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追求的兩大目標—公平與效率，在世界進入近代后似乎被分裂開來：追逐利益的資本主義新興國家一經建立便在經濟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效增長，而強調公平、實施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則大都陷入低效率的困境無法擺脫。公平與效率這種如同魚和熊掌般的兩難選擇，逐漸演變為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中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倫理學界的學者們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極大關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了矛盾說(或稱沖突說)、交替關系說、互為條件說、正相關運行說、相互兼顧說、互補關系說[1](7-8)等各種學說；到了本世紀初，學界又在效率優先論、效率與公平并重論、公平與效率統一論、公平優先論[2](48-49)等論點上展開了新的一輪論爭。這些學說、論點的出現，一方面深化了學界對公平與效率的解讀和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沒有結論，論爭在客觀上給人們正確認識兩者關系制造了困擾。那么，公平與效率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作為涉及人類社會基本價值追求的兩個重要范疇，它們之間能否擺脫分裂，實現和解呢？以“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考和研究中國社會轉型和未來發展”[3]為己任的經濟哲學，為研究展開準備了新的視域。本文立足經濟哲學的視域，重新審視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期對理論和現實有所裨益。

　　一、價值屬性：經濟哲學介入的前提

　　相對于經濟學，經濟哲學更多關注經濟現象背后的價值意義。經濟行為作為人類最基礎和最現實的實踐活動，是功利與價值相統一的活動。經濟行為主體作為生物性和社會性的雙重存在，既有對物質生活資料的世俗性“功利”需要，也有對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價值”訴求；既要促進經濟發展，又要在經濟活動中融入人的自由和幸福，體現人的價值和尊嚴。公平與效率均具有評價經濟行為的價值屬性，為經濟哲學介入兩者關系探討提供了可能。

　　1.公平：對經濟行為中利益應得與否的價值評判

　　說到公平，不能不聯想到正義、平等這些與之相近或相似的概念，事實上也只有通過這些相近概念的比較才能把握其確切內涵。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漢語語境中正義、公平、公道這些概念幾乎可以通用：“公正、正義、公平和公道是同一概念，是給予人的應得行為。”[4](3)我們覺得，這種觀點正確地看到了這些概念形式上的共同點——應得，但還應當看到，在“應得”的背后，這些概念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是不能分場景互換使用的。從經濟哲學視域來看，在價值屬性上，正義是一個具有絕對善指向的概念，而公平和平等屬于某種對等關系的抽象形式表達，其本身并不必然具有善價值。也就是說，相對于正義而言，公平、平等只具有形式方面的規定性，它們只有在和正義結合使用時才具有善價值，這就是人們往往把“公平正義”重疊使用的緣由。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平概念所反映的是人們對某種利益關系應得與否的價值評判。公平的形式規定是“應得”，“應得”的就是合理的、公平的，反之就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關于公平概念的外延，我們在有關“公平”問題的論著中常可見到政治公平、經濟公平、倫理公平、生產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公平、消費公平、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規則公平等關于“公平”概念的表述和劃分。整體把握公平的概念和內涵，不能不對上述“公平家族”成員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梳理。細加考辨便會發現，這是人們從不同視角來看待的結果。從人類生活的不同領域看，公平概念可以劃分為政治公平、經濟公平、社會公平、倫理公平；從宏觀經濟運行看，公平概念可以理解為生產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公平、消費公平；從微觀經濟行為看，公平概念可以表述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從經濟行為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看，公平概念可以拆解為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分配公平。從整體來把握，上述諸種公平的保障機制則是規則公平。只有社會運行的制度、法律、政策等規則公平了，“公平家族”的諸種公平才能落到實處。由上可見，公平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公平家族”的成員具有清晰的邏輯聯系，切不可以偏概全，把公平家族的某個“成員”當成了公平本身。

