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權是阻礙中國文明進步的罪魁禍首
龔忠武
2023、1
檢討反思中國近現代的屈辱和落后,可以依個人的專業和喜好,有很多的切入點;但無疑,從君權切入是個很好的選擇。
君權是國家統治權的根本,是法令、政令之所從出的源頭。但統治者的統治權,追本溯源,來自被統治者也即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良好祝愿和信任。這個統治者,最早的是部落酋長、氏族的長老,后來便是王,再就是帝。所以歸根結底,統治者的權力來自社會底層廣大的人民。然而人民的權力一旦放手,便失去了控制,最終導致人民反而聽命于原屬于自己的權力。
周朝是個治世,正是這個朝代的君王說,他的權力來自于天,是天授的,甚至說周的統治者是天子,是老天爺的兒子,與人民沒有半點關系。從此君權發生了質變,君權私有,為個人所有,為家族所有,然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了私天下。從此,君權由最初民授,變成了君權神授,人民喪失了對君權的控制權,只有靠造反,用暴力推翻壞的君權,換上好的君權。這就是大家熟知的中國歷史的朝代循環現象,也稱朝代循環論。
西方的君權也有段相似的歷史,一旦拿到權力,就壟斷權力,延續權力。所不同的是,西方統治者的權力,有一個很大的制衡力量,那就是神權,龐大的教會訴諸超自然的神、上帝來制約君權。但中國沒有神權,中國人相信天,可這個天,卻被君權偷襲過去改變了。君王說,我就是天之子(天子),所以君權還是一花獨放,沒有約束。士人讀書人,想用祖宗的名義來約束王室的子孫,這個辦法,的確起過一定的作用,例如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制定重文輕武的國策,立下后世子孫不得殺害文人的祖訓,所以宋朝是文人當道的時代,是文人處境最好的時代,文人得以與君主共治天下。但也正是這個宋朝,把相權廢掉了,改設內閣,內閣大學士都是宰相,這么多的宰相等于沒有宰相。而且內閣當然得聽皇帝的,所以皇權反而由此得到進一步加強和擴張。
民間的讀書人,士人,自漢以來,覺得君權獨大,沒有制衡不好,于是就編造了天人感應說,說上天在看君王的作為,如果作了壞事,不得民心,就用各種災異來示警,來懲罰君王。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
就相權而言,漢初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君相共治。到了唐朝,相權一分為三(尚書、中書、門下),宋朝成立內閣,把相權進一步削弱,名為君臣共治,實則是君主集權于一身。到了清雍正,君權集中達于極致,政令軍令都出自皇帝親領的軍機處。從此,君權一花獨放,百花枯萎。這樣的萬馬齊喑的獨裁專制體制,窒息了讀書人和全民族的活力和創造力,種下了阻礙中國文明進步的伏因,謂之為阻礙中國文明進步的罪魁禍首,并無不當。
與皇權擴張有密切關系的科舉制度,時人和后世將批判的重點放在科舉的內容上,而沒有從結構上去考察。唐太宗有一次去御史府即考進士的地方,看到許多新進的進士魚貫而出,便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轂“。以致有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的英雄盡白頭。”(趙嘏,《殘句》)質言之,就是天下的英才都成為他的俘虜、仆人,全得聽他的意旨行事。
這是從皇帝的立場來看。但從讀書人的立場來看,國家選舉人才從此有了一定的章法,讀書人有了一定的成規可遵循也是好事。自從隋朝實行科舉制度以來,讀書人要想有所作為,要想治國平天下,只有通過科舉這一條路,才能進入掌握權力的官僚系統;此外,別無他途。所以科舉制度,不但控制了讀書人的思想,只能研讀皇帝批準的儒家經書,還由此控制了讀書人的飯碗;從此讀書人要吃飯、要吃好飯,必須聽皇帝的,不得有半點個人的獨立自由。這才是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的真意所在。
所以,讀書人只好乖乖地順從皇命;以致后來到了末流時,讀書人完全不顧名節,喪失了獨立自主性,對皇權徹底臣服,以致出現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當誅”,自己并無任何罪行但在朝堂上卻口稱“罪臣”;甚至當已被皇帝判處死刑,上了絞架時還要在行刑前感謝皇恩,“賜臣全尸”,以致到了完全不顧讀書人廉恥的地步。早期君臣共治之美政和傳統,至此蕩然無存。
所以,在傳統中國,只能出一大批歌功頌德為衣食謀生的腐儒庸儒,還有一心追求功名利祿、光宗耀祖的巧儒如朱熹,即使出了王充、李贄之流,也潦倒終生。中國文明的前途,就是葬送在這批精英之手和他們的主子君主。在這種君主獨裁的體制下,絕對出不了鼓倡獨立自由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的老師蘇格拉底,最后服毒而亡,名義上是殉法,實際上是殉道(真理);然而,在中國絕對君權的體制下,沒有為這種殉道者留下空間,講求中庸之道的孔孟,都是善終,中國文明出不了殉道的蘇格拉底。
這是從官僚體制本身來考察的,如果從社會階級來看,則中國的工商階級,從來沒有自己的政治力量,既無治國的一套意識形態,也無實際參政的機制,完全是君權的順民愚民?;蛟唬袊姆掖砉ど屉A級的利益,是他們的發言人。筆者對于此說存疑,筆者認為,儒家代表地主階級的右翼,法家則代表地主階級的左翼,都是從不同的立場,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維護君主的家天下。
