想把它當作創新，高調張揚，沒想到卻撞到了墻上。
中國高速發展的秘密，就在于人人平等基礎上社會發展具有全民總投入的特點。只有人人平等的社會性格特征，才能達到“共建共享共治”。當特權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社會動員力量就會衰退，就無法進步。
“收買”法律的代價就是公平問題，表達的是對大多數人的態度，會使社會的弱勢心態普遍蔓延。更為嚴重的是，會使法律失去正當性基礎，使平衡力量搖搖欲墜并威脅整個社會。
根本的問題在于是法律高于一切，還是有些東西可以高于法律。本質上是以資本為中心，還是以人民為中心。說到底又回到了當年土改時期的那個老話題，那就是這個社會到底是誰養活誰。
最討厭有人把制造出一個特權階級同營商環境綁架到一起，還美其名曰要以大局為重。他們根本不懂公平正義才是最大的生產力，老百姓臉上的笑容才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人民的愿望才是真正的大局。
如果法律像猴皮筋和橡皮泥一樣可以隨意拿捏，這樣的法律環境就是最差的營商環境。用某些人超人一等的原始手段來打造現代化的營商環境，這不但是個天大的笑話，關鍵是會使社會公平公正的價值觀處于一種危險的狀態。
法律是所有信用的基礎，也是所有信用的保障。對于任何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家和商人來說，最恐懼的就是缺乏信用環境。一個可以隨便改變形態的法律，對于企業家來說是利好還是利空，只有他們自己能夠講得清楚。
可以設想一下，“四不”面前，犯罪是會多了還是會少了。“996”，“惡意欠薪”，集資詐騙，非法經營，污染環境這些現象會減輕還是會更加嚴重。當法律變成實用工具，變成免死金牌，這不是在保護民營經濟，而是在建立特權經濟。有史以來，無論通過劫貧濟富，還是通過特權經濟度過危機從來就沒有過一個成功先例。
忽然想到海南那位身價200億的法院院長，想到幾十年來勒索搶劫似的“天價海鮮”。這樣的法治環境，再制造出來法律“頭等艙”和“頭等公民”，會不會讓更多的企業日子更難過。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2000多年前的中國人就有這樣的平等觀，著實讓今天的我們時常感到愧對祖宗。我們常說不能讓一部分人獨享改革的紅利和成果，當然更不能讓一部分人成為超國民待遇的法外之人。
法律在任何國家都有著鮮明的階級屬性。資本世界的司法制度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向有錢人傾斜，最符合當代富人的利益。他們今天的現實和大量的影視作品告訴我們，在他們那里，法律看到有錢人是會繞道走的。
中國的法律如果走上這樣的道路，那就不是創新而是背叛。在這方面，財閥在法律上享有半公開特殊地位的韓國可以給我們提供大量的佐證。享有法律特權并沒有提高他們的人性，反而使這個群體更加囂張，更加墮落。
從來都是經濟結構決定思想方式，法律永遠是生產目的和生產模式的反映而不是主導。我們今天面對的雇傭勞動，具有資本主義的傳統特征。這種以利潤為中心的生產目的一直都在努力取代原有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包括這種生產方式上面附著的一切。
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切問題，根源都來自這里。如果不能下決心調整經濟結構，不能重構改革倫理，不能真正從以資本為中心轉移到以人民為中心的道路上來，這些問題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很多年來，“效率第一”的經濟模式已經轉化為道德模式，中國的經濟學界早就完成了資本主義化。資本通過他們影響經濟政策，慢慢地向更多更深的領域滲透。他們不但試圖綁架經濟，同時也試圖綁架法律。
他們努力地推崇“尚賢文化”，不遺余力的告訴老百姓人和人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宣言就是“大多數人是沒用的”。這種文化已經被社會默認和接受，瓦解了人人平等的合理性，使為資本服務變成一種高尚的行為。
在他們看來，中國就是有錢人的，是有錢人在養活了一幫窮人，而窮人不但要對此感恩戴德，還要對他們的為所欲為視而不見，或者把這種為所欲為視為天經地義。
這種文化正在社會中制造越來越森嚴的壁壘，階層固化，社會流動性停滯，內卷和平躺的源頭都來自這里。打破這種壁壘必須超越集團利益，需要一次從經濟結構到精神領域里的“土改”。
西方世界今日的危機再一次重申了一個道理，那就是無論他們的法律如何“跪舔”有錢人，圍繞少數人的現代化永遠都不能滿足多數人全面發展的需要，永遠都無法走出周期性危機的泥潭。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新”就新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但包括物質的豐富和提高，還包括文化和精神領域的全面富裕，而平等平權正是共同富裕須臾不可分離的法律載體，使共同富裕同時具有懲惡揚善的功能。
歐洲工人運動的大爆發，表明今天的世界已經走入了深度的經濟危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和斗爭開始變得越來越激烈，凸顯出了既有利益格局的合法性問題。
在這場深度的經濟危機中，比的就是誰的改革更有效，誰能率先走出既有的利益格局，率先解決掉過去遺留的問題，率先解決合法性基礎再生產的問題。共同富裕解決了方向問題，但是也有一個時效性，因為危機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前幾天轟動中國和世界的“村BA”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啟示，越是注重人人平等，就會有更多的人力資源被激活，就會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離商業信仰越遠，反倒創造出了令人膛目結舌的商業價值。
這一點很值得海南參考，也值得我們在更大的背景上去反思。事實證明，堅定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有魄力調整經濟結構和利益格局，比海南的“四不”更容易找到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法，更容易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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