　　2.效率：對經濟行為中資源有效利用的價值考量

　　在經濟學領域，人們一般把效率理解為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比率，即資源的有效配置，或指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是人們理想中的“效率”目標。效率成了可以用數學語言來表達的“量化”經濟的描述性概念。然而問題是，作為事實描述性概念的“效率”與作為價值評判性概念的“公平”根本不在一個層面，怎么可以相提并論、構成二者之間的關系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把效率概念“提升”到公平概念的同一層次。事實上，跳出量化描述的經濟學層面，從經濟哲學的視域來看，“效率”概念本身具有的價值屬性便顯露無遺了。經濟活動的投入與產出不僅要“量”，更要“質”，如果投入與產出的“質”不符合社會需要，那么再大的“量”也是無效勞動。厲以寧先生在分析生產效率時曾經指出：“難道不管生產出什么樣的產品，都等于社會生產有一定的效率嗎？假定生產出來的東西是對人體健康有危害的，使環境遭受污染的產品，難道也表明生產有效率嗎？不生產這些產品，效率不更高嗎？”[5](3)因此我們在評判“效率”時，必須綜合考慮對“利益相關者”乃至整個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外部效應”，首先判斷其是“正效應”還是“負效應”，然后判斷其效應的強弱和大小，否則生產救死扶傷的良藥與生產危害社會的毒品就沒有本質區別了。由此可見，“效率”作為評價人類經濟行為的重要尺度，絕不僅僅是對投入與產出之比率的簡單描述，更是包括對宏觀經濟制度、社會需要乃至人類幸福在內的綜合性價值評價考量。

　　二、正相關：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實質

　　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的論爭緣何會持續數十年之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學者們將重點置于對現有經濟現象的闡釋與解讀上。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從“效率優先”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再到“提高效率同促進公平結合”直至當下的“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國家經濟政策方針及其影響下的社會經濟現象始終處在嬗變之中。現象在變，解讀之說隨之延展，于是論爭遂起難平。研究視域和重點不改變，論爭仍將延續下去。因此，有必要引進新的視域，從本質上梳理兩者的內在關聯。依托經濟哲學視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公平與效率是一種正相關的辯證關系，即有公平就有效率，不公平帶來低效率；公平產生效率，效率保障公平。

　　1.公平：效率實現的前提和動力

　　首先，公平為效率實現準備了基本前提。其一，公平保證了經濟行為主體的權利和機會，是效率實現的前提。在“公平家族”中，權利公平的實質是“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6](480)它反對特權，保證每個社會成員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社會經濟生活，有平等的權利支配社會稀缺資源。權利公平和機會公平是現代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基石。只有保證了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才會得到鼓勵和釋放，經濟效率才有可能實現。其二，公平規范了市場運行的秩序和方向，是效率持續的前提。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而“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6](258)，說明每個人都必須依賴經濟利益而存在。羅爾斯指出，“存在著一種利益的一致，因為由于社會合作使所有人有可能過一種比他們僅靠自己的努力獨自生存所過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這些人對由他們協力產生的較大利益怎樣分配并不是無動于衷的，因為為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們每個人都更喜歡較大的份額而非較小的份額，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利益的沖突。”[7](4)這即是說，社會是人類互利合作的利益系統，其中既有利益的一致性，同時也包含著利益的沖突。“公平”就是用來調節利益關系、平衡利益安排、避免利益沖突、分配合作剩余的價值規范。規則公平是貫穿于經濟活動全過程、成為諸種公平保障機制的公平，為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框架性條件以協調行為，減少摩擦，維持秩序，從而達到縮減交易成本、間接提高效率的目的。“公平家族”的生產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公平、消費公平就是這種規范的具體體現。不難想像，當一個經濟共同體頻繁發生欺詐、失信等不遵守公平交易規則的行為時，防范風險的成本會急劇上升，效率會受到巨大影響；當局勢惡化到一定程度，市場就會走向解體。

　　其次，公平為效率實現提供了基本動力。權利公平對于“效率”的意義也體現在分配公平上。分配公平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支持經濟行為主體獲得應得收入，二是默認經濟行為主體因不同能力和條件而獲得“不均等”的收入。相對于前者，后者常常被忽視和誤解。“不均等”也是分配公平嗎？不僅是，它對效率的作用絲毫不弱于前者。這種“不均等”是按勞動和貢獻分配的“應得”收入，自然也是公平的。在市場經濟中，堅持按勞動和貢獻分配的“應得”原則，充分維護了勞動者的主體地位，是激發勞動者生產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最有效的手段，實質上構成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