另外,參照西方的民主史,更清楚地看出,民主制度,總的來說,是代表工商階級的利益。西方早在希臘的古典時代甚至更早,就有城邦政治,一個城,就是一個國家;中世紀意大利的城邦亦然,一個城,就是一個國家,故謂之城邦,其社會階級的基礎,就是工商業者組成的布爾喬亞階級。這個階級,自文藝復興時起,成了西方制衡君權的強大的社會力量,也是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階級基礎,更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得以發展、西方文明得以進步的原動力。
中國則不然,大帝國疆域遼闊,構成的社會單元,不是形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城邦,而是數以萬計的保守的村社;其間相當于西方城市的數以千百計的進步的城鎮,卻孤懸在農村的汪洋大海中依附保守的村社而存在;質言之,中國的市鎮,不像西方,是文明發展的主導力量,在中國則完全是個依附地主階級的階級。
質言之,中國城鎮的工商階級,在重農輕商的長期政策和傳統下,完全是熟讀儒家經典的士紳階級的附庸;而且,一旦富可敵國,生活方式出了格,便遭到帝王猜忌,立即采取斷然措施鎮壓,將之取締鏟除。晚清富可敵國的胡雪巖便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中國的工商階級,可以發財致富,但完全沒有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社會力量、政治力量,更不可能發展出一套與御用的儒家相對抗的意識形態。
而且,中國傳統的工商階級,為了爭取社會和政治地位,反而鼓勵子孫去考科舉,取得功名,進入仕途,以提高社會和政治地位。所以工商階級,始終是個依附階級,沒有獨立自主的地位,要想制衡君權,進而建立自己的政權,那更是天方夜譚。
所以,一直到了近代西方的工業革命,產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國在被迫進入世界歷史軌道后,中國才有了自己相應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一直十分薄弱,無法與長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地主階級相抗衡。倒是新興的工商階級,現在有了西方的同盟軍作為后盾,開始活躍起來,但要抗衡地主階級,終究還是力有不逮。一直到了1917年歐俄的紅色革命,通過李大釗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輸入中國,中國新興的工農階級才有了主心骨,有了與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相抗衡的指導思想,從而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被時代的潮流推到歷史前臺,起了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中國的政治文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但商人階級,始在政治上終被邊緣化,成為一個看客。
綜上以觀,數千年來阻滯中國社會進步的君權,先是遭到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沖擊,然后再遭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致命重擊,至此被徹底掃進歷史的洪流。質言之,歷史地看,中國的政治文化史繞了一大圈,最初中國人民將統治權交給私天下的君王,現在收了回來,回到原點,再交給公天下的、矢志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的手里。
中國社會至此換了人間,不再是君主的天下,而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人民的天下。宏觀地看,阻礙中國歷史進步的罪魁禍首的君權,從此為社會主義的民權所取代,以致中國才得以有今天習近平時代的繁榮昌盛、國泰民安的大好盛世局面。
歷史地看,取代宗法主義君權的社會主義民權,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仍然處于初級階段的初期階段,距離其成熟階段,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從1949年建國至今,才走過了毛澤東和后毛澤東時代,目前正處于習近平的新時代;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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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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