　　2.效率：公平兌現的基礎與保障

　　首先，效率為公平兌現準備了物質基礎。人類基本的經濟活動中，公平主要依賴于分配方式也即是對物質資料的占有來體現，不同的生產效率條件下，物質資料生產的結果也不盡相同，從而導致公平實現的方式、內容、范圍也會各不相同。在馬克思的設想中，分配公平在社會主義社會通過按勞分配兌現，而在“生產力也增長起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的共產主義社會，就可以做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6](365)。這就充分說明了生產力因素對公平的制約作用，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狀況之下，人們將獲取更高形式的公平。因此，基于效率提升下的生產力進步不但能夠促進生產的發展，更為分配的進行提供物質資料的準備。

　　其次，效率為公平兌現提供了基本保障。公平的普適性特點，對其兌現提出了苛刻的效率要求。在經濟活動中，規則公平的達成依賴于承載公平規則的制度執行和相關價值觀念的形成。一種新的公平制度出臺后，不僅要通過執行落實使其成為社會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更要經過諸如宣傳、教育等方式促使社會成員普遍認可并形成價值自覺。在這個兌現過程中，效率的作用十分關鍵。公平的普適性特點要求用高效的方式將其規則與觀念迅速推廣到全社會。否則，在推廣過程中呈現出的差異化狀態就會導致不平等現象的產生，從而給公平的兌現帶來挑戰。在現實中，許多公平的制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往往就在于執行過程中的低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規范經濟行為之制度的高效率執行，本身也是公平的體現。

　　三、公平之誤解：沖突說謬誤的根源

　　把握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實質，對擺脫錯誤認識，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具有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學界有一種公平與效率之間相互沖突說。這種觀點認為公平與效率處于對立的兩極，它們之間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立足經濟哲學視域，我們清晰地發現，沖突說是建立在對公平錯誤的認識上，從而得出了錯誤結論。

　　1.“沖突說”的主要論據顛倒了對公平的認識

　　沖突說引以自證的兩個主要論據前文已提到：一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有效率缺公平的社會；二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一種公平影響效率的體制。這兩個論據都顛倒了對公平的認識。

　　首先，“沖突說”將資本主義上升期的社會公平錯認為不公平。從表面上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有效率缺公平的社會”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述相吻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著中一方面熱情謳歌資本主義的高效率，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8](405)另一方面又強烈譴責資本主義的不公平，“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笨，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8](52-53)然而，“沖突說”以此作為公平與效率“二律背反”的“論據”，則大謬不然了。這個“論據”在邏輯上混淆了評價公平與效率及其關系的歷史尺度和人道尺度，將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實現的社會公平錯認為不公平。從人道尺度看，那些以“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9](127)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確實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歷史尺度看，任何公平觀都只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處于特定經濟地位的人們對于當時社會公平與否的看法。恩格斯在批判普魯東的法權觀時指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專區法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6](261)在這里恩格斯揭示了公平觀的相對性和時代性。希臘人和羅馬人認為奴隸制是公平的，但封建社會的人便不會認同；同樣資產階級認為封建制度不公平，要代之以新的資本主義式的公平。“公平”觀念的更迭——從“不公平”到“公平”再到“不公平”，螺旋上升，反映了社會不斷向上發展的運動趨勢。“沖突說”論者沒有從歷史的觀點看到公平與效率概念的相對性，而是從資本主義的視域看“效率”，從更新的社會形態即社會主義的視域看“公平”，因而發生公平與效率的錯位，得出資本主義社會有效率缺公平的錯誤認識。

　　實際上，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高效率恰恰是其“公平”帶來的。歷史上，資本主義發展客觀上要求突破封建等級制，實現生產、交換的自由和平等。雖然資本主義的自由和平等觀念有其局限性，但它至少確立了勞動契約的自由平等以及生產、交換的起點公平，從而掃除了“資本”擴張的障礙，激發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迎來了社會經濟的高效率和大發展。

　　其次，“沖突說”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等同于公平。計劃經濟實施20多年后，1978年我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絕大部分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這一體制的低效率確屬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論據“計劃經濟是一種公平影響效率的體制”的理論前提是，計劃經濟做到了社會公平。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果真做到了公平嗎？答案是沒有。前文已經談到，經濟行為主體因不同能力和條件而獲得“不均等”的收入屬于分配公平的重要內容。與此相反，計劃經濟體制在不同人群的每一人群內部實行普遍的平均主義。雖然也提倡按勞分配，但在現實中實施的是差別很小的“均等”分配。多勞不多得，少勞不少得，甚至在“勞”與“得”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這是一種明顯的分配公平，必然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沖突說”論者正確地認識到“體制”是造成計劃經濟低效率的原因，但他們對體制是否公平的價值評價出現錯判，錯把體制的“不公平”等同為“公平”。追究這種錯判的原因，是由于片面地理解了公平概念，即簡單地把分配的“均等”當成了“公平”。“均等”僅僅表示一種無差別的數量關系，例如反映社會財富在不同收入階層人群中分布比例的“基尼系數”，只是描述社會在收入分配上的均等程度或差別程度，它與公平與否有一定關聯，但不能作為衡量社會公平程度的唯一依據。“沖突說”這一論據也是不成立的。

　　評判計劃經濟體制的公平與否，對于理解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意義重大。計劃經濟體制是造成經濟低效的癥結所在。如果認為它不公平，即不公平引起低效率，那么公平與效率的“著力方向”就是一致的，消除不公平就能帶來高效率，公平是提高效率的條件和保證；如果認為它公平，即公平導致低效率，那么公平與效率就處于緊張、對立之中，二者此消彼長，不可兼得。學界在改革開放之后“效率優先”命題的提出，就是以對計劃經濟體制“公平優先”的判定為出發點的，甚或說前者是后者的理論延續。

　　2.“沖突說”的代表理論建立在對公平的片面理解之上

　　從全球學術視野來看，沖突說付諸到實踐有兩種代表理論。一是在部分歐洲國家實施的福利主義，主張公平優先；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強調效率優先。福利主義主張通過國家干預如采取征收累進所得稅、遺產稅，進行失業補助及其他社會福利，從而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給窮人，促進社會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歐洲國家在二戰后普遍推行一種“從搖籃到墳地”的福利體系，但從1990年代開始，過高的福利造成了國家財政狀況的惡化，同時也消減了人們的工作熱情，引致了效率低下的社會現象。透過福利主義的主張及歐洲國家的實踐，我們看到，這一理論的關鍵詞是收入分配的“均等”、“平均”，而不是“公平”；他們所理解的“公平優先”，其實是“均等優先”、“平等優先”。將其與“效率”聯系起來，則成為均等或平等與效率的關系，這種關系自然如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所說，“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并且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10](106)平等與效率處于相互排斥、不可兼得的兩極，此其一。其二，歐洲國家一味強調收入分配結果的均等，同樣是一種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在現實中破壞了公平構建的經濟動力機制，成了歐洲版的“大鍋飯”。不公平導致低效率，低效率無法支持高福利，歐洲國家堅持公平優先，實際中陷入了公平和效率兩失的困境。與福利主義不同，自由主義流派則強調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的重要作用，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前提條件下，生產要素的配置會按照市場的價格信號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反之，如果把“結果均等”而不是“機會均等”置于優先地位，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直接干預社會財富的分配，這在政治上是對個人“自由”的干涉，經濟上也會因為市場主體“自由”的喪失而缺乏內在動力和責任心，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政府運用政策手段來調節市場就必然侵犯個人“自由”嗎？當然不會。在現代社會經濟活動中，政府和市場作為“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二者缺一不可。優化的政府調節是對市場機制的維護以及對市場主體“自由”的保護。如果沒有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的干預，市場秩序的混亂將不可避免。例如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就是政府缺位下市場秩序混亂的顯現，還引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時至今日，十多年過去了，美國經濟依然沒能走出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陷入了長期低迷，社會還因缺失公平出現了撕裂現象。美國單方面追求效率，結果卻同樣陷入了效率與公平的困境。其次，公平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機會均等。與福利主義把公平看作“結果均等”針鋒相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則將公平理解為“機會均等”。本文在前面概述公平的內涵時曾指出，完整的公平概念必須在“公平家族”的意義上來理解，經濟公平是以倫理上的人格平等和政治上的權利平等為前提的；即使是在經濟公平“內部”，也還有起點公平、分配公平等“公平”問題，而不只是機會公平(均等)的問題。由上可見，無論是福利主義把公平視為“結果均等”，還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把公平看作“機會均等”，都是對公平的片面理解。建立在片面理解基礎之上的公平優先或效率優先的沖突說，自然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錯誤理論了。福利主義和自由主義強行割裂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欲求一方而不得的結果，也從反方向再次證明兩者的統一。

　　四、“有效”“有為”結合：和解的現實路徑

　　前文論證了公平與效率本質上是一種正相關的統一關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兩者的現實和解會如期到來。現代社會要達到公平與效率統一的理想狀態，還需要找到實踐的具體路徑，克服現實中出現的困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經濟主體之間主客觀差異的存在，權利公平與分配公平在現實中產生了新的緊張關系，即馬克思所說的“平等的權利”與“公平的分配”之間的矛盾，給現實和解制造了新的困擾。立足經濟哲學視域，我們認為將“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公平的激勵作用，化解矛盾造成的困擾，公平與效率的現實統一即可實現。

　　1.“平等的權利”與“公平的分配”矛盾的困擾

　　前文已經談到，作為分配公平的一部分，按勞動和貢獻分配收入的方式構成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在一定時期內，通過允許“應得”收入差異來鼓勵勞動生產，確能有效提升經濟效率，達到公平與效率的暫時統一。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和我國改革開放前期的高速發展驗證了這一點。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當差異收入進一步累積、出現貧富懸殊后，會反過來影響效率的實現。公平的分配方式導致不公平的分配結果，并對效率產生制約，這就在現實中引起了公平與效率自身的悖論。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由主義和福利主義在公平效率中分別偏重一方的選擇，是對這一悖論的不同回應；而計劃經濟更為干脆，提前拒絕差異收入以規避貧富懸殊。社會主義社會同樣面臨這一悖論的困擾。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預測了這一點，并就此做了詳細分析。他認為，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生產者獲得了按照統一尺度“勞動量”來“公平的分配”消費資料的“平等的權利”，但由于生產者或家庭參與勞動的主客觀條件存在差異，導致這種權利“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按勞分配的結果會導致“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6](364)馬克思揭示了悖論的實質是“平等的權利”與“公平的分配”之間的矛盾，它是由勞動者主客體具體條件在數量上的差異所引起的。因此，悖論的出現并沒有否定公平與效率本質的一致性，化解相應矛盾，就能為兩者的現實和解掃清障礙。馬克思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展開討論的，在當代中國，還存在馬克思設想之外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和其他分配方式，這些新變量的融入加快了差異收入的累積速度，在現實中加劇了權利公平與分配公平之間的緊張，需要引起注意。

　　2.“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結合的路徑

　　馬克思在揭示其矛盾的同時，也提供了解決矛盾的基本思路。首先，馬克思是在嚴厲批判拉薩爾等人設想的“絕對公平分配原則”前提下提出這一命題的。這表明了他繼續堅持按勞分配、絕不允許“開倒車”、退回到平均主義的堅定立場。其次，馬克思明確指出矛盾所產生的“這些弊病，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指社會主義)，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里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6](364)在這里，馬克思一是強調了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必須要積極面對和解決，二是強調要在現有的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條件下探索解決方法。

　　沿著馬克思的思路，我們認為，要化解分配公平與權利公平的現實緊張，需要做到“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11](127)有機結合。首先，建設“有效的市場”，進一步發揮公平對效率的激勵作用。開放、規范、競爭的市場，不僅是保證主體擁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經濟活動從而實現機會公平的前提；同樣也是保證主體通過勞動和貢獻獲得“應得”收入的權利，從而實現分配公平的前提。在此基礎上，才能充分激發主體的生產積極性，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其次，建設“有為的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協調發展。其一，有效的市場保障了初次分配的公平，但是為了應對收入差異積累產生的貧富懸殊，就需要政府通過再次分配等方式進行調節，保障社會的整體公平。其二，政府需要站在最有利于市場發展的角度統攬全局，運用宏觀調控等手段，確保市場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以持續實現效率。在這個方面社會主義制度有先天優勢。我國在改革開放后之所以能取得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偉大成就，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正確施策密切相關。而“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采納正確的經濟政策和改革路徑，是因為它是一個中性政府，即一個不偏向任何一個社會集團，也不被任何社會集團所左右的政府”[12](11)。事實證明，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結合起來，公平與效率的現實和解必定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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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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